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和利用西方经济学

     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有一句名言：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如果我们俩彼此交换苹果，我和你仍然各有一个苹果。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我们俩彼此交换思想，你和我各有两种思想。我认为，思想的优化组合和优势互补，可以产生集成和放大效应，甚至会产生大于两种思想之和的x思想。
    为了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利用，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过的路，我把它分成“回眸”、“认知”、“学习”、“汲取”、“论辩”五个问题来剖析。
    一、回眸
     认识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在我国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
     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不论我们在学经济学还是在教经济学过程中，都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范式”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概念，意指一定群体认同的或约定的理念）。所谓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就是指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几乎完全是从《资本论》中复制过来的体系和内容，社会主义部分除了是从苏联教科书中复制过来的体系和内容外，还把毛泽东后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理论贯彻始终。几十年来一贯制，年复一年，年年复制“古董”。从过程和结果上看，我们较长时期被教条主义所愚弄了，我们又不自觉地愚弄了别人。
    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在学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时，也涉及到一些西方经济学，如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等，都是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卫士”的理论来批判的。在批判中学习，在学习中批判。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西方现代经济学开始以原本面貌陆续进入我国，但在当时，我们基本上仍然是以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的。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大量涌进中国，我们渐渐端正了对西方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比较客观地来看待西方经济学，并从西方经济学中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也尝到了不少甜头，从而使我们认真思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走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政治经济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打破以往一贯地自以为是的自我封闭体系，从西方经济学中广泛吸取一些自身所需要的营养，实行优势互补，发挥集成效应，即1+1>2的效应。
    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不同首先就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不同。社会生产就其原本意义上讲，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传统政治经济学只研究前者，或者说是以前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发展变化规律；西方经济学只研究后者，或者说是以后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发展变化规律。这种研究对象不同的定位可能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关。前者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寻找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发动工人阶级并联合一切劳苦众起来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后者是为了歌颂和捍卫私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如何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如何在这种制度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
     我们作为研究者，不能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同，就把它们完全隔离开来和对立起来。
    可是，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因而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认定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因而只能对立，不能共融，只能批判,不能汲取.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视野拓宽了,思想活跃了,  逐步感到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科学和体系，绝不可能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最高和最后的真理，也绝不可能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进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能力。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而绝不能成为我们只能信仰而不能发展的教条  
     客观地说，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真正学派的产生，并拥有一定的群众和社会基础，大都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有用性，都应当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不应当排斥它们，更不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相反，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创新，必须研究、汲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些合理内核，涵盖古典的和现代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很难发展。
     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早期的英、美、法，继而是德、日，都是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土壤。必须看到,资本主义从意大利文艺复兴算起,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  资本主义在它存在的年代里,  虽然它在原始积累中走过它难以避免的“血腥道路”，如残酷剥削工人和农民，掠夺殖民地,在世界范围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发动侵略战争等，但是，从总体上，资本主义由于它在打破封建制度中解放了生产力，对人类历史和当今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强大的推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和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罪恶行径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在它存在的年代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人类社会有用的物质财富大量被生产出来。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大肆赞赏资本主义,仅就这点而言,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承认这个现实,或怀有偏见，采取简单的或全盘否定态度,都是不科学的，甚至是无知的和有害的。
     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或思想体系,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这当中,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  对于唤起民众,反抗资本的剥削和掠夺,反对资本的殖民政策，争取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确起了重大作用.对人类历史和社会进步也产生深刻的和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推动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及其建设事业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和理念，为人类设计了一个为之而奋斗的美好和幸福社会，鼓舞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确功不可没！时至今日,大凡有良知的人们，都会作出这样的判断:马克思是一位为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做出不朽贡献的了不起的历史伟人,就连西方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也非常尊重马克思,把他称之为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世纪之交,在西方国家举行的“千年第一思想家”和“千年伟人”等活动中,马克思仍荣登榜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思想家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自然成为他们的不朽之作.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绝非是完全绝缘的，社会主义必须以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前提.因此,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它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东西的同时，继承和发展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高度生产力及其一切财富和文化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过度。如今，理论和实际都说明，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才能生长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可能它的生长方式在不同的国度里会有所不同，如有的是暴力的，有的是通过议会和平长入的，但其结果是一样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今天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这也难怪，在马克思时代，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许多从未见到和未想到的东西，诸如：发韧于20世纪中叶的新科技大革命和科技大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第三产业的勃蓬兴起和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的胜利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存在商品、货币、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等。正因如此，马恩著作中的有些观点不能说在今天还是有效的。正如上述，任何理论，都不能认为绝对和永远正确，无须在实践中修正和发展。这些现实，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为其身后的人类社会提供一切现成的答案.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从未对未来社会具体的发展过程作过任何无根据的预测和判断.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论点，只能看作是探索真理过程中的的一些新的起点，而不是它的终结。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们科学来研究。
     尤其到了斯大林年代,虽然斯大林在继列宁之后,在苏联的经济建设、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反抗法西斯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遭到了斯大林主义的篡改,变成了新的“教义”,如把社会主义仅看成是两种公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而且认为，公有制是决定因素，国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要大力发展国有制，必须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等。这就使之成为很不科学的“科学”了，成为“空想社会主义”了.
