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所与首都经贸大学联合举办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4）高峰论坛”

     2014年6月28-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以及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4）高峰论坛”（经济增速换挡与经济发展转型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成主持并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会代表包括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论坛主席刘树成，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副所长张平、杨春学，研究员张曙光、常欣，副研究员袁富华、金成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部部长、研究员汪红驹等。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们共计200余人参加论坛。
     论坛围绕“经济增速换挡与经济发展转型”展开学术讨论，在首日嘉宾演讲阶段中，中国社科院的多位专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观点，其主要内容根据“中证网”文字实录整理如下（按发言先后排序）：
     刘树成：改革宏观调控方式与把握合理区间中线
     一、三个“下限冲击波”与三次“下限保卫战”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从2010年起，我国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
     在此大背景下，近三年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相应的，进行了三次“下限保卫战”。
     这个曲线是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一季度，这是我们许局长他们的数据，如果没有调整的话，是季度同比，不是累计。
     第一个冲击波。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连续10个季度下滑，直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在201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已经由过去连续七年的8%下调到了7.5%。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合理运行区间下限的第一个冲击波。
     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诸如：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效果，2012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小幅反弹至7.9%。
     第二个冲击波。进入2013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第二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5%，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二个冲击波。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主要措施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效果，2013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又小幅反弹至7.8%。
     第三个冲击波。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又继续下滑至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为了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这些措施主要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继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防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这三次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列出来，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这三次的措施都差不多。效果，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仍会有小幅反弹，也仅仅是要反弹，也仅仅是小反弹。
     这样，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循环圈，“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大体上说，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二、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摆脱“下限保卫战”
     为了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
     （一）改革宏观调控思维方式：由守住下限，到把握中线。
     宏观调控要搞“区间论”，而不能只搞守住下限的“一点论”。
     所谓“区间”，就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线。
     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按照上述循环圈的运行轨迹，今年4月之后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措施，预计可使下半年的GDP增速由有小幅反弹，但随着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经济增速又会继续下滑，又得打“下限保卫战”。
     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这样，每年3月“两会”过后，大体上从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经济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而据此同时，国内外经济界、舆论界也都聚焦于中国经济能否抵御住下行压力。也就是会不会硬着陆这样的问题。这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
     宏观调控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与期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
     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
     从下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就可以扭转只守住下限的被动局面，不至于总担心经济运行会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
     从上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可使经济增长不突破两位数，使经济运行于上限保持一定距离，不至于造成通货膨胀。
    把握中线不仅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利用好上限与下限之的经济增长空间，不至于浪费宝贵合理区间，避免造成宏观效率损失。
     （二）改革宏观调控工作方式：由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到中长期的总体应对。
     要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把握区间中线，这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临时的反周期对策、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
     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办法，改革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的总体应对。
     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这些就是构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就是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
     如果我们切实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落实好，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漂亮的纸上文件，切实把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还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建设和发展起来，将这些集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于一体的、带有全局联动性的中长期重大举措，具体化和精细化为年度的甚至季度措施，这样相互衔接地出台，以此来应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就会开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就不会年年被动地去打“下限保卫战”了。
     张卓元：改革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各位嘉宾，我想用二十分钟的时间，简单说说我个人认为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哪些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经济改革议题。
     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于去年11月作出了，到现在半年多了，各方面的讨论也比较多。下面我想就经济领域列举一些我认为需要我们重视的几个改革议题。
     一、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适用范围问题。
