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可以休矣

     我们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无论从起源还是发展来看，都是与“西方”息息相关的(这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主流经济学存在“西方中心论”也就司空见惯甚至是理所当然了。不过，由于经济学看起来是一些“普适”的道理，大家往往注意不到“西方”标签的存在。然而事实上，经济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先发国家(即所谓“西方”)与后发国家之争，且往往是以先发国家经验为准绳的主流经济学获胜。但这次恐怕有所不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主流经济学再次面临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或许可以休矣。
     一、两种经济学之争
     关于是一种经济学还是两种经济学的争论，在经济学产生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当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概括出“看不见的手”这一古典经济学精粹的时候，尽管这对于先发国家的英国而言是那么的妥帖和有说服力，但对后发经济或者外围国家而言，“看不见的手”却未必是福音。比如，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提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这是和同时期盛行的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和“世界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到了19世纪中叶，同样处在后发阶段的德国出现了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系统化。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是决定一国兴衰存亡的关键，而保护民族工业就是保护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国家和政府需要作为民族工业发展强有力的后盾，而不是禀承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此外，李斯特还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强调经济学的“国民性”（即符合一国发展特点的经济学)而非普适性。我想，这可以看作是早期与古典经济学相抗衡的后发国家经济学。
     随着，曾经的后发国家（如美国、德国）逐步发展起来进入先发国家的阵营，经济学也出现了融合。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基本上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主流，直至凯恩斯革命。而针对后发国家的特殊情况，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了发展经济学。这样一来，似乎就已经是两种经济学了，并且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但实际上不然。因为，即便在发展经济学中，也同样存在着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争。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强调计划和政府干预的作用。这种思潮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理论后得到进一步加强。后来，埃及的萨米尔?阿明、英国的弗兰克以及美国的沃勒斯坦等，也都加入了中心外围理论的阵营中。中心-外围理论实际上是将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置于相对立的位置，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因此，中心外围理论也被称作是结构主义经济学），这必然导致发展经济学要抛弃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结构、强调价格机制的教条。
     于是，强调国家补贴、价格扭曲、进口替代等政府干预来促进发展的政策成为新的潮流。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是李斯特等人向古典经济学说不，那么在二十世纪中叶，则是普雷维什等人对新古典经济学说不。这都是强调要有两种经济学，即适合发达经济体的主流经济学未必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
     不过，好景不长。理论是否有说服力还要看实践。过度强调政府干预的进口替代战略在拉美的实践并不是很成功。这导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新古典主义教条卷土重来。而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又成为英美发达国家撒切尔-里根私有化浪潮的理论基石，再加上九十年代前后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东欧剧变等等，强调经济的趋同以及单一经济学的思想逐步占了上风。华盛顿共识则将这一思潮推向了顶峰，新古典经济学似乎成了唯一的经济学主流。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让主流经济学的过度自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因为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和应对这场危机。经济学家阵营开始出现全面的反思。
     一个是乔治?索罗斯于2009年成立的  “新经济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New  Economic  Thinking，即INET)。索罗斯作为金融大鳄，他在金融领域的所作所为可能并不讨好，但他的学术情怀特别是对于主流理论的批判精神却让人钦佩。索罗斯强调成立INET的初衷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身能解决问题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们现在需要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正是基于这样的初衷，2010年4月8－11日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召开了名为“经济危机与经济学的危机”的首届INET讨论会。与会的有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从多个层面对约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大多学者是在批判，但也有一些是辩护，可谓精彩纷呈。这是经济学家集体向主流经济学发出挑战所迈出的第一步。
     另一个是2010年2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篇布兰查德(Blanchard,  IMF首席经济学家)等人写的论文，题目就是“反思宏观经济政策”。其实，这里面是对主流宏观经济思想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批判，提出一些新的建议，而这些建议若放在原先的主流框架下，都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应该抛弃的思想。
     还有一个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学家弗兰科（Jeffrey  Frankel），他直接指出：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拯救宏观经济理论，答案就在于那些曾经应用于新兴市场并符合其现实的模型。他还特别指出，原来人们惯于谈论的是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而这次危机则让人意识到，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也有让人意想不到（unexpected）的不完善。如果说在布兰查德那里，还没有点明新兴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经验的可借鉴意义，到了弗兰科那里，新兴市场的经验或教训则成为拯救主流经济学的稻草了。
     发达经济体在遭遇危机的时候(这次危机本质上是发达经济体的危机)，往往需要寻找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支持(如购买美国国债，IMF债券，以及给IMF和世界银行凑份子等)；与之类似的，在主流经济学遭遇危机的时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或许也能提供很好的启示。要拯救或改造主流经济学，应该到“西方”之外去寻找灵感、寻找智力支持了。
