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长阳县的农户调查

     一，磨石镇三口堰村
    全村的农户散居在浅山丘的洼地中，满眼望去山坡上绿树成荫，生态环境良好。乡卫生院用车送到村口，我们各自进村找农户。
     陈姓农民:家住村口，他和别人调换了宅基地，从后山坡上换到了村口的平地，他家正盖着新房，两层楼房差不多已经盖成了，就剩外墙还未粉刷。我去访问时他正在铺房前的水泥地坪，老陈45岁，看起来有点瘦弱，面色焦黄,讲起话来声音很亮,问他身体如何,去看过医生吗?回答说不看医生,他是”弯扁担不断”.一句俚语表达了他的健康哲学,我觉得很多人与他持有相同的健康观,好像与彼此的收入多少关联不大。他家有四口人，老陈夫妇，他上过初中，两个儿子都是初中毕业；大儿子24岁，有瓦匠手艺，平时就在本地打工，经常回来，每年能挣回5000元；小儿子21岁，到广东打工快两年了，去后没回过家，但经常打电话回来，还没有寄钱回来，老陈说小儿子要在广东站住脚不容易，现在能管住自己就可以了，表现了父亲的宽宏和体谅；他家有四亩多地，他们老两口经营，二亩水田种稻子，够了家里吃粮，旱地上栽的是柑桔，还栽了几分地的茶叶，好的年景可以卖到1400元，一般也就900元，他们还养了二头猪，一头杀了自己吃肉，风干了吃几个月，还卖了一头，能挣700元，这就是他家全年的毛收入，靠种地挣不出钱来。盖房之前他存了16000元，存了好几年了才有这么多的积蓄，主要还是大儿子长大后出工挣的，盖房花了40000元，背了好多债，村里人盖房都这样筹资，大家互助，以后就陆续地还债几年，所以现在花一元钱也要算计,因为要给大儿子准备结婚，房子说用就要用的,这是一个农民要履行的天职。老陈夫妇生活很节俭，每天三餐就是煮米饭炒蔬菜，蔬菜也是自己种的，吃个鸡蛋就是改善生活了。问他加入村里的合作医疗了没有？交了多少钱？他想了好大一会，又和妻子去商量，最后还是他妻子记起来说加入了，每人交了10元钱，但他家到底是交了几个人的钱就说不清，经提醒后他妻子想起来说是发过一个本，但找了一下没有找到，不知搁那里了。问他知不知道看了病可以报销，他说不知道，后来思索了一阵又说当初有村干部开会说过这件事，要大家交钱，是不是讲过可以报销他记不得了。他家离村卫生室是最近的一户，才三十米多的距离，但这个卫生室没有公示牌，是不是因为没有公示影响了他的知情，就不得而知。问他不知道干什么用为什么还交钱，他说村干部规定要交钱的名目很多，大部分都不清楚用到哪里了。问他脚上贴了两张膏药在那里买的，为什么不报销？回答是在村医那里买的，买了三包花了11元，反问我贴膏药怎么能报销？我给他把合作医疗的条文讲了讲，他说您讲的这些是上面的事，上面讲的事我们村里都不太算数，一付将信将疑的样子。看来有关合作医疗的信息传递在他这儿并不通畅，也就是经济学家经常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很多的制度设计都是以供需  双方的信息对称为前提的。我临走时给了他十元钱，说是他陪我说了这么多的话，算是误工费，他说那里有说话要钱的事情，坚决不要，我把钱往桌上一放抽身就走了，等到我访问了另一户回到车旁，我的同伴说有个农民把钱送回来了，他是个很淳朴的农民，但因为信息缺失，看来他就得不到应该享用的权益。           汪姓农民：他家住的是旧房，有二、三十年的样子了。房前的场上支起的塑料棚里育着稻秧。老汪43岁，78年高中毕业，看起来比年龄要老一些，但很敦实，曾经考了两年大学都落了榜，说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哪能比城里。全家四口人，他微笑着说大女儿在武汉船舶工程学院上大二，口气颇为宽慰，小女儿在城关镇中学上初三，上寄宿制，学习不错；他家学费负担沉重，两个女儿加起来一年要11000元，所以没钱盖新房，泥块垒的土房里摆置的是旧家具，只有一台21寸的电视和花了几十元钱买的电扇。老汪很自信，认为他是村里挣钱多的人，每年要比其他人少说也得多挣4000元，因为他要养两个学生。他的妻子今年41岁，在广东的制衣厂里打工，去了四个年头了，每年过春节才回来，她干的很累，计件算工钱，四十多岁的人了，别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她哪能干得过人家，流水线上又不能拉下，咬着牙也得挺着，把家就扔给了我，每年过年能带回6000多元。