     这次《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来代替已经沿用了21年的基础性作用的提法，这次《决定》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此之前，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一个论断，说明这一次《决定》走在改革理论的最前面。我记得这次起草文件的时候，王福林同志提出希望改革文件能够在改革理论方面走在前面，在这一点上，我想大体能够做到。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怎么样来界定，我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并不像适用于经济领域那样适用于文化社会等领域，虽然在文化社会等领域中产业的部分也需要很好运用市场机制，也就是说，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不少公共服务的部分，比如，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居民的基础养老、廉租房建设等等，他的资源的建设是不能够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的。过去曾经一度出现过上述领域也搞市场化的趋向，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没有很好到位。所以这次《决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说还要涉及到其他领域，改革也是按照决定性作用的提法。
     在经济领域也有市场失灵的部分，比如市场垄断环节，再一个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部分，这一部分不是特别容易界定，但这只是比较小的部分，经济领域的主体部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这方面做的不够好，主要是政府配置资源过多，还有就是由于垄断和其他行政干预妨碍了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形成健全，没有很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只有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够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的专家认为，资源配置有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在资源配置微观层次，市场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微观层次可以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市场不应该，也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宏观层次里包括部门和地区的比例结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微观层次，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在部门和地区结构等配置又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会否定资源在市场信号引导下由效益低的部门和地区自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和地区，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的话，会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估计不足，甚至导致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按经济领域界定还是按微观宏观层次界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别的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研究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怎么样转换的问题。这次决定明确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代替基础性作用。做这种变动，一个现实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审批过多等等问题，这就要求政府转型，填补和做好原来缺位和不到位的工作，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以便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在转换职能，减少审批方面，应该说做得还是比较有利的，相对而言，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改变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改变软预算要素和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借了钱不准备偿还等方面的改变不够明显，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还热衷于“大干快上”，追求短期GDP最大化，实际还在走老路，以至于产能过剩问题、地方债务急剧增长的问题等等很难解决。也许，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怎么样迈步，抓什么重点，目前还不是太清楚，值得我们很好研究。而且地方政府改革涉及到地方官员利益的调整，这个问题难度比较大。这是目前我个人认为，在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个最大的难题。
     三、怎么样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这次《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这次《决定》的亮点。中国经济35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无论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都增长很快。截至2013年年底，国有工商企业资产累计91万亿，所有者权益31.8万亿，其中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16.5万亿。2012年私营企业注册资本也达到31万亿，居民储蓄存款更多，2014年4月已经达到了47万亿，其中半数以上是定期存款。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我们现在不提倡国有企业之间的联合，因为在这之前，很多地方热衷于地方国有企业找中央企业搞联合，而不是跟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联合。所以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是公司制改革，第二步光是公司制改革不够，应该是股份制改革。再进一步，光是股份制改革不行，应该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现在来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似乎要更加积极和主动。
     目前，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只有中国联通等八九家公司初步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改革滞后了。近来，已经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主动提出实行混合所有制，比如中石化将油品销售板块要进行充足，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还有，像中电投，也是允许民资参股部分中电投旗下的子公司和建设项目，规模比例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国有资本控股，也可以非国有资本控股。当前要着重避免的总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民间资本参股后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现象。也要避免有的央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只拿出一部分不赚钱或者成为包袱的业务吸收社会资本参与。有的专家也说，要坚持在增量的基础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坚决防止抛售优质国有资产，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实际上，按照《决定》的精神，在垄断行业中，除了自然垄断的环节外，一般都应该放开，这其中既有存量资产，也有优质资产。优质资产更可以评估出好价钱，有利于引入社会资本跟竞争机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另外，在讨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也出现有的民营企业一讲到混合所有制经济就要求控股，这也不完全现实。因为现在有的央企准备引进社会资本的，比如像中石化，它的油品销售板块拿出三分之一就达到上千亿元，目前单个民营资本恐怕还没有具备控股的能力。在这同时，也要防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要客观合理地评估国有资产，要依法和公开透明操作，严格防止过去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乱象。有的专家估计，目前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经济比重三分之一左右，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个人估计，到2020年，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整个的比重可以提高到50%左右。所以，可以想像，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产权多元、自主经营、治理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有长足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微观主体。因此，今后需要加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包括怎么样完善法规政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做到在一个经济单位内部，各类资本能够得到同等保护产权、同等使用生产要素，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怎么样从管企业向主要管资本转变
     这次《决定》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别看光是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这是个非常大的转变。国资委如何从管国有企业为主向主要管资本转变，对国资委来说是个全新的扣题。从哪里着手转轨就很值得研究探索，包括怎么样组建国有资本的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需要探索经验。
