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研究的现状和理论问题[1]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使按“主义”划分体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比较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一个相对的沉寂状态。但是，制度变迁的现实，却也促使这门学科能尽快“跨越”传统的研究方法，对变迁中的经济体制进行动态的研究，即转型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以中国、俄罗斯、还有原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为案例，说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过渡中的各种经济问题，着重研究这个体制变迁曾是一个什么的起点、将要建立的新体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特别是在体制变迁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具体道路等问题，就是本文中所讲转型经济问题。
     一，转型经济研究的现状和文献介绍：
    （１）有关理论基础的文献：
     转型经济的研究，涉及到马克思生关系的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以及如何评价新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论，但最直接的是有关比较经济学的理论。
     就文献记载，美国经济学家劳克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经济学》的教科书，将世界上的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康芒斯的《比较经济制度》将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成为社会主义，而将苏联看成为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是不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确定了比较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对“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最早从理论上冲破“主义”研究代之以“现代”方法的是库普曼他们在１９６８年发表过一篇论文：《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赞成比较经济学不能使“主义”的比较，要“以对具有特殊的经济功能的组织安排的比较为开端”。[2][美]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费合着的《比较经济体制》[3]（商务印书馆，1984年）是80年代初介绍入中国的一部有关进行经济体制比较的学术著作，它把经济体制解释为，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等三个基本领域作出经济决策的一种机制，由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三个组成部份构成。这给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进行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决策方法或DIM  研究。同期介绍引入的著作还有（美）阿兰·G·格鲁奇的《比较经济制度》[4]维克拉夫  .赫尔索夫斯基的《经济体制分析和比较》[5]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后一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不复存在。作为以“主义”的比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学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尽管在一个时期，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部分地放弃了对“主义”的比较，但从总体上来说，“主义”的比较仍然是这门学科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然而，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然消失，使以“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比较经济学是否还会存在就成了问题。且不说国际上比较经济学研究的萧条，就是国内这几年，这方面的研究也更显得萧条，这主要是对象出现了变异。其次，虽然比较经济学也主张从经济体制入手研究，但过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静态的，主要是横向对几个体制进行比较，却没有纵向地对一个体制的变迁进行过动态的比较研究。所以，以中国、俄罗斯、还有原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为案例，说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过渡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即转型经济，可以说是比较经济学的新分支。（俄）布茨卡林《过渡经济学》（１９９５）、（美）斯提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１９９８）[6]青木昌彦着的《比较制度分析》（１９９９）[7]、热诺尔.罗兰着的《转型与经济学》（２００２）[8]等著作，还有中国学者出版的有关对转型问题的研究，都可以看作是在新的条件下比较经济学的新成果。
    （２）有关研究观点的评介：
     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主要内容来进行研究的代表著作是斯蒂格利茨的《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9]的文章，文章对中国与俄罗斯转轨的策略即“激进”和“渐进”以及其结果作了对比，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失败的原因。归纳起来，他讲了三点：首先，深层次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理解错误”，加上没能够掌握改革程序的关键环节。课本上的经济学常识，对学生授课可能是不错的，但不适于向实施改革的政府提供建议，特别是由于美国模式的教科书很大程度上仅仅依赖新古典主义一种学术学派，而没有涉及其它学派，然而恰恰是其它学派的观点可能会对转轨阶段的国家有着更深刻的解释。其次，混淆了手段和结果，比如，将私有化或公开资本帐户看作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手段。建立市场经济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建立实现可持续的、平等的和民主发展的基础。最后，采纳经济学家建议的政治程序出了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将“原则”建议与如何执行或可能执行这些原则的建议隔离开来。外国的政策顾问提出的一些处方，适用于某个特定社会条件，这个社会有着特定的历史，特定水平的社会资本，还有一系列特殊的政治机构，同时政治程序也会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影响，甚至是由一定政治势力所决定。政策建议是如何被采纳或被错误运用，这并不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他们认为经济改革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程序，即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决策问题。斯蒂格利茨在其它的不少文章和著作中都赞扬中国改革不菲的成绩，当然，他对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否能最终成功，也有自己的判断[10]。
     杨小凯等学者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11]文章中与斯蒂格利茨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有两种转轨模式，一种是东欧和俄罗斯采用的，在这种模式里，市场导向型改革只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小部分。另一种是中国和越南采用的，在这种模式里，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在共产党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实施的；还认为：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学会并开始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他们的文章激烈地批评了那种把“渐进”“激进”作为评价中国、俄罗斯改革成败的观点，认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轨的一部分，赞成“渐进”改革模式的经济学家缺乏宪政思考，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文章非常明确的指出：不能以中国的“渐进”的改革业绩去否定俄罗斯“激进”改革的失败，因为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文章举例说：英国式的宪政制度建立，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其间伴随着战争与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但最终建立的宪政制度为经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美国内战是宪政转轨的又一代表性案例，在内战结束后10年间，美国经济持续衰退，但内战对以后的经济繁荣的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俄国与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出改革的振荡，步入增长时期，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经历的振荡相比，其振荡的时期要短得多。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了。因此，杨小凯等学者认为，对两个国家改革的成效的认定，一是要考虑长期因素，二是要重新计算实际已经取得的绩效。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轨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已取得的收益。因此，要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重新评价。杨小凯教授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另一个例子，分析了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为求稳定转轨的短期好处。
     波兰的经济学家格泽戈尔茨.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  的著作中，从另一个角度对“激进”和“渐进”的选择作了分析。其中有三个观点值得重视，一是政治体和经济体制的关系，他认为：从严格的政治背景分析，经济的因素决定着改革和转轨的性质，但实际上，经济活动对于政治发展的依赖是相当高的。在政治制度还没有相应转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转为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逻辑表明，如果政治改革进程不是很深入，那么经济的发展是有限的，并且速度会越来越慢。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无论国家的政体如何，在国家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下，如果市场运作良好，经济也能获得持续的增长。但是，到一定的时间，技术进步的特征以及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就会使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与政治的自由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政治制度迟早都会成为经济进步的桎槁或者是催化剂。所以在通常下，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的过程，是向议会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政治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种分析方法，当然也关注了意识形态对“转轨”策略的选择和“转轨”进程的影响。二是从经济内容方面比较详尽的讨论了实施“激进”和“渐进”改革策略的具体领域和问题，他认为，“激进”和“渐进”的选择，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1）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方面，这主要是看货币和金融的稳定程度。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初期，一般都会出现经济的不稳定，从而需要辅之于有力的稳定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个领域，到底是实行“激进”，还是实行“渐进”？要认真分析货币和金融的状况，如果转轨之前经济的控制程度很高，转轨初期出现了金融的不稳定，那么实行“激进”的方式就可达到经济的自由化。（2）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方面，包括民营化、公司治理结构，则必须采用“渐进”的改革方法，因为这项改革所需要的时间长，花费的财政和社会成本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也不能采取“激进”的改革。（3）产业的微观结构重组方面，要注入新的投资，要关闭旧工厂、要对劳动力重新进行调配和再培训、要提高行业的竞争能力、要吸收流动资本等等，这些改革措施都需要时间，在这个问题上，那个也不能采取“激进”的方法。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可以在“渐进”和“激进”这两种方法上作出“转轨”的选择。除了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可以选择外，结构改革和微观结构重组都不能采取“激进”的方法。三是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判断，科勒德克指出，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断转轨策略选择的得失，这是否科学？认为：从长时段看，一般而言，制度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也经常出现在某一时段中体制转轨缓慢，但增长迅速；或者体制转轨迅速，但经济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甚至，一个较长时间中也未必能看清楚转型与增长两者之间的清晰联系。“总体上讲，转轨不应当因实际经济中发生的事件受到责备或颂扬，改革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是政策。在两种制度下都有好政策和坏政策的例子，因此两种制度下也都有增长和衰退的例子。……  。经验和历史证据都表明，事情可以做好或做坏，紧靠制度分析是不能解释一切的。”[12]所以，他明确地提出：在对中国和俄罗斯“转轨”的比较研究中，不要太看重一时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并对此进行褒贬。
