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澳大利亚学术交流报告

     2012年10月2日至10月23日，我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折晓叶研究员到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21天学术交流，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弗林德斯大学之间开展的学术交流协议项目，在短暂的三周时间里，弗林德斯大学安排的行程紧凑而充实，我们这个小组先后在阿德莱德、悉尼市与四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分别是弗林德斯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南澳大学、悉尼大学，涉及到七八个院所，走访期间我们与三十多位学者见面交流，并在校方安排的三次小型研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闲暇时也见识了澳洲的风土人情，总体感觉不虚澳洲之行，收获很大。
     一、学术交流的总体情况
    弗林德斯大学与中国社科院是长期协议交流单位，以往也多次有学者往返，故而学校在接待中国学者方面也算是轻车熟路。只是今年增加了一个由中国学者主导的小型研讨会，赴澳行程在去之前早已安排妥当，计在阿德莱德14天，在悉尼7天。在阿德莱德我们入住Rendezvous  Hotel，在悉尼我们入住Novotel  Hotel，二者均为连锁酒店，其中后者在北京三元桥西北边也有分店。可能为了使我们生活及饮食方便，校方安排的两家酒店均在中国城附近，步行十分钟可达。Rendezvous  Hotel每天还有3小时的免费上网时间，自备电脑收发邮件尚可；而Novotel  Hotel房间上网收费很贵，每小时大约6澳元，在大堂上公用电脑免费，但20分钟会中断一次，且只能浏览网页、看邮箱，但没有USB插口和中文输入法，甚为不便。  
    我们的学术交流在阿德莱德主要集中在弗里德斯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在悉尼大学以中国研究中心为主。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下设弗林德斯商学院、心理系、国际关系分学院、社会与政策系。社会与政策系下设弗林德斯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政治与公共政策教研室、社会工作与社会计划教研室、社会学教研室、妇女研究教研室等机构。我的研讨会在商学院，折老师的研讨会在社会与政策系。接待方还在学校为我们配备了办公桌。
     10月2日到达阿德莱德，小费安排我们入住酒店并交换了访澳整体行程安排。在阿德莱德的两周，我们几乎每天乘公交车前往弗林德斯大学，与该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与政策系、商学院和国家劳动研究所的学者见面、交谈。10月3日上午校方安排了一个小型的欢迎活动，随后我们就与从事国际交流与社区参与项目的主席Max  Smith先生、社会与政策系的Helen  McLaren博士、商学院的Sarath  Delpachitra教授以及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Allisa  Zhao先生开展了两个小时的学术交流。Smith博士研究国际商务谈判、家庭商务管理与发展、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等问题，据他介绍，就澳洲企业家与中国合作发展、商务交流方面他做过很多培训，总体感觉中、澳商务合作有一定的差异，对规则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我认为，不管是中资企业向海外发展还是澳资企业向中国发展，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了解是很重要的。他还询问了基础行业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情况、中国交通设施的中西部不均衡情况以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如何确保经济不急剧下滑）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就我了解我均提出了自己的较为乐观的看法。Helen  McLaren博士主要关注公共政策的社会影响以及妇女儿童的保护问题，她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折老师探讨了中、澳社会政策的有关问题，我向她提供了经济所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以及朱玲研究员的学术成果，她表示出了极大兴趣。Delpachitra教授是印度人（据说在澳洲印度人一般从事低端的服务行业，能够在大学里做研究教书那是比较厉害的），他听说我从事的研究情况后，就澳洲最近否决华为参与澳洲电信项目受阻一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也认为在这方面不少政府受意识形态左右，所作决策往往无视世贸规则，是非理性的、非市场经济的行为。      Delpachitra教授兴致颇高，准备安排带我和他本地电信公司的朋友见面、搜集资料，可惜几方因时间原因终未成行，甚为遗憾。同时  Helen博士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到南澳大学儿童保护研究中心参观交流的机会。Allisa  Zhao是个华人，主要负责国际教育交流，他也谈了弗林德斯大学在国际教育交流这方面的情况。
