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标准：贸易保护新杀手锏

     最近一段时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非关税性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安全”、“标准”成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新形式。全球媒体长篇累牍、各国政府相互指责、利益集团煽风点火，一时横风斜雨，国际经济合作出现不和谐声音。
         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人心
     自国际贸易产生以来，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一直没断过。十五、十六世纪重商主义时期，欧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动不动就是掉脑袋的事情。美国人闹独立，也纯粹是英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霸道。
     一九六○年成立、至今仍对油价产生重要影响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其最初的原因也是为了报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一九五九年，美国对原油采取进口配额限制，优先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原油、而对源自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进口则采取苛刻的配额限制。
     二战之后，在经济学家的呼吁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现为WTO）等国际机构的努力下，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不得人心，学术界更是自此确立了贸易自由主义的传统，但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做法仍不绝于耳，花样不断翻新，关税不行就转而诉诸于贸易壁垒。世界银行最新的估计表明，补贴、价格管制、技术标准等造成市场扭曲的非关税壁垒，约占全球所有贸易壁垒的70%，尤其是富裕国家对中等收入经济体，设置的门坎是最高的。
         安全标准：贸易保护新形式
     最近一段时间，以食品卫生等安全标准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渐有抬头之势。澳大利亚前贸易谈判代表彼得·盖勒表示，二○○○年以来，各国向WTO提交的安全标准争议，平均数量上升了两倍。今年八月初，艾伦·贝蒂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惊呼，“全球要打食品安全战？”
     至少从目前看，确实有这个苗头。美国人近来多次发出抱怨，欧盟反对基因改良产品及各类卫生规定，令美国的大豆、玉米、牛肉和鸡肉等难以打入欧盟市场。不过，美国也不能太过责怪欧盟，因为它以安全标准为籍口的贸易保护措施更多。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表明，二○○六年，多米尼加和丹麦向美国出口的食品分别为3亿美元和4亿美元，但多米尼加的输美食品有817批次、丹麦的输美糖果有520批次，被美国拒之门外。在截止今年六月底的一年中，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拒收的进口食品，印度有1,763批次、墨西哥有1,480批次、中国为1,368批次、日本为508批次、意大利为482批次。
     今年四月，著名经济学家、现代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贾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教授（曾任GATT总干事经济政策顾问）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无揶揄地说道：“曾经是多边自由贸易坚定支持者的美国，如今已经站到了它最大的敌人一边”。尤其是对那些假借民意、屡屡对中国产品说三道四的议员，巴格瓦蒂更是毫不客气，点名挖苦道：“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先是一个抨击日本的人，后来又抨击印度，如今则开始抨击中国”。看来，这些参议院议员，还是惯犯，让人质疑其背后的动机。
     确实，目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担心，“安全标准”或许正成为各经济体越来越经常运用的贸易保护新手段。
         从Jungle谈起
     不少美国人，都看过一本小说，此即新闻记者厄普顿·辛克莱出版于一九○六年二月的小说The  Jungle（“屠场”，又译“丛林”或“乱世为王”）。在这部小说中，以揭露真相为己任的辛克莱，用了15页的篇幅，描述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污秽不堪、令人恐怖的肉制品加工过程，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
     正是这部小说，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让政府下定了“干预市场”的最后决心。一九〇六年六月三十日，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部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纯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该法律催生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诞生，美国人也逐渐告别了提心吊胆的日子。二〇〇三年，在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诺（Barnes  &  Noble）旗下的《图书》杂志公布的“改变美国的20本书”中，小说The  Jungle排名第10，可见其影响之大、之远。
     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中国产品同样难免存在某些问题，但最多是产品标准不统一或个别企业的不规范，不能同一九○六年前的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相提并论。
     最近，“安全标准”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新形式，出现了针对中国产品的苗头，尤其是一些媒体的集中报道、以及某些利益集团的煽风点火，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产品都有问题。宠物饲料、牙膏药水、儿童玩具等，一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对于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怎么认识、怎样解决，片面失实甚或恶意诋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目前，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针对发现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处理。中国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就指出，“食品安全工作不仅是执法把关问题，而是涉及到人民健康安全，涉及到国家形象，甚至涉及到双边甚至多边政治关系的问题”。象当年的美国一样，中国政府正在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它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与合作。八月初，中国的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亦发出呼吁，“希望有关方面能客观、公正、理性地对待中国产品，不要因此影响贸易的正常开展。”
         “威胁论”阴魂不散
     近来媒体对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的集中报导，可以说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如个别产品确实存在问题、安全标准不统一或相互缺乏了解、若干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某些媒体煽风点火等等。不过，在这些事情背后，人们似乎隐约可见“威胁论”的影子。而在“威胁论”的背后，有着“老大哥们”复杂的心理因素，不妨总结一番。
     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竞争规则，基本都是发达经济体制订的，他们已经习惯了做“大佬”。不久前辞职的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今年六月份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中就承认，“我们当前的世界观是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并呼吁“需要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欧美发达经济体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不仅没有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亦维持了几百年的南北分化格局：富国恒富、穷国恒穷。拉美经济有了起色，一场债务危机就把它们打回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收入水平；东南亚经济实现了经济起飞，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就把它们弄得鸡犬不宁。事实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富国俱乐部，近百年来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中国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和年均逾30%的贸易增长速度，不仅令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其国际影响力亦不断提高。IMF今年七月二十五日提出的修订数据显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中国贡献了1/3，而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三国则贡献了50%以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经济体的兴起，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生产要素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亦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提高了传统“南方”的发言权。
     然而，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多数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能够放眼长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但某些利益集团，却不愿意看到这种改变，采取的手段甚至谈不上光明：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九十年代初发出了“数据造假”的质疑；当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戳破了这种谎言，他们又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确实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
     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的约翰·兰普顿在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提出任何国家达到目标，都不外乎“枪炮、金钱和思想”三种方式，这确实是美国人结合自身历史的经验之谈，反映了部分鹰派人士的一贯想法。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崛起，既不靠美国政府时时挥动的“枪炮”，也不靠美国人习惯的“在全球范围推广价值观”的豪情，而是以合作互利的态度和负责任的行为，让世界真正了解了中国。到二○○五年，至少在经济领域，“中国威胁论”已经没有人提起了，取而代之的是了解中国经济、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热情。
     在最近的“食品安全”、“儿童玩具”事件中，人们似乎又看到了“威胁论”的影子和伎俩。对此，多数有识之士却保持了理性的看法，并为消除这些不和谐声音奔走呼喊。苏珊·阿伦森在为英国《金融时报》（二○○七年七月）撰文时指出，“中国或许是个庞然大物，但它不是一只恐龙。”  克里·布朗在英国《今日世界》（二○○七年八/九月号）刊文中的观点，或许代表了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见：“今年和明年不仅仅是中国的机会，也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做对了，我们将拥有一个可以与之合作，从中获益的中国。如果我们做错了，后果难以预料。到时候，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失去了中国，我们很可能会失去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