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中国：艰难的艺术

     时值年终，各大媒体上关于来年经济形势预测的文章铺天盖地。各路诸侯也都披挂上阵，唯恐落后：有政府机构的、有学术研究单位的、有高校的、有投资银行的、有合作课题组的、也有独立经济学家的……，不一而足。这种阵式搁在今天，大家已然司空见惯。但10年前，决没有这么热闹。何以至此？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就政府层面而言，如何抓住机遇再上一个台阶，如何既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以及如何使得宏观调控更加及时有效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对经济形势的分析预测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次，就市场层面而言，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提供了太多的机会，预测对了，就会获得巨大的实惠。这无论对国人还是外国投资者而言都是如此。换句话说，中国良好的发展态势使得市场对于经济预测本身产生了强大的内在需求。再者，预测的条件也基本成熟。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体制逐步形成，经济运行变得越来越有规律，中国经济的“可预测性“在增强。另一方面，经济预测的技术条件（这包括模型、计量方法，数据的积累，人才的储备等等）也都在逐步成熟。最后一点，从学者到公众关注重心的转移。记得1980年代初中期直到1990年代，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调。那个时候，大家谈论最多也最能吸引眼球的是提出改革方案、提供改革路径分析、考虑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但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改革大局已定，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移。特别是经历了1993-96年经济软着陆的过程，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引起当局高度关注。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成为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个时候，宏观经济预测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别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问题早已与普通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了。尽管在此之前，这些宏观问题也会影响百姓的生活，但那时对改革的关注压倒了一切，经济预测远没有现在这么受重视。有人甚至说，要是当初重视了宏观经济预测，1988年的抢购风或许就没那么严重了吧……
     “九个经济学家十种意见”
     “九个经济学家十种意见”。这个经济学界流传的笑话用在预测中国方面真是恰如其分。因为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估计的确就是七嘴八舌、五花八门，甚至有点乱七八糟。
     比如，IMF估计，2007年中国对全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赶超美国。前一段时间也有人提出，2007年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最近调子又变了，说大概超不过德国，原因是欧元升值比较厉害。这是短期的预测。
     长期的预测更是千差万别。一种最大胆的估计来自美国中情局。其报告称，按实际购买力估算，中国的GDP排在美国之后，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三的日本、第四的印度，可能很快就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根据报告中的排名表，中国经济势头强劲，美国虽也略有增长，但在世界份额中的比例下降。中国虽然还没有超过美国，但2006年一年间美中两国差距就缩小了近3%，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两年就能超过美国，在2009年内成为第一经济大国。另一个大胆的预测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他认为到2040年，按购买力平价统计，美国只占到全球GDP的14%，而中国将占到40%，这不能不让人震惊。福格尔是经济史学家，他的历史透视、可信度或许要更高一些。其它很多预测，尽管没这么大胆，但都认为大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
     当然，对于这些大胆的预测，国人是乐观其成的，但也要有个清醒的认识，毕竟有些人是要拿这些作为中国威胁论的证据的。
     与之相反的是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很快会爆发危机。前几年的“中国崩溃论”在舆论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最近，又有人认为中国将会发生金融危机。比“危机论”的调子要轻一点的，是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就指出，中国经济规模被高估了，因为亚洲开发银行根据最新购买力平价推算的2006年中国GDP总量，比世界银行公布的根据上世纪80年代末的购买力平价推算出的中国GDP总量少了40％。并且，由于购买力平价估值一般是基于1987年的数据，从而高估了中国的医疗服务和机械制造水平，因此不要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相信中国的生活标准将很快达到世界一流。他认为，保守估计，2050年以前中国不会达到美国现在的生活标准。最新的调查还发现，中国有3亿人口仍生活在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世行贫困线之下，这个数字是原来世行估计中国贫困人口的3倍。
     以上对中国实力估计的天壤之别，既涉及到汇率估算问题，也涉及到数据质量问题。有时候，人们可以通过种种方式（即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型或计算方法）“拷打”数据，获得自己想要的结论。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估计就会千差万别甚至针锋相对。老百姓时常被弄得很糊涂，以致产生怀疑，最终不相信或是置之不理了。老百姓的做法无可厚非，但面对“九个经济学家十种意见”，则应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