    在中国，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斗私批修，一大二公，也是对社会主义更大的歪曲。更重要的，斯大林和毛泽东都犯下了难以原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因为他们急于求成，都想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跳过资本主义，即不发展甚至消灭资本主义，直接由封建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点在中国农村，表现得最为典型。如毛泽东在建国后，为了追求“一大二公”，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只花二、三年的时间。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什么叫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主张由封建主义直接过渡到所谓的社会主义，中间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看来，他们都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
     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接着苏联和东欧解体,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也在国内外左倾思潮指引下，面临崩溃的边缘。这一连串的悲剧的发生,不能说与国际共运中一些主要领导人的错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总以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可以运用党已掌握的政治权力，强行推进生产关系的改变，无须生产力的发展，就能进入社会主义。由于这种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而相反带来重重灾难,人心不满，结果很快就垮掉了。后来邓小平一语中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到了邓小平时代，由他领导的改革开放，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及其制度。从30多年的实践上看，成效是斐然的，是举世瞩目的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也不得不认真地去思考我国的经济科学如何走出困境？
     我以为，我国的经济科学要走出困境，并走向繁荣和发达，就当前而言,取决三个因素：一是能否真正科学地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本科学原理和方法，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咬文嚼字，自以为是；二是能否广泛地汲取和正确对待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过去和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而不是如一些所谓“权威人士”所说的，只是“借鉴”或只能“借鉴”，不能汲取；三是能否用来解决和解释当今世界包括我国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践问题，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真正科学的理论服务和支持，而不是总是以“批判家”的身份出现，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抱有成见,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公开反对和疾恶如仇!
     当前，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上，我认为，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或主流地位不动摇.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坚持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反对在我国学术界中仍严重存在一种霸道的、垄断的学风，这种学风的主要特点，是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以“社会主义卫士”自居,而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死死抱住马克思的个别结论和字句不放,而且处处和事事都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把其他学派统统看作“异类”，甚至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然后蛮不讲理和语无伦次地加以“批判”。
     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有些已经“政客化”了的所谓“学者”，以  “著名的经济学家”、“杰出的经济学家”自居,打着“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滥用手中的权力或依附和依仗什么权势，来压制不同学术观点的研究或学术争论，同时又以此来炫耀自己那种浅薄的、甚至为人所共知的陈词滥调（他们玩弄的实际不是理论，而是政治），总以为很得意、很满足，到处招摇撞骗，迷惑和欺骗群众。
    二，认知
     如果我们要想对西方经济学的来历有一个梗概的了解,不能不从古典经济学的起源谈起.  早在16世纪前后。经济学的前奏——重商主义登上历史舞台。重商主义以它的世俗立场和逐利行为，与愚昧主义相对垒,不相信上帝与宗教。重商主义的革命意义在于，酝酿和产生了最早时期的古典经济学。正是这种古典经济学开始了经济学的理性探索。古典经济学基本点在于划清三条界限：一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实际是人与宗教的关系）。人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上帝做出什么贡献，不管上帝穿戴什么服饰，地位多高,经济学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看作是人的本能。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要得到自己的福利，必须自主地在人们之间进行不同产品的交换。由交换而生产并扩大分工，由分工而产生并发展生产效益，由生产效益发展又扩大了福利，福利的增长,又促交换的发展,从而形成以交换行为而存在的领域——市场。经济学发现市场的产生和存在的重大意义并研究市场的多样性、能动性和变化性,并在研究中丰富和发展自己。三是人与政府或国家的关系。在公共领域，政府或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或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政府或国家为人民服务，管理公共事务,制定法规，维持公共秩序,人民向政府或国家缴纳税赋，遵纪守法，维持国家机体的正常运转。并认为，这种关系越是契约化，越是公平自主，从而更有力地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福利的扩大。
     到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期,  古典经济学发展到高峰,达到很成熟的程度.  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的是社会资源如何通过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实行合理配置,  提高社会运转的经济效益，使社会财富增殖的最大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
     在西方人看来,在各种科学中,  经济学堪称“娇子”.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中之“骄子”，还因为它有两大比较可靠的助手：
     一是心理学。心理学支撑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经济人，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人不仅在追求生理上物质财富的满足，而且还在追求心理上的满足，包括荣誉、尊重、安全、爱情等。即使人在进行利他活动时，也要考虑对自身是否有利，如果不利，利他行为必然受到约束。由此而产生利己和利他的内在关系，从而产生自身的逻辑体系，利他首先利己，只有利己，才能利他。