     国资委主要管资本，也是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因为国资委要逐步致力于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也就要求更好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次《决定》专门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讲了五个重点。这五个重点跟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相比，当时提出了国家要控制的国有经济四大领域，相比应该说又前进了一步。比如1999年四大领域中有个自然垄断行业，国家要控股经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次非常明确提出来，控制的主要是自然垄断环节，除了自然垄断环节以外的，应该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所以国有资本投资的五个重点和1999年的四大领域相比应该说又前进一步。目前国有资本80%左右集中在竞争行业，太高了，虽然国有资本五个重点里也有一个是竞争性行业，但是更多的是要倾向于把国有资本投向公益性的方面。所以，需要按照《决定》的要求进行调整。看来，今后要很好界定国内国有资本的职能，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工业性，还有一类是商业性，第三类是节互谅者或者两者皆有的，对不同类的国有企业，进行不一样的考核指标，比如对于公益性资本运营公司就不能以资本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当着重在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这些都需要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认真研究和逐步完善。同时借鉴国内外几大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基本做法和经验。我记得起草文件时，主要提出，一个是国外的淡马锡，一个是国内的汇金公司，他们的资本运营和投资控股的一些做法，结合具体的实际，认真研究探索最佳模式。
     张曙光：房地产政策与财税改革
     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现在一个最著名、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土地房产政策，因为现在是人人都关注、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且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土地上不仅能够长出庄稼，而且可以长出城市。我们这三十年城市的扩展速度非常快，而且城市面貌变化得非常大，都与我们的土地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年城市扩展，大概开始是办了六千多个开发区，占地3万多平方公里。到了上海浦东开发区开始以后，搞城市的新城，到现在大概城市新区全国有104个，上海浦东新区1200平方公里，郑州的东区1840平方公里，104个新区占了土地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咱们又搞了很多地区的开发，刚才讲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三个地区，大概又有一个新的土地转用的高潮，而且现在土地开发从大城市到了中小城市，到了县、乡镇。而全国这三十年里，咱们房地产发展得也很快，盖的城市住宅有两百多亿平方米，从原来人均8平方米到现在的二十七、八平方米，还不算六、七十亿平方米的小产权房。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里，房地产的土地政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大概与土地的资本化非常相关。
     第二，这个政策又是最糟糕的政策。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呢？现在这个政策搞得确实鸡飞狗跳，大家看，现在很多家庭都为此而分裂，夫妻离婚，不管是真假，反正这个事情与这个有关，父子争议，为继承财产打得不亦乐乎，兄弟也为争财产反目。你可以看看北京电视台那几个热点节目，几乎都是为了房产、为了土地在那里争议。这个政策把家庭搞成这个样子，我说这是最糟糕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可以说是破坏法制的政策，咱们看，里面反映了中国法制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权大于法，比如说下位法高于上位法，政府的红头文件高于法律。咱们国家很多经济的运行是靠红头文件的，在这里面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党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写入了要让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很好，但是没有过三天，两部委发文，禁止小产权房建设出租出卖，禁止城市里的人到农村建房。那么到底哪个有用呢？所以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也在破坏法制。尽管咱们把保护私人财产入宪，但是《土地管理法》仍然和宪法不相一致，而且《土地管理法》修改了多年，到现在出不了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第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确实现在的土地、房地产这些事情成为政府的“钱袋”，财政确实关系到政府的行为。咱们的财政收入这些年增长得很快，都高于GDP，高于个人收入的增长。从九十年代，1994年分税制以来，财政在GDP里占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13%、14%，提高到现在的20%左右，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税收13万亿。但是大家看看，其中有关土地的税收2万3千亿，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15%。包括房地产税、土地出让税，以及在土地上建筑业的征税，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占到了这么多。咱们也都看到了税收收入，还有非税收入，东西就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叫做政府性基金。政府性基金现在有几大项，一项原来叫三峡建设基金，这是中央的政府性基金，在电费里收，每一度电收2厘。现在变成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每一度电收7厘。另外，铁路建设基金，三峡建设基金收了十多年，收了两千五百亿左右。铁路建设基金收了十年，到去年收了9800多亿，今年再加上预计的650亿，有一万多亿，是在运价里面收的。现在铁路建设一顿公里的运价是7分4厘5，而铁路建设基金一顿公里运价是4分半，地方性政府建设基金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出让金，去年收了4100多亿，大家想一想，4万亿加上2万亿，6万多亿，占到财政收入的多少。如果把税收和非税收入加起来，咱们整个全口径政府收入是多少，大概将近20万亿了。所以人均负担是相当重了。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政府靠什么？靠土地，不光是在特别上可以找出面积来，而且可以给它融资。这个问题，才是很重要的问题。
     至于说咱们收了这么多钱，怎么支出，大家可以看，这些年有些改进，增加了一些民生的，比如说税收里面也减去了一些，比如土地税免了，农村的，但是也增加了一些民生的支出。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咱们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么严重，但是去年用于环保建设方面的钱是在减少的。既然政府拿了这么多钱，现在很多社会的事情老百姓都不干，住房房价那么贵，现在房价收入比，北京市达到了1：19，全国大概是平均1：13，而合理的是1：3点几，可以看看我们是什么状况。所以支出上，咱们浪费很多，而且很多东西，别看公开的“三公”收入，还有很多事情，你可以看到很多部门的高级宾馆、高级培训中心多么豪华，但是都是各个部门的。所以大家过去批评“诸侯经济”，实际上另外一个中国的“王爷经济”也非常繁荣。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关注，因为那些钱都是纳税人的钱，那些钱怎么用，咱们确实需要去关注它。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刚才郝主任讲了一句，税收法定。我想再增加一句，叫做预算公开，这是一件根本的道路，就是税收法定和预算公开是财政改革根本的方向。拿税收法定来看，郝主任刚才讲了税收，我刚才讲了非税收入，讲了政府性基金。咱们现在的政府性基金500多项，大家去看财政部的网站，只有43项名目，而这43项里面，12项是部门规章，只有6项是有法律依据的，这个法律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不光是要解决税收法定问题，非税收入的法定问题也要解决。正因为出师无名，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各个政府性基金是可以随便增，可以随便提高的。
     刚才我讲了，你三峡建设基金里面收的2厘，这就变成7厘了，可以随便改变的，不需要通过什么法定程序就可以收。而且咱们现在税收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们是间接税，这些收都打到价格里面去了，最后仍然是抬高了价格，老百姓掏腰包，但是掏了腰包感受不到。就需要转变这个问题，逐渐的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大家掏了钱就要问这个钱怎么花的，就要预算、公开，现在不光要有税收的公开，而且这些非税的也要公开。所以税收现在报告了，向非税的收入政府性建设基金，从去年开始三峡建设基金也进入财政里，大家要知道，为这个事情，北京市一位市民2009年要求公开三峡建设基金，结果给三峡建设委、财政部提出，根本没人理，最后告到法院，法院不予受理，想一想怎么去监督它。
     预算公开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正好预算法修改三读，那么有关的东西能不能列进去。比如说预算的报告，每年向人大作报告，大家可以看看，只有大项，没有细项，而那个报告不是预算报告，而是预算政策的报告，讲的是我们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讲的这一套，我们今年的预算要向民生倾斜，这是预算政策的报告，不是预算收入的报告，能不能改一改？
     所以，只有实施了税收法定和预算公开，我们才可以监督，政府的钱是不是花到地方了。你有细项，花得对不对，我们得看。现在不要说那些人大代表去审查，连专家也都不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口径是什么东西。所以，中国改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经济，那么政府主导的经济改了这么些年，仍然把很多东西弄进来，你可以看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要统治，很多事情都出来，而很重要的问题和我们的财政体制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关注财政是关系我们发展的很重要的内容。
     袁富华：中国宏观经济经验事实与长期增长问题
     我首先介绍一下报告的背景。我们要从2009年到2013年，课题组主要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到高效转换过程当中的减速趋势的判断。二是产业效率异质性，三是区域效率差异问题，立足于供给面的研究。
     与以前的研究稍微深化的方面表现以下三点，一是宏观经济的“两个边界”及其冲击，二是边界逼近过程当中TFP与劳动生产率问题的分析。三是从效率补偿角度来理解投资与消费转换的关系。四是中国区域间产业的雁阵传递为什么不会持续。
