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道义高地(裴小革)

    [摘要]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文化观念上构建好主体意识道义高地、经济伦理道义高地和民主理念道义高地。在我国实施“十二五”规划之际，世界经济在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调整时期。为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的战略目标，更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只依靠少数资产者进行创新、只在少数资产者内部实行民主的局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道义高地，以激发最广大劳动者的创新精神，实现经济的整体转型。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义高地；主体意识；经济伦理；民主理念
     文化是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成功构建强大文化的道义高地，对国家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硬实力的物质高地，可能一打就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软实力的道义高地，可能不打自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鲜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道义高地，抵御各种试图搞垮中国的文化围剿，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构建主体意识道义高地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该社会一定人群的主体意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同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源泉。所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文化观念上构建好主体意识道义高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主体意识的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是指人民对自身社会主人地位的认同，构建主体意识道义高地，则要求在全社会尊重、保护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同，达到可以自觉地、主动地、创造性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一切活动的基本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削无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这种活动反映到主体意识上，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在实践中表现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损公肥私、损人利已等。资产阶级为了替自己的行为作论证，提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理论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应该承认，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说在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特权、强调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个性解放方面，都起过进步作用。他们的某些哲学理论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即把一切人当人看、爱护人、关心人等等，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开创了一种和封建特权不同的新关系。
     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他们的主体意识理论都是为资产阶级尽可能大量地剥削工人阶级服务的。虽然资产阶级的某些理论家如斯密和李嘉图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主体作用，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按照自然规律（他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是自然规律），每个人的财产不可能由劳动贡献决定。按照市场交换形成的自然法则，没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劳动者即使劳动贡献很大，也只能得到维持最低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有资本的人即使劳动贡献小，也有权按照资本的贡献得到全部利润；有土地的人即使不劳动，也有权按照土地的贡献得到全部地租。这些都是自然的、不应调节、不可改变的。
     他们只讲物质财产对于其所有者自由的重要性，不讲劳动成果对于劳动者自由的重要性，以致虽然在哲学上宣扬人本主义却在经济学上把劳动等同于物，根本不承认劳动者具有创造财富的主体力量，竭力论证非劳动生产要素所得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其基本主张是：谁掌握企业的财产所有权，谁就独占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企业中的雇员不论干好干坏，都没有权利分享企业利润，只有得到市场供求决定的均衡工资的权利。他们明明知道单凭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生活费用的生存工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的可能，仍然把市场供求规律说成是自然规律，把工人的贫困说成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坚决反对工人根据劳动贡献获得财产，参与利润分享，通过多做劳动贡献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地位。
     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然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他们割断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关系，认为资产者的财富都是土地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自然产生的，资产者对这些财富的占有则是“天赋人权”的恩赐。工人劳动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资产者企业家是唯一可以发挥人的作用的主体。他们通过交换关系用相当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价格把工人全部劳动成果都买下来，让工人只能得到自己的生存工资，无法享受到和自己的劳动贡献基本相当的劳动成果，是和压低任何其他商品价格一样的好事。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做法，可以充分发挥出企业家的积极性，是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照搬和实行。
     这种说法，回避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不利方面。马克思则深刻揭示了这种内在矛盾和不利方面，他指出，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创造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看成是必然贫穷的雇佣劳动，“他们只是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和单纯的生产工具，注定只能拿最低限度的工资，每当工人对资本来说成为‘多余的’时候，还不得不降到这一最低限度以下。在这个矛盾中，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即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  [1]（pp.284-285）从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发展，必然要因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和能力被压抑而受到阻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冲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让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具有主体意识并发挥出推进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
