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及其学术成就

                           （2009年11月8日）
     左大培，男。195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78年2月考入辽宁大学，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2－1988年就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的访问研究。1988年之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导师。自1982年以来一直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员。
     左大培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近十余年来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自1982年以来，左大培已经出版了5部独自写作的学术著作，与他人合作完成并出版学术著作3部，并且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一百多篇。独著的学术著作《内生稳态增长模型的生产结构》一书获2006年度（第12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以下所述，是至今为止左大培在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中所论述的他的学术研究成果。
     经济思想史研究
     左大培的长篇论文《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2002年成为张宇、孟捷、卢荻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一书的第9章。在这篇论文中，左大培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作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并将它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新近形成的“企业理论”作了全面而详尽的比较分析。
     左大培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就是他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即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分析。正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强调，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的特征，它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其他继承者（如新李嘉图学派）都区别了开来。以此为基础，左大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强调的许多命题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却再现于近年来兴起的当代企业理论中，成了当代企业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当代的企业理论所强调并着重研究的那些现象，大都早就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并在那里加以重点分析。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是在最近几十年中才发展起来的。这种“企业理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交易费用”、“团队生产”、“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等概念。左大培在上述论文中详尽地说明，对这些概念，马克思已经有明确的意识，并且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表述过这些意识。当代的斯蒂格里茨等人使用“效率工资”假说来论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失业是维持劳动纪律的手段”。实际上这是依据对理性个人最优化行为的分析证明了，失业工人所构成的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企业有效运行的条件。这是以现代的分析手法论证了《资本论》关于产业后备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的论断。
     左大培进一步深入地指出，当代西方的企业理论并不是在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论点。在论述同一现象时，它分析的角度和论述的目的往往是与马克思正好相反的。对于同样的一些有关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现象，当代的企业理论使用的是以单个当事人的最大化行为作基础的均衡分析，力图以此来对这些现象作理性化的解释，把它们说成是所有当事人的理性行为下的均衡后果，而马克思则把这些现象看作是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企业的出发点，是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马克思对有关企业的所有问题的研究都从这一点出发，而它也是西方市场经济中的现实。
     左大培指出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企业理论对立的一个突出例证：阿尔齐安等人提出了有关企业所有权的“剩余索取权假说”，将“团队生产”和“剩余索取权”概念结合起来论证利润即“剩余”和企业的所有权应当归企业“团队生产”中的“监工”所有，认为这为激励监督者的努力以提高经济效率所必要。而马克思却早已指出了利润即“剩余”归资本家所有这一明显的事实。马克思从来就否认资本家的剩余索取权来自于监督劳动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而是相反地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监督劳动倒是为实现剩余索取权而产生的。在马克思看来，用激励监督者的努力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来说明企业中的剩余索取权，这就是所谓的“利润是管理者的工资”的谬论，它只不过是对资本的剥削的一种辩护。
     左大培还指出，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一直无法以个人最优化行为的均衡分析对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的现象作理性化的解释，以致说明为什么在企业中是资本雇佣劳动成了近年西方企业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当代主流经济理论在这方面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将资本看成是有形的实际物品。而要对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恰当地进行理性化的解释，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上来，正确地将资本视为处于货币和商品之间的流通运动中的价值，视为在这个运动中增殖的价值，承认流通使资本经常冒消失的危险。