     德国的经济学家何梦笔在《大国体制转轨理论分析范式》的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政府竞争的研究思路，认为：“政府竞争”概念对于大国经济体制转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或地区）差异，全国统一的经济转轨政策将会引发各地区政治经济不同的反应，而这种反馈差异又将促使各地区逐渐形成不同的转轨路径。在转轨过程中，各地不同的制度安排，也会引起相互趋异的结构变迁，而这种相互趋异的结构变迁，反过来又会使得地方利益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化。例如，地方经济的内生增长及其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将导致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上出现断层和差距；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作用就会对这一过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其程度视边缘和中心之间的断层和差距具体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全国性政策层面上而定。中国与俄罗斯都具有以下特征：都出现了地方政府作为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现象，由中央确定的货币政策都对解决财政矛盾起着关键作用，以及中央－地方政权之间存在着围绕税基和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复杂的讨价还价现象。两国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俄罗斯在引进议会民主以后，一方面，地方利益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得到更加强有力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吸引那些具有流动性的生产要素时，资方与工会会表现出不同的利益取向。在这两个国家，政府竞争都将促使地方精英不断参与政治决策，形成许多新的政治团体，尤其是增加了市一级政府的重要性。从政府竞争的角度看，必须用一种全新的观念来确立经济体制转轨政策。适宜的转轨政策应该为政府竞争创造一种能够操作的政策框架，而不应过细地规定在地方转轨中地方政府要采取哪些措施[13]。
     清华大学教授丁学良在《俄罗斯现象》文章中强调了转轨社会中的立法和司法问题。８０年代早期，有一种转轨理论认为：转轨社会中原来的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国家机器，要缩减。过去很多由国家自己去干预、自己去做的事情，要放开。按照这个观点对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中，提出了“大政府”、“小政府”的理论[14]。当时，丁学良教授对这种所谓“大政府”、“小政府”的理论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合东方国家，他指出：俄罗斯转轨的初期，西方主流学派强调，要实现转轨，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无所不包的全权国家搞散架。但实践证明，把国家机器搞散架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把一个国家机器搞散架是一回事，获得有实质公民权的民主政体又是一回事。对一个转轨国家来说，需要的是国家机器的重新构建，通过立法，把政府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在集权计划经济下，行政部门把许多其它部门对公共事务的调整和管理的功能给同化了，该由法律来调节和管理的领域，却通过行政干预来处理，传统体制下最小最弱的部分恰恰是在转轨中最需要强化的部分，即强化司法和执法。丁学良教授说：“没有法制的市场，一定是骗子和强盗横行的地盘；没有法制的民主也一定是骗子和强盗横行的地盘。”所以，他认为：在一个系统的转轨社会里，决不能认为只要消弱了国家机器或政府的权力，就自然而然的会达到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要把集权计划经济条件下过分扩张的部位裁减下来，把这些部门过去耗费的资源转移到迄今为止尚很弱小、但对新兴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社会相关的那些部门中去即立法、司法方面。
     最近几年，学术界也出版过不少著作，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A.  B.  布斯卡林教授于1994年已经出版了《过渡经济学》，同时作为经济学教科书公开发行。该书提供了俄罗斯转型的大量实践材料和问题。当然，国内也有以“转型经济学”为题目出版的著作，比如：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探索，对深入研究“转型”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但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停留在对“渐进”、“激进”的比较研究上；再如：林毅夫等同志写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对改革的成果，与俄罗斯相比，用“奇迹”来加以总结，但这些结论实际上也就终结了对“转型”的研究。
     转型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科，还处在艰难的探索中，到目前为止，体系、范畴等都没有初步形成。但是，我还是赞成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要综合马克思生产关系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体制变迁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学科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对有关国家转轨的实践进程进行动态的追踪研究、仔细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历史进程。从中找出：（１）转轨是从哪儿起点的？研究具体国情；（２）要转到哪儿去？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３）转轨的路子该怎么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转轨策略！动态的追踪的比较研究，应该说是这门新兴学科的生命力之所在。
     二、经济转轨及其国际比较中的主要理论问题
     中国的“转轨”，就其内在所包含的事实来说，与俄罗斯的“转轨”的确不同：俄罗斯的“转轨”包括着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极权执政转向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普京时期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但在中国的“转轨”，目前还基本上还限于经济领域，一是指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指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因此，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我国“转轨”的主要含义。
     转轨是一个体制推陈出新的过程；转轨也是一种发展的战略工具。一个国家的社会转轨，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全方位的理论问题，但我认为，就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和新的企业制度建设；二是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完善；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
     在对这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作出阐述前，有三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说明。
     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国情的基本差异？。
     改革前的俄罗斯主要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农村居民的比例为２６％，农业在ＧＮＰ中比重为１７％左右，工业和建筑业的比重为４５－５０。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人均指标，俄罗斯属于人均不低于５０００美元的发达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福利涵盖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超过８０％，农业创造的ＧＮＰ为３５％以上。其发展水平，中国还属于人均不超过２５０美元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福利仅仅是城市居民在低水平上享受。在经济的集权和管理水平上，还有文化传统、民族因素等方面也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一个是发达的工业国；另一个则是发展中的农业国。这种极大的基本国情，难免会造成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在转轨进程中的某些差距。
     二是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
     苏联共产党在它领导的７０多年里，虽然使落后的俄国跻身于强国之列，但长期以来却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得到的改善。这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斯大林时代的大镇压，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６０年代，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但却没有触动党内极权领导制度。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实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对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向斯大林体制的冲击运动实行镇压。在国内，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变成了新的权贵阶层；基层党员，也对一切无动于衷。我们注意到：在苏共总部被查封的时候，拥有１８００万党员的共产党竟然没有一个党员出来表示抗议，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也顺从地撤出总部，广大群众则围观看热闹。苏联共产党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与时俱进”，一个腐败的党，一个完全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党，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这是咎由自取！。
     三是怎样看待苏联转轨前的社会性质？
