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1％，从而结束了自1993下半年开始实施“软着陆”以来，至1999年间，经济增长率连续每年平均下降1个百分点，以及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至2002年间，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七上八下”的高位低谷的局面，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见图1）。
图1 1990－2003年中国GDP增长率波动曲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200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9.9％开始，关于我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的争论就不绝于耳；到第三季度后，这一争论再次升温。2004年3月“两会”期间，这一争论达到高潮。争论中，各种观点、各种表述都有。但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全面过热或总体过热的观点较少。因此，归纳起来，主要是两大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我国经济已出现局部过热、过热苗头、过热倾向，或已经到了应该防止过热、避免过热的时候；第二种认为，我国经济没有过热，要慎言过热，如果说出现了过热，那么也是“与以往不一样的过热”，是“市场推动型过热”、“非典型性过热”，不必去担心。这两大种不同意见导致两种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在第一种意见下，就需要针对局部过热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在第二种意见下，就不需要采取这些宏观调控措施。笔者一直持第一种意见，主张适度微调，结构性的有控有扩（刘树成，2003a；2003b）。
笔者认为，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是有益的。之所以产生这一争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条件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含义，各方看法不一。这将影响到对2004年乃至今后宏观调控的把握问题。因此，弄清我国经济运行的条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含义是什么，或者说弄清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条件具有什么特点，对于正确判断经济形势和实施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条件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变了，但经济过热仍会发生，仍需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过去，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曾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新一轮经济周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个周期。面对经济体制基础的这种新变化，有观点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会发生过热问题，因而不必去担心。那么，在市场经济下还会不会发生经济过热，市场经济下的过热还会不会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或者，在市场经济下还有没有必要防止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大起导致大落，本来是市场经济下和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现象。在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7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机器大工业在英国整个国民生产中起到决定性作用。1825年，英国发生了第一次全面性经济危机，从此开始了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波动历程。美国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20年代，比英国晚半个世纪。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在其“经济周期年表”中，记录了美国从1854年起到现在的150年间，在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历史。在20世纪头40年内，美国就发生过四次波幅很大的经济波动。①1905－1908年的波动，波幅达19.8个百分点，波谷为－8.2％。②1909－1915年的波动，波幅达21个百分点，波谷为－4.4％。③1918－1921年的波动，波幅达21个百分点，波谷为－8.7％。④1929－1933年的波动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波幅达21.5个百分点，波谷为－14.8％，且经济负增长连续达4年之久（见图2）。美国经济在20世纪的几次繁荣高涨中，如20年代、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当时都有人认为，经济会一直保持繁荣高涨，从此不会再发生衰退，经济周期已经消除。但事实证明，紧接着繁荣高涨之后的，就是衰退和调整。
图2 1900－1939年美国GNP增长率波动曲线
资料来源：Mitchell，1983。
不论在市场经济下还是计划经济下，经济运行有起必有落的基本机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同，在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形成机制（如启动机制、制约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如波幅）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就基本机理来讲，经济学的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告诉我们，经济扩张具有内在的累积放大性。需求（对消费品的需求或对投资品的需求）的一个初始扩张，会引起生产的一个倍数（乘数）放大效应；生产的扩张，又会引起投资的一个倍数（加速数）放大效应；投资的扩张，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生产的扩张。特别是当经济扩张接近和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时，经济运行就趋向于过热，经济结构就会累积性地发生比例失调，最终使经济周期由上升阶段转为下降阶段。越是大起，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就越严重，就越会导致大落。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最重要的是两大类失调：一是投资、生产的快速扩张与资源供给的比例失调。资源供给主要是财力、人力、物力的供给。资源供给的不足将导致经济扩张的转折。二是投资、生产的快速扩张与消费需求的比例失调。这可以集中表现为投资与消费的总体比例失调，也可以表现为一些超速扩张的带头部门，其投资、生产的过度发展与其消费需求的局部比例失调。投资与消费的总体比例失调和局部比例失调都会导致整个经济扩张的转折。