     首先看看第一个大问题，2013年到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问题。刘老师刚才也讲了，我们稍微综合一下。首先看2013-2014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新特点。一是GDP当中服务业增长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承担就业主渠道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第二、第三产业效率不均衡问题突出。二是投资率逼近边界，贸易规模逼近边界，就是所谓两个边界逼近，并引致较大的宏观部委定性。三是在投资出口两架马车减速的背景下，2014年第一季度消费提供了稳增长的动力，但是消费促增长的长效机制缺乏。四是PPI持续下降，企业家信息不足，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市场分化严重，经济下滑风险增加。总之我们认为，2010年以来的经济减速，更多具有结构性特征，也意味着投资驱动和财富推动阶段的结束。
     三大需求，首先看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边界逼近。2013年以来，中国进出口出现了同时向顶部逼近的趋势。下面是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波动。2013年以来，由于投资和出口贸易规模见顶，因此向下波动的风险加大，也出现了向下调整的风险。
    我们再看投资。2013年到2014年，我们的投资率也出现了见顶的趋势，我们用的指标季度投资完成额，比上季度GDP，在2013、2014年间达到了80%。这个时候，向下调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投资不稳定性增加，高处不胜寒，见顶的同时不稳定也增加了。
     然后我们看消费，消费拉动增长的内生机制缺乏。2013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是50%和36.2%，比上一年略有回升。2013年至2014年第一季度消费率的提高，是在贸易、投资边界逼近以及贸易、投资两架马车拉力减弱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个统计的上升，消费增长乏力问题依然突出。
     下面看看市场风险和市场信心问题，一是PPI持续下降，实体经济通缩和房地产市场膨胀风险并存。由于中国大量的无效投资的存在，2008年以来，中国潜在增长一直高于实际GDP增长，导致实体经济过剩及其通缩。二是资金期限错配，大量资金离开实体经济进入资产市场，利率攀升，中国资产价格上涨到劲头，财富推进阶段基本结束。三是未来信心不足，这主要是一些实体经济通缩，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降低了企业家的预期。在宏观方面，我们提出一个判断，2014年，我们综合各方面因素，预期增长率在7.4%左右。
     下面看第二大部分，和中国部分的表现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是给它做了一个比较底层的回答，未来五年的增长趋势，这是针对结构说的。总而言之，我们提供了三个表，11个是生产函数分解表，今年这个表无非是数据更新。最基本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2014-2019年增长区间大概是6.4-7.8之间，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这个表有些特殊的地方，首先劳动生产率因素，我们对他进行了分解，我们看到2013年有一个事，宏观上2013年以来，服务业GDP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出了一个问题，由于服务业现在已经作为就业注水池的作用，所以服务业GDP增长同时，就业增加了，但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更大，不均衡更严重了。2013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增长率是8%，但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不到2%，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总量扩大了，但是效率确实又降低了。
     基于C-D框架和非线性变量，由于我们投资增长速度依然很高，2008-2013年之间的潜在增长率算下来10%，高于实际GDP近乎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们的通缩是存在的，因为潜在还是高的，大量无效率投资，推高了潜在增长，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通过上面两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引出了下面的思考。我们中国的效率失衡问题的分析，为什么会产生失衡？我们依然从劳动力开始入手，效率失衡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问题。这个图是说了一个事，我们工业与服务业效率的差异，源于服务业作为工业分工的结果而存在。从2003年开始，服务业替代农业作为周期性劳动力供求的贮水池，服务业扩张表现在规模上而非效率上。这张图，农村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逐年的增量，从2003年以来，增量全部是负的，不同于2003年以前的这就意味着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再也不会随着周期波动而波动了，劳动力回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二、三产业交替进行了劳动力吸收和放出，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投资贸易边界出现、工业份额下降而且恰恰是传统服务业弥补经济空档时，效率失衡严重。
     劳动生产率减速及失衡，这个大家都探讨得比较多了。工业减速发生得比较明显，1991年到1998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平均为17%，1999-2010年平均为8.3%。我们通过东西部三个区域，第二、第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对比可以看到，东部、中部、西部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都是往下降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在2000年之后，它的速度基本上保持稳定，但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还是低于第二产业。
     TFP的变化及失衡，是基于城市数据进行计算的。结论是，TFP增长最快的是东部，年均增长3.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约为四分之一。第二位是中部，年均增长1.3%，贡献率为11.3%。末位是西部，年均为0.8%，贡献仅仅为6.9%。这二十年来，全国平均的TFP增长率是1.8%，这符合大家普遍的预期。总而言之，TFP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在东中西部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下面针对差异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些认识，关于效率补偿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有差异？差异怎么均衡？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想看看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首先，根据前文分析，中国投资出口边界逼近，以及财富推动阶段的结束，意味着现有资本驱动模式难以为继，而劳动生产率的减速以及TFP对潜在增长的贡献比较微弱，意味着效率改善的必要和困难。关于中国结构性减速过程中投资、消费的作用争论为何莫衷一是？二战后为什么日本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且顺利实现了投资驱动增长向大众消费时代的转型？但是绝大部分新兴工业国家都没有完成，为什么？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向消费和服务主导增长模式嬗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效率补偿。
     首先看看效率补偿的经典案例，就是日本。要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等会儿我们再分析这个图，先看看我们的认识。日本从战后经济恢复完成的1956年，日本提出再也不是战后的论断之后，他开始加速了，1973年标志着日本创造增长结束，日本的资本增长、GDP增长和消费增长分别是14.7%、9.2%、9.8%，就是说，在日本的二十年的超高增长时期，它的资本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同时也大大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这是日本很奇怪的现象，完全靠资本推动。在这个时期，投资和贸易的超额增长充当着经济持续加速的绝对力量，说明投资对国民经济和消费增长的拉动时期。但是从1974年开始，动力发生变化，由于城市化步入成熟时期，日本从1974年开始减速，到经济泡沫破灭的1989年，日本的资本形成增长率、GDP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分别为4.0%、3.7%、3.6%，在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经济主要的驱动力转换成消费作为增长的作用态势明显，消费和投资同时驱动。在这个时候，从1990-1998年，日本资本形成GDP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分别为1.7%、1.8%、1.9%，在这十五年之内，由于投资彻底低迷，消费完全承担了持续拉动增长主力，消费高于GDP增长，这是日本的模式。日本消费补偿GDP的增长，真正的开始就是从1974年开始的，我们中国正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下面就要分析了。
     这是一个图，红线代表1973年，1973年之前典型是投资拉动，之后是消费逐渐的过程。我们提出了两次补偿问题，第一次补偿就是我们说的发生在经济结构加速向结构减速时期财富推动。第二次补偿发生在经济均衡之后，消费对GDP的持续拉动。
     如何理解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转型应避开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静态上的非此即彼，应转向动态效率角度进行理解投资效率的关系。投资潜力向消费潜力的转化过程，实际上是用可持续的效率驱动化不可持续的规模扩张的过程，因此如何在缩减投资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必须有个效率市场环节，通过这个环节可以形成生产率、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在这种机制上，消费不是传统工业化时期的数量型消费，它是质上的变化，是动态意义上的消费。消费补偿的分析，我们画了一个图，效率补偿是如何实现的。开始的时候，结构性加速阶段，主要是投资驱动。等到加速向减速过剩阶段，投资的动力开始减弱，在这个时候财富推动开始补偿投资效率，等到失败之后，财富补偿就是经济泡沫，等到经济转入均衡的时候，就是消费拉动。