     在斯大林倡导下，前苏联实行了不少革命措施，比如：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实现国有化和集体化，采取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了普遍低水平的福利制度等等。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苏联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质疑。按照马克思规定的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来看，社会主义是要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应当服务于这一根本宗旨，其它的各种政策方针都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国有化、工业化、集体化、计划经济等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从这个观点看，苏联的所作所为是背离这一目的。人要生存，要发展，这是基本的人权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理应给与保障的每一个人的天然权利，斯大林所倡导的阶级斗争理论背离了这一起码宗旨。８０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应该看作是挽救社会主义声誉的一种努力，但他在经济活动中却毫无建树，没有给人民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这说明，前苏联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在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的时候，也才没有人出来捍卫这种社会主义。俄国的一些学者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变形的社会主义”、“扭曲的社会主义”。所以，不能说前苏联或者是俄罗斯的转轨是背离或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对中国来说，我们也不能自我标榜说，中国的转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完善。邓小平同志用“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对转轨前的中国社会性质作了概括。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在进行着制度创新。
     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国有产权重新配置和企业制度建设
     打破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对国有资产重新配置，是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首要任务。
     俄罗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对国有产权直接实行民营化。９０年代初，俄罗斯在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中，采纳了少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15]。这些经济学家在帮助俄罗斯政府设计的“经济改革方案”中，始终坚持两个最基本的论点：一是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有权利建立公司、管理公司、从中获利以及清盘关闭公司；有权决定公司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以及同谁进行业务往来；要求任何形式的财产都应该具有自由的经济活动的权利。二是在市场经济中，公司要想有动力参与竞争，制造消费者想买的商品以及满足消费的需求，就必须追逐利润，金钱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不过多的干预。叶利钦接受了这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政策建议，并以此实施了“休克疗法”，用很短的时间，（1）放开价格，不再控制国内外贸易，使所有的企业都能自由地参加竞争；（2）给公民建立企业生产产品的自由，建立什么样的企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都由企业自己决定；（3）减少财政赤字，政府不再对企业进行补贴；（4）建立稳定的可兑换的货币，抑制通货膨胀；（5）简化法律和税收制度，发展小企业；（6）剥离国家的所有商业和工业企业，向民营化迈进。
     在这样的总体改革战略下，政府内具体负责国有企业的改革小组在制定具体方案时，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三条原则：
     （１）俄罗斯人民通过民营化成为新的所有者；（２）俄罗斯人民能够对经济信号作出理性的反映；（３）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控制。执政的盖达尔总理，按照这三条原则，在１９９２年1月2日，除某些食品、能源和服务的价格仍然由国家来确定外。放开了８０％的批发价格和９０％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实施这些措施的结果，的确比较快地扭转了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的现象，商店的货架上逐渐丰富了起来。但是，在价格和贸易自由化后，由于政府继续对许多企业进行补贴，这样就推动了持久的通货膨胀，消费品以１３５４％速度上升。宏观经济日益恶化，全国经济严重衰退。
     但是政府仍以加快民营化为目标，于１９９２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从１９９３年1月到１９９４年6月，用１８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每个公民都得到可以兑换成多种多样企业股票的价值１０，０００卢布的凭证。到１９９４年，实行民营化的许多企业中，所有权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16]。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高潮中，由管理者、职工、外部投资人以及这三种人的混合，形成了对国有财产的瓜分。
     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却走了另外的一条路：首先发展非国有经济，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状况创造外部的竞争环境。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步地得到政策的支持和制度的保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２００２年，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8.5％；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15％（其中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贡献13个百分点，在其它产业的增加值中贡献2个百分点）；广义的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占６４％左右。从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０２年，民间投资年平均增长２５％。２００２年不包含外资的民间投资达到１.  ７万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４，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４０.３％。２００２年全社会就业总数为７.３７４亿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７１６３万人,占全社会的９.７％,民营经济（含农业劳动力）就业占到全社会９０.３％；如果不包括农业劳动力(３.６６亿)，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量为３.０９亿(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１.３３亿)，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４２％；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８４％，民营经济在城镇中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７０％。民营经济上缴税收比重也在不断升高，到２００２年底已接近３７％；２００２年广义民营经济的税收增长率为１４.８％，全社会税收平均增长率为１２.１％。民营企业中的个体私营企业的税收增长率从１９９５年以来连续８年超过５０％。民营经济对繁荣市场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２年，民营经济中的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２５.６％，同期全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为１４.２％。１９９９年以来，民营经济中的个体私营经济完成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基本占到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0%左右[17]。民营经济是千千万万老百姓通过自主创业而从事的经济事业，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国也对国有经济进行了改造，但就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具体措施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大体上差不多。我们不能因为俄罗斯明确地提出了民营化问题，就回避中国与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对照两国有关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文件，无论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对国有财产所有权进行转移，也无论是实行租赁而对财产经营权的进行让渡，大体上都差不多。但从实施的绩效来看，却相去甚远。问题的症结，主要发生在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标确定上，俄罗斯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的是扶植新的财产所有者；中国则是为了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打破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垄断，改造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从结果来看，中国、俄罗斯，都在配置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这对转轨来说，应该说是殊路同归。
     对俄罗斯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来说，民营化的速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与民营化相联系的放开价格、清理资产负债表、创建资本市场、建立法律框架以确保契约的实施和竞争的实施等问题，是在民营化前完成还是在民营化之后去搞？这都涉及到民营化速度问题。俄罗斯转轨的设计师者担心，如果要等到法律制度完全建立后再实行民营化，就会拖延民营化的实际进展，甚至导致反复，造成集权的经济制度和极权的政治制度的死灰复燃。所以他们认为，民营化的实现速度要比如何实现民营化更为重要，从而主张必须快速进行民营化，能多快就多快！谁是民营化最初的所有者，这一点并不重要，“市场”会很快把资产重新分配到能够有效利用资产的新的所有者手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而这股力量，将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他们会更积极的进一步推进更为广泛更为彻底的转轨计划。因此，俄罗斯转轨的设计师设计的国有资产产权重新配置的方案，重要的不在于民营化最初能不能成功，而是要通过民营化尽快创立一股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力量，配置新的财产所有者。就实际情况来看，在俄罗斯，这股新的政治力量，其中多数都是由共产党的官员们演变而成的。原先由他们掌管的国有财产，现在以“改革”的名义，通过各种途径把原国有资产转化为他们的个人私产。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资料，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过去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组成，而新的经济精英则来自原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俄罗斯国有产权民营化的主持者丘拜斯有一段精彩说明：“他们绝对正在盗窃一切财富。不可能阻滞他们，就让他们盗窃并拥有财产吧！他们将会变成盗窃来的财产的所有者和体面的管理者”
     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提供我们深入思考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如何建立严格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据统计，俄罗斯职工所拥有的公司股票比世界上任何国家职工所拥有的都要多，但他们的权利却很小。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董事长、经理的手里。董事长、经理还继续保持着集权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控制权，极力排斥外部投资者。由于内部人的控制，民营化后的企业很难进行重组。企业的资金不足，就靠削减生产，解雇职工，然后依靠政府的补贴、贷款和拖欠债务来继续生存。对传统的国有企业，不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造，这样的“公司”只能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实质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曾经参与过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美国经济学家评论说：对内部控制权的依赖是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的致命错误。这个教训说明：建立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定符合国情的多元股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俄罗斯搞过“职工多数所有权”。这似乎是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在中国，类似“职工内部股”。俄罗斯模仿美国职工股权的模式，使职工所有权在俄罗斯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但是，仅仅把职工所有权作为激励机制，工人必然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上，投票赞成提高工资，把公司的利润分光吃净。另一方面，尽管企业的多数职工具有了股票所有权，由于存在着“经理的所有权”，因此，职工股权的模式很容易变成经理控股的信托形式。
