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业化道路的认识演进

    【摘要】1949年以来的中国工业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了三次重大选择，即：50年代选择的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80年代选择的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的“外延型”梯度发展道路；90年代中期以后选择的以买方市场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种历史性的选择，既是特定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化问题的认识上逐渐成熟起来。
    【关键词】  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    发展战略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21—1949年为第一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工业化扫清障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为第二个时期，即以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模式，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个时期，通过高积累和集中有限财力，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为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改革开放，调动了各种积极性，充分利用了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并寻找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加快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方面，经历了三次重大选择和转变，不仅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也为未来的发展寻找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为中国完全实现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设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所无力完成的任务：为中国的工业化扫清道路。正如毛泽东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1]
     在通过革命为工业化扫清障碍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开始考虑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49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2]
     建国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和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党对新中国的工业化模式还处于摸索中，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也强调优先恢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对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看法。
     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  将恢复经济的大致顺序列为：农业、交通运输、工业。[3]1950年6月，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谈到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时，认为将来工业的投资需要从农业汲取，因此要重视农业发展。[4]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由于建设资金短缺和外贸恢复很快，当时不少人都曾经提出过先发展农业和收益快的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对这个设想作了最完整、最明确的阐述，是刘少奇同志。
     1950年（估计为朝鲜战争爆发前），刘少奇在一份手稿中专门谈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他提出：“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5]随后，刘少奇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发展步骤的道理。
     朝鲜战争爆发后，尽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紧张，但是刘少奇仍然坚持了他不同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设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什么呢？工农业都要发展。现在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农业才有原料和粮食，工业才有市场。其次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开始还是要搞一些轻工业。因为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6]同年7月，刘少奇在“春藕斋讲话”中，再次解释了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必要可能的重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的道理。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基础。不发展农业就没有原料，要棉花没有棉花，要麻没有麻，要烟叶没有烟叶。农村也是工业品的市场，工业品不能都拿到国外，必须拿到农村，如果农业不发展，工业的市场就不大。还因为人民生活要迅速提高一步。要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依靠农业来积累工业的资金。轻工业也是赚钱的。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重工业。”我们不能采用帝国主义靠掠夺殖民地及剥削来建立重工业的办法，“筹集重工业资金的办法，就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基础上要求人民节省，再加少数向苏联等国家的借款。”[7]
     刘少奇等人根据中国经济落后和资金缺乏的国情，认为工业化应从优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起步，以便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虽然上述思想后来没有被中共中央接受，但是上述思想所包含的真理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给后人以启迪。另外，这个时期提出的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即自我积累、节制资本的道路，则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相当长时期的主导思想。
     二、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选择
     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财经会议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过渡时期总路线最终形成。同年9月24日，作为庆祝建国三周年的口号，中共中央将其公之于世。
     在此以前，党和政府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一般都是用“工业化”这个词，毛泽东主持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宣传提纲》）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解释了其含义，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
     总路线还认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8]
     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工业化模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朝鲜战争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同时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也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迫切。1953年9月周恩来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与当年苏联比较，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9]
     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中国转入大规模建设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了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除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可一箭双雕（既实现了工业化，又过渡到社会主义）外，还有以下几个具体因素促成：一是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基础薄弱，而轻工业则相对发达，重工业是瓶颈产业，制约着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二是恢复时期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出乎意料地好，加上苏联的援助，使中国共产党认为有能力来实施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三是“三反”、“五反”反映出城镇私营经济的负面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效果良好，以及1951年党对农业合作化组织形式和效益的判断，都使中国共产党认为有能力、有办法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并且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三、1956～1978年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亦即工业化的速度，是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特点，也是其30年代的成功之处。建国以后，党一直将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八大前后，在对待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尽管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内人民要求，党依然坚持经济增长的高指标，但是通过对自己1953年和1956年“冒进”的教训总结，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四大平衡理论，使经济增长保持合理的速度有了一个检验标准。
     （一）从国情出发的探索和正确思想。
     从1956年到1978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病，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这里仅从三个方面探索叙述有关工业化理论的探索。
     1、针对苏联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1956年以后，党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中国几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10]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1]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12]  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1961年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思想。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2、在对待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根据苏联工业发展很快但几十年内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的教训。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三者兼顾。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13]
     1956年11月，陈云在商业部扩大部务会议上也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4]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八大会议上专门就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作了发言，提出了积累与消费二者兼顾的“二三四”比例。[15]
     3、针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城市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的思想。
     建国初期，针对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失业问题严重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关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思想。  在以往研究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时，人们对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与农业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的思想关注较多，实际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8年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中央认为：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持；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通过社办工业的文件。此后，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大力发展工业，形成了建国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农村要发展工业、农民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道理。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征求意见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又提出了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由于中小企业具有投资少、收效快、适应性强、便于搞专业化和便于转移等优点，要更多地建立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