     我们中国开始进行的必然失败的第一次补偿。第一，实体企业增加投资性房地产比例。第二，金融企业增加消费信贷和房地产投资，因为高增长时期与工业密切合作取得收益的状况，现在不能维持了。第三，政府为了弥补城市化成本，在经济增长、税收下降的情况下，增加房地产相关收益，尤其是地价重组的收益。第四，绩效，投资和财富推动阶段结束，经济风险加剧，经济进入重要调整时期。
     关于消费第二次补偿就不说了，因为这是经济达到均衡之后的事情，说的还是国外的事，我们主要是在第一次补偿上面。
    下面是我们一个推论，推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按照上文的分析，中国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进而企望中西部地区高增长抵消东部的减速，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财富推动阶段，同时意味着房地产价格的膨胀，这对准备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而言无疑是重要障碍；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及区域间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利于后发工业化工业引资。因此，国际比较上常用的雁阵传递，在应用中国国内问题分析时，似乎不能成立。
     裴长洪：我国外贸形势与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
     和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似之处，前五个月我们的外贸形势不容乐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是把外贸增长目标7.5左右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在过去写政府工作报告中是至少几年来我还没有见到过，今年是比较罕见的现象，这也就是说，政府是希望今年内外需求都发力，来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现在1-5月份看，按人民币来计价，基本上都是下降，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是下降的，按照美元来计价还好一点，出口是下降比较少，进口还略有一点增长，所以数字总体来看都很难看，国务院领导也很着急，昨天汪洋副总理在商务部开了一天的专家座谈会，听了13个专家的发言，我是昨天上午在那儿发了言，昨天下午没有继续听他们发言，国务院分管副总理能够听一天专家在那儿瞎侃，也比较难得，说明这个情况比较严峻。
     2013年前四个月外贸增长有水分，特别是大陆对香港的贸易，有金融套利的因素，因此虚高。如果把这个因素扣除，应当说前五个月，中国大陆对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长速度还是达到6.2，如果把香港这块单独刨出来，还是6.2，特别是欧盟对美国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看得过去，真实的情况没有统计数字反映得那么糟糕，但是也没有年初预期的那么好，就是这样一个实际情况。
     后来我昨天上午开会的时候，我也跟商务部提建议，我说你们现在可能就得做好技术准备了，因为明年的话，你开两会，就得解释这个数字为什么没有实现，因为如果按照今年这样推算，可能今年的进出口贸易只能增长4.5%左右，下半年会不会能达到7.5%，平均每个月要增长10%以上，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当然如果真达到4.5，扣除去年的虚高，也能达到7%左右。我说你们可能需要有一个解释。今年的外贸情况看，总的来讲还有待于下半年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但世界贸易形势也不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说太多。
     外贸也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做“经济增速换挡”，实际上外贸也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当然，这个外贸到底在我们经济增长当中还有多大的意义，也是经济学家要讨论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就业方面，还是在带动产品升级换代方面，它还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产业梯度转移、产能转移，一般来讲都是出口部门先转移，还是有意义的。所以国家对它给予必要的重视，也仍然是有必要的。
     进入换挡期就有一个问题，究竟它的增长速度多少是个合理区间。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的经济学基础叫做潜在经济增长率。我想，今天上午又有专家会说这个词，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我们制定年度目标或者制定增长目标的经济学的依据。外贸到底合理区间是多少呢？这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当然还需要研究，昨天上午会议上我也大概讲了一个观点，大体的意思我们可能也需要找一个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当然有很多假定前提，比如说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世界贸易是个假定前提，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是个经验观察数据，也是作为一个外推的依据。按照这样一个外推的依据，我们可能要按照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比如说世界贸易今年预测能增长多少，大概按照我们每年在世界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0.6个百分点，比重提高的速率来计算，每年外贸增长的合理区间基本上应当是进出口高于世界贸易3-4个百分点，出口贸易大概高于世界出口贸易4-5个百分点，这样就比较合理。
     原来WTO预测，今年世界贸易增长4.5%，后来WTO总干事又说了很悲观的话，文字发布时又说得很乐观。最近6月份以后的国际组织和媒体都认为今年达不到，我个人认为，今年大概会继续出现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持平甚至低于的现象。原来世界贸易速度都高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这两年出现了反弹现象，不仅不高，甚至是低，今年也可能还会再低，比如说今年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假如世界贸易2.8%，中国大概也就6%、7%的样子，高它几个百分点。是外贸增长速度的合理区间，这是一个假设，还要继续做研究了，这部分我只能说一个假设，做一个假定的结论，先把我的观点说一说。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你就是要实现这样的合理区间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的出口竞争力面临很多的挑战，而且中国外贸的数字不一定很可靠，今年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春季报告里有一篇文章，是我知道我的博士生在写，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外贸增长的虚高到底高多少，因为这个说法学术界也有很多不同意见，有的人说要虚高30%，这个可能太高了一点，我看了，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从2005年以来，大概将近十年间，可能我们会虚高5%-10%的情况。那篇文章做了一些初步的计算，当然也只是抛砖引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作为研究外贸问题来讲，还是要深入研究，因为外贸竞争力明显有弱化的现象。
     进口贸易要给予充分重视，因为现在的指标是进口、出口一起算，这里面我们凭什么要重视货物进口贸易？可能不仅仅是考虑贸易平衡，还要考虑怎么样改善我们的供给面，使潜在增长率能够得到改善，从生产要素供给方面能够得到改善，这可能是考虑进口贸易更主要的方面。当然，这里面要说的话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多说了。
     再一点是服务贸易，无论世界还是中国，增长速度都比较快，进口出口都比较快。但是，服务贸易的问题是现在逆差比较大，今年上半年已经五百多亿美元，今年又是一千一百多亿美元的逆差。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是来自三方面，一方面是旅游，因为理由过去是出口创汇，现在是走出去多了，变成逆差的最大项。但是这个恐怕是挡不住，您也不能让中国公民不去旅游。
     第二方面，特许专利还有版权这些特许使用费，这恐怕是件好事，这正是新的生产要素来源，他通过服务贸易进来，这正是改善供给面的需要，恐怕你也得容忍。
     第三方面，运输。我们现在的海洋运力比较落后，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真落后，我们的海洋运力不行。我最近给国家社科规划办和有关部门审今年申报的课题，现在不是什么海上丝绸之路，海洋战略、海洋发展、海洋经济，但这个海洋的运输能力经常被大家忽略，如果没有海洋运输能力，你什么丝绸之路，不是靠船来运嘛。这个海洋运力，一个是我们真落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有虚假现象。中国的远洋运输的船舶，80%是在境外登记注册，这涉及到我们中国境内船舶登记制度的改革问题，比如香港有六七千艘船在那里登记，一多半是大陆的船。但是你既然登记的是香港的船，他进出内地港口，这种服务收费是按照国际收支来算的，所以你在国际收支上是逆差的。所以运输问题，作为研究贸易，特别是上海研究什么，搞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运输问题不研究，中国的外贸强国也好，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也好，还是海洋战略也好，那基本上都是一句空话，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有关问题的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将来我个人认为，不要笼统地提提高国际竞争力，可能就是有针对性地提，另外是缩小贸易逆差，有些方面可能要容忍，前提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作为发展中国家，恐怕还是要维持的，所以服务贸易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恐怕只能让它是逆差，主要的功能要定位于改善中国经济的供给面，比过去讲的通过商品服务进出口，通过外需拉动，使GDP增长多几个百分点，这个视角要宽一些。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特征，从贸易延伸到开放。第一是建立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新体制新在哪儿，首先要和国务院扩大开放相适应。第二是逐步建立和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现在一个上海自贸区在实验，一个是中美双边协定谈判、中欧协定谈判正在谈，实际上上海自贸区就是这两个谈判特别是中美协定谈判的压力测试平台，现在正在谈负面清单，这个负面清单要谈得成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按照服务贸易的三维编码，服务贸易得分解成160多个部门，加进第二产业，再加进第一产业，恐怕得几百个部门，所以要把这个负面清单能够理清楚，也还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你要跟国际贸易新规则接近。第三是新机制的联系面覆盖面要更广泛，这就是现在三中全会决定提的一带一路建设，西北就是往中亚那边走，南方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都是比较宏伟的构想，目的就是使这些新体制、新机制能够覆盖的面更广。当然我刚才讲到，比如你要建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涉及的是海洋运输问题，这里面既有发展问题，更主要的是改革问题。当然最后一个是怎么培育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现在不是说这个新优势是产品竞争力，讲的是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首先是你能够在国际规则制定上你是标杆，比如说，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谈成了，那你和美国制定这个国际投资规则就是引领，你就是引领国际经济合作，你就有了这个优势。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新课题，要做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发展的课题很多。