     在前不久的孙冶方奖颁奖会上，吴敬琏老师用一个生动的例子阐明了他对“九个经济学家十种意见”的看法。他说，1980年代中期，面对高通胀以及改革问题，我们找外国经济学家来出谋划策。当时请教了两位诺奖获得者，一个是托宾，一个是弗里德曼。这两人，前者是凯恩斯主义者，后者是货币主义者。找他们俩人的目的，大概也是考虑到，不同流派的学者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样可以互相参照，免得走极端。结果没想到，两人的药方惊人的相似。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们原本是“一伙”的吗？我们对于经济学流派的划分难道出错了吗？吴敬琏老师顿了一下说，真实的原因在于：其一，我们惯常给西方学者贴标签的做法有失偏颇。其二，同一个问题，如果放在经济学家内部讨论，往往会炒得不可开交，各执己见，但要看到，这些分歧更多体现在技术操作上、具体细节上；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社会上，那么在大方向上，在基本认识上，经济学者内部往往会有共识，而差别在于经济学者与非经济学者之间的不同。由此，关于预测中国的分歧不要被过度夸大；而预测结果各异更不能成为我们拒绝预测的理由。　
     各路诸侯面面观
     经济预测在早期基本上是政府的事。自从凯恩斯革命以来，宏观经济学一统天下。追随凯恩斯的学者们，慢慢把这一学说拓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关于宏观经济结构的模型。有了这些模型，加上积累的数据，就可以进行预测了。大规模的模型预测在上个世纪60年代很盛行。不过，遭到“卢卡斯批判”的重创；特别是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以及此后的滞胀，把这个大模型预测弄得灰头土脸，所幸还没有彻底摧毁信心。毕竟，比起水晶球来，模型预测看起来更可靠些。
     逐步地，公司也意识到预测的重要性。有时候，公司未必信得过政府（毕竟二者存在着博弈），于是自己搞起预测。搞得好了，就变成专做预测的公司。特别大的公司与投行，有自己的研究部；小一点的公司，就买别人的分析成果。有时花一点点钱就能获得多家分析预测的结果，何乐而不为？这是分工带来的好处。当然，有些公司即便花大成本也要有自己的预测，因为这样可以在业内建立起更好的声誉。
     在中国，直到1980年代初，计量经济学才开始逐步得到学习和应用。因此我们宏观预测的起步算是晚了好几十年。并且，中国在数据积累方面也有缺陷，这和统计制度有关系，也和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有关系，导致在做预测的时候是“捉襟见肘”。因此，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宏观预测才逐步兴起；进入21世纪，则是如雨后春笋，形势喜人了。
     政府的研究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每逢形势变化都会有“权威分析”出台。一些学术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出自己的蓝皮书（在社科院内部，如经济所、数量所以及金融所，都各有自己的宏观分析）；别的机构则有自己的*皮书。高校当然也不甘落后，加入到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行列中来。学者个人，或者所谓的独立经济学家则更加活跃。他们因为没有“上面”的约束，或者公司的纪律，预测得更大胆一些。在宏观预测的各派力量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证券公司的研究机构，以及大投行的研究机构。这股代表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的作用，已经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媒体不断都出现他们的声音，而且，在官方搞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是诚邀的对象，所谓“倾听市场的声音”。宏观预测这会儿就成为一种声音的较量；有时候，声音的较量更是一种利益的较量。
     在声音众多的情况下，怎么吸引眼球，如何扩大影响？各路诸侯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政府机构的研究，有来头，很权威，优势明显。因为无论在数据获得方面，还是在宏观政策走向的把握方面，其它各方都难以匹敌的。毕竟很多政策走向并不是能够靠预测得来的。不过，政府机构的分析，往往是政策性强，政策导向决定一切，感性经验多一些，理论基础弱一些，视野也较为局限于政策当局。并且，考虑到官方背景，有束缚，放不开，欲言又止或浅尝辄止的情况时有出现。
     相比起来，一些大投行的研究看起来更“科学”。模型多一些，也更注重理论基础。投行更具国际化的视野，更能知道怎么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但缺少感性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理解得差一些（主要是外国投行）。在数据方面，由于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投行们并不逊色，甚至比一般国内研究者所掌握的中国数据还要细致而全面。
     社科院的研究，有模型，有理论，相对客观；并且由于聚焦了一大批资深的经济学家，社科院在社会上的权威性、可信度都颇高。但有时候也囿于是“官方智囊”，说起话来有所顾忌。
     在所谓的独立经济学家中，不乏智者，但有些则是为了吸引眼球，  “语不惊人死不休”，很愿意说一些大众很听的话，自诩民众的代言人。尽管这部分人的说法在理论逻辑与经验支持上都还很不够，但因为有媒体的推波助澜，这类声音的影响绝不可小视。普通百姓有时无法识别真伪好坏，经济学家们也不能成立专家组来决定谁有资格说话（这种做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且，作为一家之言，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其实，真正好的办法是大浪淘沙，让时间来说话。
     在各方较量中，有时为了突出权威性，增强可信度，都要强调自己采用了什么样的模型，或者又有什么新的调研数据，又或者邀请了哪些著名学者加盟，研究团队如何强大等等。其实所有这些，不过是要突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另外，预测决不是一件纯客观的事，而是存在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比如，投行的预测，就常有利益考虑；而一些证券类的报纸也不太愿意去唱衰证券市场；政府的研究机构则很难会正面来抨击政府；独立经济学家们，因其独立而有些肆无忌惮。所以，在看不同机构（或个人）的预测报告的时候，略微留心一下他们所处的位置，将更有助于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