     在国家劳动关系研究所我们见到了魏章博士、朱荣博士，两位小伙子都是华裔，魏章博士是湖北孝感人，曾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后申请到了该校的全奖，毕业后留所。朱荣博士去年刚从悉尼大学毕业来所工作。该所在劳动就业研究领域学术地位很高，目前有6位研究人员，没有教学任务，专职从事学术研究。其中之前还有两位中国籍学者从所里流动出去，一位到了州里的统计局工作，曾带着经费到青海、开展田野调查、作研究。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Maclolm  Cook教授是一个风趣幽默的澳洲人，对中国很有感情，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他分别与我们交流了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
     10月5日，我和折老师在校方的安排的2个研讨会上分别就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农村项目承包制的有关问题和澳洲学者探讨。研讨会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由主讲者用45分钟阐述加PPT演示，第二个环节用15分钟来讨论。这与我所的午餐研讨会相类，可惜没有任何餐食或点心。我的研讨会12点在商学院进行，与会的十几位学者兴趣很高。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澳电信业发展的异同使与会者参与度增加，用完一小时仍意犹未尽。折老师的研讨会下午3点在社会与政策系进行，有关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项目承包制以及一系列问题也使与会学者关心有加，这是她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成果。会后，  Gerry  Redmond教授专门送来了她对中国20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有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够互相交流并保持联系。我们认真和严谨的作风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
     10月8日，我们和两位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老师Gerry  Pye博士和Susanne  Schech教授进行了交流。Schech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国家的增长问题、贫困问题、福利制度问题研究，最近还着力于志愿者参与问题的研究。我们将中国志愿者的活动情况给她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并探讨了中外志愿者参与的机制、影响和后续发展问题。
     10月9日，在McLaren博士的带领下，我们到南澳大学的儿童保护研究中心参观交流，与中心的六位老师深入交流了澳洲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澳洲政府对儿童的保护无微不至，建立了严格细致的报告制度，层层追责，从报告、医疗、救治到后期追踪均有一套严密的制度。这与中国的儿童福利院还有不小的差异，他们还对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0日上午，  McLaren博士带我们到远离市区70多公里的Hahndorf小镇参观考察，Hahndorf是一个由德国人组成的传统古镇，多从事农牧业，大约有上百年的历史，一战、二战时这儿都有人参战。我们到一家种植草莓的农户采摘，这儿的草莓种植采用根部滴灌、薄膜覆盖技术，属于有机食品。由于没有农药，有些果实都被虫子啃咬过，但主人仍维持原状，新鲜成熟的果子任你挑选，也没人监督，能吃能尝。不过采摘费用挺贵，进园费4澳元，采摘的草莓按9澳元一公斤算。中午在镇上一家德国人开的地道餐馆吃饭，有20多张方桌，在餐厅服务的德国老人，虽头发全白，但很精神利落，笑容可掬。据说这家餐馆已被一个中国人买下，这些德国人仍很敬业真是难得。