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启动主要是市场行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企业，由于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而产生扩张冲动，或如凯恩斯所说，这种扩张冲动是一种“油然自发”的“血气冲动”。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启动主要是政府行为。计划经济中的主体――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往往由于急于求成或追求政绩，加之软预算约束，而产生强大的扩张冲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政府的职能转变还正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虽然企业的自主增长能力在增强，但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仍很强烈。如有的地方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城市建设规模过大、标准过高，乱批乱建开发区等。无论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扩张冲动，还是计划经济下中央政府的扩张冲动，或是我国现行体制下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都会导致经济过热。而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中央政府盲目扩张冲动的力量很大，往往使经济波动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呈现出波幅更加扩大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下，制约经济扩张的因素包括财力、人力、物力等，但往往比较突出的是财力和人力，并反映为资金成本（利率）的上升和人力成本（工资）的上升，在硬预算约束下，这会迫使企业停止扩张。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制约经济扩张的因素也包括财力、人力、物力，但往往比较突出的不是财力（因为软预算约束、利率的非市场化），也不是人力（因为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资的非市场化），而是物力，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供给面缺乏活力而经常使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运输等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总之，虽然在市场经济下和计划经济下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形成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机理是相同的，同样都会发生经济过热，同样都会由大起导致大落。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但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就再也不会出现过热。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看，根据经验数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当经济增长超过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9.1％，正好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重要关口。这意味着，如果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如果处置不当，调控迟缓、力度不够，就可能使经济增长率很快冲过10％而全面过热；或者调控过早、力度过大，也可能使经济增长率退回8％以下。总之，如果处置不当，仍会出现大的起伏。
第二个特点，消费结构变了，但需求面的消费制约仍会存在。
从需求面看，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来临，是消费结构升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的结果。以住宅、汽车等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反映。面对需求面的这种新变化，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消费结构升级了，住宅、汽车等新的消费热点形成了，它们有市场、有需求，不必担心经济过热。那么，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情况下还会不会出现消费制约，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还会不会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以住宅、汽车等为代表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目前，我国人均GDP水平刚刚跨上1000美元的台阶，总体购买力还较低。消费结构的这一升级刚刚开始，它需要有一个分阶段实现的长过程。目前，住宅、汽车等数十万元级的“重型”消费所形成的购买热潮，主要还是以较高收入群体为主的消费，这不同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那种有广泛购买力的、排浪式的千元级“轻型”消费。特别是对于广大中低收入者来说，尚难形成对这些“重型”消费的排浪式的购买需求。静态地看，这些“热点”产品目前有市场、有需求，但动态地看，如果让这些“热点”产品的生产能力任意地扩张起来，一旦市场需求因购买力的限制、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消费条件的限制等而发生阶段性变化，其相对过剩便会马上凸现出来。
就市场经济下的一般原理来说，一方面，企业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会使其不顾一切地扩大投资与生产，但另一方面，企业又会千方百计地压低工资成本，从而使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因此，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扩张赶不上投资与生产的扩张，随后将出现生产能力的阶段性相对过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即一般所说的工业化中期，是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波幅的大小与产业结构和宏观调控成熟程度密切相关。就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遇有自然灾害，容易突然地收缩，但一般情况下，又不易大规模地、突然地扩张。所以，一般说来，第一产业在年度间的波动幅度有限。而以机器大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由于其本身的生产技术特点，有机构成高，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都很大，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在推动其扩张与推动其收缩两个方向的作用很强，一遇需求变动则具有大规模的、突然的扩张力和收缩力，所以，在年度间其波动幅度可能很大。经济周期波动本来就源于现代机器大工业。第三产业有机构成相对不高，而且直接与相对稳定的居民基本生活消费联系紧密，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其波动幅度较小。在市场经济历史较长的发达国家，其工业化的历程表明，在工业化中期，由于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上升，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幅度大于工业化初期，更大于工业化后期（刘树成，1996）。如在美国，1820－1870年的50余年间，为其工业化初期；1871－1939年二战前的70余年间，为其工业化中期，这一时期也是美国经济加速发展，赶超英国的时期；二战后为其工业化后期。这三个时期经济波动的幅度相比，工业化中期最大，工业化初期次之，工业化后期则减缓。本文前面提到的美国在20世纪头40年内所发生的、其历史上波幅最大的四次经济波动，均处于工业化中期。我国现在正值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时期，且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远未完善，客观上说，正是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时期。要想使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地发展，就更要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而不能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就可以使经济自然而然地快步和平稳地增长。