     预测错了怎么办？
     所有预测，必须面对这么一个问题，预测错了怎么办？长期预测，还不会马上兑现。除了唇枪舌剑之外，胜负不会立刻见分晓。但短期的宏观预测则不同。比如，有人根据当前通货膨胀形势，认为最迟下周就会加息。显然这一预测，在一周之内就会兑现。再有，关于GDP增长率。比如说明年会到10%。这也是一年就可以兑现的。短期预测让人有一下子被“曝光”的感觉，很刺激，但也是很大的挑战。不过，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就没有敢做短期预测了。事实上，最火的还是短期预测。“长期而言，我们都将死去”。凯恩斯的话让长期预测在刺激人们神经方面的作用远不及短期预测，因为小民们还是更关心“生前的事”。
     不过，短期预测很快兑现，错了怎么办？如何应对错判实际上成为短期宏观预测中的一门艺术。下面就是各方诸侯面对错误预测处之泰然的一些理由。
     首先，和其它各门艺术一样，预测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既然大家能够接受别门艺术有遗憾，那么，宏观预测有遗憾也是在所难免，也应为人所接受。所以错了也无妨。
     其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的预测喜欢耸人听闻，可劲地喊狼来了，但始终未来，怎么办？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出现了，是不幸而言中；没出现，则是自己提前预警政府及时应对有功。正是这样有恃无恐，真的是可以做到肆意挥洒，尽情预测，直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才算达到至高境界。
     第三种，相信公众的健忘证。很多预测铺天盖地而来，公众只能记住几个最特别、最有意思或者最耸人听闻的。不过，千万不要担心这些公众会在你预言破灭的时候找你“算账”。因为到那个时候，他可能早就把你忘记。即便能够记起，也不用担心，他记住更多的是结论，而不是人名，除非你是名人，而且是大大的名人。
     第四种，“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也。过也，人皆见之，改也，人皆仰之”。这说的是，宏观预测专家要发扬有错必改的精神，对于自己的错误要面不改色心不跳。并且越是资深的专家，越不要怕犯错误。根据概率论，预测得越多，就会错得越多。因此资深专家会错得更多。只有那些则入道的预测者，才会谨小慎微，这还是未谙此道。
     有时候，认错也是提供了再次吸引眼球的机会。这里想讲一讲颇为著名的预测大师斯蒂芬·罗奇的故事。2005年5月的时候，罗奇写了一篇文章，叫《假如中国减速》，认为中国经济一定会下滑，这在当时引起较大轰动。类似的论调也起来了。不过，事实上，中国经济并未减速，并且中国的数据就在罗奇认为会走低的时候走高了。大牌如罗奇者，自然是面临着外界的压力。说你怎么讲的一点都不“靠谱”啊。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选择逃避，让公众的健忘发挥作用。但罗奇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站出来认错了。时隔5个月之后，也就是2005年的10月份，他写了一篇《对中国经济减速的错判》。堂而皇之，不得不让人叹服。
     斯密看不见的手握着女巫的水晶球
     希克斯在他的《经济史理论》中指出，把一个人的想象力运用在过去的事情上是危险的。但在针对未来的事情上，比如在预测上，我认为还是需要想象力的，即基于经验的一种判断。
     在预测领域，核心竞争力有时是很模糊的。不能说你有模型，就一定会胜出。一位长期搞模型预测的学者就指出，最近几年来，他们对于中国增长的预测就总是比现实的增长速度低。因为一些因素的潜在变化，比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外部影响等，可能在模型中并不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模型的参数，以及模型的结构不能得到及时的调整。并且，模型分析对于拐点也从来是无能为力的。有时，模型分析还要加“拍脑袋”的。甚至，模型的调整要以“拍脑袋”为准的时候也是有的。这表明感性经验的重要性，也正说明预测还是一门艺术。
     熊彼特在讨论经济学是否一门科学的时候指出，“如果我们规定使用与数理经济学相类似的方法是科学的特点，那么整个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学的’。再说，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就是计量’这句口号给科学下定义，那么经济学中有些部分是科学的，其余部分就不是了”。就目前的经济预测而言，是变得越来越“科学”了。模型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前卫了。一些模型，就如曼昆所说，就实用性来讲还是原来的那套（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当然，也有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比如很多国家央行现在采用的，中国央行也在尝试。对于预测工具的改进，我们要抱着乐观的信任的态度。这是一种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未必能够很快提高预测的准确率，但有助于我们对于经济传导机制更细致的了解。另外，使用更多的模型进行预测，也可以减少模型的风险。还有，预测领域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Forecast，现在还出现了Nowcast，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不过，面对这些发展，甚至是“科学化”的推进时候，更应该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科学与否，模型与否，并不能成为衡量经济预测的唯一标准。我更愿意把预测看作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可以用理论与数理模型来模拟的市场规律）握着女巫的水晶球。这么一来，是不是经济预测就不那么科学，地位就下降了呢？我想引用熊彼特话，“这里不应该有‘等级’之分或‘尊严’等感情方面的因素：一门学问被称之为科学并不意味着抬高它或相反。”  
     未来是不确定的，上帝在掷骰子。这既是上帝为人类理性设置的界限，也正是人生的魅力所在。试想，未来一切都提前预知，生命还有何味道？正因为如此，预测家们（包括算命先生）将永不会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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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