下午，我们去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拜访高默波教授，高教授生在江西农村，所著《高村》一书享誉学术界，最近在写该书续集，即2000年后的事情。他有一个澳籍太太生了两个女儿。高属西方学术界少有的另类，与主流观点相左，比如他也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对国有企业普惠作用比较认可。该校由他主导的孔子学院比较成功，学校免费提供场地近200平米，有兼职工作人员6人，其中有2个山东大学派遣的老师常年在此服务，一年轮换一次。学院经费由国家汉办全额提供，每年十几万美元。另外高教授每年还可以举办3-4次高规格中外学者论坛，经费也可以从汉办申请到，论坛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民主等方面，西方学者对这些话题比较感兴趣。已邀请过汪晖、俞可平、张鸣鸣等知名人士，可提供往返机票和食宿。他也有兴趣邀请经济所和社会所的专家参与，但英语要好。由于目前阿德莱德大学还不是我院的交流单位，他表示很愿意和领导一起促成这种交流。
     在悉尼大学的交流主要在中国研究中心进行，我们共同参与了一个小型研讨会，10余人的规模，大约两小时。难得的是，与会外国专家都懂汉语。
    二、中国问题、华裔学者与中国留学生
     这次交流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中国问题引起的共鸣，这些大学以前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及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影响力的加强，尤其是中澳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显学。尽管这些学者对中国的了解还不算深入，但渴望交流有兴趣探索无疑会增加双方学术水平的互动及提高。话语权意味着主动权。他们关心的问题有：1、中国经济模式的经验和成绩；2、中国民主化进程和发展；3、中国政治构架对中国的影响；4、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5、中国的能源问题和行业发展情况；6、中国经济发展对澳洲的影响等等。
     在这次交流中遇到了不少华裔学者，他们也是因研究中国问题而得以留下来的。其中劳动经济所朱荣博士的论文研究中国的就业问题，国际关系学院的王君谊博士论文是中国崛起对东亚的影响（她与该院计算机系的澳洲人结婚），阿德莱德大学的高默波教授更是以中国问题尤其以文革、农村问题研究著名。悉尼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虽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但却是一个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教育输出也是澳洲的一大产业，我们遇到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留学成本很高，生均学费每年18万人民币，加上食宿等费用差不多每年要25-30万人民币，可算不菲。在弗林德斯大学我们遇到一个叫陆颖的女孩，原来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现在该校读社区专业的硕士，不过生活还不错，有车开，老公在国内从事计算机工作。阿德莱德大学高默波教授有两个中国交流博士，研究中国基层治理以及中国民主选举问题，不用交学费，国内提供生活费，这个渠道挺好。悉尼大学的李薇在该校作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中国能源行业的发展状况。来自华南农大的贾海薇属于国家公派，在悉尼租房学习，研究中国基层政治。而西北师大发展学院的贾根教授情况不错，因为协助悉尼大学一个教授在甘肃的基层调研工作，获得该校资助为期三个月的访学机会，校方提供往返机票和租住公寓的费用，每天还有50美元的补助。悉尼大学有不少留学生希望毕业后能留在澳洲，遗憾的是雅思考试“四个7”的硬指标使美梦成真者少。悉尼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傅祥博士师从国际排名前十的数学家，30岁的年纪已有3篇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北大正准备以“千人计划”引他回国执教，我们与他探讨了国内外从事研究的利弊，希望他能够回国从事教学与研究。他的小姨是北大生物系著名教授——熊猫博士吕植。而他有个从宁波来的小师妹在统计学方面的研究造诣也不错，5年的博士攻读还有三年，租房有车开，留学生们经济来源总体看来不错。
    三、制度、心理预期与行为习惯