     常欣：关于需求侧增长动力源泉的再审视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还是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张图开始。刚才是蔡老师说到对于统计指标的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想包括蔡老师这种不断呼吁最终被回应之前，可能还要依靠统计局的这些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从形势来看，这几年的态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其于递减的，消费作为慢变量，短期内还是难见气色的，特别是考虑到这几年公共消费受到抑制的情况。在我们国家，这几年政府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占比在27%左右，所以公共消费抑制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受到抑制。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到，短期之内我们是不是还必须只能依靠投资这个增长动力源泉，如果不得不依靠投资的话，我们如何避免走老路，如何避免这种体制的复归？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我们是不是还要寻求一个更加平衡的增长动力结构。这是我对这个研究的基本考虑和背景。
     一、出口动力机制：挑战与矛盾。二、投资动力机制：面临重构。三、消费动力机制：亟待挖掘。
     首先看出口动力机制的挑战。这种挑战还是可以概括为不可持续性的问题，从这个不可持续性来讲挑战可以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或比较熟悉的政府债务率居高不下的问题，从发达经济体七国当中，目前除德国以外，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大概还是超过了100%的水平，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第二个挑战是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进程是在持续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居民储蓄倾向是提升的，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在危机之后有一个稍微有个缓慢提升的过程。另外，包括家庭部门在内的整个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进程在危机之后是在开启的。所以从这两个视角来看，私人部门或者家庭部门的这种去杠杆化，对整个消费的冲击，或者对外需的冲击，应该是最直接的。
     第三个挑战是贸易增长和产出增长的不同步问题或者脱节问题，刚才裴所长也谈到这个问题。因为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几年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倾向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就是它的进口倾向趋于持平或者下降。如果说过去我们几十年贸易增长是产出增长两倍的话，最近这两年，贸易增长率是低于产出增长率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世贸组织所做的一个测算，结果表明，贸易除以GDP的比，十年移动平均水平来看在2000年达到峰值，是2.4，之后逐步下降，2013年是1.7，根据WTO的预测，到2015年会进一步下降到1.5。从这个角度来看，贸易增长和产出增长出现了一定的脱节。也就是说，假设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贸易增长复苏的步伐和过去的周期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征。
     第四个挑战就是生产力危机，这个词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全球大型企业联合会提出的一个概念——生产力危机。我们看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首先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1970年开始到2012年，这个长时段的变化，非常明显的是2007-2012年劳动生产率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态势。全要素生产增长率，金融危机之后也出现了比较明显下滑的态势。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危机前后做一个比较，这种态势是非常明显的，像英国、意大利、法国、加拿大，全要素战略增长率都出现负的状态。这四个方面的挑战，可以说我们在出口动力机制上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
     接下来再谈一个问题，刚才如果说是不可持续的问题，另外一个跟出口相关的是出口的和易性的问题，这是从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视角来看的，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过去高出口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两年的情况发生新的变化，首先是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例从2007年高峰峰值之后逐渐下滑，现在已经回落2%左右的水平，就是所谓国际的一个合理区间之内。而且还有一个特征，从2010年开始，资本项目的顺差开始超过经常项目的顺差，也就是说，现在的所谓双顺差对外汇大幅增长的贡献过程当中，可能资本项目的顺差贡献度更高一些。所以总的来讲，外汇储备大额增长，目前来讲可能还不是像过去那样货物贸易或者经常项目顺差造。但是还是必须要关注这个问题，这是从和易性角度来说。
     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挑战也可以说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加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这个图反映了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投放的关系，从新世纪以来，新增的外汇占款是整个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就是使货币政策独立性或者有效性受到挑战，特别是受到三元悖论的困扰。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目前来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结构中，占比最大的是国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资产。从2000年开始的60%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83%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是资产和负债货币结构不匹配，带来的问题是成本对冲压力比较大，而且会有一定的汇率风险。
     另外，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挑战，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引发国际投机套利行为。一个是国际收支基础性差额和非直接投资差额的对比。所谓国际收支基础性差额，按照国际的做法，在跨境资本流动当中，有一部分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块，把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的差额加总叫国际收支基础性差额是比较稳定的。还有一部分跨境资本流动相对来说波动性比较大的，这是非直接投资差额。当然这里面和我们过去用的残差法有一定差异，一般来说基本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热钱的流动。当然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争议，因为这里面非直接投资里包括了其他投资，可能随着境内民间部门主体对外资产的变化，也会引起非FDI的增长，但是他并不一定有热钱的流入，所以总的来讲，可能不直接代表，但是还是能代表套利资金流入情况。
     基本的态势是这样的，非FDI或者说跨境资本流动当中波动性比较大的部分和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是直接相关的，基本是从1994年汇改以来，分两大阶段，1994年到2002年是整个跨境资本流动的非FDI是净流出阶段，2003年到2011年是净流入，2012年有一个大幅的净流出，但是2013年有一个小幅的净流入，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势，这就是同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的，或者外汇储备的挑战。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渐向着均衡水平逼近，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形成双边的波动的话可能会对非FDI可能也会形成双向的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
