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7万亿居民储蓄的冷思考

                     发表于2007年6月18日  <经济参考报>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截止2007年3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7.5万亿元，其中活期存款6.3万亿，占36%；定期存款11.2万亿，占64%。受目前股市普遍上涨影响，2007年4月居民户人民币存款减少1674亿元，同比多减2280亿元，但比2006年同期依然增加606亿元。毋庸置疑，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和明证，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只有正视并妥善解决巨额居民储蓄背后隐藏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才是科学、理性的态度。对此我们作了冷静的思考。
     思考之一：居民高额储蓄的背后期待着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资本市场。
     造成目前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综合起来不外乎以下因素：一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现有的社会人口结构、家庭观念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二是与改革转型期间社会保障体系的残缺不全造成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和支出的上升，以及缺乏稳定可靠、效益明显的金融投资渠道等经济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减少居民的被动预防性储蓄，化解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和风险。
     凯恩斯把未雨绸缪的谨慎动机作为储蓄的原因之一。谨慎动机的储蓄就是存钱，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发生和风险。至于谨慎动机储蓄的多少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不确定性越高，社会保障体系越不完善，储蓄就越多。这种谨慎动机在我国储蓄的增加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资料显示，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而培养一个孩子上到大学需要19.1万元。在一些中心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居民生活的实际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钱不敢花就自然不难解答。居民这种被动储蓄实质是对残缺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消极应对，要使储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正常水平，政府必须加快养老、基本医疗保健、教育、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等领域的改革，切实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
     其次，要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为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创造条件。按照资产组合理论，居民积累的家庭资产，应该合理分布在货币储蓄、房产以及各类不同风险的保险、债券、基金和股票上。以同样保守理财的日本为例，目前在日本居民储蓄中，银行存款占到整体储蓄额的60%，投资基金、信托和债券占到整体储蓄额的24%，还有16%是其它证券类投资。
     根据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统计数据，截止2005年底，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为206564亿元。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构成中，居民存款持有量为148273亿元，占71.8%；居民手持现金持有量为19946亿元，占10.0%；居民证券持有量为18000亿元，占8.7%；居民保险准备金持有量为18315亿元，占8.9%；居民其他金融资产持有量为2029亿元，占1.0%。虽然新一轮的股权分置改革带来股市的大繁荣，分流一部分居民储蓄，但居民储蓄不可能也不应该无止境地转向和流入股市。2007年5月沪深两市股票总市值也水涨船高达到17.43万亿，而2007年4月末，我国居民户存款为17.37万亿，股票资产一夜之间成为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国内每天有30万人加入到股市之中，在推动股市高涨的同时，也不断孕育着巨大的股市风险。股市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企业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目前主要是风险较大。在巨额居民储蓄和股票资产迅速膨胀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内投资渠道不多，投资品种太少，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的现实困境。
     要让广大居民手中仅有的储蓄，真正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还是要靠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规范、壮大和不断成熟，提供更多的、稳定可靠的、效益明显的投资渠道，让更多的居民通过多种金融投资渠道，分享更多的资本收益。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只能以劳务收入分享经济成果，跳出居民收入远远落后实际经济增长的尴尬境地。
    思考之二：如何运用居民储蓄存款，既关系到金融体系的安全，也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
     我们在对储蓄存款的关注中，实质上并不是在关注居民储蓄是不是被利用，而是如何被利用，利用的效益如何，存在不存在风险，风险多大？
     金融业的生命，在于资本的合理流动。资金只有在G-W-G的加速而有有序的循环中，才能发挥出资本的本性—带来价值增值的功能。如果能够保证正常的资金循环，维持合理的存贷差额，呆坏账比率会随着经济平稳的发展而降低。可是目前除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外，新的投资热点还有待挖掘，资金运动方向不甚明朗，金融资本周转迟滞，相当多的钱沉淀在银行里，成为“死钱”。截止2007年3月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459288.8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较去年底增加了19789.8亿元，金融机构存贷差超过11万亿元。本来银行的资金在总资产中的比例就小，现在却还存在着很大的存贷差，几年积累下去，这上千亿的利息以及存贷成本从哪里来？这才是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的危险所在，银行作为企业还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吗？
     再看银行的不良贷款，存在的金融隐患依然不容忽视。截至2007年３月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５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为11614.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02％。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５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0610亿元，不良贷款率8.2%，与银监会2006年5月的出台的规定，即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后不良贷款率应该持续控制在5%以下的规定，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距离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6%以内还有一定差距。
     值得密切关注的是，居民储蓄是硬债务，不管银行如何运用，利用的效益如何，老百姓的这些钱都要到期还本付息，银行一分一厘都不能赖帐。千万不要以为，“笼中虎”永远不会“出笼”，弄得不好，“出笼”的危险还是存在的，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和防范。
     考虑到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对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不敏感，消费政策也因此遭受了很多挫折，在短期内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条件还不够成熟。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既要开源，又要节流，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能把老百姓的储蓄存款随心所欲的花掉，如建高楼，发大奖，送厚礼等，更不能轻易涉足股市，让广大居民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储蓄存款的分流，在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投资。我们的政策建议是，用制度创新的手段激活民间投资，实现储蓄“来之于民，用之与民”，通过对民间创业的金融扶持，推动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增加居民收入创造条件，进而为实现消费拉动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近年来，政府投资不断扩大，而民间投资速度却增长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不平等竞争地位，很多行业对民间投资准入领域限制严格，民营企业难以取得公平的融资地位，民营资本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要扩大民间投资，必须给民营投资者和国有企业以同等的国民待遇。