     我们的澳洲之行除了学术交流，还深深感受到这里的文明发达、地大物博，居民的谦逊有礼、乐于助人，人们对制度的遵守已深入骨髓。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以《集体行动的逻辑》闻名的奥尔森、写作《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米尔斯等人都对这种文明的源起、发展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进行过很好的解构。一种良好的制度能够营造好的心理预期，而一定的心理预期又能规范人们的行为习惯，其中的逻辑线条清晰而真实，都能从不少社会现象中找到答案。合理分析中外差距的缘由对于理解各自国情有一定意义。
     比如，澳洲居民呈现的面貌大多闲散而随意，即使与陌生人擦肩，不少人都会颔首微笑示意，拐弯或路口处车子大多会礼让行人，而居民别墅式的房屋很少有安装防护栏的，玻璃窗明亮干净，草坪干净整洁。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据了解，澳洲人的贫富差距整体相对不大，一个大学助教一年能拿5万澳币，而一个高中毕业者即使当个工人也差不多能拿这个数，个人所得累进增加，教授收入差不多有30%-40%的调节税，总体会比助教高2万澳币。一般来说，一幢700-800平米的小别墅大约40万澳币左右，绝大多数居民都买得起，首付之外，两口之家8-10年即可还清贷款。劳动所的魏章博士两年前花了35万澳元买了700平带院落的房子，估计也就5-6年能还清贷款了，生活不愁心情自然好。而刚毕业的朱荣博士租了个两居，90个平方，月租不过840澳元，他的月收入含税五千澳元。澳洲本地人如果上进更有机会获得好的工作和地位，比如申请全额奖学金，对中国学生来说难度之大好比中奖，本地学生只要申请，十有八九能成。也难怪澳洲人慵懒闲适，书读得好坏不重要，只要认真工作，工人和白领一样，有车有房很正常。而澳洲对私人财产保护很好，房主有权对擅入私宅者开枪，因此邻里交往串门者少。交通秩序的良好缘于路权的严格划分，非斑马线穿行者撞死白撞，而交通肇事撞死人最低赔付200万澳元。衣食足而知荣辱，对制度的恪守已渗入灵魂从而成行为自觉。我们在澳洲短短时间，就遇到3个主动帮我们指路的，一个同车的陌生人还追上已经下车的我们送还遗留物品的。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澳洲人对制度的遵守，澳大利亚横跨三个时区，10月7日又实行夏时制，但有些区拒绝夏时制，真是一个乱字了得，从阿德莱德到悉尼需要调时差，到墨尔本需要调时差，有的州半小时时差，有的一个小时时差，还有夏时制，澳洲人对此安之若素，调来调去不厌其烦。这在中国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个夏时制都难以推行，有时民意大于制度，法理躲不过人情。
     由此，我想到了国内，也许我们正在形成好的制度，也许我们有了好的制度没能很好遵从。契约精神、信用操守等理念还要一些日子才能融入血液。房价跌了，早购房的住户可以集体向开发商示威、要补偿，没见到房价涨了早购房者退钱的。交通事故，责任大小不论，因行人弱势之故自可要价，双方的协商解决其实与成文制度无关。高默波教授也认为，中国人多地狭，许多事情和澳洲差异很大，不能等量齐观，偶尔闯个红灯、撞个红线之类也属中国特色，有情可原。不像澳洲人从小就坐在父母的车子里接受制度教育，中国现在不过是车一代而已，也许车二代、三代才能明白酒驾害人、文明驾驶的重要性。房二代三代再遇到拆迁也就不会坐地起价、会按行情行事了。从制度到行为习惯的养成，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用理解与同情视之，少些谩骂和指责，国外好有好的理由，中国不好有不好的原因，发展阶段不同所致，不必急功近利方为上策。
    四、南澳酒庄联盟、中医药与中国商人
     近些年有不少华人移居澳洲，在阿德莱德、墨尔本、悉尼等地已经成型的唐人街首先由华人聚集人气，其次成了吸引澳洲人的好去处。在阿德莱德，每逢周末，中央市场和超市coles基本关门，旅游归来不用担心饿肚子，华人开的餐馆可以营业到晚上十点，小到10澳元以里的面食之类有，多到几百澳元的中餐也有，勤劳的华人、中餐很受欢迎。华人在澳大多从事服务行业，以吃苦耐劳闻名，当地人因为不为生计发愁，因此赚钱的欲望不强。据说悉尼的唐人街已经由一个街区扩展到两个街区还有继续扩大之势，一个现状是澳人商铺撤退、华商占据，兼有不多的日餐、韩餐、印餐参与。悉尼唐人街的德信大厦全部五层已被华人买下，而邻近面积更大也是五层的market  city也是华人买断，里面商铺林立，俨然是北京的官批和动批市场，只要照搬国内的经营模式就能赚钱。连阿德莱德遥远的Hahndorf小镇的德国酒馆中国人都有兴趣，可见华商的生意眼光和经营意识。
     牛晓谦是华商中的另类，也是我们的朋友，与华商多经营餐饮不同，他从事的是食品类服务贸易，他是一个少见的不会英语却在澳洲发展的中国人，在澳生活十余年，因在中澳之间畜牧业合作张罗而获得永久居留权。他在澳洲富人区有个800平米的大房子，80多万澳元买的，屋中陈设十分中式。在5日晚请我们吃饭时，刚用12万澳元买下一块十几公顷的葡萄园。他创办的南澳酒庄联盟专门从事往国内经销南澳酒庄酒的生意。南澳因气候、土壤原因盛产葡萄酒，有大大小小800多个酒庄。牛先生的南澳酒庄联盟先从“芭罗莎”（Barossa）山谷的近百家酒庄里精心挑选了十余家酒庄加盟，完全按中国人的口味挑选。酒庄酒因为口味独特，产量有限，大多在千吨以里，因此成为有品位受众的独选。牛先生主要采取买断在中国销售的方式经营该企业，每年有几十个货柜的国内销量，很有创意。