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文论与翻译杂谈

     少年时，不更世事，闲时阅读，独衷小说，越是情节复杂的大部头，越兴趣盎然。及至人到中年，阅世渐深，对人造故事、虚构情节兴趣渐淡，更想知道的是别人对各种“故事”的感受和评论。于是，移情别恋，远小说而近了散文。在当代散文家中，我偏爱董桥。三联书店出的《这一代的事》、《乡愁的理念》常捧读之。每当啃学术“砖头”、外文“板块”累而生厌时，董桥笔下那份洗练幽默灵动深刻中西璧合大雅若俗，总令我赏心悦目，神清气爽。
     董桥学贯中西,尤擅欧美文学。他在谈古论今之外，也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有不少议论，而在谈及翻译质量时，每每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当下中国，学术翻译质量经常遭人诟病。我自己也做一点学术译述，在这方面也算有点实践心得，因而每读董桥先生关于翻译质量的议论，都会有心领神会的欣喜和共鸣。
     读时下国内出的外文学术著作中译本，常令人不堪的是读不懂。有时，读译文，百思不得其解，待查了原文，发觉人家讲得明明白白，是中译者自己没弄懂原文。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初时不明就里，以为外国人写文章就是云山雾罩的。待我自己有了翻译实践后，才明白了其中缘由。因为，我自己在翻译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即将一段原文译成中文后，回过头来再读，却不知它在说什么。这说明我只是按词典中的一般释义硬译了原文，并没有真正读懂原文。其实，不管中国外国，也不管什么领域，凡专业作者的文章，肯定应该是基本通顺的、有条理的、合逻辑的，绝不可能是看不懂、读不通的。如果自己笔下的译文读来不明不白、不通不顺，一定是理解和译述有问题。我的经验是，对于这样的段落，绝不能就此罢手，一定要联系前后文，反复揣摩，深入思考，弄通为止。有时候，还需要另找一些参考文献或资料，作更广泛的考证甚至学习。时下国内译作中读不懂的段落俯拾皆是，反映着当前中文译述中硬译、生译之普遍。董桥对此有一段比喻：“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董桥文字的大雅若俗此为一例，看似话糙，讲的却是至理。
     学术译述质量的好坏涉及多种因素。首先是译者本人的专业功底和外语水平。这两方面不到位，仅凭查字典硬译，一定谬误百出、不知所云。因为，语言现象极其复杂，不通晓外文原著所涉及的专业内容，不熟悉原著语汇的种种社会文化渊源，参不透各种具体语境所蕴含的丰富寓意，就只能望文生义、强译、生译了。其次是译者的敬业之心。面对原著，译者须秉持一种临深履薄、奉命唯谨的心态，不能颐指气使，我行我素。其实，因语境不同，文化背景各异，表达方式悬殊，翻译者要想完全理解原著作者的本意、逻辑和语气，殊非易事。再好的译者，也难免会遇到一时难解的词汇或句子。这时，切忌随意、马虎，生编硬造。暂时查找不到满意的译法，宁可先放下，另作一番研究和考证，待真正弄明白之后再下笔。据说，傅雷先生翻译一部名著，时间长达十年，每天翻一点，碰到有不懂的，就去研究。抱着这样的谨慎和认真态度做翻译，再加上知识积累深厚，出来的译文在准确性上就有了保障。
     但仅有这两点，还不能保证必出好译文。翻译这活，要上得高档次，译者不仅要外语好、专业通，而且须中文精，否则自己受罪，读者上当。翻译属于再创作，最后见高低，凭的是母语水平。
     这方面无法回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文与外文，尤其是与欧美语言之间在行文风格上的巨大差异。西人爱显示逻辑性，其行文以追求形式上的结构严谨为能事。为此，越是复杂的思想，越要借各种系词、介词以及从句间的语法规则来框架各层意思之间的关联，结果是长句子套短句子，叠床架屋，理论性表述尤其如此。在翻译中，如果将这样的长复句原样转成中文，一定会把一流的外文糟蹋为末流中文，甚至非中文。好的办法是，在读懂原文的基础上，将其中的各层意思分解开，按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用简洁、短小的单句逐一交待，依次递进，坚决杜绝欧式语言中的冗长复式句型。我的体会是，只要对原文理解准确，这样的处理往往更能准确、清晰地传达原著的内涵和神韵，而且还可做到灵动精致，层次分明，“像人话”。一句话，好的译文必须合乎中文的表述规范。
     在这方面，近代中国文化界是走过弯路的。董桥先生谈及这一点时曾感慨：“回想当年文言弥留、白话学步之际，瞿秋白和鲁迅一批人感叹中文贫瘠，不惜在译文中炮制出不少欧化句子，弄得读译文的人莫测高深，误解外国文学：学不到人家的写作技巧事小，搞坏了自己的中文根基事大。……再说，文字表达思路，思路影响文字；多读不中不西的文字后，条理自然凌乱；日积月累，自己的思路就不清不楚，写出的文字难成格局。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董桥还提到，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也认为：“各国的翻译文学，虽优劣不一，但从无法文式的英国译本，也没有英文式的法国译本。假如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一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那么翻译真是太容易了。”我年轻时读马恩列斯文献的中译本，因仰慕而爱屋及乌，认同起里面无处不在的“欧化句子”，以至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刻意模仿，以为那样才有理论文章的“范儿”。现在想来，自己那时真是外行了。
     要出好译文，还要一个前提，即译者需掌握丰富的中文词汇和表达方法。平时不注意广泛阅读，中文词汇积累不足，表达手段有限，语言干瘪，则理解原著再准确，也无法精准地传递出原著的内容、语气和神韵。在这方面，若能在古汉语上切实下点功夫，一定能使译文增色，甚至下笔如有神。因为，文言文虽已远离现实生活，但文言写作规范体现着中文语言美的基本规律，爱古文、读古文且常年浸淫其中的人，提笔行文大都简炼典雅，书卷气十足。遗憾的是，眼下大陆吃笔杆子饭的人中，古文底子薄者居多，一落笔便显浅白，再要装腔就流于浮滑。翻译虽与原创有别，但仍然是写作，中文功力不济者，外语水平再高，也出不了好译文。对此，董桥也有妙喻：“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译匠中英文太过寒伧，一旦登入文字堂奥，手脚都不听使唤，说话更结结巴巴了；译手中英文富可敌国，进出衣香鬓影之间应对得体，十足外交官风度：……写中文又臭又烂的家伙真都成了‘负心的人’矣。”