     俄罗斯还搞过“经理多数所有权”。公司的董事长们都认为，“企业必须有一个所有者”，而这个所有者，实际上就是指董事会的董事。在中国，这一现象可以参照经理“控大股”。就一般情况来说，如果是经理收购了企业，成了企业的所有者，那么职工的多数所有权，实际上也就是经理管理者所有权，因为董事长一人可以投票决定公司的经营业务，可以决定大多数职工的股票权力。
     俄罗斯曾一度非常注意“外部投资人多数所有权”。这在中国，可以参照资产的“重组”问题。应该说，俄罗斯的许多企业都需要进行资产的重组，对那些得不到银行贷款的小企业，外部投资人无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买到这个企业的股份；那些能发行新股继续进行重组的企业，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但这样的企业，资产的质量和财务状况一般都比较差，甚至面临着破产，这实际上对外部投资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因为外部投资人把资金注入这样的企业，很有可能会失去全部投资。所以，外部人的投资并不对那些需要重组企业的经理构成什么大的威胁。但是，企业的经理却对这种股权结构怀有深深的敌意，他们公开地说：我们希望国家的银行购买我们企业的股票，如果有人在资本市场上匿名购买了我们公司的股票，第二天到我们公司说：我是这个公司的新主人，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但就我们国家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文件，都明确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聘任经营者，并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发挥监事会对企业财务和对董事、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作用。俄罗斯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却缺乏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没有形成严格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二是如何让一部分国有资产“有序退出”？
     俄罗斯在国有资产产权重新配置中，一些国有资产“无序退出”，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一般来说，要出售一家企业，必须做好两项工作，一是会计事务所评估企业的价值，二是为出售做广告和与买方接洽。这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但俄罗斯采取的凭证民营化的方法，为职工免费提供和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完成。这种急促的“无序退出”，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尖锐的利益矛盾。我们国家吸取了这个教训。提出了“有进有退”的基本思路，对“有序退出”作出了还算是比较周密的部署，首先，明确地规定了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除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外，其它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的同时，加快非国有经济的进入，以便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其次，在实施“退出”中，明确规定“推出”要从实际出发，无论采取哪种“退出”的形式，都必须听取职工意见，规范操作，注重实效。第三，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搞好这三条保障线的相互衔接，把保障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完善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第四，还特别强调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中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在具体的实施中，也有某些黑箱操作的行为。
     这两条教训，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非常重要。
     重要理论问题之二：政府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改革           新自由主义在本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深刻影响着东欧、前苏联的经济转轨。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的神奇力量。
     “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这是俄罗斯“转轨”的一种理论。俄罗斯总统顾问、总统信息分析中心主任Ａ拉基托夫在１９９２年的《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文明、文化、技术、市场》文章，作者认为：俄罗斯文化不具备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如果用平稳演进式的方法，就不可能实现从传统社会向西方模式社会的过渡。因此要用猛烈的突击性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消除俄罗斯的文化和传统。作者也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会使“生产的降幅达到４０％，甚至更多”，也会“爆发动乱、暴动和各种冲突、饥饿、病疫、社会文化崩溃、民族地区冲突、知识潜力全面衰落以及其它许多反面的、具有毁灭性后果的事件”，但这一切是转轨应付出的代价。“只有这些急剧的硬性的措施也许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把俄罗斯引向现代的文明社会和文明市场”。从这一点来看，俄罗斯经济衰退，其原因并不简单地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所造成，而是改革家的一种思想信念，是他们思想深处的史学观。
     “一定要建立一个小政府”，这是俄罗斯有关这方面的又一个理论。他们认为：大政府便意味着无效率；小政府意味着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１９９３年认为：中央计划官僚机构一旦退出原位，市场马上就会繁盛起来。这个建议被一些转轨国家所接受，认为：在转轨形成后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其最简捷的路径是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建立小政府上，却忽略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事实上，就减少政府支出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关键是政府要能以有助于经济较高增长和有助于收入公平分配为目标的结构性变化。转轨中建立的新政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就一般情况而言，一般都会消减在国防和补贴这两个方面开支，但在短期内，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开支，却会急剧上升，特别是人口增加、失业人数也在增加，还有老龄社会问题，使社会保障的迅猛增长，形成了一项特别的负担，政府的公共财政开支的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通过简单的消减政府支出而达到政府规模地缩小，不仅损害目前的消费和生活水平，而且不利增长，及未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１９９７年），有五种功能由于市场和私人机构无法实现，所以属于政府职能范围：（１）法律基础；（２）执行宏观经济的政策框架；（３）基础社会服务、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４）为社会的薄弱阶层设置的综合网；（５）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所以，什么是“小政府”和“大政府”？什么是“强政府”和“弱政府”？这是一个很不清晰问题。实践说明，转轨国家的政府，在精简机构的同时，面临主要任务的首先是改善分配政策和提高投资效率，转变政府职能。
     我们都在谈论，在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转轨。但我们要看到，从政治体制转轨的顺序看，它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问题、党政关系问题、民主问题、法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问题、司法改革问题等等，但这些问题却又都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但政府职能的转变则不同，虽然它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但又有其特殊性，它属于行政转轨的范畴。所以，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转轨的关键，又是推进政治体制转轨的起点。
     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依法治国，而其中依法行政是关键。依法行政也称行政法治，实施法治，最重要的是行政权必须受法律的约束，行政权也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政府的责任主要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安全，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在经济活动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公正执法和提供公共品的服务，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公民的权利也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同时，履行法定义务。
     我们注意到，行政审批制度是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履行职能的基本方式，审批范围广、环节多、效率低；审批几乎不受法律的制约，审批的自由裁定权很大。市场准入的前置审批，给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大大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项目行政不负责任的审批，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对社会的无限责任，并由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也为寻租、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提供了温床。随经济成分比重更新变化，政府部门直接支配的企业财产形态的资源性审批项目会逐渐减少，改革政府项目审批制度显得非常重要，政府要把以项目审批为中心的直接行政管理方法，转变到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上来。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国家体制的创新，重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
     只有政府职能得到了转变，建立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新体制，才能谈得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
     重要理论问题之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社会安全网建设
     凡实行转轨，都必须对原有的国有经济垄断布局进行调整和结构改革，都必须对原来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制度进行调整，都必须使产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宏观调控逐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而这一切都会引起社会经济利益的新矛盾，从而引发出一些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诸如通货膨胀（紧缩）的压力、失业和再就业、城市退休和养老、农村养老和保险、文化教育医疗、地下经济等城乡社会诸多问题的威胁。如何实现社会的健康转轨？这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并重构新的社会安全网，由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或组织构成社会保护伞，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
