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藏 记 忆

    2005年6-7月和2011年8-9月，我们课题组两度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调研。头一次从成都乘车沿川藏线西去，经巴塘、芒康、左贡到昌都。第二次从昌都乘车向东回返，经贡觉、江达、德格到康定。甘孜州和昌都地区以金沙江为界，但都被藏学界视为“康区”的一部分，两岸的藏族居民以“康巴人”著称。2015年初，课题组基于这两次调研撰写的专著以《排除农牧民的发展障碍》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此时翻阅调研中写下的日志，忽觉十年前的见闻录已有历史感，于是选编几篇叙述相对完整的文字与读者分享。
     开启康藏研究之门
     2005年6月25日星期六，课题组抵达成都，稍作安顿即赶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成都藏学界的专家座谈。这其中，任新建和杨新民老师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任老师有一半藏族血统，母亲出自四川省甘孜州的藏族世家，父亲任乃强先生是中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任老生前多次游历各大藏区，手绘山川地貌、驿道村舍、民居寺院等等，为后人留下了图文并茂的藏区研究文献。任新建老师原先学的是工科，“文革”期间跟随父亲做藏学研究，从此子承父业，在学问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杨老师也是藏族，藏名索朗多吉，2000年才从甘孜州调入西南民族大学，专门从事藏戏面具和石刻研究。他对家乡感情深厚，每年都要回去做基层调查，自然熟悉甘孜州的情况。他俩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的重点，就是断言甘孜州在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趋于边缘化。
     其一，甘孜藏族自治州面积大约1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在90万人左右，其中76%是藏族。甘孜这片地方原属1936年建立的西康省，1955年西康省撤销后划归四川省。甘孜州与云南的迪庆州、青海的玉树州和西藏的昌都地区一起称为“康巴地区”，1956~1959年间发生“康巴叛乱”，平叛之后进行了民主改革。此后，当地人民过上了和平稳定的生活，可甘孜州的地位却日渐下降。任、杨二位老师强调，首先是政治经济领导人才大量流失。甘孜州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后方，金沙江沿岸甘孜州一侧解放前就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解放军进西藏的时候，金沙江边的巴塘县有大量青壮年参军随行，其中包含上百名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政府地厅级干部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其次，地域交通枢纽地位丧失。在连结内地和西藏的3条公路中（川藏、滇藏和青藏公路），川藏公路的重要性被后来修通的青藏公路和通航之后的空中运输线所替代。近40年来，川藏公路的路况改善迟缓，公路两旁的地域、特别是甘孜州属地的发展几近停滞。
     其二，中央政府重点投资西藏，四川省政府重点投资平原区和旅游区，甘孜州在任何一方面都成了非重点。任、杨二位老师打抱不平，说甘孜州  “靠了一个大省，吃了一个大亏”。
     其三，两位老师将甘孜州与四川省内的阿坝州相比，认为甘孜州的经济增长处于弱势。这一是因为环境闭塞。甘孜州1999年才对外开放，而阿坝州早已成为旅游热点。二是难以确立支柱产业。甘孜州除了欠发达的农牧业，在经济领域几乎乏善可陈；阿坝州则除了蓬勃发展的旅游业还有相对强大的水电业。三是交通困难。阿坝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近几年修建了九寨黄龙机场和沥青路面的川九公路。与此相对照，甘孜州有个尚待改造的康定机场却无航线（笔者:  2011年康定机场已启用），更要紧的是多数干线公路尚未用沥青覆盖，雨雪天气严重影响通车。在2001年二郎山隧道竣工之前，州里的干部若乘车来成都开会，正常情况下仅单程就得耗时1-2天，更不消说货运及其它经济文化交流之艰难。2002年，国家拨款30亿元修路，计划3年全州“县县通油路（沥青覆盖的公路）”。可是2003年修的路，2005年有些路面就开始破损，这与公路建设投资不足有很大关系。甘孜州处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山体松软，地理状况复杂，每公里“油路”的预算造价大约为75-80万元人民币。中央政府按照每公里50万元的标准拨款，余者需要地方政府配套。可是甘孜州经济不发达，平均每个县的年财政收入在300万元左右，财政支出却达2000万元，否则难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行。因此，地方政府非但拿不出配套资金，反倒动用上级政府下拨的各类专项资金用于最紧急的支出，以至于目前每公里“油路”  的实际造价大约只相当于国家拨款额的1/2强。  