第三个特点，市场供求关系变了，但供给面的瓶颈制约仍会存在。
从供给面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由过去长期的严重短缺变为许多产品都供过于求的相对过剩。面对供给面的这种新变化，有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不必担心经济过热会受到供给的瓶颈制约，即使一时遇到瓶颈制约，市场调节也能很快地加以解决。
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所限，加之供给面缺乏活力而需求面又是软预算约束，所以长期处于严重的短缺之中，不论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都存在短缺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开始出现相对过剩现象。如果认为我国经济从此由短缺为常态进入了过剩为常态的所谓“过剩经济时代”，从此经济增长不会再遇到供给面的瓶颈制约，这是不符合实际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开始出现的相对过剩，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提高和供给面增强了活力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个相对过剩是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下滑之中和随后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以下时所出现的，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所出现的，而不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所出现的。就市场经济下经济周期波动的全过程来说，生产相对过剩并不是常态，而是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特征。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率接近和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则会产生资源供给的紧张状态。在我国，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部门虽然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若经济增长过快，特别是在投资规模过大、低水平高消耗的重复建设严重的情况下，仍会遇到基础产业部门的瓶颈制约。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9.1％的实践表明，当经济增长加速时，告别多年的煤电油运和一些重要原材料的瓶颈制约又会立即显现出来。
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当遇到过快增长的投资“长线”与资源供给的“短线”相矛盾时，只能采取“截长就短”的办法，即大规模压缩投资，以适应资源供给的瓶颈。而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机制的调节和供给面的活力，遇到这一矛盾时，则可以“扩短就长”，即通过市场调节扩大资源供给，以适应投资的需要。这是不是说在市场经济下，一遇到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就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很快地加以解决呢？并不是如此。在市场经济下，“扩短”也需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部门，其自身生产能力的建设需要一个由确定工程方案到投资、由投资到投产的较长时滞过程。同时，能源、原材料的供给还受到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受到国际贸易环境的制约，并不是说解决马上就能解决的。另外，如果只是单纯地“扩短就长”，那么，即使“短线”问题解决了，而“长线”会更长，更容易导致“长线”部门随后的生产能力过剩。所以，“扩短”也要和适当的“抑长”相结合，即一方面需要扩大“短线”的资源供给，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当抑制投资“长线”。
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除了会遇到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的瓶颈制约以外，还有一个可能出现而决不应忽视的瓶颈，那就是粮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也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耕地日益减少的趋势，加之种粮的收益较低，容易产生轻视粮食和农业的倾向。如果再人为地使耕地减少的更多、更快，那么就会使粮食的瓶颈制约再现。1999年以来，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连年减少，到2003年，已从1998年的17亿亩降为14.9亿亩，是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见图3）。2003年粮食总产量降为8600亿斤，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见图4）。在经济快速增长中，粮食生产能力受到削弱，粮食安全存在隐患。对粮食生产进行市场调节，要受到自然生产周期的影响，也不是说解决马上就能解决的。
图3 中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图4 中国粮食总产量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四个特点，物价态势变了，但经济增长过快仍会导致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到1997年的20年间，我国物价总水平一直处于上升之中，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加快的时候，引发和伴随着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有三次经济增长率的高峰，相应地有三次物价上涨的高峰。第一次，1984、1985年，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5.2％和13.5％，商品零售价格在1985年上涨8.8％；第二次，1987、1988年，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1.6％和11.3％，商品零售价格在1988、1989年上涨18.5％和17.8％；第三次，1992、1993年，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4.2％和13.5％，商品零售价格在1993、1994年上涨13.2％和21.7％。三次物价上涨的高峰，一次比一次高。这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自1998年开始，到2003年的6年中，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一直处于下降之中。面对物价态势的这种新变化，有观点认为，连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尚未结束，经济加快增长不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因而不必担心经济过热。