他有篾匠手艺，在家编竹筐，一年能挣3000元，全家分了四亩多地，两亩水田种稻米，其余的坡地种柑桔，他学了点果树技术，所以他的柑桔收入是全村最好的，卖柑桔平均可挣到2000多元；他养了二头猪，还喂了一头耕牛，一人支撑着一个家，一睁眼就忙到天黑，小女儿星期天回来帮他打扫房子洗衣服，就这样一天天地过，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年他才能松松劲，舒心地喝上几口酒，平时他是烟酒不沾的。他扳着手指告诉我，他的收入算算不少了，村里没有几家比他挣得多，可是刚够交两个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辛苦就剩不下钱来。我问他知不知道现在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很难?他说大女儿告诉过他,他叹息了一下说,做农民就是苦,难出头,他投了这么多的钱,还搭上了他的生活,他能做的全做了,时道的不济能抱怨谁呢?他全想明白了,即使女儿将来有了出息,他不是老了吗,还得在这老屋住下去,换一个老来心情舒坦吧,一付历经沧桑难为水的深沉.
     他家里的人都参加了合作医疗，交了四十元，看病能够报销的比例，他大致清楚，问他这些信息是从那里知道的，他说他的堂兄是村里的会计，当初村里开会他也没有认真地听，后来才慢慢从堂兄处搞明白的，问他知不知道看门诊最高每人可以报销7元的规定，他回答去年已经把全家的28元取回来了  ，因为他很少生病，也不去卫生室。他认为看大病可以报销的规定并不公平，本村卫生室的女村医到宜昌做心脏手术报了10000元，而他的侄女割狐臭该报的500多元不让报，一个重要的原因女村医是村治保主任的妻子；报销10000元是长阳县合作医疗的最高封顶线，介绍我们到村里来调查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案例。我给他解释割狐臭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他反驳说什么能报销什么不能报还不是当官的说了算。看来他对合作医疗的规定也是有不了解的地方，像他这样文化程度和精明的人也有信息上的误区，可见要做到供需双方信息对称的难度，他有他的思维定式，就是对村干部的不信任，我看他取回那28元门诊费，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原因，以他的明理,并非认为他家一年不需要看病，如果他有了信任感，也就不会非得把28元钱揣回自己的兜里。
     但对这个案例中两个报销事件相反的解释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现在的制度设计对受益者设置的条件是公平的，但对农民来说，能不能利用规定来受益，首先就取决于他对规则了解的程度，谁掌握的信息多谁就能受益，但信息的获得并非是无偿的，是要花成本的，如果政府加大公共信息发布的力度，就要多投入财政资源，这样做可以减低农民获取信息的费用，对于合作医疗制度而言，信息的透明度维系着制度的公平性，现在进行的制度试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强调了公示的作用，但在用什么办法能够持续地提高供需双方信息的对称性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改进余地。
     二，高家堰镇的金盆村
     我们自己雇车下了乡，为了有熟人引路进村，就去了司机家的高家墩镇金盆村，高家墩镇是长阳县一直坚持搞合作医疗的乡镇，我们先访问了镇里的卫生院，进到门诊厅就看到一个农民在交费，问他参加合作医疗没有，他说参加了，他老伴刚好做了取出胆结石的手术，正在交费同时也在办报销380元的手续，看到我对这件事有兴趣,一脸微笑和我攀谈,要与我共享他的好心情.卫生院的出纳说她每天要办几例这样的手续，还给我们看了纪录，并告诉我们去年吴仪副总理还视察过他们的卫生院。门诊厅的墙上挂着有关合作医疗的各种规章，按公示规定还贴上了本镇已经办了报销手续人员的名单资料，但公示的名单是去年12月份的，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大概及时公示的规定执行得不算认真。离开镇卫生院后就去了金盆村，村子离开公路有2公里远，沿着山沟有一条碎石铺的村道和公路连接，交通还算方便，村子的中间是一条溪河，现在是枯水期，民房就建在溪边的坡上，两边的山坡上都长满了树，郁郁葱葱漫到山顶，如果流水潺潺,就是都市里的人向往的诗情画意了.司机说，坡地都分到户了，每家都很好地管着自己的林地，大家都知道水土保持的重要。我们先访问了村卫生室，一位年长的杨姓村医接待了我们，但这个卫生室他已经交给他儿子经营了.长阳县的医疗卫生系统实行一体化管理,每个村只可以建一个村卫生室,卫生室就成了稀缺资源,他就毫不含糊地搞起了世袭制.问他村里合作医疗的情况,说现在的事情他不明白了，可能是他搞不清楚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的来历,一问三不知就惹不出事来.卫生室的墙上贴着合作医疗的规章，但没有农民就医报销的公示名单。杨村医告诉我们村里去年有一户做了切除子宫瘤的手术，我们就去访问了这一家。