     在以往由剥削阶级统治、以劳动者被奴役为特征的社会里，社会发展往往被盲目的力量所支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人民群众不仅占了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构成了社会成员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有了根本变化，成了新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自己创造自己命运的主人。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2]（p.1318）人民群众一旦形成对自己利益的正确认识及为之奋斗的坚定信念，就会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团结奋斗，促进社会发展。无论是生产实践还是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人的因素都是最重要的因素。邓小平强调指出，“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  [3]（p.190）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不断构建主体意识道义高地，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关于自己利益的正确认识及为之奋斗的坚定信念，就能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决定性作用，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
    二、构建经济伦理道义高地
     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对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秩序体系的一般看法，其表现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何通过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秩序。经济伦理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是民族伦理的内聚力与外张力的表现。经济伦理体现了人伦关系、伦理规范，其价值取向对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秩序的设计具有重要决定作用，具有社会性、民族性和人性这样三个基本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经济伦理道义高地的构建，应当动员人民，振奋民族精神，为完成时代的使命和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鼓励、激励个人的自我发展。应当体现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精神，促使个人将对经济伦理的观念信念转化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改善的实际行动，推动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主宰，尤其要推动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使经济伦理成为一种可以在实践中转化为促进财富增长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经济伦理道义高地只能是一种提倡共同富裕的伦理道德。
     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经济伦理，可以推动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到两个作用：一是调动每个人的经济行为的积极性，使伦理信念转化为共同创造财富的巨大动因；二是调动每个人的精神活动的积极性，使伦理信念转化为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内在动因，使人与人之间主要依据劳动贡献形成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财富差异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总结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这就是我们讲的共同富裕的经济伦理。它的基本内容是，鼓励每个人创造财富争取富裕的行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整个社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辩证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一种表现。发现这一规律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曾经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不是要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也不允许两极分化，而是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他明确而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  [3]（pp.110-111）这段论述不仅具有经济的、政治的意义，而且具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济伦理道义高地的创新意义。
     在近代西方历史上，与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从伦理道德上肯定、鼓励人们用自己的才智去致富，认为社会应当创造同等条件和机会，让人们争相先富起来，起跑线相同而竞争结果是不同的，有的人富，有的人穷。如果说西方学者韦伯概括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有道理的，那么他所说的从新教伦理演变而来的新伦理精神则缺乏一个最终的共同目标。在韦伯看来，赚钱是天职的观念使得人们勤奋努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但是，有人赚钱多有人赚钱少，必然会发生两极分化，这个结果是否合乎道理，韦伯似乎不予考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马太效应（即富的人将越富，穷的人将越穷）时时起作用，尽管不少政治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力图减少或克服这种现象，然而这违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经济运行机制，资本主义文化和在其基础上的伦理精神都不可能提出共同富裕，因而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得构建基于其上的共同富裕经济伦理，与韦伯讲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具有本质的区别。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鼓励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人也富起来，这样才使“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有了正确的目标，在伦理上产生更大的向上鼓动作用。共同富裕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一个最美好的理想，也是人类历史发展上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这个目标的实现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历史上的乌托邦所设想的整个人类、整个社会一齐进入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或者说历史辩证法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只能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他们带动、帮助其他地区和个人也富裕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共同富裕伦理道义高地，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将起到如下作用。
     第一，增强全体人民的智力开发。在现代化的准备阶段人的温饱未解决之前，人们更关注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劳累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外延要素的发展。而在实现共同富裕以后，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把注意力聚焦点转向发展的内涵质量上来。那时候，可以有更多的人不再停留在要求少生病、吃饱饭的水平上，而是更加注意健美、养生和自我价值实现，要求有大容量的智力开发和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内涵。
     第二，促进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可以有越来越多人的直接生产时间越来越少，将人的素质开发逐步由“八小时以内”为主转向“八小时以外”为主，将业余时间的文体生活、个人兴趣、业余进修和他的职业素质、劳动技能提高相结合，从而实现人的各种专业素质、科技文化素质以及精神素质提高过程同经济生产及社会的发展过程同步化、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全面。
