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访问记之三：宏观经济学的未来

     走在哈佛园，总想起自己曾经呆过的中国校园；经过科学中心大楼，会联想到批评北大的邱成桐(因邱教授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里)；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更是于异国他乡恢复了脑海中所有关于中国的人文记忆……尽管，有时也逼迫自己走“国际路线”，讲英语，喝咖啡，结交“外国友人”，而且表现得也还不错，但总有抹不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或许正是如此，哈佛的点点滴滴甚或极为稀松平常的事，于我，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两个“比尔”的毕业生讲话
     这并不是大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杀死比尔》中的比尔，而是两位在世的名人，比尔·盖茨和比尔·克林顿。哈佛有幸(说比尔们有幸可能更合适些)，请到他们俩给毕业生讲话。
     盖茨(一位中途退学的哈佛学生)是在毕业典礼上演讲。他的开场很幽默：幸亏我是给你们这些毕业生讲，要是给新生讲的话，大概看不到这么壮观的场面了。言下之意，有不少人说不定都提前退学了。他整个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全球的不平等、贫困、疾病等等这些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他说，毕业生们应该为迎接这些挑战而奋斗，进而奉劝校长、院长们在招募员工的时候，也要以这样的标准也要求他们。看来，想登上哈佛的讲坛，也要先经过一番思想教育、搞岗前培训了。盖茨谈到认识并应对这一挑战的复杂性，并在这个时候提到了马歇尔。大家可能都知道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但未必清楚这个推动欧洲复兴的重要计划，竟然诞生于60年前马歇尔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盖茨将自己和马歇尔相提并论，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倡议能够有马歇尔计划那样的作用，这回不是推动欧洲的复兴，而是推动全球的和谐发展。
     盖茨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盖茨拥有一个庞大的基金，用于实现他的理想。有了巴菲特的加盟，这个基金的实力现在更加雄厚了。这显然是件好事。不过，在经济学家巴罗看来，盖茨的做法相当愚蠢。巴罗认为，你盖茨干企业很好，而且对社会贡献大，你做善事，肯定不在行。行善、扶贫、对抗疾病的事，还是交给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或其它专门机构去做。巴罗还说，你盖茨要是真有钱，不如给我们每个美国人都发一点，这样大家福利就都提高了。
     尽管我很推崇巴罗，但非常不同意他的这番言论。他曾执教于芝加哥，把芝加哥学派中那点强调自由市场的观点发展到了极至。是的，市场要有分工，社会事业不是你的专长，就不要做。但这里面还有两个问题：第一，谁最专长做这些事，是那些国际组织，是世界银行、国际红十字会吗？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组织的贡献。但以为他们非常擅长而富有效率，恐怕也是言过其实。现在很多的NGO在这些方面就做得很好。第二，做社会事业是需要钱的，钱从哪儿来？那些捐钱的人理应得到激励，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善事，或许这样会有一些效率损失(其实在盖茨那里，恰恰是因为效率才吸引了巴菲特的慷慨捐赠)，但“社会效益”可谓大矣。
     另一个比尔(克林顿)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天的Class  Day做的演讲。他讲的主题与盖茨类似，指出现在人类面临不平等、疾病、恐怖主义等威胁。他以人类基因99.9%都相同、差别只有0.1%为依据，强调了人性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异”---因为正是那种强调“非我族类”的差异成为不断产生歧视、仇恨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两个比尔的言论，或有拔高或理想主义的成份。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比起我们曾经要拯救占世界三分之二人口且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想法，恐怕要更现实些。  
       经济系的第五位克拉克奖得主
     经济学的贝茨·克拉克奖，人称小诺贝尔奖，两年才颁一次，给四十岁以下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今年这个大奖授予了Susan  Athey，她是一年前才到哈佛经济系的---可见经济系的眼光。现在美国的好多大学，都在争抢那些有潜力获得这奖那奖的教授们。经常看到这一情形：某某在A大学干了差不多一辈子，在退休前换到了B大学，但就在那年，他得了诺奖，于是，他就成了B大学的诺奖获得者。B大学当然也就名声大震，引为骄傲  ，说不定来年招生还可以加学费呢。