     亚当·斯密曾经表述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说，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则是“非生产劳动”。当代的人大都将这一学说视为过时了的“老古董”，因为当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常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产品和服务总产出的比例比较高，而第三产业生产的正是“服务”这一类的“非物质产品”。
     左大培2003年在《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与当代现实——揭示经济发展的秘密》一文，却高度评价了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指出：斯密提出他的生产劳动学说的真正用意，就是要从理论上论证他认定的富国之途，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英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而在这种富国之道或经济发展之道中，清楚地体现出了亚当·斯密的社会哲学。
     左大培援引亚当·斯密的论述说明，斯密所说的不生产物质产品的“非生产劳动”，指的主要是像仆役的劳动那样的提供直接的人身服务的“纯服务”劳动；他将这样的“纯服务”劳动说成是“非生产劳动”，是为了说明，真正能使“国富”的经济政策，必须能够尽量增加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减少从事“纯服务”的劳动。而“纯服务”劳动占社会总劳动的比例高，则是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的结果。要实现斯密的主张，尽量减少“纯服务”的劳动，就必须增加最贫穷的劳动者的收入，减少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这其实也正是亚当·斯密的社会目标，支配着这个社会目标的就是他的社会哲学。在他内心的深处，斯密同情贫穷的劳动者，他的经济政策主张一直在致力于改善贫穷的劳动者的状况。就是在这一点上，斯密也典型地代表了他那个18世纪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即将到来的时代。
     左大培强调，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代表了18世纪英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它对今日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有着极具指导性的现实意义。斯密强调发展物质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确实是抓住了近代经济发展的关键。而那些长期贫穷、无法普遍致富的国家，却不乏“纯服务”业发达的例子。穷国要变成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就必须象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利用市场交换的物质利益所调动起来的贫穷劳动者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去大力促进物质产品的生产，以此造成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同时缩小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均等。而要走这样一条道路来发展经济，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对斯密生产劳动学说的否定态度。
     德国人公认弗赖堡学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实行的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左大培的博士论文《德国弗赖堡学派的经济思想》和1988年出版的《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一书，在中国国内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弗赖堡学派的经济学说。他指出，德国弗赖堡学派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它的秩序观念；弗赖堡学派使用秩序观念，把由使用边际分析起源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应用到具体的经济实际当中：它构思和运用实证性的所谓“经济秩序”观念，在这个框架下把实际的经济都分解到“垄断”、“完全竞争”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去，以便能够以此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的经济理论来说明历史上具体的经济实际；它提出规范性的“经济的秩序”即“奥尔多”的观念，则是为了给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指导思想，以便按照所谓“最有效率、最能保障个人自由”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模型（“完全竞争”和自给自足的“鲁滨逊经济”）来塑造全部的经济现实。
                     对传统计划经济的研究
     左大培力图以简练的数学模型来实证性地说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如何运行，并在此基础上解释苏联转向市场经济的初期所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他以德文写作的《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激励机制》一书，1995年由联邦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出版，1995年他还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论文《对“大爆炸”改革战略的评论》。这些论著表述了左大培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的实证性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苏联式的传统计划经济中也存在着市场交换，公有制企业生产的消费品主要是通过市场销售的渠道分配给居民们的。但是在这样的传统计划经济下，消费品市场上普遍存在着短缺现象，普通居民按市场上的合法价格不能买到自己想购买的数量的消费品。有些人想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来说明传统计划经济下的短缺现象，钱颖一还为讨论这个问题而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数学化的论文。左大培也以数学模型解释了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普遍短缺现象，但是他对造成普遍短缺的原因有着与钱颖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普遍短缺现象是整个经济的领导机构追求“公共开支最大化”的结果。
     左大培认为，传统计划经济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指挥命令系统，计划部门的指导思想对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有着决定意义。由于经济领导机构所受的意识形态指导和其它具体的历史原因，苏联式计划经济的领导机构实际上将“公共开支最大化”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目标函数。所谓“公共开支”，是由公共部门提供、居民个人消费时不需要直接为其付费的那些实际物品，如教育、医疗、科研、养老、公共设施、军事开支、各种财政补贴，在苏联体制下甚至包括全部的投资。