     由于国情和转轨策略的选择不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有显著的差异。就一般而言，转轨期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管理机构精简，企业停产甚至破产，都成为一种成为正常的经济现象。这使得过去以企业或机构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失去了根基。另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养老金，一般都由公共财政负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大都进入了老龄社会，而且人均寿命也在延长，这使得公共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保障的赤字变成了中央财政的赤字。在转轨过程中，如果缺乏经济增长作后盾，税收制度不健全，中央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常规的社会保障项目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这使得原来社会保障水平低但却还算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遭到了破坏。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遭到了完全的破坏，由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改革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规避市场转轨风险的安全网和有序推进转轨的保障。
     转轨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主要应该在社会保障筹资方式、财务管理、运行监督制度等等方面寻找新的思路，将集权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保障转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但俄罗斯似乎在这方面还毫无建树。而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保障供给却包含着更加复杂的难题，整个保障体系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财务危机。我国的社会保障的水平较比俄罗斯就低，转轨期间中央财政收入与国内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与其它方面，如：基础建设设施、文化教育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集权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城镇职工保护过度和乡村人口保护不足的差别，过去在企业保障下的工人，曾经获得过“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全方位生活保障及福利待遇。突然的失业不仅使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中断，家庭生活状况迅速下滑，过去的社会保障也都丢失了。因此在城镇社会保障危机引发的社会矛盾远比乡村尖锐，失业者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城市大规模的失业难免引发集中的社会冲突或社会动荡。但困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资金严重不足，加上中国即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任务十分繁重。在集权计划经济的低工资下，国有企事业职工所积累的养老金，曾经被政府用作了不断扩大生产的投资，它物化在了现有的国有资产之中。将养老金的受益基准制转向供款基准制，将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那些在旧制度下没有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的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理所当然要向政府索取其养老退休金的权益。这项权益实质上就是政府背负的隐形养老保险债务。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国有资产变现、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开拓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为社会保障资金，实际上是将国有企业职工的在国有资产中的一份劳动积累返还给他们。但还没有找到返还的有效途径和机制。但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养老金的隐形债务。因为现有在职职工为自己缴付积累的养老基金，已经全部支付给现在已离退休的职工了。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18]，这有很大的隐患。
     三、对俄罗斯、中国经济转轨现状的评估
     普京实施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已构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轨的基本思路。在他所公开了的一系列文件和法律草案中，大体上勾画出了俄罗斯转轨所要达到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基本框架[19]。
     普京吸取过去的教训，强调要加强国家的作用和政府建设。
     普京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作了明确的界定：国家调节经济的实质是保护一切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保障经济自由，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转，保障全国经济活动的统一条件，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地方政权的任何限制经济自由的行为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国家对经济工作，要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普京在2000年8月的国情咨文中严格界定国家调控的范围，强调国家在经济中作用是：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减低税负拉平税率、改革金融体系；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加强立法，保障优越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放弃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并提高调控的效率。他还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的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
     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在行政机构方面，国家政权和管理结构的合理化，加强反腐败斗争；改革国家人事干部政策；创造条件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实行权利均等；加强司法的作用和权威；改善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特别是财政金融关系；全面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在巩固联邦国家方面，首先建立了七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由总统任命总统全权代表，帮助有效地解决本区的问题，缩减地方联邦公务员机构，加强总统对地区的垂直管理结构，提高政权机构的工作效率。他的顾问班子在有关政策建议中，把彻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社会不平等，保护和扩大俄罗斯的文化价值观，恢复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作用作为政府的长期社会经济政策主要目标。
     可以看得出，这是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的模式，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继续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致力于恢复经济秩序；加强国家政权对民营化成果的保护，发展多种所有制和经济形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刺激国内需求；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分享世界范围内的高新技术成果，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普京批评了前一时期激进民主派模仿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指出：９０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我国，就无法顺利的推进改革。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也是没用的。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只有将市场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应该继承和发扬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普京还批评了“休克疗法”，他指出：俄罗斯在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现在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要保证社会稳定，不使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恶化。
     所以从总体上判断，普京时期俄罗斯体制转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与早年自由主义体制路径切入相异的方向。虽然，普京依然坚定地推行市场化改革，但越来越强调“政府守夜人”的监护作用；虽然普京从未放弃政治民主的口号，但可以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有管理的民主”；这标志着极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俄罗斯转轨中已彻底丧失了它的作用，普京政府将重新构建  “可控制的市场经济”。  
     普京政府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的宏观政策，比如：改革金融体系，达到中期金融稳定；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完善国家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的利益代表制度，坚定地保护民营化的成果，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形式并存，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经济结构变革。国家财政从对亏损企业的支持转向发展基础设施，保障劳动力的流动，支持新兴部门（首先是创新和信息产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自然垄断企业重组和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民营化。创造条件使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遵循互利互让的原则鼓励俄罗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有效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联邦出口扶持机构，为俄罗斯企业的出口实行担保，开放对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国际资源，如俄罗斯缺乏有限的资本和技术、商品和服务等，保障国际收支顺差，提高国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支持的效率。尽快结束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  严厉打击影子经济。肃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为了彻底打击这一顽疾，并完善执法机关的活动，将严格强化许可证、税收、外汇和出口监督。  
     普京政府在加强国家的作用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措施方面，作为局外学者来看，最为重要的还有两条：
     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叶利钦时期，由于政府和议会之间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叶利钦为了在与国家杜马的斗争中寻求地方政权的支持，曾与各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和州的行政长官单独达成协议，总统允许地方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但在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鼎力相助。叶利钦有一句名言:  “你们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结果是无限的地区主权威胁到联邦国家的统一，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地方政权各自为政，独断专行，中央政权软弱无力。因此，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普京执政的第一项重大举措。普京上台后，要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单一的法制和经济空间”，因此，他把全俄划分成7个大联邦区，委任驻联邦区的总统代表，代表拥有广泛的职能。同时，改组联邦委员会法案，法案规定，联邦委员会成员将不再由各联邦主体长官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兼任，而改为由各联邦主体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代表组成。联邦总统有权解除地区领导人的职务和解散不遵守联邦法律的地方立法机关，而地方领导人也有权解除下属权力机关领导人的职务。这些改革，最终目的是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垂直权力体系。