     第三，增强全体人民的综合技能。在以往的社会分工模式中，大多数人贫穷，只能掌握从事简单专一操作的低技术，实现共同富裕，才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去接受更多的教育，尝试更多的工作，成为现代化社会中特别需要的纵横结合的“T”型人才，既有雄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功底扎实、有一技之长，又有广博的知识面和较高的智商和情商，具有综合的工作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可以适应快速发展且变化万千的信息时代的需要。
     第四，使全体老年人发挥较多余热。近年来的老年社会学理论已强调，人的社会化过程必须具有全程性，即要对人的素质进行终生开发。老年的社会化同青壮年的社会化同样重要。在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里，社会化的主体是青少年，人的质量开发的职业生活时期，同生产、工资、报酬等直接挂钩的劳动、工作、学习是人的质量开发的重点，也是主要目的，贫穷的老年人只能被社会抛弃。实现共同富裕以后，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促进生命潜能的开发，从而不断发挥余热，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
     第五，增强全体人民的个体能力开发。在贫富两极分化的状态下，大多数人没有必要的财力从事自己想从事的事业，使职业选择受到很大局限，这就会削弱他们的个体能力开发。实现共同富裕，将有更多的人依靠自己的财产促进自己个性的丰富、主体意识的崛起和个体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可以在人的质量开发中，将个体开发和群体开发有机结合，以个体能力开发为基础，实现群体结构的不断优化，增加国家的整体实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经济伦理中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并不意味着这部分人可以用自己的先富，压抑其他人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而是要求先富的人要有利于和带动他人和社会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中，才能构建起高于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伦理道义高地，给人们以无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达到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
    三、构建民主理念道义高地
     民主理念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一种主观臆造，而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对于一切以损害他人和人类共同利益来满足自己需要的阶级来说，承认他们所谓民主理念的实质就意味着公开他们的真实面目。因此，各国剥削阶级总是用各种手法掩盖自己对民主理念的真实看法，不敢旗帜鲜明地承认民主的历史性和阶级性。他们或者把自己狭隘阶级的民主标准说成是普遍的民主标准，用“普世价值”之类的谎言为他们的强权压迫行为辩护；或者把他们谋求阶级私利的动机，说成是受“永恒真理”或上帝启示的普世观念，借以掩盖其民主理念的具体利益实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剥削社会统治阶级民主理念的真实面貌。
     在资本主义文化的虚伪民主理念下，雇佣关系、榨取剩余价值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关系，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既是资本主义文化民主理念的基础，也决定了资本主义文化民主理念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主理念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理念。由于这种民主理念确立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人地位，可以构建更高的民主理念道义高地，极大地激发人民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缓解和避免资本主义虚伪的民主理念下只由少数资产者充当主体主宰经济的弊端，为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创造更加广大和更具活力的微观基础。
     目前，在我国实施“十二五”规划之际，世界经济在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调整时期。其间，全球经济将低速增长、供求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日趋加强，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将更具不确定性。为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的战略目标，更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只依靠少数资产者进行创新、只在少数资产者内部实行民主的局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念道义高地，以激发最广大劳动者的创新精神，实现经济的整体转型。
     一种很有影响的宣扬只在少数资产者内部实行民主才最有效率的经济学理论根据，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提出的。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同一物，将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的经营创新，称这种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或者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验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并不必然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它也可以指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未曾进入的市场；（4）掠取或者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一种工业上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4]（pp.73-74）。
     熊彼特的这种论述表明了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是很值得借鉴的。但他的论述里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就是把创新只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为了否定社会其他阶层的作用，又将劳动区分为领导劳动和被领导劳动、独立劳动和工资劳动，借此论证只有企业家的领导劳动和单干者的独立劳动才具有创新性，工资劳动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4]（pp.23-24）
     与熊彼特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不仅企业家和单干者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民都具有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最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共同创造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以物质财富的存在和增长为基础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劳动者必然构成一个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  [5]（116），在直接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为一切创新劳动得以进行创造了条件。
     人类社会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劳动产品财富，都是劳动者用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改造自然创造的。从最原始的石器到现代最先进的计算机，都是劳动者在积累了无数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用创新劳动发明的。以创新劳动为首要因素的生产力，是人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源。物本身有时可以为人类自然长出一些新财富，如种子、阳光、雨露、空气和土壤有时可以自然为人类长出一些野生的新禾苗，但无法为人类长出新的科学技术。社会各阶层人民所共同做出的创新劳动，是科学技术这类真正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富的唯一积极源泉。