那个周末，他带着经营中餐的香港人阿贵、房产经纪台湾人阿度以及从事房屋评估工作的小李和我们一起去“芭罗莎”参观品酒。“芭罗莎”谷在市区西北方向70余公里，属温和的海洋性气候，由丘陵与山谷中连绵的葡萄园和几个小村镇组成，人口只有三万，却有五十多个酒庄。我们走访了四个酒庄，品味了好几款葡萄酒，酒庄一般是延续几代，用心调配而成，每款酒都有故事。中午我们在罗斯庄园驻足，经营酒庄的是一对50岁左右的法国夫妇，121亩葡萄园已历四代，酿造的脸谱形象的“黑玫瑰”希拉红酒色调浓郁、酒体丰满、回味持久，品尝之后忍不住买了两瓶带回。牛先生已将该酒庄的这款酒买断，每年在国内至少有50吨的销量。当我们对牛先生的这种贸易活动形象地说成又为国内开辟了上万亩耕地的时候，他的感觉更好了。如果中国从一个白酒消耗大国向葡萄酒销售大国过渡，不仅保护了身体还节约了粮食，更能海外拓土无限。
     而在悉尼从事医药行业的李楠女士，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澳洲专利到期的药品在国内合理生产，达到严格的标准后返销澳洲，对于国内医药厂商和澳洲医药市场都有好处，为国内药厂找到出路也降低了澳洲该类药品的价格；二是将国内著名的中药厂的新产品取得澳洲认证，从而扩大海外销售。他们公司网罗了几个华裔博士，在闹市区租的办公室，很有一番前景。其中的李洋博士、彭刚博士均是20世纪九十年代初到澳，如今已是中产，二人均在悉尼有价值近200万澳元的二层别墅，夫人们一个在澳洲科学院、一个在悉尼大学医学系工作，对中澳医药的交流很有信心。据他们介绍，澳洲人享有很好的医疗服务体系，社区医院、私立医院、个人诊所体系完备，已经做到严格的医、药分开，各种药品的销售由几个大的销售公司负责，杜绝了国内药品的进院推销、吃回扣及医商结合的现象。每个澳洲人及获得永久居留权者都能享受到充分的医疗服务，个人承担很少费用。有探亲老人由于购买了几千元的医疗保险就享受了几十万的医疗服务的例子在澳洲屡见不鲜，当然，政府对医疗的补贴也是数目巨大。因此，短期居留者看病的花费就显得很高了，一个感冒花个一两百澳元是正常的事，光挂号费就有30-50澳元。政府的公共医疗有巨额财政支持，澳洲人民真幸福。据说澳洲单是卖资源就能供养民众300年，地大（700多万平方公里）物博（各种矿物资源丰富）人少（2100万）就是优势，中国比不起。
     澳洲中医药发展状况很好，大约有1000多个中医诊所，每个诊所年收入至少10万澳币，生活的都不错。全澳中医及针灸诊所每年服务大约280万人次，80%的病人以英语为母语，全行业营业额上亿澳元。1989年,澳联邦政府通过了《药物管理法》，是全球第一个承认中药为药物的西方国家。2012年7月1日，澳大利亚又成为第一个以立法方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中医师、针灸师、中药药剂师都将成为主流医学体系的注册执业者。中医在澳大利亚获得法律认可与保护。这对中医药在国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毋庸置疑，华人的勤劳能干给当地人带来了便利和实惠，但也有些问题初露端倪。1、中西财富观念的碰撞。华人的起早贪黑早已超出了解决生计的需求而变成了对财富的贪婪追逐，鲶鱼效应恐怕搅动的不是当地人的发财梦，而有羡慕嫉妒恨的成分在其中吧；由于澳洲人采取周薪制，一般周四发薪，周五下班后即到酒馆、饭店欢饮，周末驾车远行休闲，及时行乐享受生活。对财富的不同追求难免有一日会引起冲突。2、中西价值观念的冲突。华人的显摆招摇也不可取。由于对财富追逐的欲望有限，当地人大多开的是经济型小轿车，而开奔驰、宝马的有不少是中国人。诚然也有很多当地人开好车，但人口、豪车之比显然中国人更扎眼。更有国内某阔少，在悉尼富人区豪掷上亿元买房置地，影响很不好。3、中西行为方式的差异。国人常将一些不好的习惯带到国外。澳洲濒临大洋，鱼虾蟹随意获取。当地人每次渔获够吃即可，而有留学生者也乐享其成，但超用量捕捞行为，引路人侧目。更有街头随意丢弃烟头者，看背影瘦小似东方人无疑。旅行报团，老外团明码实价，中途加价加项者少；华人团，票价虽低，加价加项多，与国内相类。4、国外个调税很高，不少华人喜用现金交易，家藏及随身带现金较多，偷漏税嫌疑较大。因为在国内有合理避税打马虎，搬至国外也能侥幸得手，但长远来看破坏了当地的信用及金融体系，遭当地政府严打也是难以避免了。
     五、收获
     回顾此次赴澳大利亚进行学术交流之行，除了以上感悟，还有几点收获。
     首先，我发现中外学术交流对于打开学术视野十分重要，中国问题已经成为国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以前是国外学者对中国没兴趣，现在是渴望交流互动，这对提高中国问题研究益处多多。
     其次，通过在国外的切身感知，发现中外国情的不同和差异，对于多角度认识中国和世界，开展学术研究多了一个不同的视角。通过交流和接触，和不少国外专家学者成了朋友，交流往返，不仅信息互通，也为将来合作打下了基础。
     第三，与当地华人朋友的交流沟通，对于中国人海外开疆拓土和创业有了深刻认识，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更加强烈。世界是个地球村所言不虚，只有中国持续强大，中国人才能见识更美好的外界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