     二是打击金融寡头。普京执政后曾向新权贵发出过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中央税警也开始清查俄罗斯新贵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所涉国家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俄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小寡头们已乱了阵脚。我们从媒体上看到，俄罗斯寡头新贵的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比如：俄寡头古辛斯基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出门必有保镖跟随，他公开声称，他雇用的保安人员达几千人之多。而另一方面，俄罗斯近两成居民处于赤贫状态。普京发誓说：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多少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由于普京的新政，俄罗斯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经济出现了转机。当年，ＧＤＰ的增长达到３.２%。２０００年的俄罗斯经济又取得了更为喜人的成就，ＧＤＰ增长7.7%，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上已经恢复并超过了１９９８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连续几年，经济都保持在６％左右的增长速度。世界银行２００３年9月发表的《２００４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已经成为带动独联体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俄内需增长已经成为推动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居民的收入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有一组经济数字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１１.９％;  ８.５％;  ８.８％,    多年来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全部补发到位，退休金大幅提高，居民消费和储蓄同步增长，失业率下降。据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统计资料，与１９９８年相比，感到“难以生活”的人由４５％下降至２１％；觉得生活“还算不错”的人由５％增加到２５％；认为自己对生活泰然处之的人由２４％上升至４４％。民众普遍认为普京就任总统以来，生活状况确实在好转。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俄罗斯经济恢复，有两条外在的条件，其一是国际上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使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的生产大幅度增加，并由于美国处处表现的攻击性大大刺激了俄罗斯的军事装备的出口。其二是１９９８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由于卢布大幅贬值，大大提升了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抑制了外国产品的进口，从而刺激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进而促进了民族工业恢复生机。
     但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中还潜藏着许多隐患，比如：
     贫穷，两极严重分化，已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贫穷大军存在，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但一个极端却是拥有大型企业和银行股份的少数金融寡头，俄罗斯社会缺乏一个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社会基础。
     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困扰俄罗斯经济正常运转的痼疾。黑手党与大大小小的官僚勾结，偷逃税款，牟取暴利；金融寡头们争相控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为了利益斗得你死我活；俄领导层内部也并非一片净土，所有这些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
     军费开支增加，也困扰着俄罗斯的经济。普京把俄军视为实现“强国理念”的重要支柱和内容，多次表示将增加军费。２００２年1月２７日，普京批准了俄军武器和装备采购计划，根据计划，未来俄军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的资金将比以往增加８０％，军需供应的总体开支将增加５０％。在普京执政下俄军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3．5％。
     经济结构的调整还任重道。由于经济尚处于转轨时期，俄国内工农业企业的亏损面大，预算拨款、财税和企业资金结算拖欠严重，造成企业资金短缺，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性投资不足。在普京总统对税制进行改革后，银行系统的种种问题亟待解决。
     尽管面临着如此之多的困难，俄罗斯经济毕竟迈开了走向复苏的第一步，所有俄罗斯人都在热切期待着俄经济重新崛起的那一天能尽快来临。当然，也给中国提供了某些需要重新思考和值得借鉴的问题。
     中国坚持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化，已步入实质性的制度创新阶段。
     追索到７０年代末，我国朝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风风雨雨中已经走过了２０多年的路途。回顾这一段经济体制转型的进程，应该说，９０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已经不可逆转地在进行着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由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朝着现代市场经济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在过渡。
     什么样的经济就算作是市场经济[20]？我们的认识还在不断的深化，特别是这几年国际反倾销的措施，使我们对市场化进程有了数量化的理解，包括：政府行为规范化水准；经济主体自由化水准；贸易环境公平化水准；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准；金融参数合理化水准等[21]  。按照这些数量化的标准测算，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但从总体来讲，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还不是很高，需要从量的角度加以判断。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在１９９９年初出版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22]，在对市场化的含义及市场化的特征研究界定的基础上，从体制构成、产业结构、地区布局等角度，从整体上对全国总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多角度测算，认为中国的总体市场化上世纪末已经达到６０%左右。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０３年》[23]，这份报告根据新的资料，从政府、企业、生产要素、贸易环境和金融参数等五个方面，对２００１年我国市场经济的进展作了测算，认为：我国政府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水平在逐步提高；企业市场化取得了突破性飞跃；生产要素的取得也基本上以市场方式为主；正在营造着国内外公平的贸易环境；金融市场化也在稳步提升。报告在对２００１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现状描述和分析基础上，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进一步测算了２００１年我国市场化的发展程度近似为６９%，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程度超过了市场经济的临界水平（６０%）。
     但是，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瓶颈”的制约，与欧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经的发展程度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目我国深层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属于市场经济发展还很不充分、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造成的。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正处于攻坚和深化的阶段，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体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主要问题是：
     （１）要素市场体系发展的不均衡性。
     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个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差异极大。在商品市场，商品价格市场化程度较高。在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和银行等，其市场化程度在中国至今发育缓慢和功能残缺不全，资本市场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干预，直接阻碍市场机制的引入，并使资本市场处于低效或无效运行状态，因此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
     （２）市场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性。
     十年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了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产权多元化的微观基础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但是，纵观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格局，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经济地位还很不平等，竞争机制还很不对等，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还有很多难点。
     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扩张的资金瓶颈。在现有金融体制下私营企业就很难继续做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进程迟缓，某些行业还被处在寡头的垄断中；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也还很不健全。
     （３）政府宏观管理职能转换还很不到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的潜在危险是当前深化体制转型的障碍。我们注意到，行政审批制度是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履行职能的基本方式，审批范围广、环节多、效率低，审批几乎不受法律的制约，审批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市场准入的前置审批，给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大大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项目不负责任的行政审批，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对社会的无限责任，并由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时至今日，虽然对此已经逐步在进行改革，但无论是治理“紧缩”，还是调控“过热”，其手段都带有行政审批的色彩，所谓项目的上上下下，成了某些政府官员玩经济的筹码。这也为寻租、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国家体制的创新，重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
     决策层为解除现有经济体制的“瓶颈”，指出了新的出路。但是，完善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注意当前的新环境。
