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推高物价总水平的长期结构性因素

     去年以来，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成为各界关注的新焦点。就迄今政府的应对姿态来看，基本上限于临时性干预，如近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的物价管制政策就明言是“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这反映出最高政策当局对目前价格走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这只是某种临时性的价格波动，只需用一些行政管制措施来抑制涨价，就能渡过价格波动期，物价总水平将很快回落。
     但这种短期化的应对姿态是值得警惕的。众所周知，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其中，高竞争性的国内商品市场成为抑制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机制。但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大批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和非农业领域，由过去农副产品的供应者变为农副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在逐年提高，而富余劳动力的供给则由松趋紧，由此中国的工资成本也相应上升。这都是从总体上推高中国长期价格总水平的新因素。还有，当今世界上，又有一批发展中国家加入了经济高增长行列，从而在原有的发达国家和高增长国家之外又多出一批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费大户来。这些应是近年来推动国际油价和矿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主因。这些国际因素对中国国内的价格总水平也产生了明显的上推作用。
     很显然，国内外这一类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都属于长期性结构变迁范畴，其发展趋势具有不可逆转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目前的这一轮物价总水平上涨，就需要注意，中国很可能已随着全球经济的结构升级大潮，进入了又一个物价总水平持续上行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物价上涨趋势很可能不会在短期内逆转。
     如果这一猜想属实，则行政性的临时价格管制将不会有多大实际作用。如果政府的政策重点仅仅侧重于临时性的价格管制，并给民众一种不切实际的价格迅速回落预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将受到损害。另外，面对长期性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人为地抑制价格上行还会干扰价格机制的有效作用，扭曲价格信号，模糊决策当局对实际经济态势的判断，延误必要的产业转型和制度变革。
     从本质上来讲，价格上升表明存在短缺。而正常情况下，因短缺而引发的价格上升会在供求双方中引发两类有助于恢复市场均衡的自发调节。即，短缺物品的需方会因价格上升而减少需求，而短缺商品的供方会因价格上升、利润增大而扩大生产。但要是人为地管制价格水平，不使短缺通过价格上升表现出来，会使有关短缺的信息无法及时、充分地传递给供求双方，整个经济体便无从在资源配置上及时地损有余以补不足。结果，短缺与过剩并存的不合理状态将长期化。这已是二十世纪中所有计划经济社会和福利国家社会在价格管制方面的共同教训。更要紧的是，价管管制的有效性有赖于及时掌握企业层面的成本、效率、产品结构等内部信息，但由于企业内部与外部之间无法根本消除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很难在这方面占有主动。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在价格干预方面的实践还未真正成功过。几乎所有对价格水平实行人为干预和管制的政策都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市场扭曲和得不偿失的社会后果。因而，施政者应对其直接干预市场价格水平的实际能力保持明智的谨慎，要尽可能少干那种事与愿违、吃力不讨好的事。
     价格上涨，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讲，未必就是坏事。像能源、基础原材料、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将为整个社会发展节约或替代这些要素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激励。因为只有当这些要素变得昂贵起来之后，人们才有必要设法节约或替代这些要素，为此而进行的投资才具有合理性。至于我国农副产品价格的显著上升，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真正告别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前兆。因为，现代农业依托于供产销一条龙的产业经营组织，这种产业组织体系无法在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直接成长起来，它需要有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组织创新。只有当拥有强大资金实力的经营主体成为农副产品供产销的主角时，我国的农副产品供应方才可能在市场上和政策层面上摆脱弱势地位。而在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中那种高资源利用率、低劳动生产率格局下形成的农产品低价格体系是不可能支持这类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
     总之，着眼于抑制价格短期过快上升的负面影响，适度地实施临时性的价格管制是可以的，但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上。面对当前这轮物价上涨，需要有更长期的视角和更深入的研究。应对源于经济基本结构变化的物价总水平上升，最根本的方针应是引导各类经济主体调整战略，提升效率，转换结构，开发新的增长点。
    （2008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