     Susan获奖毫不奇怪。其实，她在博士刚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国各大名校抢夺的对象。记得当时的一篇报导就引用普林斯顿教授Dixit的话说，她将摘得克拉克奖的桂冠。果不其然。
     对于Susan获奖，经济系当然很以为荣。但其为荣的程度离我们相去甚远，不过是在网站上登出，以及找来几份报纸上的宣传，复印出来贴在经济系的楼道里而已。好象没有什么庆功会，连本系教授曼昆的博客里都不曾提起。要知道，曼昆对于宣传同行是不遗余力的，包括某教授开博，以及自己的某个合作者出书等，都会变成博客的话题。看来，人家是到了(或许是对别人的荣誉)宠辱不惊的境界。不过，话又说回来，经济系教授得克拉克奖也并不稀奇。除了Susan，更有另外四位得过，他们是乔根森、费尔德斯坦、萨默斯，施莱佛。值得一提的是，Susan是克拉克奖历史上60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有人在预测她是否可能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经济学家了。
     在哈佛听课时，并没有见过Susan，倒是听过他丈夫(也是哈佛经济系的教授)的计量经济学。其实两口子搞经济学，绝不止此一例，更著名的如戴维·罗默夫妇，小卢卡斯夫妇，弥尔顿·弗里德曼夫妇等。在中国，好象更喜欢“一家两制”(一个做学问，一个去挣钱)，有时纯粹是为生计考虑，有点无奈。
                 高手过招
     哈佛的高手很多，看高手过招就是绝佳的学习机会。
     一次是MIT的布兰查德(Blanchard)的讲座。那时刚听完一门课，跟赶场子一样，匆匆赶到经济系大楼。教室里人满为患，几个人已席地而坐。我想坐下，却看不见PPT，便又站起来。来听布兰查德讲座的比往常的人要多不少。毕竟他是大牌。但即便如此，也不过几十人而已。记得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时候，萨金特的seminar也只寥寥数人。就是诺奖获得者的讲座，也未必有太多人来听，因为这里的牛人太多。另外大家兴趣各异，你要听经济系布兰查德的讲座，我可能选肯尼迪政府学院维拉潘的演讲。学术之繁荣，只要浏览一下哈佛网页上的海报(EVENTS)  就可以知道了。想想中国的学术讲座，听众动辙上千，真是蔚为壮观。怪不得很多美国教授喜欢到中国来演讲，那场面一定让他非常过瘾，难以忘怀。
     布兰查德的讲座深入浅出，不愧为大家。他讲的是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初始的模型非常简单，然后不断地放松假定。先是两部门模型：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然后加入粘性价格，加入政府部门等等。这是基本的建模思路，很有启发。其间也有人提问，但显然比起年轻人的讲座，远没有那么激烈。看来大家还是颇为敬重他的。记得上次也是MIT的一位年轻教授在演讲，大家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搞得他连自己  精心准备的PPT中的内容都没法讲完。还有一回是普林斯顿的Kiyotaki来讲，他很谦虚，讲一段就停下来，躬身问大家有没有问题。还提到自己去明尼苏达做演讲，如果前10分钟还没有讲到模型，那么就要被轰下台了。
     另一次是经济系的阿尔文·汉森公共政策讨论会，大腕云集。会议由本·弗里德曼主持，讨论的是美国外包问题，由Alan  Blinder(曾做过克林顿政府的顾问以及美联储的副主席)  与巴格瓦蒂对阵。先是Alan的演讲。他毕竟做过政府官员，从穿着、PPT以及说话，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巴格瓦蒂，其亦庄亦谐、谈笑风生的学者风范，与Alan的风格迥异。巴格瓦蒂个儿不高，肤色较黑(他是印度人)，可以说是其貌不扬；但说起话来有一种“气场”，能一下子把人抓住。他开场便说，要按先发制人的说法，Alan的观点显然占优。不过，“早起的虫子被鸟吃”，意指Alan的讲话并不见得受欢迎。这一句话引得大家轰堂大笑。原以为这句话是郑渊洁的发明(郑说他小时候就老师所说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提出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被认为搞怪而受到严厉批评)，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世界通用的谚语。总的感觉，这样的讨论会并不如一般Seminar的争论激烈、火花四溅。除了巴格瓦蒂口若悬河却又丝丝入扣，其它评论者都是准备了稿子，因此更正式，台下的听众参与起来就更困难一些。比如同样对外包问题颇有研究的曼昆教授就一直坐在台下，一言未发。
             学术论文的生产流程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构成主流学术圈里基本的生产流程，尽管很多人并不靠它过日子，但谁也绕不过它。就我在美国的观察与体会，觉得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首先是选题，即找到问题的切入点。这一方面可以来自身边的经验，但更多的是从《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或《经济学家》等这些关注现实问题的报刊杂志上寻找灵感。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杂志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还因为有许多经济学大家在上面写专栏。初学者可以看到高手们如何简单清晰地分析现实问题。