         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验的主流经济学
     主流经济理论以及其所依赖的经验大都来自发达经济体，早先是英美，后来德国日本崛起，主流经济学又来解释或解决它们的问题。比如19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经济学的一些发展，就和日本的经验有关；而欧央行强力反通胀的做法就与当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经历有关。这或许也是理论发展的规律。因为理论不会凭空产生，没有实践经验，也就没有理论总结。
     我们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例，那些得主都是致力于解决欧美发达国家问题的。有数据表明，1969年至今，6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77%都是美国人或者美国移民。著名的如托宾、蒙代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的研究主题基本上都是关涉发达国家的。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研究、弗里德曼的货币史也都是关于美国的。基德兰与普雷斯科特，也主要关注的是工业化国家政策的动态一致性。卢卡斯尽管谈的增长与发展问题，但总体上还是在总结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的经验。这是基础理论方面。经济史方面：诺斯研究的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福格尔研究的铁路与增长、黑奴等计量经济史也都是美国的历史。金融方面，无疑只有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而来。如默顿?米勒、哈里?马科维茨、威廉?夏普，以及罗伯特?默顿，迈伦?斯科尔斯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他们说的那些个事，也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方面的事。诺奖获得者中涉及发展问题的很少，基本上只有三个，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和阿马蒂亚?森。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或许只在于研究发达经济体的“外部环境”。
     不过，很多人争辩说，那些人之所以会获诺奖，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具有“普适性”。我们当然不否认一些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我们想强调的是，一者，这些理论的基本来源是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这就具有先天的不足；其次，这些关于发达经济体经验总结的主流理论在应用于发达经济体的时候都未必那样适用，更谈不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适”。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界完全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也是与事实不相符。不过，这种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管理的总结，却是以负面的总结为主，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往往是作为反例出现在教科书中。这也难怪。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尽管增长很快，但也是波动巨大，甚至出现了危机。比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等等。因此，从宏观管理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乏善可陈。  
     于是主流经济学就更加自得起来，以为只有它才是真经，而不符合这个真经的，往往就是谬误。对于发展中国家基于特殊的国情或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则被视为是暂时的、权宜的，而且往往是扭曲的、迫不得已的；总之是偏离了最优状态，是需要纠正和改变的。要拿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反过来指导发达经济体的实践，这在危机之前是不可思议的。
         三、后危机时代主流经济学的方向
     从负面总结的角度，我们能够理解主流经济学对于发展中国家经验的忽视。不过，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市场经济体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全球经济版图出现了新的、重要的变化。如果说过去400年，西方因为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从而走在世界前列。这意味着，在这几百年里，西方的标准就是世界的标准，西方的规则就是世界的，西方的时尚就是全世界追逐的潮流，西方经济学就是主流经济学。那么现在，这种状况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发生改变。首先，占全球一半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先例；其次，按IMF预测，到2014年，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也将超过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危机之后，发展中经济体所呈现的活力，使得发达经济体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对于中国，主流学派有些矛盾的心态，冷战思维或者酸葡萄的心理多少也是有的，不大愿意承认所谓的中国经验。不仅如此，中国的宏观管理一直被认为还很不成熟，甚至很多大棒恰恰是直接针对中国宏观管理的（如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等）。中国经济曾经的大起大落，也难怪他们会有这样的看法。但最近，这此观点正在发生转变。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变得重要了，按学术语言，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了；而且中国应对危机也有很多独到之处。“中国特色”的宏观管理开始被当作是有益的经验进入主流的视野，这包括审慎的监管、财政纪律、大量外汇储备，以及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结构性宏观调控，以及“繁荣期调控”（即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为防止出现过热进行调控。而发达经济体往往以无法识别经济上升的动因是基本面的改善还是投机因素，从而不予理睬，只是在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才想起政府干预）等都很受推崇。当然，不能说中国这样的做法（比如结构性调控中的行政性干预，以及中国增长与波动的政府性驱动等），就一定是完美无瑕的，但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这些实践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并不是都能以不符合主流教科书的做法而简单地一棍子打死的。
     主流的反思非常重要。现在发达经济体看待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开始以一种相对谦卑的态度、哪怕是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向发展中国家“学习”了(以前是居高临下，因此看到的也都是不足或错误)。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进行真正的反思。笔者去年发表过一篇名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与未来》（《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的学术论文，对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未来作了一些展望，但其中，并未提到要借鉴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这里可以算是一个新的重要的补充。此外，关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宏观管理经验的总结，本文论述不多，可以参见《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那篇《经济研究》文章大约可以看作是本文的一个学术加强版吧。
    ---------------------------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