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市场中的性别差异

     农民工是在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90年代初的民工潮出现，我国农村外出打工人数迅速增长。  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达11823万人，而2005年的农民工数量估计达到1.5亿。外出务工日渐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外出打工收入在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6年在大连、重庆、上海、武汉和深圳五城市的调查，农民工就业市场中明显地存在如下性别差异：
     第一、人口特征的性别差异
     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的多数研究发现，女性外出的概率一般要低于男性，这一特征很可能是由于社会分工的性别差异造成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外出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性别差异。尽管本次调查的抽样过程中强调了不同性别调查样本结构上的总体平衡，但并没有对不同性别内部的年龄结构做出规定。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中，男女性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9.8与27.6岁，男性比女性高出两岁多。30岁以下的女性外出打工者所占全部女性样本比重接近2/3，而40岁以上的女性则很少外出。尽管男性样本的年龄也多集中在30岁以下（56%左右），但这一相对比重比女性样本要低10个百分点。而男性样本中，40岁以上者仍占一定的比重，要大大高于女性。导致年龄结构上的这种性别差异既有劳动供给方面的因素，由于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分工模式导致一定年龄阶段的女性因生育和教育子女而推出劳动力市场；也有劳动力需求方面的特征，因为大量的企业在招工时对女性劳动力的年龄或许有更为苛刻的限制。劳动年龄的这种性别差异意味着女性劳动力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劳动供给时间缩短，这显然将导致她们收入总水平的下降，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类型的性别差异并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带有价值判断性质的性别“歧视”，后者则通常需要对不同性别收入决定机制的考察才能确定。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尽管两类样本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比例都是最高的，达一半以上，但除此而外，男性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比例最高，达22%；而在女性样本中，“小学”与“高中”分别各占13%左右。女性样本中，小学的比例比男性高将近5个百分点，而高中的比例比男性低10个百分点。这种现象可能与家庭内部的教育投资决策有关，也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早地完成教育，这也构成女性样本年龄结构相对偏低的原因。不过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样本，其受教育程度总体来说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从受教育年限来看，男女性的受教育时间分别为9.42与9.04年，也就是说，通常都仅仅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阶段。
    男性的平均外出时间一般要高于女性，只有在大连的样本中，女性平均外出时间比男性要高出0.6年，这可能与企业的生产类型等因素有关。在全部样本中，男性的平均外出时间比女性要高出1.6年。男女外出平均时间性别差异最大的是武汉，男性比女性平均外出时间要高出3.2年；不同性别外出平均时间差异最小的是深圳，男性比女性高出1年。平均外出时间上的差异可能体现的是外出打工经验累计上的差异性，而女性由于社会经济原因提前退出外出打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出打工的经验累计对其收入增长的意义。
     从外出打工者的婚姻状况来看，未婚人群占了相当比重，为40.5%，男女性别构成基本平衡。在有配偶的状态下，夫妻共同外出打工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但男性单独外出的比例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女性。
     第二、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
     作为人力资本形式之一的健康对于劳动力市场参与以及收入决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本次调查样本选取大多是以企业为切入点的，这将导致所获取样本的健康状况高于平均水平，但这并不影响到性别之间的差异比较。从行为能力限制来看，女性中自我认为有“爬楼梯困难”的比男性高出3个百分点，差异更为明显的包括“经常头晕头痛”和“心情烦躁”。这就意味着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要更低于男性。尽管存在着这种健康状况上的差异性，但在睡眠时间、因病不能工作天数以及工作小时等方面却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性。
     怀孕和生育是女性农民工脆弱性的表现，我们也试图通过一些指标对这一脆弱性的表现予以揭示。从健康知识来看，男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明显。虽然全部样本中，不了解避孕药具来源的只有240例，占10%左右，但其中2/3为女性，样本数量为155人，占女性全部样本的13.2%。避孕知识的缺乏以及工作的较高强度可能是女性农民工中高流产率的重要原因。在调查样本中，有157名女性农民工有过分娩经历，占已婚妇女总数的11.4%，在被访者中，有过流产经历的达81例，占有过怀孕经历女性农民工的约三分之一。
     第三、职业获得与收入的性别差异
     从职业获得途径来看，不同性别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差异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利用“招聘广告”、“中介/政府/考试”等公开渠道获得就业机会。女性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就业机会的为27%，而男性则只有19%。在男性的职业获得途径中，通过“亲友介绍”或“自己寻找”的比率都要高于女性，男性通过这两种途径获得就业机会的达到79%，而女性为72%左右。这种差异所折射出的可能是社会资本分布的性别差异。由于女性在社会资本上的相对弱势导致她们在职业获得途径上更倾向于借助公开的信息来源渠道。
     无论是全部样本还是分城市样本，男性的收入水平都要高于女性，女性收入相当于男性收入的83%左右。当然，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力资本的因素、有行业或职业类型的影响，也有广泛关注的歧视性原因。在没有对收入决定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确定这种差异中有多大程度来自于性别歧视。由于男女性之间的工作时间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这里所给出的月收入差异也体现了小时工资率的差异性。
     由于流出地的不同，收入差异是否存在收敛趋势也不尽相同。从调研情况看，流往沿海地区更有利于不同性别收入差异的缩小，但在内地城市，并未表现出这样的趋势。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差异可能是广泛存在的，不仅存在于打工收入之中，也存在于不外出打工的预计收入之中。即劳动力收入的性别差异原本存在。考虑到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共同作用，外出打工收入的性别差异应当在较大程度上低于外出打工前在老家所能获得的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的年收入的性别差异性。
     以上初步统计结果表明，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女性农民工的年龄结构相对更为年轻，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低，平均外出时间也要较短，而且一般健康状况也低于男性农民工。在职业获得途径上，男女性农民工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女性农民工的职业获得更依赖于公开的信息渠道，而男性农民工在社会资本上所可能具有的优势地位可能更有助于他们的职业获得。在收入的性别差异来看，尽管外出打工收入中，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收入获得也处于不利地位，不过与外出打工前相比，这种不利地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
                   （数据处理：魏众；文字起草：罗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