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有损其他经济体的GDP增长吗？

     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最先止跌回稳，并很快恢复上升，对全球经济尽快摆脱危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国际经济危机中发挥这样的逆周期稳定作用，于中国已非首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大力实施宏观干预，同样促进了当时全球经济的迅速稳定。这都显示，中国经济已在当代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不少评论家认为，中国经济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也有人对此另有异议。如今年一月份，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研究员戴瑞克·希泽斯（Derek  Scissors）的文章——“关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十个认识误区”——就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而是损害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
     戴瑞克对自己的观点并未作周密论证，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但他所提出的这个判断，对不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读者来讲，很具误导性，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  基于理论逻辑的判断
     戴瑞克此论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而基于出口扩大的高增长虽然扩大了中国的贸易盈余，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增长，但同时也扩大了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赤字，因而压低了其他经济体的GDP增长。
    这是一个含混且似是而非的论断。
     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以动态的眼光看国际竞争，则新竞争者在国际市场上的出现将强化竞争，并刺激相关经济体更积极地投资于创新和效率，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因而，国际贸易中的自由竞争有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实现各国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对所有贸易参与国都是有益的，而贸易保护则会降低所有相关国家的总体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在新一轮全球化大潮中的崛起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显然是在造福人类。其实，历史上的老牌世界经济强国对其自身的产业和贸易扩张过程，也是如此来论证其合理性的，由此还衍生出了现代的主流贸易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中国经济的当前表现并没有偏离这一逻辑，凭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造福世界经济，反而损害了其他地区的增长？
         二.  现实判断的复杂性
     当然，实际的国际竞争中，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的总效应，在不同时点上和不同区域内，会差异很大。尤其在静态分析中，由于历史原因、资源条件、文化差异、制度约束、交易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存在，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握有比较优势，并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因无法适应国际竞争而长期陷于依附、落后地位的例子很多。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新崛起的大国经济对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来讲究竟利弊如何，需要作深入、全面的分析才能得出可靠的判断。
     具体就中国目前的产业扩张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而言，更是需要谨慎计量和辨析，不能一概而论。首先，中国的产业扩张使全世界的用户享受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无疑是增进全球福利的。更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中低端工业品和半成品为主，这些廉价中间产品能显著降低世界高端制造业的投入成本，从而有利于各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这显然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尤其是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当然，问题也有另一面，即中国低成本产品的大量出口可能会抑制部分经济体中的同类产业，减弱这部分经济体中部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对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不利。但这样的利弊得失究竟何者为大，并非一目了然。总的来讲，面对中国产业的出口扩张，每一个经济体中都可能有一部产业受益，一部分产业受损。即使用中国产品的产业受益，而其产品与中国产品相似的产业则要承受源于中国出口的压力，甚至会利益受损。
     面对这样的局面，要想说清楚中国出口扩大对全球经济的整体效应，必须先对世界上各经济体逐一计算其购买中国产品的产业和与中国产品竞争的产业因中国出口而发生的受益量和受损量，并在此基础上算出各经济体源于中国出口的净损益。然后，加总世界各经济体的这种净损益，算出全球经济源于中国出口扩大的净损益。由此，才能判断中国出口产业高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戴瑞克的文章中没有这样的计算，只是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高增长减损了世界其他经济体的GDP增长，怎能服人？
         三.  中国要做一个怎样的经济大国？
     仅仅讨论至此，并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摩擦中基于中国立场的论辩之辞。而戴瑞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上述判断，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需要讨论。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理解的市场竞争概念以个体主义的利益最大化为基点。这种竞争观只强调个体的胜出，不考虑强者的胜出对其余竞争者的可能影响。虽然，从长期来看，市场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竞争中并无永久的赢家。但在局部环境中和一定时段内，出现赢家通吃、弱肉强食格局的可能性却相当大。这种不无敌意的个体竞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抵触。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过了工人运动的长期抗争和经济危机的反复冲击之后，才逐步地通过扩大民主权利、建立福利制度来化解这方面的社会矛盾。这些演变弱化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竞争的非人道性，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基本社会制度。但在国际竞争领域中，目前尚无类似的制度安排。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个体中心主义的敌意竞争仍据主导地位。它孕育并延续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格局，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矛盾和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都会被习惯性地视为对他国利益的威胁甚至损害。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戴瑞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上述指摘并不特殊和偶然，而是有其深刻历史渊源和现实理由的。因为，近几百年里先后崛起的老牌世界强国在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同形式地因袭了个体中心主义的富强战略。这种强国战略只考虑本国富强的需要，很少或者根本不顾及本国富强对他国尤其是弱国的影响，毫无国际社会责任意识。这些国家为了自身富强的需要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志在赶超的新兴大国，强势进入全球竞争，很容易被视为一个新经济强权的崛起，从而引发世界各国的戒备之心。因此，戴瑞克本人究竟出于怎样的心态和逻辑指摘中国的高增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指摘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其实反映着当今世界有关国际竞争本质的思维定势。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挥之不去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并不全源于对中国的敌意，它也源于以往的历史现实。它反映着一种国际性的揣测和焦虑：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意味着什么？中国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富强与他国利益的关系？志在崛起的中国会沿袭老牌发达国家的模式，成为又一个强权国家吗？
     面对这种性质的揣测和焦虑，一味指责他人居心不良是没用的。如果中国不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国的崛起进程将不同于以往的列强称霸之路，中国的发展和强盛能实实在在地泽被四海、造福五洲，则中国就没有理由说自己的现代化是有别于西方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弭“中国威胁论”的流行。
     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了，老牌发达国家走得通的强国之路，中国已不可能照搬。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不同国家之间或者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权利意识深入人心，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利益制衡和各种纠纷裁决机制在不断强化，大国能不择手段地扩张自身利益的强权发展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当今世界已不允许中国因袭历史上老牌列强的路子来实现民族振兴。中国只有走出一条与世界各国和谐共存、平等竞争、互补发展的路子来，才能为自己的世界性崛起开辟广阔的国际空间。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自己的全球崛起过程中探索并推动现存世界经济秩序的转型和变革，以建立一种新的、符合地球村理念的世界经济秩序。
     就此而言，戴瑞克倒是提出了一个值得中国人自己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