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老师

     时光飞逝，转眼间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恩师曾启贤去世近20年了。说来惭愧，若非校友关敬如打来电话，我还没有考虑如何表达对他的纪念，下面的文字，多是十年前写成的。但是，我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曾有好友说道，人的心里实际上排列着很多的空格，占据其间的是自己的亲人、师长、同学和朋友等等，占得满满的，心理就很满足。平时不在意，因为他们都在，可一旦某位至爱亲朋离去，有个角落就空出来了，空虚感便油然而至。对此，我的评论是：曾经被占据的“格子”不会变成虚无，因为对逝者的思念还在那个空间。我对曾老师的怀念，就是这种感觉。
     我视曾老师为恩师，最初是因为他于“文革”后首次招收研究生便不拘一格选人才，将我们这些年龄、学历和经历大相迥异的学子汇集珞珈山，使大家饱享知识的阳光雨露，为后来各自选择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我自己，早在70年代初就有志于经济学研究，无论是在工厂做工还是在中学教书，都孜孜矻矻地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好容易盼到1977年恢复高考，却由于专业选择有限而进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幸亏历史系学风淳厚兼容并包，加之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何连成教授大力举荐，西大破例允许我报考1978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我虽学历短浅，却承蒙曾老师不弃而有幸进入武大，实现了走向学术道路的梦想，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三年时光，每当回想起这一切就对曾老师充满感激。
     我之感激曾老师，还不仅仅是由于上述经历。他的品格和学识以及为人与处事所给予我的教益，不是感激二字能表达尽致，也不是这篇短文可包容无遗的。记得他每次给我们授课总是端一个大水杯，提一大摞资料，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还不时与我们有问有答交流看法，使大家在不经意中得到启迪顿开茅塞。那时经济学课程还没有脱离传统的苏联模式，我在入校前既未看过东欧有所创新的经济学专著，也未接触过西方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课本，更遑论其它现代经济学理论。即使是那些有本科学历的同学，对此也知之甚少。因此，我对曾老师有关东欧经济学家改革理论的介绍和对西方经济学家的评述感到既新鲜又好奇，课后总会不由自主地循着他提供的线索去查阅资料。但凡从图书馆或资料室借不到所需要的文献，曾老师的私人藏书总是向我们开放的。在他的引导下，我的眼界随着知识的增多逐渐开阔，从教学活动中获得莫大的精神享受。
    常言道：“师傅引进门，学艺在本人”。这强调的是学徒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是倘若师傅引错了门，那就不知学徒是否能学到市场所需要的本领了。我很幸运地在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即将开始转轨的时刻，遇到曾老师这样富有远见和创新精神的学者。每当提起经济学的发展，他都坦率地说自己的数学基础薄弱，难以掌握数理经济学；只会“哑巴英语”，能读不能讲，没法与西方经济学家深入交谈。为此，他大力倡导经济系开高等数学课，在同学们通过基础外语之后，设置专业外语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邀请几位40年代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为研究生讲解原版的英文经济学论文，自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与学生一起旁听。曾老师还特为我们设置“西方经济学入门”讲座。他从当时的华中工学院请来自己的硕士导师张培刚教授讲微观经济学原理，请本校的刘涤源教授讲宏观经济学入门，请谭崇台教授讲发展经济学理论。几年后，当我在书店看到这几位教授的专著，得知上述课程已列入高校经济系教学大纲的时候，自然更加佩服曾老师对课程设置的改革和对学生知识结构的指导所具有的前瞻性。
     我之敬佩曾老师，不仅仅在于他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他对科学的忠诚、对学术的民主和对学生的平等态度，使我永远敬重他。进校一年以后，曾老师要求我们开始自选毕业论文题目。八九位同学专长不同，兴奋点各异，选定的题目自是五花八门。他在听我们作汇报时，先是默不作声，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方才一一评论，其中有几点看法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选题要小，小题大做容易将研究引向深入；二是做论文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三是论文不拘长短，但求高质量。说到这里，他还找出一本小册子让大家传阅。那是本译著：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曾老师不紧不慢地介绍它：别看文章短，却是大卫?李家图之后的一篇经典之作。那时候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总想制造体系，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大约16万字的论文，未能完全按照曾老师的建议去做。然而他耐心地呵护学生的“创造性”，细心地审阅我的论文，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论文定稿后，他请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礽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为我入选经济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曾老师讲的道理，我直到做博士论文时才真正明白，因而也就越发由衷地为他当年的雅量所折服。他虽然听凭学生自由选题，但并非放任自流。不仅严格审订每个人的提纲，而且对达不到学位标准的论文毫不通融，即使学生已走上工作岗位，要想取得学位也必得将毕业论文提高到学位标准水平才准予返校答辩。当然，如此严谨认真的教授在武大并不止曾老师一人。这里之所以对此专门提上一笔，是因为近年来花样繁多的腐败活动正在侵蚀着圣洁的学术殿堂和学位制度，以至于各种学位和职称犹如通货膨胀时的货币一样迅速贬值。因此，曾老师以及所有为维护学位制度的严肃性而铁面无私的导师，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形象就日益鲜亮起来。
