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vs.原则——《知识分子与社会》阅读随想

    韩朝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充当公众意见领袖已是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对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行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不过，索维尔书中的知识分子概念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主要是指那些以理念为最终产品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类作家、人文学科教授等，他们构成了索维尔心目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此外，还有各种传播和使用理念的人，如新闻从业者、普通学校教师、社会活动家、官府幕僚、法官秘书等等。而工程师、科学家、医生乃至金融专家、商学教授等专家学者，尽管也具备很高的智识水平，却不属于索维尔的“知识分子”范畴，因为在索维尔看来，这些人员的工作对象不是纯粹的理念。不仅如此，索维尔还实际上将自己批判矛头指向了知识界的左翼。因此，可将《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视为对知识界左派思维方式的一次讨伐和清算。
    索维尔对其所谓“知识分子”的分析大体涉及四个层面。
    首先，知识分子们对自己所创理念的职业评判是完全内部化的，一般不受制于圈子外部实践的检验，这一点与工程师、物理学家或科学家们的职业要求完全不同。例如，对于一位解构主义者的理论，最终的检验在于其他解构主义者是否觉得有意思、有原创性、有说服力，以及是否论证得精密或巧妙。除此之外，不存在来自解构主义学术共同体以外的任何检验。这种纯内部化的职业评判很容易与来自外部世界的反馈相隔绝，成为基于同道者中既有信息结构的循环论证。由此而来，“知识分子”们其实是不对外部世界负责的，他们即使在社会问题上做出了愚蠢的判断，也丝毫无损其声誉。
    其次，尽管知识分子们的理念创造不受制于外部的实践检验，但许多知识分子并不坚守自己的专业，而是经常超出其专业范围，面向大众，高谈阔论各种理念和政策。知识分子及其追随者都深信，像他们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拥有着远远超过普通大众的知识积累，因而适于充当一个社会的高级向导。结果，许多一流的知识分子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做出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声明，提倡了一些毫无希望、不切实际且极为鲁莽和危险的主张。实际上，散布在社会大众之中的寻常知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实际影响上，都大大超过了精英们的专门知识，即使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也不可能掌握世上全部知识的1%。由知识分子去指挥和控制拥有其余99%知识的人，既危险又荒谬。
    第三，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往往依托着某种一以贯之的社会构想（social vision）。这种构想解释着世界的运转，反映着知识分子们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直觉感受。而当知识分子们依据这样的社会构想就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时，往往自认为他们负有某种使命，要领导社会的其他成员迈向更好的生活。索维尔将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构想称为“圣化构想”（vision of the anointed）。这种社会构想中的基本逻辑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远非理想，存在着诸如压迫、贫穷、不公平和战争等等弊端；它们是现存社会机制的产物，因而需要改变这些社会机制以消除这些社会弊病，而这又要求改变社会的主流理念。在知识分子们看来，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本质上是智识性和道德性的，而知识分子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上既拥有足够的智识储备和洞察力，也具备同情、良心、献身等必要的道德品格。
    索维尔指出，与圣化构想相对立的是关于社会的“悲观构想”（the tragic vision）。持悲观构想的人在现实世界中也看到了许多挫折、弊病和扭曲，但并不寄希望于改造社会的整体方案。他们认为，现存的社会尽管不够理想，但要维系和保存它已经很不容易，为此需要付出不断的努力、权衡和牺牲；任何轻率的改革很可能不仅达不到改善的目的，还会毁掉在繁荣、法治、和平和正义这些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索维尔指出，悲观构想所以悲观，不是因为它相信人世注定是悲哀和不幸的，而是因为在它看来，仅靠圣化构想持有者们自诩的那些美德，如同情、献身等等，并不足以克服现实中种种悲剧般的缺陷。
    第四，索维尔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其圣化构想之间的个人利害关系。他认为，受人羡慕和引人瞩目这两种动机在高智识人群中影响深远，但不同专业中的人博取羡慕和瞩目的途径很不相同。人文学术圈子以外的专业人员只要在其专业领域内出类拔萃就能赢得公众的瞩目和赞美，但知识分子们要想获得同等的公众关注，必须超出他们的专业范围。例如，心脏外科方面的领军人物通常仅凭其在心脏手术方面的卓越专长就能声名远播，而像乔姆斯基那样的语言学大腕，如果不频繁地就其专业范围外的公众事件作惊人之语，就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广为人知。所以，文科知识分子会有特别强的动力追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要保持自己对公众的感召力，就需要批判现实，鼓吹变革，描绘美好愿景，使自己显现为追求社会进步和为民请命的圣徒。因此，知识分子们的圣化构想不仅是他们关于世界的构想，同时也是他们进行自我恭维的构想。信奉圣化构想使信奉者自己成了被圣化的人。对于被圣化者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获得和保持道德优越感。而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们在捍卫这类构想时，不只是在捍卫一系列关于外部世界的预设，更是某种灵魂上的自我捍卫。