     欧阳姓农民:他家住的是砖砌的旧房,堂屋宽敞明亮,他的父亲躺在躺椅上看小说<<孽海花>>,已经八十二岁了,眼睛很好使,老人清癯,好像不是一生务农的人.欧阳今年48岁,夫妇俩人都是初中毕业,全家有六口人,大儿子在广东的电子厂打工,去了二年了,小女儿在宜昌的一家酒楼当招待员,可以时常回来,都有一些钱拿回来.他家的境况在村里属中等,承包了13亩地,水旱各半,还有一片山林,用来采薪作燃料,今年种了7亩稻子,他看好今年的稻谷的价格,旱地主要种苞谷和红薯,他家是养猪大户,去年出栏了5头,最肥的一头卖了1000元,养猪是他家现金收入的来源.做手术的是欧阳的妻子,一谈到这件事,欧阳和他的妻子都来了兴趣.
     他的妻子患子宫瘤已有数年,早就断断续续流些血了,但不严重,村里的妇女很多人患这种病,都有些习以为常.去年7月村里动员参加合作医疗,他家就加入了,当时主要想的是给老人看病.去年十一月女主人突然大出血,送到高家堰镇卫生院急救,既要输血又做了切除手术,一共花了5000多元,结算时合作医疗基金给报了1900元,当时真没想到能够报这么多的账,看病负担卸下了一大块,他参加时只知道看病可以报销,具体的规定并不清楚,这样一来他就认真地研究起合作医疗的规定来,我请他把这些规定复述一遍,确实很正确,欧阳显然对这件事十分关心,说去年他打听到金盆村有7人做了阑尾手术,比往年多得多,只有一人报了500元,其余六人有的是在上半年住的院,合作医疗还没有开建,有的是没有参加合作医疗,他说看电视知道公安县也有合作医疗,是不是全国的农村都有了,政府要出多少钱才能摆平?我告诉他全国现在只有很少的试点县在搞,公安和长阳都是国家的试点,将来经验成熟了就在全国推开.他听后觉得很幸运,说过去乡里也搞过合作医疗,农民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长阳县的合作医疗一直很有名,过去毛主席都批示过,这回当试点还是沾了他老人家的光了.紧接着他说儿子在广东打工看病一次花了2800元,也可以报销一部分,他已经打电话告诉他儿子,要把看病的正规手续办齐了寄回来,他就可以办报销了,这就是信息的完全性给欧阳家带来的好处.这样客观上就存在着一个叠加效应,因为得到了报销就更知晓了规则,就有可能更好地利用这个规则,如果政府的公共信息发布不充分,那么制度运作就避免不了产生权益分配的不公平.
     结论:从这些调查的案例中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现在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对受益者设置的条件是公平的，但对农民来说，能不能利用规则来受益，首先就取决于他对规则了解的程度，谁掌握的信息完全谁就能受益，但信息的获得并非是无偿的，是要花成本的，如果政府加大公共信息发布的力度，就要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这样做可以减少农民获取信息的费用，对于合作医疗制度而言，信息的透明度维系着制度的公平性，现在进行的制度试验中已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筹资阶段给农户发公开信,强调了医疗机构公示的作用等，但实际上有些工作在执行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实施过程中用什么办法能够持续地增进供需双方信息的对称性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改进余地,比如说动用电视做合作医疗的案例宣传等。
                                                                                                                      2004/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