     左大培认为，在不很长的时期中显著增大这样的“公共开支”的一个有效手段，是使整个经济出现普遍的短缺、特别是造成通过市场出售的消费品的普遍短缺。这样的短缺之所以会显著增加公共开支，是因为计划经济的领导部门可以一方面通过付给工人较高的货币工资来刺激工人努力工作以增加总产出，另一方面则在不变的产品价格下限制消费品的生产以最大化总产出中用于公共开支的产品数量。这样作势必会使供给市场的消费品金额显著小于工人工资总额中形成居民消费品需求的金额，从而造成了消费品的普遍短缺，而居民消费品需求大于消费品市场供给的部分就形成了所谓的“强迫储蓄”。这样的短缺虽然可能降低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并由此降低总产出，但是只要居民的储蓄对居民个人有显著的正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将高工资与强迫储蓄结合起来就有助于增加公共开支物品的产出。
     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激励机制》一书中，左大培不仅以简洁的数学模型论述了他的上述论点，而且还以这一数学模型为基础说明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其激励机制的关系：为增加总产出从而增大用于公共开支的物品的产出，领导部门可能会提高工资以激励工人更努力的工作，这会提高当期的短缺程度，使总产出的高增长同时伴之以短缺程度的提高；但是，工人一旦在以后认识到了短缺程度的提高，他们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下的劳动积极性就会下降，这会使总产出反过来下降，因而短缺程度的提高会降低以后的总产出。在整个经济的领导者不断尝试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过程中，这种增加产出的下意识的刺激措施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动态：短缺程度的提高加快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但是又降低了以后的经济增长。这样就形成了苏联式计划经济中宏观经济波动的独有特征。
     由于苏联式传统计划经济的领导追求“公共开支最大化”，专门用于公共开支的产品的生产占全部生产的比例通常都显著高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开支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向市场经济过渡，如果政府当局实行所谓“大爆炸”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战略，一下子解除对物价的所有控制，完全让市场供求决定所有物品的价格，则当整个经济的货币需求总额恰好等于放开物价前实际生产的所有物品的货币价格总额时，由于放开物价后对原来用于公共开支的物品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大大低于计划经济下的该项比例，原来用于公共开支的物品的生产将由于需求不足而严重萎缩，这可能造成原来在这些部门就业的职工的大规模失业；这样放开物价后对消费品的需求虽然会显著大于其以原有价格计的总供给，但是由于消费品生产能力的限制，消费品生产不能相应地迅速增加，这就使消费品的价格不能不大幅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居民实际收入不由于大量失业而下降，则实际总需求可能进一步萎缩并导致更严重的衰退。左大培按照这样一条思路，清晰地说明了为什么实行“大爆炸”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战略的国家最初都经历了严重的生产下降。他199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大爆炸”改革战略的评论》一文，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这一观点。
     宏观经济分析和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数学模型研究
     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激励机制》一书中，左大培还论述了当代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其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对产品的名义总需求提高通常会导致提高工资并激励工人更努力的工作，这会增加产出，但也提高当期的通货膨胀率，使总产出的高增长同时伴之以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但是，工人一旦在以后认识到了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他们在同样的名义工资水平下的劳动积极性就会下降，这会使总产出反过来下降，因而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会降低以后的总产出。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其激励机制之间的这种关系，显然与左大培在该书中论述的传统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其激励机制的关系有对称性，而且二者显然都是在进一步发展弗里德曼的下述论点：提高通货膨胀率可以在短期内将实际的失业率降低到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在长期中却作不到这一点；在长期中，要使实际的失业率持续地低于“自然失业率”，就必须制造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
     依据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左大培在自1991年以来的近20年中，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数量关系作了多次的计量检验，并且对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作了多次的理论论证，直到最近几年还不断地指导研究生们对这方面的数量关系反复地作各种各样的计量检验。这些计量检验基本上都支持这一观点：在从1978年到2006年的大约30年中，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大致为每年略高于百分之九；在这个基础上，通货膨胀率越高，当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越高，但是下一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却越低。左大培还在2008年发表于《经济学动态》上的论文《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一文中，以一个非均衡劳动市场的宏观经济模型对这样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作了理论上的论证。
     基于对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基本认识，左大培曾经在1994年和2007年两次正确地警告了中国经济所陷入的通货膨胀险境，为实行适当的紧缩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危险提供了经济学依据。