     其四，在朱镕基总理2000年视察甘孜州，并做出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决定之后，甘孜州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改观。然而距离“起飞”的程度还差得很远，尤其是百姓看病难上学难的问题尚未解决。
     鉴于此，他俩建议中央政府实施全国支援臧东高原发展的政策，首先投资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其次，建立长江中下游发达省区对上游省区的水土保持补偿机制，以便为上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筹资。再次，给予甘孜州类似特区那样的政策，以打破地区边缘化的怪圈。例如，发放赛马经营许可，允许当地政府从中获取财政收入，等等。
    任、杨老师的一席话听来沉重。虽说仅为  “一家之言”，对于我们仍不啻是一把开启康藏研究之门的钥匙。
     公共援助的理由
     2005年6月26日下午，课题组在青城山附近的鹤翔山庄召开研讨会，主讲人是经济思想史教授杨春学。他旁征博引地讲解何为社会正义和公正，以及如何校正不公平状态。这些讲解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课题组成员之间的问答和争辩到晚餐后还未终止，我从热烈的讨论中受益匪浅。
     回想自2000年开始做藏区发展研究，常听到地方官员要求中央政府援助，每每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叛乱作为一个论据。由此论证，如果当前地区援助资金不足，就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动摇国家的统一，等等。藏学家介绍康藏地区的时候，免不了也沿用相似的逻辑。他/她们的开头语几乎惊人地一致，那就是“治藏必先安康”。据说这是来自清朝鼎盛时期的统治经验，意思是稳定了康巴地区，也就牢牢控制了西藏。在我看来，这条被奉为“定律”的经验在几百年前或许有效，可如今仍以此为据来向中央政府索取资源，却与现代国家的施政理念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相悖。在当今世界，有关援助后进地区和弱势群体的主流理论依据及制度政策，出自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每一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的认同，而非对社会骚乱的回应。从援助者的角度看，如果何处有可能出现骚乱，就向那里拨款，岂不是无形中鼓励了骚乱？从受援者的角度看，倘若以避免社会骚乱为名来争取援助，岂不是隐含了对援助者的要挟？可见，争取地区发展援助需要新的论据而非沿用历史的惯例。
     咸阳馍馍
     2005年7月9日星期六，一大早从芒康出发，途经塌方路段，下午才抵达左贡县城。傍晚漫步城里仅有的一条街，看见小菜店就进去问问价格。获知一连两个菜店的店主都来自云南的永胜县，店里的蔬菜几乎都从云南运来，所以蔬菜没有完全成熟，价格也较高。例如，半青半红的西红柿卖2元/斤，比北京的还贵。忽见街对面的店头招牌中有“咸阳馍馍”几个字，我就好奇地穿过马路看个究竟。店里有一对年轻夫妇在忙碌，脸颊带有两片“高原红”的女主人一边打烧饼一边答话。他俩来自咸阳地区的三元县，我用陕西话提起当地名人于右任先生，双方的对话立即和谐起来。店主告诉我，村里家家有人出外谋生，他们跟着在西藏经商的老乡先坐火车到成都，然后转乘汽车来到此地。卖馍馍已有3年，还未回过家乡。问起女主人店里的面粉从何而来、烧饼多少钱一个、卖给那些人、为何只卖烧饼不卖“肉夹馍”（陕西特色食品）。她爽快地回答：“这些‘麦面’（小麦粉）是四川出的，从县城粮店批发进货，一个烧饼卖5毛钱，当地的藏民和汉人都来买。肉夹馍成本高，如果要做的话一个得卖3元钱，那就卖不出去咧！”
     女主人停下活路请我吃馍，因不想耽误她的生意，就告知刚吃过饭，说了些祝福的话挥手作别。与同行的课题组成员说起陕西人“父母在，不远游”的习性，他们评论道：“改革开放早就把人们这种习性改变了！”是啊，在最近20多年的巨大社会变革中，中国农民为了谋求生活的改善，创造了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奇迹。  无论是否自愿，朝着有就业机会的地方“流动”，已经成为他们的新习性。
