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访问记之四：我所认识的费尔德斯坦与NBER

     关于NBER，早就想写，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拖着；现在则到了非写不可的地步：因为NBER的现任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先生已经提出辞呈，要在2008年6月卸任，将其30年的主席生涯划上一个句号。曾经无比辉煌的“马丁时代”即将告一段落。我有幸在NBER呆过，觉得总该写点什么。
                               一
     2006年的这次访美，哈佛经济系是正式接收单位；承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之邀，同时作为NBER的访问学者。这真是求之不得。因我素来景仰NBER，尽管尚未谋面，却是神交已久。三天两头总要到NBER的网页上逛一逛，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工作论文出来，又有哪些最新的理论进展。我在波士顿的一些朋友大约与我有同感。一听说我在NBER，非要来参观一下，看个究竟不可。
     其实我对NBER的物理存在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在波士顿，和哈佛在同一城市。来后才发现，从NBER到哈佛园，走路不到10分钟的距离。当初对朋友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帮我在哈佛大学与NBER之间找一处住所，现在想来，真真有点可笑。
     哈佛与NBER不仅仅是空间距离上的近在咫尺，在学术研究上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哈佛教授都是NBER的重要骨干。比如马丁·费尔德斯坦是哈佛经济系的资深教授；而经济系的曼昆、坎贝尔（J.  Campbell），罗格夫(K.  Rogoff)以及肯尼迪政府学院的Richard  Freeman,  Jeffery  Frankel等，也都是NBER专项研究的负责人。NBER的辉煌少不了哈佛的依托与支持；而NBER也为哈佛的学术拓展提供了“学术车间”―――哈佛学经济的学生都拿这儿作为训练基地，纷纷申请做TA（助教）、RA（助研）的。
     NBER即美国国家（民）经济研究局的英文简称。单看名字，还以为这是美国政府下属的一个什么研究机构，比如类似于咱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类。其实它是一个私营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NBER成立于1920年。成立之初，其宗旨就是要遵循科学原理进行量化研究。强调数量化的实证研究是NBER的招牌。一开始主要是做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工作。后来，一些非常著名、影响深远的量化研究成果在NBER诞生，这包括库兹涅茨对于国民收入的研究，米切尔对于商业周期的研究，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货币史的研究。
     想象中的NBER应该非常气派。但去了以后，不免失望。因为这里并没有一栋叫做NBER的大楼，应该记住的倒是麻省大道1050号（这是NBER的街道门牌号）。进得楼门，在电梯间门口才能看到NBER的指示牌。到里边会发现，这栋楼的二、三、四层都属NBER。二层是会议室，三、四层是办公区，有诸多的办公室和阁子间。说是办公室，比阁子间也大不了多少，只是相对安静一些，不受外界干扰。NBER看起来只有三层，但一翻这儿的通讯录，研究人员可真不少，约有200多吧。尽管一些人并不总在，但每天进进出出的最低也有好几十号。其实NBER的牛气并不在于它的物理空间，而在于它的虚拟空间、学术网络。全球有600多位教授是这儿的研究人员，大凡我们所熟识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挂在这儿。而他们的学术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也一定先要在这儿“试水”。NBER工作论文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很多期刊杂志。并且，很多学者在标明所属单位的时候，都要加上“＆NBER”，以示自己与NBER的关联。NBER的学术声望可见一斑。
                             二
     除了在哈佛听课，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NBER。NBER的工作人员有一个专门的内部局域网，叫NBER  Family（NBER之家）。这里面除了免费的数据库资源、在瞬间即可打开的NBER工作论文之外，还有关于NBER内部的一些消息，包括内部研讨会，圣诞Party，或是Pizza宴、冰淇淋宴之类，颇有生活气息，俨然一个大家庭的样子。就我一年来在NBER的体会，觉得这样的大家庭真是好处多多。
     一是独立的办公室。去过哈佛的人大概都知道，经济系的大楼尽管外表上还算壮观，里面实在是非常拥挤。听说以前更拥挤，和肯尼迪政府学院挤在一起。但后来人家搬出去了，有了自己独立的大楼和院落，气派得很。而经济系还是原样，还是拥挤。这样一来，到哈佛经济系访问的学者们，就没有足够的办公空间了。我还算幸运，与美国的一位教授（也是来访问的）合用一间。对比经济系的窘境，在NBER拥有一间办公室，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当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因此，尽管我也拿着经济系办公室的钥匙，但从来没在那里正经“办公”过。这个经验也可以免费赠送给其它同仁：如果真的是到经济系访问，最好再找一个类似NBER可以提供办公空间的地方。