     （二）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的原因分析。
     应该说，关于工业化过程中的上述认识，都是符合国情和正确的，但是，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上述思想不仅难以贯彻始终，而且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这个时期的探索不仅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反而为了维护和完善这种制度，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结果“南辕北辙”，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在1956年“八大”前后，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曾经提出过一些较好设想。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基本完成后存在的问题，陈云在八大上提出了“主体—补充”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少部分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种观点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的赞同。其次，在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与自由生产（实际上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但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脱离实际的左倾认识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其间许多针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甚至“大锅饭”的改革要求，都被视为“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遭到压制和批判。
     2、关于备战与工业化关系。建国以后到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受到备战的影响。毛泽东所处的年代，是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60年代的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升级以及中苏边境冲突都使中国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坚持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而美国和苏联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以及民族独立的浪潮似乎也证明了这个理论。
     1955年至1956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际关系最缓和的时期，即使如此，毛泽东在1955年仍然指出要备战。[16]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过去朝鲜战争还在打，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17]  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加上中印边境紧张、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越南战争升级，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在制订“三五”计划时，原来打算先解决吃、穿、用问题，后来还是转变为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工业化向备战倾斜更加明显。
     四、1978～1995年关于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步摸索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文革”结束后的1977和1978年，虽然纠正了“文革”遗留下来的许多左倾错误，并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和有所发展，但是由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仍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固守毛泽东的一些不符合国情的认识，因此国民经济的调整就受到局限，进一步发展的后劲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主张下，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彻底清除左倾错误思想开辟了道路。同时，会议还提出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要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但改变必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下，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并逐步形成了以下述特点为标志的工业化转轨。
     1、从国情和实际出发，改变急于求成的浮躁思想，降低过去长期追求的高指标。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和20世纪末中国经济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思想经过完善，得到全党的认同，从而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础上，消除了长期以来“急于求成”的思想根源，使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可能。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18]
     2、贯彻农轻重均衡发展。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方面“拨乱反正”的展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1月所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19]
     3、改变过去因备战而强调的生产力布局向内地倾斜和全国均衡发展的思想，提出和贯彻“两个大局”的思想，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鼓励条件好的地区加快发展，先富起来。
     4、改变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思想，建立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了市场机制来提高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
     5、顺应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变过去“关起门来搞建设”状态，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此后，对外开放，成为党坚定不移地基本经济政策。
     上述工业化思想和政策，充分调动和利用了国内外各种积极因素，既有长期短缺造成的国内巨大市场和国外市场，以及人民群众急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强烈要求，又有大量人力资源和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国资金、技术和市场）作后盾，因此，工业化进展迅速，表现出大中小企业并举、中外企业并举、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并举的共同扩张局面，使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翻了两番，令世界称奇。但是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数量型的扩张，即外延型的发展为主。
     五、1996年以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翻两番目标的提前实现，我国人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不仅经济总量已经较大（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1年的GDP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且形成了买方市场，即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同时，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随着发展也压力越来越大，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人均淡水资源排在世界第88位，仅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但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表明，我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自1984年至2000年受污河流增加了1倍以上。上述因素都使得外延型的经济扩张和粗放增长受到很大约束，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与此同时，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使工业化再次遇到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契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开始探索新形势下的今后工业化道路问题。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召开有146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第二次环境会议，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并签署了几个单项环境保护公约。这次大会提出了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大会以后，我国也开始组织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经过反复论证和讨论，于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布。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进步的决定》正式颁布，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并列为国家基本战略。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入第二个阶段，即由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梯度发展、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入协调发展、开发西部的阶段。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2001年底，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工业化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由数量型向效益型的转轨，与中国劳动力富余、城乡就业压力大自然要产生一些矛盾，如何加快农村大量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如何解决城镇大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新增就业人口，不仅关系到中国工业化转轨能否成功，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目的（共同富裕）能否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探索和大力推进工业化转轨的同时，也开展了城镇“再就业”工程，并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总之，以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政策，完成了关于工业化认识上的转变。2003年，党的十六大将“新型工业化”道路正式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说明：该文发表于《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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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书信选》，237页，人民出版社，1983。
    [2]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1版，13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  《周恩来选集》上卷，361页，人民出版社，1980。
    [4]  《陈云文选（1949-1956）》97—98页，人民出版社，1984。
    [5]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172—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1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2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714—71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9]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9～110页，人民出版社，1984。
    [10]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77。
    [1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0页，人民出版社，1977。
    [1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2页，人民出版社，1977。
    [1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77。
    [14]《陈云文选》（1956—1985），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6。
    [15]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
    [16]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77。
    [1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77。
    [18]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50页，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