     不过，这些都还是文字译述技巧上的问题，翻译上最难的还是跨越文化隔膜。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体系，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因而对同样的问题可以做出很不相同的思考和判断。这样的文化隔膜对于翻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和难以察觉的。如果译者在这方面缺乏警觉，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以为是地误译和错译原著。
     举一个例子。亚当?斯密的“moral  sentiments”，迄今被中译为“道德情操”。斯密的名著，“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译本的书名为《道德情操论》。查字典，英文中“sentiment”一词确有“感情”、“情操”的意思，但这个词更本质的内涵是情绪性的观点和态度，因而带有感受、感觉方面的含义。从斯密此书的核心思想来看，将这个词译成“情操”，与亚当?斯密的本意有严重偏差，其实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对斯密道德理论做了错误的诠释。
     因为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爱（self-love），人有追求他人赞赏、规避他人憎恨的本能。因此，个人会有意无意地根据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好恶来调整自身行为，以使自己在他人眼中显得行为适宜和得体。周围人对个人行为的赞扬和怨恨构成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奖惩，自爱的个人面对这样的社会反馈，趋利避害，就成为行为适宜的道德之人。显然，在斯密的理论中，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奖惩是保证个人服从道德的外在约束机制，从而也是保证社会有序和社会合作的必要条件。斯密认为，个人感知社会好恶的能力，就是个人的道德感或曰“道德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个人从小至大在社会生活中逐步习得的。这说明，在斯密心目中，道德是外在的社会化行为规范，人在有效的社会约束下成为道德之人。
     这显然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大异其趣，因为儒家的道德观强调个人自律，它依托于个人的内在品格修养。在中文语境中，“情操”是指个人心理中相对固定的情感倾向，如爱国情操、高尚情操之类的说法即为示例。将道德与情操相提并论，就是将道德归入个人修养和个人操守的范畴，这是儒家道德思维的产物，它与斯密将道德理解为外在社会规则的思路大相径庭。因为，在儒家道德观中，道德与自私根本对立，势如水火,而斯密的道德理论却从人性自爱的规定出发来解释道德的生成和作用。因此，在斯密的道德理论中，人性自爱与个人行为合乎道德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依存。正因为人是自爱的，所以才会在他人好恶的社会奖惩下趋利避害，变得行为适宜、彼此合作；同时，也只有行为合乎道德的人，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人的自爱目标——被社会接纳和肯定。亚当?斯密在这部巨著中倾注了毕生心血，其核心是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天性自私的个人，在什么条件下，能成为利他、合作和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人？解这个谜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确保自爱之人彼此有效合作的社会机制。
     斯密道德观与儒家道德观都追求好社会，也都强调道德对于形成和维系好社会的重要性。但儒家道德观之注重道德，立足点在于造就严格自律的“君子”，其基本手段是教化和劝善；而斯密道德观之注重道德，立足点在于社会奖惩机制，其基本手段是完善制度规范。斯密此书不是一部劝善的伦理说教之作，而是探讨社会合作机制的制度分析成果。
     根据斯密此书的这一本意，这部巨著的标题如能译成“论道德感”或者“道德感理论”一类似更为精准。据我们社科院经济所的老前辈朱绍文先生考证，将斯密此书的书名译为“道德情操论”，非自中国人始，而是受日本学界的影响，而日本文化中的道德思维主流其实也脱不开儒学之源。因此，将“moral  sentiments”译作“道德情操”绝非简单的误译，更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东亚儒家道德观对英国斯密道德观的根本误读。
     我相信，在国内现有的学术译作中，像这样因根本的文化隔膜而导致的深层次误解不会少。但这样的问题不同于技术性问题。技术性问题可以靠增强学术责任心、扩充学术积累、提高翻译技巧等途径来加以改进，而深层次的文化隔膜只能靠不断的文化交流和深入的学术研究来消弭。翻译，尤其是高深学术著作的翻译，需要有一个不断逼近、渐进完善的过程。一位译者的译作，一个时期的认识，只能是阶段性成果。名著移译和学术引介必然同时也是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过程，对于翻译上的一时得失和高下，应有一定的宽容。学术著作，特别是经典性的名家名著，适当重译是必要的，有价值的。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