     其次是着手分析。这个过程可长可短，是形成论文毛坯的阶段，决不能指望一下子就成，可供公开发表了。事实上，即便是一些大腕的论文，在初始阶段看起来也很粗糙，有很多漏洞。但没有关系，因为毛坯阶段的论文原本就是等着别人拍砖的。你可以拿着这样的论文各处去宣讲，藉着与会者的建设性意见，论文可以得到逐步完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一查一些文献的出炉，绝对是在很多地方“兜售”过了。
     在初稿形成并各处宣讲了两三个月之后，就有了一个较完善的稿子了。于是，可以成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工作论文（所谓工作论文，大都还是没有完全成形，而是处在一个让同行批评的阶段）。当然，这个工作论文以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影响最大。一篇稿子一般是讲一圈后，大约半年时间会在NBER上看到。而要从这个工作论文到文章的发表，至少是一两年，甚至更长。当然因人而异：如果是牛人发表周期可能短一些；观点方法有创新，发表周期也可能短一些。大家如果知道这样的规律，在看到《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最新文章想下载又没有权限的时候，就可以去NBER上逛逛，一般总会有收获。因为它们都曾在这里“预发表”过。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篇论文，还没有公开发表，就要放在NBER上，难道不怕别人抄袭吗？国内这种情况可能屡见不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国内的网站上，鲜见这种工作论文的免费下载。有时，甚至是课程讲义也是一样，只有介绍却没有讲稿内容，而国外讲义大多是可以免费下载的。一种说法是，美国学术圈子里的人都很尊重知识产权。你提出一个东西来，尽管可能还是私下交流传递但会认可这东西是你的，不会偷。而挂到NBER上就等于是占了一个“坑”，这个东西我已经做了，你看看能不能做点别的吧（如果雷同的话）。显然，这样的学术交流平台对于促进学术进步太有必要了。我们还差得太远。好在我们现在还能够享受到这个便利，已经是心存感激了。
             宏观经济学的未来
     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尤其是宏观。三十年前的宏观，基本上是传统IS-LM模型的天下。但今天已经过时了。如果写文章还用这个模型，那么发表的希望就微乎其微(尽管克鲁格曼宣称这个简单的IS-LM模型还相当好用)。从传统的IS-LM模型，到新古典模型，再到现在新凯恩斯主义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分野，以至新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里，凯恩斯主义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牵手”，宏观经济学分分合合，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外，宏观经济学中的工具与方法也有了很大进展，如现在流行的贝叶斯估计、理性预期求解方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M)的模拟等等。不过，这些都还是在主流框架内向前推进的，换言之，方法基本上还是新古典的，即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效用最大化等等。
     新古典范式一直受到非主流的批评。或许因为是非主流，大家并不在意。但今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主流阵营中的阿克洛夫也向新古典经济学发难，这下震动不小，一些主流学者甚至指责阿克洛夫的做法已经“过线了”。
     阿克洛夫演讲的主题是“宏观经济学中消失的动机”。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所赖以存在的对于人类行为的基本理论是不完全的，而这种不完全导致了一系列理论错误。所谓“宏观经济学中消失的动机”指的是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即人们关于自己和他人应该如何行为的理念，如投资行为、消费行为等。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这些行为是从直觉中得来、从经验中观察到的。而在新古典主义那里，这些行为是抽象出来的，诸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之类。因此，一旦实际行为与利用抽象偏好推导出的行为有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就显得无能为力；相反，那些根据观察到的行为规范所建立的模型却可以系统性地整合这些行为。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未来，阿克洛夫认为，就是要把这些“消失的动机”整合进经济模型。这种整合，《纽约时报》评论认为，“会导致当前理论偏离人们在过去40年中所持有的自由市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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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