    表面上看，左大培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这种计量结果似乎证实了弗里德曼式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观点。但是最近几年他感到对这种计量的结果越来越不满意，并且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们不断地进行新的尝试，以便精确地测定过去各年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通过使用各种“滤波”方法，特别是使用“带通滤波”，这方面的研究有了重大的进展。这方面的研究将更进一步地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最近10年，左大培主持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课题的研究。通过指导李勇坚、陶军锋等人详细梳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左大培与杨春学联合主笔完成了学术著作《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化历程》。这本著作结合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说明了经济增长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目的。这本书详尽而又全面地论述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进展的主要路径，说明现代模型化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如何不断以新的模型将已有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即如何一步步逐渐地将数学模型中原来被视为外生给定的参数内生化，通过扩展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些原来被视为外生给定的参数是如何由模型内生决定的。通过说明将资本—劳动配比内生化如何使哈罗德—多马模型转变为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储蓄率内生化如何进一步扩展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将生产率（由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决定）提高和人口变动内生化如何导致产生了“新”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这本书突出说明了经济增长理论数学模型化发展进程的主要思想脉络和进程。
     在全面梳理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左大培从数学分析技术方面对主流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作出了独立的贡献。他于2005年出版的《内生稳态增长模型的生产结构》一书，专门探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数学特征。书中以对26个命题的证明系统地说明，在将最终产品生产函数各个自变量的增长率都内生化之后，要使稳态增长率具备某些合意的特点，这各种自变量物品的生产函数应当具有哪些数学性质。这一论述将为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确立判定和设立生产函数的准则。
     《内生稳态增长模型的生产结构》一书论证的出发点是“卡尔多稳态”，在这种稳态下，所有自变量物品的稳态增长率都大于零且并不完全彼此相等。该书论证的核心原理是，如果将最终产品总量生产函数各个自变量的增长率都内生化，而这些自变量的存量又都没有折旧，则要达到这样的“卡尔多稳态”，就必须至少满足下列3个条件中的一个：或者是至少有一种自变量物品（如劳动力）的增长率是外生给定的；或者是某几种自变量物品的生产全自变量规模报酬不变且在生产中不使用生产上不是全自变量规模报酬不变的物品；或者是各种不同自变量物品的生产既有全自变量规模报酬递增的，也有全自变量规模报酬递减的。
     该书还论证了在哪些情况下，各种不同物品的稳态增长率解可能有相反的正负号，并且证明，在一些很平常的条件下，出现正负号相反的稳态增长率解只不过标志着一个经济最终将陷入增长率不断上升的爆炸性增长。
     由于该书作出了上述有独创性的有益于经济分析的数学证明，该书获得了200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微观经济分析与对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研究
     自1988年开始，左大培就与金和辉一起发展出数学模型来说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意识到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决定其预期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和产量。这样的微观经济模型能够较恰当地说明当代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买方市场”占统治地位的现象、产品总需求不足的现象，而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不确定性的这种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左大培与金和辉的这一初步研究的成果体现在他们1998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意识到需求不确定下的超短期定价行为》中。那以后左大培在这一类模型的研究中进一步引进了本期未售出的产品可以在下一期出售的假定，从而大大改善了这一类模型，能够对产品市场上的供大于求作出更好的解释。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左大培就致力于设计一种公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目的是使公有企业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也具有足够的效率。那以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提出了这样一套完整的公有企业管理体制。在最初十余年中，左大培设计这种公有企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关注点，是要这种管理体制能够有效地选拔和任用有足够能力的公有财产经营者，理性地选择这些担负公有财产经济责任的领导者，严格地依据他们的业绩来提拔他们，让他们自由地发展。他1997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的长篇论文《论公有财产代管人制度》，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就是财产私有比公有更有效率，这种观念被近代西方的经济学说当作不容质疑的真理。它的统治地位导致前苏联阵营的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时立即全面实行强制性的企业私有化，结果招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这种私有制最优的观念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当代市场经济中的某些国有企业会相当有效率。左大培认为，这种观念的失效是由于它错误地假定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经营企业以使自己财产的增值最大化，没看到现代的大多数财产所有者实际上已经没有这种能力和精力，从而不得不将自己的财产以某种方式交给某些代理人投入企业经营。