     二是免费的早餐。这是诱使我每天必去NBER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一般是九点钟到，进得办公室，打开电脑，便去取早餐。餐厅在三楼，备有咖啡、点心与水果。还有一些报刊杂志，如《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时代周刊》，以及《自然》、《科学》杂志等。餐厅的门上挂着助教（TA）、助研（RA）们的照片；而内墙上则挂着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的照片，我的照片也忝列其中。我一般是到办公室用餐。一杯热咖啡，一块面包，一个松糕，外加一只时鲜水果。到得办公室，边吃早餐，边看电脑。早餐时的功课：浏览一下著名学者的博客，如哈佛的曼昆，伯克利的德龙，以及芝加哥的贝克尔和波兹纳等。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看新浪新闻。我在NBER的电脑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因我装的是中文的Office。好在这个电脑就我一个人用，老外要是打开准傻眼。
     三是高水平的研讨会。NBER有很多研讨会，大都是专题性质的，比如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的、金融的、贸易的、健康医疗的、社会保障的，也有一些是围绕当前热点问题的。基本上都是这个领域里的顶尖水平，绝对够得上权威性、前沿性。研讨会也是经济学大腕们聚首的重要场合。因为大家虽都挂在NBER，但并不都来这儿办公，相互间可能也并不认识。有了研讨会，大家可以面对面地交流。曼昆就盛赞这类研讨会，觉得这是经济学家成长的必经之路。这也是为什么，一有研讨会，很多哈佛的学生就都赶来了。他们是掌握内部信息的，因为这些研讨会并没有张贴宣传海报，只在“NBER之家”上才会有相关信息。我有时也借掌握内幕信息之便，通知一些感兴趣的朋友过来。既有知识上的盛宴，又有免费的午餐，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样的研讨会并不都在NBER会议室举行，有些甚至也不在波士顿而是在别的什么城市，不拘一格。
     四是免费的图书资料。从三楼到四楼，在室内有一个旋转楼梯。楼梯边上有一张桌子，上面总是摆着一些图书资料，还有一张字条“免费自取”。刚开始并没有发现这块宝地，因此取完早餐就上楼（我的办公室在四层）；后来才发现这个地方，每次都要端着咖啡在这儿呆一会儿，看有没有“宝贝”。日积月累，还真是搜罗到不少好书。比如最近几年的《宏观经济学年鉴》，以及《宏观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这里面的论文应该在NBER上都可以看到，而且有很多确实已经读过了。不过，我还是喜欢这些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里面的每篇论文都有评论。有时候，读得云里雾里，一看评论就豁然开朗；有时候，看到一篇东西觉得很了不起，但读了评论才知道，它的学术价值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一些方法、模型还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这些毛病非有很深的功力绝对是挑不出来的。说实话，这也是大腕们在过招。如果不看评论，往往会形成不全面的印象。另外，也搜到了一些很经典的书，比如，Robert  Gordon主编的厚达近900页的《美国经济周期》，Anne　Kruger主编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等。而且，有些书不摆在这儿也不要紧。在三楼门口前台边上有一处橱窗，里面摆着NBER出的一些新书。有次我看见米什金的《审慎银行监管》，就问可否借来一阅。前台说，我得打个电话问问。大概是负责图书资料的职员接的电话，说等会儿给你拿来。不一会儿，一位女士下来，拿着这本书给我，并说，这是送你的。我大喜过望。这些免费赠阅的书其实也是卖的。每本书一般都在六七十美元。算算攒的这些书快有二十本，也赚了一点美元呢。尽管现在美元贬值，但书的价值却不贬。这次回国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从NBER搜罗的书运回来。为了保证这些，我把种种生活用品都留在美国了。
                           三
     写NBER不能不提掌门人马丁·费尔德斯坦。他是个和蔼的老头，人称马丁；个儿不高、其貌不扬，样子有点像格林斯潘（脸上褶子要少许多）。怪不得他也曾是美联储主席的热门候选人呢。不过，他最后输给了伯南克。伯南克一脸白胡子，比起马丁，属于“少年老成”，因为按年纪算，伯南克应该是马丁的学生辈吧。
     马丁在美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每年美联储在Jackson  Hole开会的时候，他都要发一通言的。其它重要场合也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马丁也颇有影响。比如，他是中国高层的顾问，特别是社保方面；他每年还要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高层论坛，很有成就感。
     和马丁的第一次见面是在NBER举办的圣诞Party上,完全是一种机缘巧合。记得party是在离NBER颇近的一处饭店里。大家陆续进去。酒会的形式。各自取完酒水，拿些点心，站在一处就聊开了。然后人员陆续到齐，主菜也上了，当然是自助形式。排队取完，分头落座。我也找一处地方坐下来。这时，有一位学者过来，说可以坐在你边上吗？我不假思索，礼貌作答：没问题。他介绍了一下自己，我也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全然没在意他到底说了啥。等他也取完菜坐下，我才又问道：对不起，请问您是……？他又报了一下全名：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这才惊呼：抱歉，您就是……（有眼不识泰山之类）。
