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龄老人怎样生活

    2013年10月中旬，我去德国领取李比希世界营养奖（Justus von Liebig Award for World Nutrition）。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农业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奖项，以化学家李比希命名，由德国的fiat panis 基金会资助，两年评选一人，评选过程保密。7月份我做社保调研时意外得到获奖通知，得悉颁奖仪式选在斯图加特霍恩海姆（Hohenheim）大学，与世界粮食日（10月16日）的学术活动一起举办。Hohenheim是我1984-1988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导师Erwin Reisch教授和亦师亦友的Theodor Bergmann教授依然健在，重返母校时自然登门拜访，顺便记述了这些交往。虽然从中整理出的文字只能部分地反映德国知识阶层高龄老人的生活状态，但至少可以丰富读者对这一发达的老龄社会的了解。
    一、        生活自理
    德国人从小就学会计划自己的时间，到老仍保持这一习惯。2013年9月初，我正忙着撰写研究报告，计算机屏幕上跳出Reisch教授的一封电子邮件，在祝贺获奖的同时询问行程如何计划。这才想起，还没顾上给他报信呢！于是赶紧作复。不想老人来来往往写了七八封邮件，既组织了一个校长及系主任参加的午餐会，又联络了我熟识的研究所同事见面，还打算派人到斯图加特火车站接站。除了接站，我接受了所有日程安排。
    10月13日，中欧时间差一刻22点我才赶到预订的旅店“Romantik Hotel Traube”。前台已有Reisch教授留言，要求打电话约定次日见面时间。这又是我疏忽了，忘记在邮件中把约见时间精确到小时和分钟。电话拨过去，他和夫人正等着呢，谈妥次日十点半见面。Reisch教授说要开车来接，想到他年近90，我迟疑地问道：“您还有驾驶证吗？”他马上敏感地回答：“当然有，我还能驾车。您为什么要问这个？”我赶紧解释：“这说明您还年轻，我在北京可能很快就该失去驾驶资格了！”他一听就大笑起来：“明天我开车导游，让您重新认识校园。咱们一起购物，中午做点儿传统地方饭菜一起进餐，家里的老祖母（他夫人）盼着您来呢！”
    10月14号上午10：30，Reisch教授果然开车准点到达。一看那Polo小车跟我的车型一模一样，就掏出相机瞄准了，待他刚要过来拥抱，就连人带车摄入了镜头。Reisch教授11月10日满90岁，行动比以前迟缓，可一上车就如鱼得水，车子开的飞快。他解释道，德国没有限定停驾年龄，可一旦发生事故，驾车人自己就该知道如何放弃了。他原有一辆高档车，前些天因大雾没看清障碍，撞上去车身裂了纹，修理费高的惊人。保险公司通知他，保额用光了，明年另寻保险吧！他干脆把车送给一位亲戚了，受赠者今天要换轮胎，他承诺支付一半费用。下车后老人从后备箱拿出拐杖，一看我又要拍照，就说起在外面摔倒过四次，现在出门不得不带拐杖了。还给我看了可折叠的四轮步行车：轻巧的车把带手闸，车轮装有固定器，车上的收纳小筐一侧可插拐杖，另一侧可插雨伞。
    Reisch夫妇居住的楼房与学校植物园角门只隔了一条马路，他俩所在的底层包括地下室及后花园都是20多年前买的（那时我还在校，他大女儿告诉我，妈妈买房了）。房间的居住面积大约100多平方米，购房价格相当于他当年100个月的工资，所以申请了住房贷款。房子买下后他就作为遗产分给了4个孩子，这样每个继承人的税率都比单一继承人低。不过这几个孩子必须承诺，如果父母在大女儿之前去世，必须分担照料责任。Reisch夫妇共有5位子女，其中只有老二是男性。大女儿Michaela从7岁开始因脑瘤高位截瘫，2012年去世。头晚通话时我请求去墓地看看，Reisch教授欣然答应。见面后喝了杯茶，夫妇俩就陪我一同去了墓园。老人告诉我，这块墓地使用权为20年，付费6000欧元。20年后如果不续款，社区还可卖给别人。在掩埋Michaela时，曾请求工人尽可能深挖，以便给他们老两口留出地方。当时还挖出些人骨，说到这里他调皮地一笑：“反正那不是我的骨头！”
    Reisch夫妇既是同龄又是同年级校友，夫人原是生物学博士，结婚后一直在家相夫教子。现在听力微弱，配了助听器，每天还是照常做饭。Reisch 教授负责开车、购物和园艺，那小Polo就是夫人停驾的车。他们每周雇用一位清洁工帮助打扫房间，用工4小时，支付50欧元。周末或节日总有子女或孙子孙女带了重孙辈来访，最长呆的地方是厨房。Reisch教授说，为了预防跌倒，桌椅的摆放都有一定之规。刀叉杯碟用洗碗机清洁，熟菜通常是半成品加工。我们落座时，他俩先郑重地上一道汤，然后做天主教徒的餐前祈祷，再来青豆胡萝卜、烧猪肉块和米饭，最后是咖啡和蛋糕。虽然食品简单，餐具倒是用了好几套。我一边听老师讲述，一边把锅碗瓢勺全给洗了。享用高龄老人招待的饭食，哪好意思不动手呢！