     首先，我国经济还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但却会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从总的趋势上讲，我国自９０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与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相比，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就２００３年来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１１万亿元台阶，９％的经济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但我们注意到，目前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城乡、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目前，居民的储蓄余额有10万亿，但实际上，８０％却集中在占全体居民２０％的高收入阶层的手中中。在一些省，实际减收户普遍呈上升的趋势，“城市贫民”在相对扩大，由于高收入家庭少，边际的消费倾向低，而广大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又不足，从而影响了城市消费的增加；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农民收入水平太低，加上消费环境等的制约，致使巨大的农村市场潜力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求，特别是随着医疗养老、孩子教育等社会公共支出转化为自掏腰包的负担将会超出个人预期收入，城乡居民对预期收入及经济前景缺少信心，居民也就不得不压制自已当前的消费需求。
     在勤奋劳动基础上出现的收入差别，是正常的；在不同生产要素及其贡献基础上产生的收入差别也是合理的。但由于政策漏洞或权利资本而产生的收入差别，则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但从总体上看，城乡、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出了更高和很紧迫的要求。我们要注意因收入差别过大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其次，我国经济还处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失业、下岗人员的继续增多，也会伴随着企业家阶层的产生。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下岗是一个必然现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于失业、下岗的源头国有企业来说，仍然会出现企业富余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再就业的问题，问题是这个下岗失业源头的开闸力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失业下岗的规模。但这个规模的大小，最终取决于国有企业因改制提高经济效益和国家财政为下岗职工提供财政补贴能力之间的挂钩关系，取决于社会能够提供再就业的能力。另外，预计“十五”期间，我国新成长的劳动力数量将升至峰值，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２３００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１５００万人。同时，农村还有１．５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面临来自城乡的双重压力。
     国有企业改革难以取得有效业绩的难点之一是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的推动下，不同类型的股份公司应运而生，但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新矛盾，委托者所有权缺位，代理者即经营者侵犯所有权的现象不断产生，即所谓“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新的抉择。无论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经济国家，在企业中都需要探寻企业内部新的激励机制。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但和劳动者的矛盾却是一个新问题。
     第三，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和国际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接轨。
     对于转轨经济的国家来说，加入WTO，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寻求转轨成本和转轨成果之间的平衡。我国，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谈判，终于在２００１年底成为WTO成员国。但是，我们清醒地注意到，既然我们接受WTO  的规则，成为WTO  的成员，就必须真正解决国内现存的各种“体制瓶颈”，改变经济转轨中还继续存在的各种弊端，这就使得我国的市场化转轨今后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化转轨将按照WTO  的规则进行，淡化所谓的“中国特色”，加快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体制。那种认为中国需要首先建立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再应对世界性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挑战的转轨思路，需要进行大大的调整。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社会保障制度和安全网建设、农民农业农村发展、还有私营经济的发展等一些重大问题，将在在外力的推动下取得突破。从而迫使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转轨将由过去的重点突破，转变为整体推进，转轨会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转轨的过程也将会更加透明，更具有可预见性。这既巩固和扩大了过去已有的市场化转轨的成果，同时以开放为动力，加快了国内整个社会转轨的步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转轨。
     但是，我们也清醒的懂得，WTO的原则是自由经济。要想把国家的经济运行纳入这样一个新的规则体系，需要一个过程，比如：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在政府部门、特别是在地方，培养WTO的规则意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这都需要时间。WTO中有发达富裕的国家，期望他们不从转轨国家中谋取经济利益，那是太天真了！在国际交往中，利益就是一切，没有利益就没有一切。判断加入WTO利弊的标尺，当然要看它是否有力地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归根结底，是我们政府工作做得如何！
     加入WTO后，最为有利的是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会因入世后进一步开放市场而受到一定冲击，但市场经济就是要优胜劣汰，而且这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一些发展时间短、条件不成熟的行业，比如：金融、保险、通讯、传媒与出版以及文化领域还需要把握住开放的节奏。可以预见，金融业的开放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一个关键，风险不小。这是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新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实施政治文明是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
     我们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所谓的政治文明，实际上是指，要实施一种用先进文化的理念去处理社会各阶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则体系，保障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能够依法运行；通过法律，来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来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实行文明的政治，建设法治的国家，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发展的必然逻辑。
     经济学家谈论了很多问题，最终都必须通过体现政治文明的国家宪法体制去解决、或者去落实。实践证明，就目前现实来说，我国现行的宪法还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好的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我所知，英国、以色列等国都没有成文的宪法；美国只有一部８０００字的宪法；巴西的宪法最长，有１６万字，执行的效果，不太了解。记得一位英国的法学家有过这样的思想：法律能够建立的基础不是法，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经验政治以及社会、文化对法律统治的接受，或者说是民众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懂得了如何能够限制政府的权力，并相信这些限权观念是为整个社会有益的。这对我国来说，什么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经验政治？如何才能有效限制政府的权力？确实需要研究。东欧、俄罗斯等转型国家都在搞宪法，但都没有像德国那样有一个对宪法进行权威解释的法院，也没有像美国那样有一个能够作出权威裁决的法院。就我国的实践来说：在以往更多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讲话”，往往凌驾于法治、法制之上，甚至还经常替代法制、法治，这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实施政治文明，不再乎一纸宪法。宪政、民主、公共政策的实行，总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来判断政治文明的成熟度。
     权力腐败是当前社会非常关注的大事，直接影响到现代经济体制的完善。权力腐败，是在转型国家中与经济体制转型相伴而生的怪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除了资本、劳动、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外，某些具有市场准入权的干部，以权钱交易，权利开始成为资本，出现了权力腐败。在我看来，转型期的特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为腐败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提供一种新的诱因。就是说，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的时候会推出很多经济政策，但是由于新的经济政策本身相互之间不配套，又由于中国大陆在法制建设方面相对滞后，所以新出台的经济政策会明显地刺激腐败的发生。当然，权力腐败是世界各国都很难根绝的问题，特别在转型国家中，更很难根绝，但这不能成为姑息养奸的理由，应该尽快建立健全与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特别警惕“一把手”犯罪所反映出的体制缺陷。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毁灭的机制。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现在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需要冷静评估的严肃问题。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如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类型；一种恶性的，如一些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否会存在着这样两种可能性，可能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也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恶性的市场经济。决策层提出完善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使我国的市场经济朝着良性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但我们还是需要研究：一，什么是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又是恶性的市场经济？我们能否找到评判的标准？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恶性的市场经济？它演变过程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类似公司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结构、分配制度、政治制度等因素外、还有一些什么因素？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也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对出现恶性化趋势可能性的研究，是一种超前的研究。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可能会形成一整套防范措施。
     比如：如何评估现行资源控制的权力结构？在我看来，现行的权力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代表部门利益的权力结构，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某些能够从国有企业获得利益的权力部门是不愿意看到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现行的权力结构是否会成为完善现行经济体制一种障碍。