     第四个，对外资产负债表资本错配和主体错配。这里面比较大的问题，对外金融资产当中主要是储备资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从2004年对外公布IIP值之后，可以发现，储备资产占比一直保持在60%-70%比较高的水平，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官方债权国的特色。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这是对外资产构成的国际比较，我们说中国对外资产的构成和国际上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说储备资产占比非常大。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和我们有比较有相似的特点，他的官方储备资产占比比较高，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这个储备占比是居高的特征。所以，在对外资产构成的这样一个特点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的收益差额，从1993年统计以来，应该是持续处于逆差状态，只有两年顺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和我们对外资产结构相关的，刚才说了对外资产结构当中主要是储备资产，而在储备资产运用形式方面我们主要是债权投资。因为我们对外储备资产当中大部分是投入美元资产，这是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中国持有的美元证券资产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持有美元的资产当中主要是长期国债，我们资产运用方主要是以债权形式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对外的负债主要是利用外资或者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股权投资，一般来说股权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债权投资的收益率，所以我们国家对外资产的投资收益率显著低于对外负债的投资收益率，这就导致了刚才我说的收益项目差额的逆差，这是我们资本错配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主体错配，基本问题是，债权是在国家，负债是在民间，所以国家层面来讲是一个不成熟的净债权国，而在民间部门是一个不成熟的净债务国，这是一个主体错配的问题。所以总得来讲，无论从可持续性来讲还是和易性来讲，我们的出口动力机制可能在短期内都面临一个衰竭的问题或者趋弱的问题。
     二、投资动力机制：面临重构。我们在出口不可依赖或者短期之内，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情况之下，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主要靠投资，但是如果我们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如何避免过去历史证明的那些弊端，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里有提到三个问题，就是围绕着投资的重构问题，投什么，谁来投和怎么投的问题。这个重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投资结构的重构，这里希望大家关注两个，一个是所谓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今天上午有很多专家谈到，中国最近几年所谓微刺激当中，很多还是经济性基础设施。世行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当中区分了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是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等，未来如果我们要稳投资或者促投资的话，可以考虑适当向这个方面倾斜，这个领域对消费还有拉动作用，一方面可以减少预防性储蓄，第二可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可以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另外一个投资结构调整方面可以关注的是促进更新改造投资。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有两个背景，一是很多专家提到的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技术进步驱动。二是新一轮全球技术与产业的革命蓄势待发，全球分工体系再造，重建新均衡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争取有利的位置，这也是非常大的背景。这个图反映了我们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对比。所谓国际竞争力可以用这个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比进口做一个近似的代表，可以看出，我们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大大高于中间产品的竞争力。也就说，目前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当中，仍然是处于一个产业链的低端，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的所谓非地特征或者无根性特征是明显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争取全球产业链的有利位置。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要促进更新改造投资，可以考虑加速折旧法。与平均折旧法或者直线折旧法相比，加速折旧法可以更好地调动企业设备投资和更新改造的积极性。1981年里根政府推出了加速成本回收制度，对企业的更新改造投资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
     第二个重构是投资主体的重构。主要是考虑到过去我们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主体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未来可以更多采用PPP模式公私合作伙伴的方式，目前这个图是反映了基础设施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可以看出，不少的基础设施行业私人控股比重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就要构建这种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这样一种机制。当然，现在在一些认识上，为什么过去私人投资不足，主要是三大性，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我们可以对三大性进行重新认识，为改革投融资体制提供空间。当然我们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馅饼还是陷阱的问题，现在很多措施希望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但是要吸引他进入，必须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是所谓在位垄断者和新进入企业之间平等竞争问题，如何防止所谓的市场关闭行为。二是确保政府承诺的可信性，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稳定投资预期。
     第三是投资方式的重构。我们国家一个基本的背景是，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国家，从图上可以看出，我们的国民储蓄率从1992年持续提升，这两年一直高于50%。如果和世界上一些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显著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比日韩这些传统政府主导型和高储蓄率国家都要高。我们如何把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债务依存度高的问题，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债务性融资占比依然是非常高的，特别是这两年随着银行的表外贷款就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还有像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不断提升，除了传统人民币贷款渠道之外，债务性融资占比高的态势依然存在。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带来了所谓资本结构错配的问题，我们的测算表明，到了2012年，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提升到215%了。另外我还想指出的是，上午杨瑞龙老师也提到过，我们整个全社会的杠杆率在提升，但是有意思的需要大家关注的是，如果我们分不同所有制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细分的话，可以发现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在金融危机之后是上升的趋势，但是私营企业或者民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变动趋势，金融危机之后是下降的趋势，这是不是说明，在整个金融危机之后，所谓庞大的盛宴当中，我们出现了国有部门对民间资本部门的挤出的问题。
    为了分散过度债务融资带来的风险，就必须进一步转向股权融资，所谓解决长期资本来源的问题。这个表是利用世界银行的金融发展数据库归纳的金融结构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不到银行资产，占GDP比例一半，所以从债务性融资转向股权性融资方面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与刚才说的解决债务融资问题相关的是成本上升的问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问题比较明显的。资金成本上升，一方面表明了向均衡利率的渐进回归，但是也存在扭曲性因素，从资金供给侧来说主要是银行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问题，而从资金需求侧来讲主要是普遍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包括像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
     最后，消费动力机制亟待挖掘。我提几个方面，刚才说了短期内靠投资，当然也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上午袁富华研究员提到投资在逼近所谓的边界，按照趋势线来逼近边界。如果从资本的效率、资本产出比或者边际资本产出比例来看，它是在持续提升，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所以对长期来讲，投资机制不可能过度依赖。而且我们可以从一些比较来看，看我们这些畸形的结构，这是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所测算的，基于汇率法计算的GDP、消费与投资总额占全球份额的变化，所以看出最中间的是中国的特征，它的结构是非常畸形的。
     最后的结论是，从长期来讲，我们还是面临着增长动力结构的再平衡问题，当然这个命题提出多年，始终没有破题，可能最终还回到我们的体制问题。上午很多老师提到最终靠改革，我也认同这个结论，增长动力的再平衡，最终根本出路靠改革。
     汪红驹：应对中美新常态经济周期非同步发展的挑战