    告别Reisch 夫妇出来，我赶紧找到公交站，去Asemwald拜访将近98岁的Bergmann教授，按照预约时间一分不差地按响了门铃。Bergmann夫人已经去世，他每天乘公交去两站之外的Degaloche买新鲜食品，做饭全凭自己。请我在厨房入座后，还颤颤巍巍地烧了茶。蛋糕、杯盘、刀叉和餐巾纸早已备下，喝完茶我抢着清理了器具。通常他每周请一位清洁工打扫两次卫生，外出一般用拐杖，如果搬运重物，就用手推车。手推车和浴盆专用升降椅都是医疗保险公司给买的，如果他去世，手推车就交回去给别人用。老人戴了两个助听器，保险公司支付有上限，他支付了附加款，买了最高档的助听器。即便如此，我还得缓慢地大声说话，交谈才能进行。
    Bergmann教授一直保持着多年前我看到的生活方式：第一，出门乘公交，背包里总有一本德国公交车、地铁和火车接驳时刻表，一张斯图加特市公交图，几页单张的常用公交时刻表。我因在公交站没有查到去火车站的时刻表，见面就请教他。老人马上拿出老三样，介绍说Hohenheim去火车站的公交车已取消，车到Degarloche就停在地铁站附近，同一张车票可用于地铁。斯图加特市政做这样的交通安排，是为了节省进城路面。第二，每年买一张地区通用公交车票。2013年支出60欧元，可用于斯图加特大区所有公交、地铁、城市轻轨和火车慢车。通常这种票500-600欧元，他得到老人优待票。第三，无论去哪里，都不用陪同。每年参加左翼党大会及斯图加特小组的活动，都是自己背个双肩包拿了拐杖出行。第四，仍然用打字机。我给他写的电子邮件，是位年轻朋友接收打印后邮寄来的。回信再寄过去，那位朋友扫描了再发邮件。第五，只用座机电话。他有一个手机，从来不用，因为出门要聚精会神走路，免得出事故。第六，不看电视，最多看看新闻，获取信息主要靠报纸、刊物和收音机。他认为，对于一个90多岁的人来说，是否消费现代化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依然参与社会活动。同龄的兄弟姊妹和朋友都已去世，可是他还能找到年轻的新朋友。
    二、参政加社交
    德国社会为了帮助老弱群体保持正常生活能力，不但提供了有效的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仅以公共交通为例，火车和公交车都有无障碍通道），而且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包容氛围。Bergmann 教授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一直积极参政。交谈中他依然语速飞快地陈述自己的主张，我感兴趣的信息如下：
    第一，他参与组织的左翼党现有7万名党员，规定每人拿出1%的收入交费，Bergmann教授每年除了交费还要捐款。2013年左翼党在联邦议会得到66个席位，它成立之初国家没有给予任何资助，如今根据该党选民人数，按每人3欧元的标准拨款。那么各党选民的数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他说在每个投票站都有专人计数，Asemwald小区就有两个投票站。他有时会去投票站，有时会申请在家投票，选票通过邮政往返寄送。第二，他每两年去给高中生做一两次讲座，播放用自己的经历拍摄的纪录片，讲述共产主义运动史及希特勒上台和纳粹灭亡史，同时宣讲左翼党的主张。别的党也去讲，但多是出于争取选票的目的，而他是为了促进年轻一代继续改造德国。第三，他的党提议跟社民党联合，但对方的上层人士不同意。Bergmann教授认为，社民党自Schloeder（施罗德）当总理，就没有社会主义和民主了，一味为资本家服务，把工人福利削减了大半，现在不少失望的党员干脆退党回家去了。我问他是否把那些人拉进左翼党，答曰多数拉不进来，那些人跟政治再见了！第四，左翼党也想跟绿党联合，可是绿党也变质了。绿党的一个首领曾是Hohenheim大学的学生，早年为“毛主义者”，现在成了巴登符滕堡州长，转向基督教组织了。第五，当我问及德国共产党的情况时，他用恨铁不成钢的语调回答，德国东部的共产党已改组，西部的共产党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总共5000人，连个区别于其他党的明确主张都没有。