     这当然是天赐良机，可以向马丁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全球失衡问题。我提到哈佛教授Richard　Cooper的观点，认为现在的美国储蓄率有30%左右。马丁不认同。他说，不能那样算美国的储蓄，即把耐用消费品，以及对于教育及研发的投资都算进去。马丁接着说，你在储蓄里面把这些加进去了，就要从投资中减去，因此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净储蓄还是那么多。说到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他认为这个逆差是不能持续的，不同意美国金融市场发达，因此可以长时间维持逆差的均衡观点。他认为中国人不是傻子，不会把自己的商品完全当礼物送给美国，它需要回报。于是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就很重要，否则的话就会转向欧洲。他举伊朗的例子，即储备由美元开始转向欧元，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他问到了我的研究计划。我说想做资本流动与资产价格方面的研究。他马上就问，你有可靠的数据来源吗？他非常关注数据问题，这大概就是我前面提到的NBER关注实证研究的传统。他说，中国房地产方面的讨论很多，但有没有一些调研，有没有非常可靠的数据能够拿出来，这很重要。否则做出来的东西意义就很有限。他又问我来自哪儿。我说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他觉得奇怪，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社科院好象只有数量所和世经政所。怎么有个经济所？我说，其实社科院的所多了去了，而经济所最老，其它好多所都是从经济所分出来的。他似懂非懂地点头（看来经济所的对外宣传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顺带地，我就问到NBER与CAS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称）的合作事宜。他说，NBER现在与CCER（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一个年会。这个年会是开放的，现在有北大、清华、复旦等家参与，CASS也可以加入进来。看得出，他对于单独与CASS合作兴趣不是很大。不过，他又说，如果有一个好的主题,与当前中国的发展非常相关，当然可以考虑。现在马丁即将卸任，要谈合作看来得找新任主席了。
     再次见到马丁是在曼昆的经济学系列讲座上。这个讲座很了不得，都是一些大家，马丁是讲社会保障，还有坎贝尔讲金融，巴罗讲弗里德曼（因弗里德曼刚去世），萨克斯讲贫困，萨默斯讲全球经济问题等等。曼昆在介绍马丁的时候非常谦恭，指出这是前辈，而他的经济学课程不过是接了马丁的班。此外，马丁还给哈佛的学生开美国经济政策的课。毕竟，作为政策制订者（他曾是里根政府总统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对于美国政策的演变及其经济后果，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
     与马丁的交往，有件事值得一提。有个中国学生想去NBER做研究，听说我在那里呆过，便希望我给马丁写封推荐信。说实话，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又不好推托，就硬着头皮写了。没想到，马丁马上回信，问起这位学生有没有其它的美国大学接收。据我了解，来NBER访问的人一般都是先为大学所接收（比如我就是先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接收）。这大约是一个惯例，算不得额外附加的条件。后来因为这个学生当时还未联系好大学，最终未能促成此事。但于我，对马丁的平和与负责任的态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马丁的主要贡献在于使NBER发扬光大。他一方面为NBER筹集了大量经费，另一方面也拓展了NBER的研究范围。创始之初，NBER主要还是做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工作，现在几乎是无所不包了。我特别想提到的是，马丁目前主持了一项“国家安全经济学”的研究，即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战争问题（战争如何爆发，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恐怖主义、仇恨的政治经济学、能源问题、疾病（如禽流感）问题、社会冲突、种族冲突等。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拓展。不过，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的重要性，决定了很多问题从经济角度去思考，往往能够直抵本质。国内这方面的很多相关研究，还局限在描述、定性的分析，很多结论也缺乏操作性。而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以及经济学的严密思维，有时候能更好地看清问题。比如战争问题、能源问题等。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高瞻远瞩的计划，值得国内决策层以及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谨以此文献给马丁·费尔德斯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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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哈佛大学经济系与NBER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