     思考之三：要正视17万亿居民储蓄的内部构成，审慎制定宏观经济调节政策。
     从正面看，储蓄作为一种资金来源，它的快速增长，表明银行资金源头扩大，可支配的资金增多，有利于扩大信贷，增加银行收入。但从反面看，它反映了消费不足，个人投资不旺。从表象上看，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到如今已经高达17万亿，非同小可，相当于我国目前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尽管政府想方设法“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仍然上不去。尤有甚者，城乡居民的存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有人把它称之为“储蓄肥胖症”。之所以称之为“症”，因其中可能存在很多问题。
     从实际情况看，在这17万多亿存款中，真正能成为或能转化为居民现实购买力的为数不是很多。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在17万亿居民储蓄中，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公款私存”占多少；一部分人的来路不明的“黑色和灰色收入占多少”；城乡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和其它集体以个人名义的存款占多少；我国最富有的群体中以个人名义存款又占多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17万亿的居民储蓄中的相当大的部分，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用于或很少用于普通居民正常个人消费的。这就是说，它不能转化为普通居民的有效需求。最后剩下的一少部分居民储蓄才是分散在占储户80%的居民手中，每户居民所占甚微，多则几万元，少则几千元，甚至几百元。而我们现在一些耐用消费品的市价，如电脑、汽车、住房等，均在万元、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以上。因此，这样一些高消费，一般居民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当我们冷静地分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相应的消费时，千万不要被这17万亿元“居民储蓄”虚假现象所迷惑，据此大谈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内需毕竟不是凭主观意愿可以随意调控的，而必须是实实在在、具体翔实的国内需求。尤其不能把扩大内需简单地理解为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这方面我们所受的教训不算少，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目共睹。
     思考之四：要解决17万亿储蓄掩盖下的贫富两级分化问题，必须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统筹城乡与区域发展。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水准。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到了2005年逼近0.47，截止目前仍有持续增长趋势。虽然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基尼系数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目前测算的基尼系数是否科学合理，还存在争论。但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中出现的两级分化，这是事实，值得高度警惕。
     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05年调查数据显示，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按照调查样本户金融资产由低到高五等分排序，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3%和0.3%。
     2005年，城市中最高10%与最低10%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之比为9.2倍，比2004年扩大了0.3倍。2005年，农村中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与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之比为7.3倍，比上年扩大了0.4倍。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2000年，按行业大类计算，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2.46：1，2005年扩大到4.88：1。根据北京市朝阳区统计局2007年4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朝阳区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如金融业，职工平均年工资为213391元；工资水平最低的行业，如服务业和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年工资仅为20194元，工资水平最高与最低的行业之间差距为10.6倍，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是8.4倍，行业间差距同比进一步扩大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87元，城乡收入之比3.27：1，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差距水平。另外，从近两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率看，城乡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高出3.4个百分点，2006年高出3个百分点。
     从总的情况看，虽然农民负担减轻了，收入比过去增多了，生活也大大改善，但也要看到，就大多数农村而言，农民收入仍处在很低或较低水平上。到目前为止，在农村，仍有近二千万农民没有脱贫，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使解决了温饱的农民，在人均年收入只有2500多元的情况下，除了吃饭、穿衣外，再没有多少钱可以储蓄。所以，从总体上看，在全国人口中，占3/4的农村人口，其收入的总水平，还不到1/4的城市人口收入的总水平。
     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20603元,是最低省份贵州(8385元)的2.46倍。从东、中、西部三大区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前5名的上海市(20603元)、北京市(19533元)、浙江省(17877元)、广东省(16249元)和福建省(13408元)，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而收入最低的5个省份,如贵州(8385元)、宁夏(8744元)、青海(8766元)、甘肃(8738元)和新疆(7492元)，都集中在西部地区。1986—2005年,全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1倍,其中东部地区增长了13倍,西部地区只增长了不到8倍。
     面对17万亿居民储蓄掩盖下的贫富分化问题，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一是逐步改变初次分配格局中资本所有者回报偏高，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偏低的状况；二是逐步建立再分配中的公共财政架构，加大政府对低收入等困难群众的财政直接转移支付，鼓励和扶持低收入等群体进行自我创业，以创业带动创收；三是鼓励带有润滑社会关系并以捐赠为特征的第三次分配的逐步发展壮大。
     面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力度。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要坚持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进一步调整国家财政支出中的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和信贷投放结构，按照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的基本思路，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要以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为契机，借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东风，通过金融信贷方式的创新，着重在农村培育一批“创富群体”，使之成为农村全面致富的“带头羊”。
     在统筹区域发展方面，要按照区域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壁垒，从打造经济圈、都市圈的角度优化区域分工格局、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根据四大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分别制定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政策措施，中央政府要从完善纵向和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两方面着手，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要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障大量流动就业人口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其劳动工资收入，给予其基本的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