     二是数学。数学使经济学能够严谨地把握现实，并对自身的观点和结论做出有说服力的数量推理、检验和判断。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诺贝尓浆的得主几乎都是数位家。当代西方经济学数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用数学，对复杂的经济问题，进行科学的归纳、整理、分析，为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应用数学方法，如逻辑推理，抽象归纳，量化处理，对经济过程的一些复杂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为经济科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和新思路；三是，应用数学，可以帮助经济学家根据数理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唯心判断；多一点科学，少一点空想。
     当然，数学在经济学中运用，也应有有一定限度，要恰如其分。目前,在西方，经济学已被数学武装到吓人的地步,这也不科学.必须认识到,  经济学基本上还是一门一维的理论学科,也是经验科学.很多用数学做计量模型的人,最终还是用自己的经验来对模型的输出作反复地修正,才能使之接近现实.这类情况在经济学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过分地依附数学，把经济学数学化,有可能把经济学教条化或空洞化。
     所以，如果比较客观地给西方经济学下一个简短定义的话，这个定义主要涵盖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发展生产力，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正因为在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中，具有对发展社会生产、加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管理以及促进社会的进步的这些优点，所以有些西方经济学家，称经济学为社会科学的“皇后”，而政治学和法学等只不过是经济学的“侍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西方经济学是在发展变化的，上世纪一战后的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出现了“罗斯福新政”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张通过财政、税收、货币计划和福利等调节机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效调节。到了现代,藉助于高科技手段,  西方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的一切西方经济学通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分支和流派。据我所知，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等。但是,总的说来,其中的科学部分，还是围绕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这一总的要求进行的，其中有不少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微量元素”。
     这里很值得人们关注的,从西方经济学中分割出来的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叫做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也有许多流派。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如今已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像阿瑟。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荣获诺贝尔经济奖。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在研究发展经济学时，在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因素同时，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一个中国式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发展经济学。
     当然，西方经济学并非完美无缺，由于西方经济学仅局限于研究资本主义，一味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对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认真对待,有时,有意无意地加以掩盖,甚至也有糟粕和庸俗的成分。由此而来的，对社会经济及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政治偏见和错误。在当代,西方经济学有时大力为西方一些超级大国大搞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扩张行为等作辩护,违反科学原则。对此,我们都应当理直气壮地和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
    三，学习
     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有深刻的研究，而且涉及面很广，如货币、价格、工资、企业金融、汇率、利率、信用、危机等，但他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如上述，它着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中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时代完全不同，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暴力革命,而是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懂得社会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道理，迫使我们必须向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学习。
     西方经济学的确有许许多多有益和可取的东西。例如，它对社会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实行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分析得比较严密、精致，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当抛弃门户之见，敞开心扉，汲取其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
     我还记得，上个世纪40年代，我在旧大学念书时，从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受益匪浅。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这么一段精彩的片段：商品生产者在为自己的私利而疲于奔命的时候，真正获利最大的并非他们自己，而是社会。他还说：市场经济下的人际关系准则是：“要想满足自己的利益，先要满足他人的利益。”  斯密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引发出在商品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看不见的手”，又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强烈作用，促进并加速了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进而使英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以商品输出为前驱，资本输出跟上，接着政治征服，进而使英国成为历史上称之为“日不落帝国”。帝国的殖民主义和政策，一方面，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实行血腥的掠夺，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也把资本主义的火种，播种到那里，促进那里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些事实,已为人类的历史所认可。