    总而言之，索维尔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聚焦于距离现实生活较远的人文学者。他认为，这一学者群体很少受到现实世界的制约，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往往是意识形态性的和道德性的，从而他们容易左倾。这些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在行为上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知识分子们热衷于倡导社会变革，但并不真正关注变革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本来，如果“社会圣战”（social crusades）的真正目标是努力让不幸者的状况好起来，就必须高度关注这类政策的实施效果。但如果社会圣战的真正目标是彰显圣战倡导者的天使本性，则这样的关注和研究纯属多余。因为，当“知识分子”们在鼓吹这类政策主张时，其证明自己道德高尚的目的已然达成。在那之后，圣战者的锋芒已可以转向其他问题。“知识分子”的这种行为倾向表明，他们真正追求的是获得凌驾于他人的道德权威，或者间接地获取政治权势，甚至两者皆要。
    第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行为特点是，在分析问题和做出判断时“用态度替代原则”。例如经验已经证明，对于扶助贫困人口来讲，发展经济和增加产出是最有效的治本之策，但知识分子们对各种发展经济的措施往往漠然视之，却对改变既有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真正看重的是张扬平等态度，而不是实际地从根本上改善穷人的处境。这决定了，知识分子们只偏好他们所构想的社会变革方式，而其他的社会改良途径若不符合知识分子们的理念和构想，则无论它在改善千百万人的命运上多么意义重大，都极易被他们忽视。更成问题的是，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群体性的，它们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集体地改变，且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解释和把握这样的集体性情绪转换。它很像青少年当中的潮流偶像乃至强迫性身份标志，虽一时风靡，却转瞬即为过眼烟云。
    第三，为了维护自己的圣化构想，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热衷于种种辞令技巧，如筛选现实、转换词义、虚构人物等等，以便排除与其社会构想不相符的信息，创造出一个更接近于他们构想的虚拟现实，并给知识分子所维护的事物涂抹上各种道德正当性油彩。为此，知识分子们不惜强调真理的主观性，以无人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来为自己的辞令技巧辩护。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分子本来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精通了一些特殊的专门知识，但他们却认定自己对世上万物无所不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使自己在专业领域外博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就只好耍小聪明、欺世盗名乃至耸人听闻。索维尔认为，依托各种辞令技巧的政策建言只能是注重轰动效应的意识形态方案，很难成为稳健可行的合作思路。
    第四，对于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知识分子们并不视之为与自己具有同等道德和智力水平的人，也不从事实证据和逻辑角度来认真地对待这些人的观点。知识分子以“与自己观点不同者没有价值”的态度来看待观点上的对手，扣意识形态帽子经常取代了对他人论点的具体分析和反驳。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知识分子往往斥责他们没有良心和不讲道德，甚至将他们视作敌人。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圣化构想上进行了巨额的自我投资，容不得自己的个人投入受到威胁。因而圣化者在与人争论时往往冷酷无情地攻击对手，并顽固、坚韧地抱守自己的信念。
    应该承认，索维尔对知识分子言行的这些分析和批评确有其深刻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专业人员难免要参与社会问题的公众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舆论，这实际上也很有必要。但是，这类学者如不警惕自身在知识积累上的局限性，不注重在分析问题和政策建言上的实证性标准，沉浸和满足于简单化的概念推导和意识形态裁判，就难免沦为索维尔所批评的“知识分子”。
    但有意思的是，索维尔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对左派学者的批评也没能完全摆脱他所指摘的自我圣化者态度。例如，左派往往倾心于各种政府干预和计划调控，但这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在历史上曾多次失败甚至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因而批评和否定左派们的这类构想确有实践依据和合理性。但索维尔在批评中对政府调控和集体行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完全无视现代经济中政府作用不断扩大和趋于有效的事实，这同样是犯了他所指摘的那种“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仔细考察”政策实效的错误。
    又如，他指责知识分子们经常不愿正视真实世界中的真实情况，因为真实情况能映衬出知识分子的眼见之实与其所愿之世间的矛盾。他认为：“许多被称为社会问题的事情只不过是知识分子们的理论与世界现实之间的差别而已，许多知识分子却认为这些差别意味着真实世界是错误的，是需要加以改变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无处不在，不能一概而论地说，现实总是合理，理想必然虚妄。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进步，大到社会制度的变革，小到细微生活技巧的改良，无不源于人类的不安于现状和积极进取，所见之实与所愿之世间的差异从来都是推动人类探索和创新的原始动因。如果人类天性逆来顺受、安于现状，则任何变革和改良都无由发生，人类将仍在与猿类同伍。索维尔的这种论断显然是一种门户之见，带有以态度取代原则的意识形态倾向。
    学者不可能毫无意识形态倾向，也难免较多地浸淫于某一学术派别。但在学术研究上，意识形态倾向和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是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大敌，它往往为懒人所嗜好。要想保证研究和判断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必须对这类嗜好保持足够的警戒心，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在此，不能不令人缅怀民国先贤胡适先生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编稿、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