    Bergmann教授还在计划写书，一本是关于全球农业的政治经济学，一本是中国改革。几天后他将乘火车去维也纳做有关中国改革的讲座，故而专门询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英文杂志。我介绍了《World Economy & China》和《China Economist》，他就要求写去订购方式，我连连答应回京就办。老人接着问，能不能寄来英文版的201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和社科院社会学所蓝皮书，我只能回答到北京再找找看。眼见过了北京时间23点，想到次日还有密集的会谈，就起身告辞了。握手作别时他还意犹未尽地问：“什么时候再来啊？”
    Reisch和Bergmann政治倾向相左，至今也无私交。不过他们仍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参与社会活动充满激情。10月15日全天中雨，Reisch教授组织的午餐会依然按计划在校园书店旁的小饭馆正点举行。我刚进餐厅，就见他晃晃悠悠地来了，一手拐杖一手雨伞。原来他把车停在了500米远的地方，顶风冒雨走过来可真不容易。Hohenheim现有学生1万多人，停车场和道路边都挤满了汽车。与30年前相比，学生数量大增，住所离学校更远。德国人也比过去更富裕，父母往往会给上大学的孩子买汽车，所以自行车的风头被汽车压过，停车成了麻烦事儿。只不过Reisch教授熟悉校园的每个角落，竟然在一处仓库的墙角给他的小车找到了落脚点。
    在他之后接二连三进入餐厅的，是学校校长、其他9位教授、与我相熟的研究所同事，以及fiat panis基金会的执行主任Fadani博士（这次活动的费用由基金会支付）。按照德国人的规矩, 一进聚会地点先互相打招呼, 然后端着杯子聊天，接着是餐前讲话。校长敲敲杯子开讲，对朱玲获奖表示了学校的骄傲和光荣。我一大早就在藏区发展课题组新出的英文专著上用德文写好了赠送词，这会儿流利的德语突然奔涌而来，感谢了学校、导师、当年的考官和研究所同事，一一提说了他们对我的帮助，还感谢了基金会和所有参加聚会的人。然后拿出经济所的英文简介和那本书，说起当年我曾受益学校图书馆，现在给馆藏增加一本我们课题组的新著。餐厅里顿时掌声四起，Reisch教授大为兴奋，欢快地讲述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合作以及如何为我这个学生欣慰。Fadani博士也很高兴，讲话中祝贺Hohenheim培养出30年后仍能用德语致辞的得奖人。落座后他还微笑地告诉我：“Reisch教授一定比您更愉快。”确实如此，10月16日清晨，Reisch教授又是一身正装提前来到颁奖现场。朋友们都说，他就像过生日一样喜气洋洋。
    三、心态淡然
    德国教授在社会中备受尊重，我在校时申请奖学金、延续居留许可和入住学生宿舍都得出具导师信件。1987年去以色列时在斯图加特机场受阻，安检人员按照我提供的号码给Bergmann教授打了个电话，得到说明后马上放行。平时求见教授必须预约谈话时间和时长，即使受邀去导师家过年，也很少漫话家常。不过教授一旦退休，就不再享有专用办公室及秘书助手服务，约见和书信等琐事也都得亲历亲为。但他们都能坦然处之，设法适应。Reisch教授65岁从Hohenheim大学校长的岗位退下来，回原来的研究所跟博士生分享一间办公室，向年轻人学习使用计算机、打印机和传真机，因此至今仍能自如地收发邮件。前些年见面时，他连说带比划地描述自己和其他大教授学用计算机的笑话。现在共用办公室的位置已分给学生使用，于是在家辟出一间房装备了全套现代办公设备。他一面展示房间一面诚恳地说道：“我彻底退休了，您有什么事儿就打电话，我都乐意办”。
    一起喝茶时，他感慨地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怎么跟夫人恋爱结婚。最有趣的是，还讲述了二战末期当俘虏的经过。1944年8月，他所在的部队大约65000人在法国南部被盟军包围。包围圈不断缩小，绝大多数德军将士都当了俘虏。美军的船只途经伦敦在利物浦卸货后，到法国把德军俘虏和盟军伤兵一起运到科罗拉多。盟军官兵在甲板以上3层，俘虏集中在底舱，只能透过窗口观望海水。到俘虏营后，每个营地2500人，每50米有一位盟军士兵带枪看守。他那个营地的俘虏全是军官，参军前皆为教研机构人员，他当时最年轻。当地有个基督教青年组织，给他们送来了书籍、乐器和足球等物品。俘虏中的英文教师给大家教英语，他参军前学过5年，在俘虏营20个月提高了水平。1946年，美军用伊丽莎白号把俘虏沿原路送回欧洲，将他们移交给法军。法国人可就不客气了！不管怎样，派车把他们送回了德国。回国后他就接着上学，一直在学术道路上走到了退休。
    回忆至此，他和夫人对视一眼说道：“我们对这一辈子很满足，活过了战争，找到了相爱的人，建立了大家庭，工作快乐、事业有成，还能向上帝祈求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或许正是他们晚年心境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