我国的香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割让出去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如没有市场经济中的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香港。从大局上看，如果没有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爆发了资本主义空前的大危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场大危机中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思想和政策相继问世,正由于这种思想和政策，对缓解和解脱当时的危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由此看来,在发达的经济生活中,“看得见的手”和  “看不见的手”同时并存,相辅相成,组成经济生活中的较为完整的微观和宏观调控体系,是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和正常秩序不可缺少的条件.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经济学中，萨谬尔森的《经济学》，颇受欢迎，影响很大；特别是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更受敬慕。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关于预算约束的短缺理论有独特的见地，还有就是他的实证的分析方法和论述，广为人们推崇和应用。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叫做“经济人假定”(请注意:这仅是“假定”)，“假定”中说，在经济生活中，即商品经济运作中,  其间任何人都可称之为经济人。经济人都是自私的，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者所追求的都是获利最大化。这个“假定”过去和目前在我国都遭到来自“左派”铺天盖地地批判,似乎认为这个“假定”违反了“天伦”(人性),大逆不道!我们姑且不论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  但这里明确讲的是“经济人”,即商品经营者,是市民阶层，作为市民阶层中的任何一个人，他的思想、行为以及一切活动，都是在不违背法律的前题下，按照自己的意志、利益和欲望进行的。天下哪有一个商品经营者不为获利最大化而经营商品的.马克思还讲过:  商品就是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利最大化而经营的产品.  正因为如此，才大力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富裕、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
     在西方经济学这一“假定”中,还涵盖以下了一个内容:  商品经营者为了要达到获利最大化的目的，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二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不讲节约，只讲效率；三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率。
     我曾把这几种情况运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对以下几种经济作出比较：国有企业，对在其中工作的职工，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人，就多数情况而言，是属于上述的第三种情况，即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太讲节约，也不太讲效率，这是国企的痼疾，属难治之症。承包制和租赁制，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其后果我们已深有体会了：在承包和租赁年代，不计后果的加快或提前折旧，好多企业被掏空了。个体经济、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劳者有其股），都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即民有民营，即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成效显著。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与改造和发展民营经济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广而言之，我国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以及财贸、财政改革，都是在承认人的物质利益原则前提下进行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我们30多年的改革不是白忙了吗!
     我们之所以确立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的取向，就因为承认经济人是自私的假定。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才自愿地走进市场，去交换自己所需的商品,这叫做互惠互利.如果经济人的本性都是大公无私的，那么我们还要这场改革干什么？那全盘国有化好了,岂不是我们搞的市场经济，以及在市场买卖中讨价还价，斤斤计较，都是对人性的亵渎，都是大逆不道吗！?
    这里并非有意要贬低国有企业,从实际出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没有国有企业,特别是带有战略性的国有企业.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国家的经济职能的物质基础,它可以为社会大力发展公共产品的生产，可以补充市场经济诸多不足,  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稳定国民经济大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奥地利有一位经济学家叫哈耶克，写了一本名为《通往奴役之路》的书，书中说：从一个好的假定出发，往往会产生一种坏的制度或体制，和制定一种坏的政策；相反，从一种不好、不太好的假定出发，又往往产生一种好的制度或体制，和制定出一种好的政策。正如上述，假定经济人大都是自私的，政府和企业就能根据人们的自私心理，想法设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在分配制度上采取年薪制、期权制，效益和工资挂钩工资制等，再加上制定各种有效的管理规章制度以及法律和法规等，来限制和克服人的自私心理的发展，其成效肯定是显著的。而我们过去按照儒家之道，人之初、性本善，人大都是公而忘私，因而大搞政治挂帅，平均主义，结果只能使经济在低水平上运转，最终弄得产品普遍短缺,缺吃少穿，人心不满。这里顺便提一下,西方政治学还有一条假定：政治家大都是权力贪婪之徒（包括总统）。从这一假定出发，他们才制定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制衡的制度和机制，使这些人不能随心所欲和胆大妄为，以扼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而我们在许多地方恰恰相反，总认为领袖和领导都是万能的，都是公而忘私的，都是至高无上的，放松对他们的有效监督，所以才产生那么多的腐化现象和坠落分子。
    四,汲取
     在我国经济学队伍中，就目前而论,就倾向性而言，大体分为三派：一派是以中、青年人为代表的倾西方经济学派，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老年经济学家；另一派是以老年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比较传统的经济学派，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年轻经济学家；还有一派是主张中西合壁的经济学派，其中还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这一派里，老、中、青经济学家都有。我是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结合观点的。
    中西结合并不是“半斤八两”,而是以我为主,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广泛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对我有用而又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改造我们的传统经济学,丰富发展并创造我们新的科学的经济学.