这样，现代企业的经营效率实际上是靠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来达到的；而如果设计了良好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资本金公有的企业也可以是很有效率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掀起了长期的公有制企业“改制”浪潮。在左大培看来，这一类公有企业“改制”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最近几年，左大培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对公有企业私有化的批判上。2004年郎咸平掀起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左大培在论战中以及论战之后写出了一系列文章，系统而全面地说明了中国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危害。他于2006年出版的著作《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系统地汇总了他对中国的公有企业私有化的这一系列批判。
     主张和鼓吹私有化“改制”的人，散布了一系列有关企业“改制”的神话。左大培的《不许再卖》一书系统地揭穿了有关企业“改制”的所有这一切神话。该书所揭穿的这些神话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关中国已经完成的企业“改制”情况的神话，如说这种改制提高了效率、公平合理之类；另一类是关于“企业家”的种种神话，人们据此而主张让少数几个所谓的“企业家”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还有一类是为论证公有制企业必须进行私有化“改制”而编造的种种神话。左大培指出，在这三类企业“改制”神话支撑下，十几年来的中国企业“改制”基本上实行的是“权贵私有化”，也即是将原来的公有企业变为归极少数“企业家”特别是原公有企业的经营者私人所有。
     左大培不仅对私有化的所谓“经济理论依据”作了全面、系统而透彻的批判，而且还对许多典型的公有企业“改制”案例作了深入而透彻的研究和剖析。这些案例研究本身在现状研究和经济史研究上就有其独立的意义。
           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观念
     左大培于2002年出版的《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一书，在对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当中，系统地阐发了中国的“新左派经济学”的经济社会基本观念。
     《混乱的经济学》一书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变种的系统批判。批判的重点放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变种——“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它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左大培在这本书中系统地说明，“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如何误导了中国经济，它所散布的有害信条实质上都是主张，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而按照这些有害的信条去作，最终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导致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
     《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从根本上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理念，指出：新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是虚伪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必将陷入悖论；就是哈耶克式的个人主义者也会陷入自相矛盾，在他们按照哈耶克的主张划分每个人自己主宰的领域时，也会导致由少数人为所有人规划一切，从而侵犯别人的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视了许多非市场交换的社会因素，如家庭、社会保障体系和政府等等，没有这些社会因素市场交换就不可能运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没有认识到公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也可以有效率地运行；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贸易”对落后国家的发展不利，“全球化”更是可能成为妨碍落后国家发展的陷阱。这些批判实际上也系统地说明了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左大培对当代市场经济不同类型的研究，体现了他对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观念。他与裴小革合作对当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分别体现在他与裴小革合著的两部著作中。其中2009年出版的左大培与裴小革合著的《世界市场经济概论》一书，更是集中地反映了左大培对当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
     左大培将当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区分为六种不同类型，这六种不同的类型分别是美国式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法国式的“行政市场体制”、“法律规制的市场经济”、北欧式的“福利国家”、日本式的“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和南斯拉夫式的“公有制的市场经济”。这六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六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
     左大培以详尽的论述指明，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与市场交换相结合的政府、企业之类的社会机构和社会习惯不同，在于市场交换与各种社会机构和社会习惯结合的方式、途径不同。而这两方面的不同归根结底又是社会经济活动协调机制的结构不同，是不同的协调方式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中起的作用不同。他将人类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协调方式归纳为非市场交换的协商、市场性的交换、感化、权威命令、权威裁决、照章办事、暴力强制等七种。他说明，归根结底，是这七种协调方式组合上的不同，造成了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不同国家的经济活动协调机制之所以有不同的组成结构，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正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使得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不同国家是很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