     “荣生是我舅舅”
     藏族人的血缘亲戚关系在地域上延伸的很远，2005年7月7日-10日，我在不同的调研县和调研乡不期然竟遇到五位互为亲属的人。7月7日，在芒康县纳西族民族乡卫生院（设在下盐井村）遇到藏族农妇扎西措姆。她对自己的疾病种类、就诊费用和住院报销等情况一概不知，要我去问爸爸扎西旺堆。为了寻找扎西旺堆，我拍了她一张照片去给乡干部看，其中一位女士喊道：“我认识她，她是我表妹！”这位女士名叫甘地，父亲是纳西族人，退休前曾任乡党委书记，母亲是藏族人。甘地嫁给了一位藏族小伙子，扎西措姆的母亲是她的姨妈。扎西措姆并非扎西旺堆的女儿，而是儿媳。她的婆婆是藏族，名叫玛仁，信奉天主教。我和课题组的两位年轻人穿过农田，翻过矮墙找到扎西旺堆家。这家的墙上挂满了画像，既有活佛，又有耶稣，还有现任国家领导人。我们几个访客相视一笑：“这可真是兼容并包、和谐相处哇！”聊天不到一小时，扎西旺堆和玛仁耐心地回答了有关扎西措姆生病、治病、付费和报销的所有问题。
     7月8日，我与曲孜卡乡党委副书记荣生座谈的时候，提到头一天在扎西旺堆和玛仁家做客的经历，他笑嘻嘻地告诉我：“玛仁是我表妹。”  原来玛仁的母亲是他的姑母。7月10日，我们在左贡县田妥镇调研，镇党委书记巴登陪我访问一个移民村并担当翻译。调研结束后我们同车返回县城，聊天中得知，巴登是纳西族人，来自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下盐井村。我就说起在曲孜卡乡与荣生的谈话，巴登笑了：“荣生是我舅舅”。这太令人惊奇了，田妥镇距离盐井300多公里呢，我这两天竟然还没有跳出扎西措姆的亲戚圈！巴登说，他的父亲是纳西族，母亲是藏族，他从盐井中学毕业，考取了东北锦州一个农校的西藏班，毕业后分配到左贡县。他在这里娶了一个藏族姑娘，他们的儿女又将是两个民族共同的后代了。西藏纳西族的渊源在云南，他们家族从云南德钦县迁移至此。德钦现属迪庆藏族自治州，青藏高原上的纳西族早就与藏族相互交融了。下盐井村的纳西族都会说藏语，和当地的藏族一样信奉藏传佛教，喜欢旋子歌舞。不同的是，他们依然认同东巴文化。巴登的一席话使我想到，纳西族和藏族的亲戚关系无疑支持了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断。  
    免费医疗制度的困境
     2005年7月11日星期一上午，我去走访左贡县卫生局局长兼县医院院长洛次登。他1958年生于左贡县扎玉乡（2003年与其它几个乡合并建镇），父母都是普通农牧民。洛次登在乡里的学校念过五六年书，1972年被选中当赤脚医生。他回忆说，那时候扎玉乡驻有国家医疗队，其中既有汉族大夫也有藏族大夫，好像还有军医。医疗队除了给群众治病，还为当地培养赤脚医生，他就是这支医疗队培养出来的。到了1976年，政府选送他去咸阳民族学院医疗系上学，在那里整整学习了5年，毕业后分配到左贡县医院工作。后来洛次登成了县医院的外科主治医生，当过副院长，至今还时常到县医院主刀。从他那里，我才知晓2003年以前的西藏免费医疗制度是怎么运行的。
     在这种制度下，县卫生局对乡镇卫生院免费供药，到卫生院就诊的农牧民免费拿药。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第一，药品分配不公平。居住地点距离卫生院较近的人取药最频繁。第二，药品使用浪费。不常来卫生院的人，来一次就极尽所能多拿药，看见别人要什么自己就拿什么。医生不敢得罪来拿药的人，也不愿意让对方“没面子”，对方要什么就给什么。结果有不少人拿了药不知道怎么用，时常把药品放置过期。第三，用药不安全。不少人不是因为有病才来卫生院就诊，而是到乡里办事顺便来拿药。所以，他们用药时并未经过医生诊断，非但不能对症服药，有些人还想当然地把药品喂了牲口。第四，成本核算混乱。那时候卫生局和县医院是一个单位，往乡镇卫生院分发的药品经费和县医院的业务经费混在一起。每年用药30-40万元，仓库里的药品发完了，就向县里打报告索取。由于交通不便，到内地采购药品需要一个多月，以至于此间县医院和乡卫生院缺少大部分常用药。  
     1995年以前,  县医院对病人实行免费医疗，国家包下医院的全部运行费用。自1995始，国家只承担职工的工资。1995~1996年间，医疗改革在是否采取收费政策上摇摆，此间县医院每年亏损30多万元。从1997年起，县医院作为事业单位实行核算，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使用全部收费。这样做的一个明显效果，是病人和医生都对用药谨慎起来。
     在我看来，免费医疗制度实质上还是需要纳税者付费，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相比，制度本身并无高下之分。若无预防医患双方道德风险的规则，任何一种医疗制度都不可能持续。
    （本文将由《经济学家茶座》第67辑发表）
    关键词：朱玲    康藏研究    调研    见闻    日志
    （编稿、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