     应当承认，领导劳动是可以有创新的，但领导劳动不一定都是创新劳动。一般来说，企业家创业初期的领导劳动是有较多自主创新因素的，不然他们将很难成功创业。创业以后，他们就不一定是每天都在进行创新劳动了，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常规管理。特别是，他们中的那些较大程度上是为单纯追求金钱享受而创业的那些人，更是可能连常规管理劳动都懒得去做。因为感到自己已经赚到的钱够自己花一辈子了，就把企业交给经理人，自己坐拿红利；或把企业卖了，把钱存到银行自己坐吃利息。即便是仍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每天都做创新劳动，在创新想法不成熟和创新条件不具备时，要用守成劳动和常规劳动去积累知识和等待时机。
     被领导的工资劳动不一定都是没有创新的劳动。在劳动成果和自己劳动贡献联系不紧密、自己不愿意做此项劳动、但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做时，被领导劳动或工资劳动者才会只做常规劳动。但是，当劳动成果和自己的劳动贡献联系紧密或自己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劳动时，工资劳动就同时可以成为创新劳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相当一部分售货员的被领导或工资劳动确实没有太大主动性，广大顾客对他们是请不动、惹不起、离不开，买东西大都要遇到“脸难看，事难办”的尴尬。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售货员的劳动大都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有了紧密联系，他们的劳动就普遍变成了主动劳动和有创新的劳动。顾客一进商店的门，不论老板在不在，他们大都能想方设法把货物销售出去。销售领域是如此，生产和研发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被领导劳动者在权责利明确、业绩和本人利益联系紧密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做出创新劳动的。
     其实，即便权责利不明确，只要被领导劳动者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把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他也是可以做出创新劳动的。例如，新中国建成以后，我国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大批劳动模范，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并不处于领导岗位，只是普通工资劳动者，却做出了突出的创新劳动。著名的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就是其中一个代表。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即将开业的北京百货大楼招聘营业员，尽管规定只招25岁以下的年轻人，但已经36岁的张秉贵因有“多年的经商经验”而被破格录取。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当上“新中国第一店”的售货员，在宽敞明亮的柜台前体面地为顾客服务，他感到无比光荣，焕发出了对这项工作极大热爱。
     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所谓“一抓准”，就是指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分量，顾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两；“一口清”则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一二十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用心算计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就同时报出了应付的钱数。  除了创造了“一抓准”“一口清”技术以外，张秉贵还有被誉为“一团火”的工作精神。他通过眼神、语言、动作、表情、步伐、姿态等调动各个器官的功能，商业服务业的简单操作，被他升华为艺术境界，被称为“燕京第九景”。在百货大楼的30多年，张秉贵不断创新，将自己的柜台服务经验，编写成《张秉贵柜台服务艺术》，并到各单位表演、讲课，听众达十多万人次。  
     可见，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光有处于企业经营领导地位的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很不够的，处于其他社会地位，包括在企业经营方面暂时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各阶层人民的创新劳动也很重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主理念下，企业可以不仅仅是一个追求企业家单方利润最大化的微观经济实体，而且同时还是一个开发工人能力、符合工人利益、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现代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社会生态经济实体。换言之，在经济活动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主理念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可以建设适应科学发展观和实施“十二五”规划要求的现代企业，使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人”和“生态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理念道义高地的作用，可以突出表现在其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开发的促进上。通常说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这是企业拟人化的说法，即企业人的说法。这个企业人不管是自然的企业人，或是法人的企业人，都是由多个个人组成的，其中有经营者也有员工。实现企业产供销多项创新劳动，以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不能只能靠企业家也要靠员工。
     企业是社会生产力的承担者，以生产物质产品、创造效益为职责。这种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物质财富的创造，都要靠劳动者的活劳动去推动。通常，表现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即以活劳动量作分母，产出的实物量或价值作分子的相对比的值。可见，企业员工的能力大小、积极性高低决定着活劳动质量，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企业好比是经济中的“森林”，企业中的员工则是经济中的“树木”，企业应该说是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行为影响着“集合体’的行为。如果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理念道义高地，就会导致企业中广大员工无法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利润由少数资产者独占，大部分员工是贫穷的，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劳动技能落后，没有积极性，他们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不协调，那么企业的工作就不会有高效率。
    在实施“十二五”规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时期，各个企业和各项事业对知识、信息、教育的依赖性更加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必须把人才的造就、培养和引进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考量，更加需要构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主理念道义高地，以保护好最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收入，这样才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构筑起人才优势，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使每个人都成为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有用之才，促成各个企业和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毛泽东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祥、张军扩、胡和立、叶虎  译，张培刚、易家祥、杨敬年  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晓    凌
    *执笔者：裴小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此文最初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