    在我看来,当今，在对西方经济学认知中,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汲取的东西,概言之,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重视对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并汲取其精华.  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实质研究的是生产力的合理配置.  生产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力,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原动力.经济学如果不研究生产力，实际上是放弃对现实生活的真正的指导作用,  放弃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我们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力,不是一般生产力,而是代表时代要求的先进生产力,不仅要寻求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源泉,而更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解放先进生产力,  研究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以及如何把先进生产力妥善用于社会主义各方面的生产和建设.
     其二,  要重视对第三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并汲取其精华.由于当代科技的发展,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起来,第三产业不仅包括服务业、商业,还包括信息业、网络业等,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物质财富创造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渗透到消费各领域,全方位地为消费者服务.  第三产业如今已经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第一、第二产业并列,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由于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和优先发展,表明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正因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如此重要地位,不能不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其三,要重视市场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的研究,并汲取其精华.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宏观控制是不可少的,有时是非常必要的,但从总体上说,  在国民经济中，市场调节应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得见的手”同时并存的情况下,  “看不见的手”应起主导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无处不在,它能时刻在获利最大化原则驱动下,自发而又主动和及时地调节社会资源在各部门或各企业间之间合理的分配,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  ,它的不足,需要宏观调控来补充.有时,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领域,  宏观调控也起主导作用.  
     其四,  要重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定量分析,并汲取其精华.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曾提出，传统的经济科学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因而原用的方法重演绎和抽象。随着经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光靠这种传统的方法显然不够了。在现代，对于极为复杂的经济过程的研究，不仅需要进行定性分析，更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不仅要进行周密地观察和预测，更需要直接地进行量的调节和控制等。所有这些，没有先进的科学工具和相适应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是难以想象的。
     其五，生命遗传学理论认为，近亲繁殖是物种退化的重要根源。理论或学说也是一样。理论和学术上的杂交，优势互补，往往是理论或学说发展和创新的重大原动力。
     这里,还必须强调的,对于西方经济学中任何一中种文明成果的吸收,都不能亦步亦趋,照抄照搬,而必须细心过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  并实现有效地结合,创造出高于前者的更优成果,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当前,我们党提出逐步要把我国社会构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在这个社会中市场是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必须把我国的市场经济构造成和谐的市场经济.
     如何构造和谐的市场经济?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几千年来,通行一个不可取代的原则：“优胜劣汰”.这个原则的思想基础,是“单向思维”方式，即“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当然,既然是市场经济,由于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作用,要人为地废除这样一个方式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同,  “优胜劣汰”的原则,由于受到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限制,与“单向思维”方式同时并存的,还有“双向思维”方式,即“我活你也话”或“我赢你也赢”(双赢)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平等、协商、平和、民主、互助友爱、互利互惠、相互尊重。
     这种“双向思维”方式及其原则,目前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主要在对外贸易上,普遍运用着,并取得卓越的成效,并得到广泛的好评.  这种“双向思维”方式及其原则,在对内贸易上也应是广泛适用的.
     今后,为了建设我国和谐的市场经济,应大力宣传、鼓励这种“双向思维”方式及其原则,并在实际生活中广为运用之.
    这就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超越西方市场经济的地方.