     曾老师之严谨认真，还体现在他恪守工作时间表的努力之中。这里不是要说他如何守时、一丝不苟，因为那已成为融入他生命中的一种自然品质。我想讲的故事，发生在1981年的夏秋之际。武汉的炎热使我至今回想起来似乎还要浑身冒汗，80年代初电扇还未普及，更别提空调了。每天一大早，只消看看楼顶上、大街旁的竹床上辗转一夜方才入睡的人们，就知道武汉人是怎样以顽强的意志在忍受酷暑的煎熬。可那时，曾老师不得不在盛夏期至少审完五六篇由他直接指导的学位论文，还要阅读几篇要求评论的手稿，工作量至少在百万字以上。暑假来临，完成论文的同学先后带着手稿回家打印。我和几位等待审稿的同学留在学校，隔三岔五地去曾老师那里取回他审完的部分，根据他的批注修改或重写。这种流水作业方式使我感到挺轻松，然而诸位学生的轻松凝聚到一起就对导师形成巨大的压力。有次去送稿，看见平日衣冠齐整的曾老师光着个脊背在他门前的大树下审稿，一边不停地忽闪着大蒲扇，一边盯着铺在小桌子上的稿子写写划划。听到我的招呼，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天气太热了。”一边抓起大毛巾擦擦汗，一边换了副眼镜进屋套上汗衫出来。我这才注意到，对于他这样既深度近视又严重散光的人来说，如此紧张的阅读实在损害视力。所以就告诉曾老师我并不急着回家，劝他放慢工作节奏。可曾老师坚持要按计划办，说开学之后就得组织答辩，不能耽误同学们毕业。
     那年入秋，待我携打印稿从家里赶回学校，听说曾老师阅完九篇论文之后终于病倒了。大家心里都过意不去，曾老师却不以为然，还把带了罐头去医院探望他的学生训了一顿，认为这当口儿送食品给他是太世故了。类似这样令人下不来台的事还不止这一回，可是非但没有损害他与同学们的往来，反而赢得了更多的尊重。曾老师在“文革”中几乎家破人亡，夫人因他受冲击而心脏病发作去世，儿子下乡时受审查精神分裂。也许家庭的不幸使他更加专注于教学与科研，并赋予他对学生一种亦师亦父的情感。单说毕业分配之前，他就像传统的中国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既舍不得我们离去，又期望我们到自己向往的地方成就一番事业，并尽可能帮助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愿望。记得他征求我对留校的意见时，我坦言相告，希望能去孙冶方工作的地方。曾老师沉思良久才缓缓地说：“经济所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可是武大也并不差强人意呀，系里还会给你继续深造的机会。”我没有急于比较这两个机构的高下，只是给曾老师打了个比方，把学生比作他的作品，问他是否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拿到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去检验。这一通激将法可能击中了要害，曾老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既然你执意要走，就去找研究生处的处长谈谈吧，我会帮你的。”此后他果然尽其所能助我实现了进入经济所的梦想。此间有一位计划留校的同学迫切想回家乡的省城工作，可他羞于出口，让我去找曾老师探讨。不想我刚一说完，曾老师就拍案而起：“他也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而要你来做说客？！”我尴尬得无以对答，干脆二话不说当了一回通讯员。10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我遇到那位当了省计委副主任的昔日同窗，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感慨万分地说，可惜曾老师没有活到今天，要是他看到咱班同学都还算争气，该有多高兴！
     80年代初，“代沟”曾一度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可是我从未感到与曾老师沟通有什么困难。在校期间，由于他的一系列创新举动使我觉得他的思想和自己一样年轻；毕业之后，又因为他不耻下问、随和亲切而视他亦师亦友。1985年底，我从德国回来准备下乡做抽样调查，恰遇曾老师带了学生赵青华到经济所办事。毕业四年有余，这是第一次重逢，师生都很兴奋。尽管所里的前辈同事嚷嚷要我请客，还是曾老师掏腰包请董辅礽教授和我聚餐。那顿饭吃得热闹非常，天南地北、经济文化，无所不谈。饭后见小赵要帮曾老师穿大衣，我就忍不住提起德国见闻，说那里的礼仪是男士帮女士穿大衣。曾老师一听就笑着摆起架子来：“这里可是中国，我才不管德国有什么礼仪呢。过来！帮我穿大衣！”董老师和小赵都在发笑，我只好乖乖照办。
     次年，曾老师数次进京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地点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距经济所不远，休会的时候他常到所里来看看。当时改革开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学界也新人辈出百花齐放。时年六十有五的曾老师，满怀欣喜地看待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视角和知识结构，而且还想摆脱“哑巴英语”的状态，每次见面他都要问起外语强化训练的细节，与我切磋口语练习的窍门，并不时来一段英语情景对话。当然，我也不失时机地请他指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计划。曾老师又一次强调他在1981年给我们全班同学的提示，那就是深入细致地把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搞清楚。这在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研究或多或少还未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概念推演窠臼的时候，曾促我及早警醒；在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出现一股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的风气时，他的建议又激励我踏踏实实做好田野调查，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规范的经验研究方法，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题成果。
     回首往事，师生互帮互学的情景是多么令人怀念，人生旅途中能遇到这样的良师益友是何等地幸运。也许是因为曾老师以高尚的品质和精神为我树立了终生学习的榜样，我才能不假思索地为本文找到“永远的老师”这个标题，这也恰恰是他留在我心中的一个不灭的形象。
    （注：第一稿，1999年，载于朱玲：《伴随发展的脚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1-235页；第二稿，2009年元月。）
    （编稿、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