     再比如：如何评估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在我看来，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银行贷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兜圈子。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如果不下大的力气进行改革，是否也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这是可能是超前的思考，但超前研究，可以防火于未燃。
     就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中国还都处在转轨的实践过程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所以，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已经是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应该是动态的，而决定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不是市场经济，最终，这将又是由历史，而不是由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决定。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转轨比较研究还有新方法！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转轨比较研究也会有新的判断和理论！
    初稿：２００３年  ９月
    修改：２００４年  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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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发表在《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  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3  ）一书中；修改后又在  "Вестник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3,  выпуск  4转载。
    [2]  参见：张仁德等着《新比较经济学研究》  ２００２年  人民出版社
    [3]  《比较经济体制》（美）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费着  商务印书馆，1984年
    [4]  《比较经济制度》（美）阿兰·G·格鲁奇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5]  《经济体制分析和比较》（美）维克拉夫  .赫尔索夫斯基着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
    [6]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美）  约瑟夫。Ｅ。斯提格利茨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7]  《比较制度分析》(日)  青木昌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8]  《转型与经济学》（比）热诺尔.罗兰着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9]    参见：http//club.cat898.com
    [10]  斯蒂格利茨以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反思，他还对转型国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国探讨，比如：集权和分权、产权界定、私有化、公司治理结构、银行与法人控股、创新、寻租行为、分配关系、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性、资本市场、金融政策、垄断与竞争、政府职能、市场失效、政府失效等都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比较研究。他将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缺陷。
    [11]  参见：http//club.cat898.com
    ５    格则戈尔茨  ．Ｗ．  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  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出版。第９４页。
    6      天则经济研究所对这个问题曾组织过讨论，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充分地考虑了大国国家政治体制特点和地区经济文化差别对转轨的实际影响，把它作为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来，是有新意的。大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政府会通过市场竞争获得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投资、人才，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也会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多少财政收入而出现讨价还价以及“地方主义”的出现等经济现象，这些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把财政制度作为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切入点”，说明“政府竞争”对大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理论意义，这并不很恰当，因为（１）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这个国家总体上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它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但不大可能由此成为大国转轨理论的分析的范式和框架。就中国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的变化，从本质上说，从属于国家和企业经济关系的改革。由此才派生出社会和个人、中央和地方以及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２）如果把财政体制的改革作为政府竞争的切入点，这并不能反映大国转轨的基本特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问题。特别是这种研究，目前还缺乏系统的资料支持，而仅仅是把一些很不系统的“事例”堆积起来，简单的套进了进化经济学的“理论”。所以，我认为政府竞争，很难成为大国体制转轨理论的分析范式。但不否认，这个分析范式也提供了一个由政治集权向分权格局转化的途径。
    [14]  实际上，这种理论的主要依据是英美国家与社会的历史经验，英美国家的法律及其宪法传统的基本模式。在英美国家，最基本的制度设计就是考虑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他们一般把国家和社会看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10  约瑟夫  ．Ｒ．布拉西等：《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民营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
    [16]      俄罗斯实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方案，虽然包括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对于大量的小商店和零售商点，几乎都转给了其职工。但并不包括军工企业、石油公司和医疗机构。10，0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实行民营化，也必须得到政府的特批。据统计，俄罗斯大中型企业的经理和工人有700多万人，而公民人数达1亿5千多万人，军队和克格勃、医疗和教育行业、养老金领取者、农业和交通运输、学生和政府官员等，每一个公民，不管是工人还是其它人，他们都有权得到一张价值10，000卢布的凭证，具体操作是：管理者和职工以帐面价值计算出除土地之外的全部资产的价值总和，然后用这一数字除以10，000卢布，就可以得出企业的股份数。公民只需为每张凭证支付大约8美分，凭此证就可以购买本企业或其它企业的剩余股份。这些股份都是国家的财产并交给俄罗斯财产基金会直到被售出。叶利钦在1992年8月14日签署的命令要求，在10月1日前，全国范围内由俄罗斯的储蓄银行将凭证分发完毕。按照规定，凭证是不能流通的，但事实上，凭证却象货币一样在流通。家庭可以把全家的凭证都集中起来，大家都参加投资。公民也可以从其它不相信民营化的人手中用5，000卢布把10，000卢布换回来。公司化，是推行民营化的过渡步骤。每一个企业在实行公司化时都召开了职工大会，对具体的方案作出选择，具体有三个方案模式：一是把40%的股份出售给职工，60%将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以便在以后出售，从而形成职工少数所有权。二是把51%的股份出售给职工，49%的股份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形成职工多数所有权。三是由一些重组公司收购和管理。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多的采用了第二种方案；其次才是第一种方案；只有少数的公司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国有企业民营化开始后，职工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购到了股份。他们可以用企业内部的部分利润或政府分配的凭证来进行支付。而他们所支付的价格并不是西欧国家通常采用的企业市场价值，而是企业建筑、设备和资产的历史成本即企业的帐面价值。这个价格实际上是很低的。允许职工先于他人购买。经理和职工购买企业的股份时，没有任何外界的人来竞争，按自己的意愿办，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根据1994年和1995年的调查，董事长支付的份额仅仅是企业真正价值的1/40。职工在完成了本企业的购买股份后，就可以举行凭证拍卖会。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目标是以出售企业的收入来补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政府希望通过非通货膨胀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但实际上并不是很好。凭证民营化结束时，方案计划民营化的15，000家企业仍然保留着国家所有权。
    [17]  以上资料详见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２００３年底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研讨会的上演讲报告材料。  
    [18]  匈牙利对养老保险改革的经验值得借鉴。1998年，匈牙利实现了养老金由受益基准制向供款基准制的过渡，建立了一个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南美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其第一支柱称为零支柱，是以生活调查为基础的老年收入保障取代以往的统一最低养老金的产物，所需资源来自于一般税收，其作用是救助老年人中的贫困者。第二支柱是与个人工资收入相联系的现收现付制，资金全部来自于缴费，由公共部门操作。第三支柱，由35岁以下的职工对私人养老基金投保构成，虽然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基金，但按法律规定必须参加，因此这一支柱在匈牙利称为强制性的基金积累制。第四支柱是自愿投保形成的养老保险。这一体系的突出特色是将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区分开来，增强了整个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12    参见  李  新：  《新世纪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评述》    http://www.rus.org.cn
    [20]综合研究资料，美国提出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有六项：货币可自由兑换；劳资双方可进行工资谈判；自由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政府减少对生产的控制程度；政府减少对资源配置、企业生产和商品价格的干预；欧盟提出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有五项：市场经济决定价格、成本、投资；企业有符合国际财会标准的基础会计账簿；企业生产成本与金融待遇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企业有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的自由，有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有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确保破产法及资产法适用于企业；汇率变化由市场供求决定。
    [21]  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中国市场经济发展２００３年报告》对此作了比较简练的归纳，详见：http://www.people.com.cn
    [22]  详见：陈宗胜等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23]  详见：李晓西等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２００３报告》http://www.peopl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