     因为5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会议上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所以我也做一点回应。
     主要内容是讲六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的新常态，二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三是当前中美新常态经济周期出现一个非同步性发展。四是周期非同步性发展的原因。五是非同步性发展的后果。六是对策。
     首先看“新常态”一词的来源，新常态的本义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成常态。
     从2002年开始，新常态这个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有很多次就出现了，有人统计过他每个月出现了50次。当时2002年的新常态的含义主要是两条，一个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二是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了，因为当时正好是“911”袭击的时候，当时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衰退。
     下面我们看的新常态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概念，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公司总裁埃里安重新提出“新常态”概念，旧瓶装新酒，以反映美国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的低增长状态，他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皮外伤，而是伤筋动骨，（危机之后的新常态）是经历多年非同寻常时期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2011年，“新常态”一词每个月出现700次，所以就被广泛流传。
     我们现在看一看提出“新常态”的埃里安这位始作俑者对美国经济“新常态”的五个方面的概括。第一，指西方经济体可能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保持长期疲弱和高失业率。第二，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是超高杠杆比例和过度负债等等。第三，从政策方面讨论了“新常态”对经济在长期内不能快速复苏的一些想法。第四，他认为“新常态”可能导致长期失业者以及失业年轻人增加，因为失业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时间较长，收入、财富和机会三个方面的不平等可能会过度加剧。第五，他认为华尔街仍然是风声水起，因为中央银行实施了超级救市政策，所以在坚挺的金融价格和疲弱的实体经济之间起到了一个防护盾的作用，后面可以看到美国的股票、房地产都恢复得很好，华尔街还是风声水起。
     最后他又对美国啊“新常态”经济做了一个展望，他认为短期内大家都认为没有大的政策失误，没有大的地缘政治冲突，没有极端的市场崩溃事件，2014年西方经济体将逐步好转，但是仍然缺乏迈入快速增长轨道的功能。中期预测他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西方经济体内部愈合伤势的临界点，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到2015年或者到2016年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二是经济也有可能陷于结构性问题的泥滩，导致长期低增长，金融波动性加剧的可能性有可能加大。这是两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有点类似于中国现在有些改革推不动的情况。
     下面看中国经济“新常态”，我是对照埃里安对美国“新常态”的总结，我也从这五个方面总结了一下。一是经济增长告别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模式，进入次高增长模式。二是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常态”，我们现在提的仍然是三字真言，即“保增长、控风险，调结构、促改革”。三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等，都有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四是要素供给的“新常态”，上午很多专家提到人口问题，还有土地，都属于要素供给，都与以前不一样了。五是改革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的“新常态”。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出的很重要的改革目标之一。
     我对这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有三种前景设想。一是定力不够，重新出台强力的刺激政策，因为现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债务杠杆率还比较高，如果重新出来强力刺激政策，有可能使债务杠杆率更加恶化，前面常欣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杠杆率上升的问题。二是政策失误预判，微刺激的政策着力点不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底线，或者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能源供应中断等等，经济增长的底线守不住。三是保持定力，通过适当的微刺激，坚守保增长的底线，促进改革，释放创新和改革红利，到2020年顺利实现十八大“双倍增”计划，这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前景。
     下面我们观察一下当前中美“新常态”经济周期出现非同步性发展的一些指标，我从四个方面来看一下。一是两大经济体短期一致指数已经出现偏离。二是OECD先行指数显示，显示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体在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速偏离的状况仍会延续。三是根据中国的实体经济活动指数与美国一致指数进行比对，结论跟前面两个是一饮的。四是用比较复杂一点的技术来算，算出一个国际经济周期的公共因子，如果比较我们中国跟国际经济周期，再比较美国跟国际经济周期的公共因子，也会发现是非同步式的发展。短期一致性指数偏离，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底以后，基本上是偏得很厉害了，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下面这个先行指数也是一样，显示2013年也是偏离。我自己算的实体经济活动指数，是把21个指标进行合成，因为时间关系我不细说，从2011年之后也是下降了很多。如果再把他算成一个扩散指数，从2011年7月份之后，大家看的阴影部分，扩散指数底部基本上跟当时2008年比的时候，甚至跟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水平比较接近了，所以从周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经济下滑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我们再把我算的短期经济活动指数减去年均增长8%，减去8个点，跟美国费城联邦银行编制的一致指数进行比较，也是上下缺口经历了两三年了，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还在下滑。
     动态公共因子就不仔细讲了，我简单把思路讲一下。如果我们把日本、美国、欧盟、中国四大经济体的GDP增长率和消费投资增长率，四个国家这三个变量全部放在一起，通过上面的动态因子模型算出来，可以算出一个公共因子，算1996年到2001年是这么一个状态，2002到2008年是一个状态，看起来我们中国跟国际经济周期是比较吻合的，现在不行了。2009年到2014年正好是一上一下相互交叉。再比一下美国的情况，比如2009年一季度到2014年一季度美国的GDP与公共因子，可以发现美国与国际经济周期是比较一致的，中国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这样结合起来四个方面就可以基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或者美国经济周期出现非同步性发展。我们算的比如把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GDP、投资、消费，与公共因子相关系数算一下，可以看到2009-2014年，是负的0.91，这是一个显著的指标了。
     原因，我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从资产负债表角度，因为中美两个债务周期不一样，现在美国资产负债表已经得到修复，但是中国仍然很高，所以政策上肯定不一样，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来看，我们也是难以为继，因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重新调整国际战略，通过重返亚太、主导GDP、TTIP等等贸易谈判，实施能源战略，降低对外依存度，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型高增长外部环境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美国对中国实现了一个战略包围。第二方面中国内部的房租、工资成本上升，出口加工制造业对外竞争力有所下降，裴所长也说了对外竞争力的问题。出口同比增幅也下降了很多，FDI也下降了。
     最后我们看一看美国经济复苏的情况，可以确认美国在未来短期内至少比中国要好一点，因为美国第一季度GDP修正值是负值，主要是受雪灾影响，失业率继续降低，股市创新高，美国房价平稳上升，违约率下降，财政赤字缩小，国际收支净增账户利差缩小，量化宽松负债规模继续缩减。美国的失业率降到6.3%左右，美国股市一直在上涨，美国房价基本上也在恢复过程当中，按揭违约率也是下降的，政府赤字缩小，经常账户赤字也是缩小的。最后如果继续恶化的话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有利的一面，比如说美国好了，可能通过各种贸易渠道，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优化配置指导中国经济增速，中国出口也可能被拉动，但是不利的一面也有，美国经济预期向好，但是中国经济现在确确实实下滑，可能美元进入强势周期，中国资金外流，资产重估，导致资产价格被迫挤泡沫，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出现更多幅度的逆差。
     对策，尽量与美国经济脱钩，现在无论是军事、经济、技术、创新方面美国还是世界第一，中国虽然在冲击老大的地位，但是要尽量避免与美国经济脱钩，要推动中美投资协定，中美贸易谈判等等，抑制放投机，在稳增长中去杠杆，加快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李彦伟  根据“中证网”等媒体报道整理）
    （论坛实录全文刊载于中证网，2014年6月28日）
    关键词：经济增长  高峰论坛  经济周期  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原文链接：http://www.cs.com.cn/hyzb/cgcforum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