在市场经济下，就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的一般规律来讲，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二者之间具有同向变化关系。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物价总水平亦上升；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物价总水平亦下降（或是物价总水平上涨率的下降，或是物价总水平的绝对下降）。二者之间的变化往往略有一个时滞。我国近几年来的通货紧缩，主要是经济增长率连续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结果，这是符合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二者之间的一般变化规律的。而当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后，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仍会遵循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二者之间的一般变化规律，相应地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由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到物价总水平的上升，有一个传递过程，包括由初级产品价格、中间产品价格到最终产品价格的传递过程，由出厂价格、批发价格到零售价格的传递过程，由农产品到食品的传递过程。在这个传递过程中，也可能从物价总水平上、从全年平均数上、从商品零售价格或居民消费价格上还不能马上看出明显的变化，但从价格结构上却可马上看到明显的变化。2003年，全年的商品零售价格仍为负增长（－0.1%），居民消费价格仅上涨1.2％，但在2003年12月份，就以下五类“企业间商品批发价格”看，已有极为猛烈的上升。①在金属冶炼及压延产品中，与上年同月相比（下同），生铁价格上升56.7％，钢锭价格上升29.7％，钢材价格上升26.5％，铜价上升22.8％，铅价上升50.7％，氧化铝价格上升46.8％。②在矿产品中，铁矿石价格上升18.8％，铜精矿石价格上升18％，铅精矿石价格上升35.6％。③在建筑材料中，水泥价格上升12.1％，石灰价格上升20.5％，轻质建材价格上升25.7％，建筑用玻璃价格上升11.3％。④在能源中，煤炭价格上升16％，成品油价格上升7.1％。⑤在农产品中，原粮价格上升20.2％，棉花价格上升51.3％，油料价格上升17.2％。2003年12月份，就“企业间商品批发价格”中的最终产品价格看，与上年同月相比上升4.1％，而中间产品价格上升6.5％，初级产品价格上升10.9％（中国人民银行，2003）。由此可以看出，在2003年，由经济增长加快到物价总水平上升的传递过程正在进行。这一传递过程是否将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全面上扬或严重上扬，要看其源头，主要是投资的进一步扩张力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是从2000年开始回升的，1999年为5.1％，2000－2003年分别为10.3％、13％、16.9％和26.7％，投资扩张的力度是在逐步地加大。如果投资扩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传递过程进一步延伸，就仍然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全面上升。有观点认为，现在，即使说我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也是“无通胀的过热”、是“非典型性过热”。显然，这是一种静态的观点。动态地看，局部过热引起局部的、结构性的物价上涨，若发展到全局过热，仍会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甚或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典型的经济周期规律的表现。
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在宏观调控中，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这是不是相矛盾呢？不是。第一，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防止投资和整个经济的过度扩张，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是，防止随着投资扩张和整个经济扩张的过度而使物价由局部上涨演化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另一层意义是，防止某些超速增长的带头部门或行业在随后遇到需求的阶段性变化时，演化为生产相对过剩和物价下降，甚或连带发生全面的通货紧缩。第二，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也要防止宏观调控的力度过大而引起总需求的下降，进而引起全面的通货紧缩。所谓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就有既防止通货膨胀，又防止通货紧缩的含义。当然，在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趋势很严重时，主要应以抑制（这时就不是“防止”了）通货膨胀为重点；在通货紧缩或通货紧缩趋势很严重时，主要应以抑制通货紧缩为重点。
综合上述，我们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的条件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含义。在新一轮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时，我们要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努力延长这一上升阶段。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难度会加大，宏观调控的手段要多样化，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文钊，2003：《经济过热争论开始升温》，《经济观察报》10月19日。
田如柱、项志华，2004：《新一轮“经济是否过热”争论又起》，《经济参考报》1月17日。
刘树成，2003a：《2003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 政策选择：适度微调 有扩有控》，《经济参考报》4月16日。
刘树成，2003b：《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人民日报》12月18日。
刘树成，1996：《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上海远东出版社。
樊纲，2003：《通货紧缩、有效降价与经济波动》，《经济研究》第7期。
中国人民银行，2003：《2003年12月企业商品价格变动情况》，www.pbc.gov.cn。
Mitchell , B.R. ，1983，"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本文根据第886－897页不变价GNP数据计算。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