    五，论辩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伴随改革开放，西方经济学如影随形地进入到我国的经济等诸多领域。不容否定，我们有许多改革措施，是在广泛汲取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观点基础上，逐步形成、充实和完善起来的。这里呈现出一种有趣的而又带规律性的现象：每当一个带有新意的观点（大都是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如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等），被少数或一两人提出后，只要是有用的或有价值的，随即便有很多赞成的声音跟上并参与进来，进而形成一股响亮的旋律，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回荡；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一点，必然引发出一些保守势力即左派势力的反抗，这些人能量很大，除极尽诬陷、歪曲、上纲上线外，有时还设法通过国家机关的公权，动用各种媒体，再扣上几顶这样或那样的大“帽子”，如什么自由化、西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化、姓资姓社等，狠加批判。说也奇怪，经过几翻争论和较量当事态逐步平静下来之后，这些观点不仅被社会广泛所认可，而且大都转化为国家的改革或建设的方针政策，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灌输下来，宣传开来。
     比如，我们的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现在看来，这是改革的常识。问题是，市场经济原本是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市场经济的。因此，改革开放之始，围绕要不要或能不能用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取向，争论很久，你死我活，最终还是认可了，确定下来了。
     再比如，企业改革是我国全方位改革的重要环节，企业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企业？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任务是什么？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经济实体，它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上级下达的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并据此考核它的成效或成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必须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营利最大化为目的。上个世纪90年代，又提出企业要在市场经营中实现“资本增殖”。资本、资本增值、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营利最大化为目的等，这都是西方经济学对企业常见的描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利用，都是在经过一番较长时期的激烈争论和斗争中逐步取得的。
     又比如，在企业改革中，最大的难题是国企的改革。在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企主要局限在公共产品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一般占10%左右。在我国，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任务必须缩小国企的阵地，提出“国退民进“的政策，即国企的大部分要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领域，而应在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社会公益部门保留和发展一些国有企业。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即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问题上，争论更为激烈，至今未见分晓，改革步履维艰。
     至于国企改革采取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也曾在两个派别之间成为争论的焦点。回想当初，当有人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有些人义愤填膺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说：“搞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制，搞股份化就是搞私有化。”并得到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叫好并支持！后来怎样呢，还不是改革取得胜利了吗。
     当他们如此这番都达不到目的时，即阻止不了改革的步伐时，他们就诬陷改革的大方向错了，说中国的改革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而是西方经济学指导的，因而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颜色革命”，天下大变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不停顿的被指责、谩骂、恐吓声中进行的，并取得节节胜利。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潮流只能“顺”不能“逆”，逆者必败，不管你权势多大。
     回顾改革30多年来的历史，先后呈现出的三次反改革浪潮，就是这样相继产生的。其中,特别要强调的,在这三次浪潮中,小平的南巡讲话,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接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使得市场化改革再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继续进行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里顺便说一下，  以上是按照经济观点倾向性来划分当前我国经济学家派别的。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划分方法：以工作范围或业务领域来划分，按这种方法划分，如今，我国的经济学家（北京更是如此）就不是上面三派，而是以下三大派：宫廷派（官  派）；实业派（企派）；学院派（院派）。宫廷派主要供职于高层政府如国务院，各部委，和党中央高层研究机构，以写“奏折”和中央文件为本。实业派当然指的是那些受过国内外高等教育并大都获得博士或硕士等，并有一定能量的一大批企业家，如董事长、总经理等、首席执行官等。近年来,学院派的许多人也没有把自己封闭在围墙高筑的大学校园内或研究院内或图书馆内，而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深入实际，包括企业、地方、经济部门的调查研究上。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比较实际、实在、可靠、可信、可用。但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与“  官派”、  “实业派”有所不同，因为在他们之中多数（我讲的是多数，，也有少数，凭借自己的某些优势，富起来了，甚至富的流油）处于“无权”、“少钱”（相对而言）的地位，属于平民百姓，故又可称“平民派”。学院派身大多处于大学深院，深入实际机会少，知识主要来源于图书馆，知识面较广，但实际问题了解不多。广义的平民派应涵盖已经离退休了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相当“资深”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这一派队伍浩大，就总体上说，他们的优势在于约束少，顾虑小，敢想、敢干、敢说、敢写，研究问题比较轻松，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坚持真理。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因思想老化，不求进取，传承国际共运和和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挥之不去的“左”的衣钵,仍停留在传统的学术观点上。他们对现实这也看不惯，那也不满意，他们总思念过去,向往计划经济，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民营经济,对现实总说三道四，这些人身子已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停放在20世纪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才能回到那个在他们看来非常理想的“权利王国”-------计划经济年代里.
     还有一种按地区划分学派方法，如京派和海派。这里从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