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500强”的理性思索

     在最新的美国《财富》杂志上，中国有9家企业在“500强”中榜上有名，这使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着实地激动了一下。有一些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由此而豪气十足地说：我们也要在近期或某年某月进入世界500强。虽然有了这种勇气是可贵的！但是，对我们来讲，还必须清醒地看到，这9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如果我们敢于面对现实，应当承认，即使在这些企业中，现代企业制度也都没有在完全意义上建立起来。虽然这些企业都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在竞争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企业管理和企业家素质等方面，都离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还相差甚远。面对“500强”我们光有热情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很有必要认真地反思一下，怎样为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反思之一：中国民营企业到底离500强有多远
     有“500强”的愿望是好的，但民营企业应有自知自明。在现阶段，仅就为数不多的几家最大的企业而言，如海尔、华西、联想、方正、远大、三九、创维等，也恐怕只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与国际上的大企业相比，不论在资产总量、产品总量、销售总量和利润总量等方面，还是在产业地位、产品质量和品种等方面，均相差较远。1998年4月，在由《经济日报》召开的民有企业研讨会上，全国几个最大的民有企业家，如海尔的张瑞敏，横店的徐文荣、华西的吴仁宝等都来了，当时海尔提出要在几年之内进入500强。我们为此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并做了以下比较分析。
     在美国《幸福》杂志1996年公布的全球最有竞争的500强企业中，最后一个（第500位）是巴西的电讯公司。这个公司早在1995年销售总额为88.6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算，相当于710亿人民币。从材料看，海尔于1997年实现销售收入约100亿人民币。当然这对海尔来讲是创历史的新高，在国内也堪称翘楚。但即使与1995年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最后一名相比，还相差7倍多。材料还表明，巴西的这家电讯公司，当年的资产总额为366.9亿美元，实现利润为8.32亿美元。如果将它与当时的海尔资产总额和实现利润相比相差更大。1996年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最后一名是意大利的锡耶那银行，这个银行也兼营产业和商业，当年的销售总额为91.69亿美元，总资产为931.78亿美元。这又比1995年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最后一名巴西电讯公司大得多。当然海尔与其相比差距就更远。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当时在会上坦率陈言：不要过早地去高攀500强，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在创新上多下功夫，争取创造出一、两个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名牌产品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扩大国内外市场占有份额，增强自我的抗风险能力。我们认为，进入世界500强，不应是绝大多数民企目前要夺取的现实目标，而是今后发展的方位和结果。只有自己在奋力拼搏中真正强大起来之后，才可能水到渠成，自然地进入500强。如其不然，看不到自己与它们的差距，一个劲地用赶超的方法，去追求“大”，如产值大，个头大等，很可能重犯我们曾犯过的盲目扩张、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的“大跃进”的错误。
     我们不能不看到，像海尔等这样的企业，在全国企业中还是数一数二的，为数太少。就整个企业界而言，到1999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3160万家，注册资本3400多亿元人民币；私营企业143万家，注册资本9626亿元人民币，如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加在一起，有3300万家，注册资本只有13026亿元。如果就自身的现在和过去比，其发展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但与500强中任何一强相比，相距太大了。即使将上述的13026亿元注册资本总和折合成美元，也只有1509亿元，恐怕还不如世界500强中的任何一个中等以上水平的公司资产多。这还仅仅是静态差距，考虑到500强企业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动态的差距更大。民企应当有抱负，有远见，争取在不远的将来，尽可能把自己做大、做强。但要实现这种抱负必须脚踏实地干，亦步亦趋地去拼搏，千万不能急燥、浮夸，想一口吃个胖子，忘乎所以地自吹自擂，自以为了不起，搞泡沫，搞浮夸，那是万万不行的。
    反思之二：企业的“大”不等于“强”
     “财富论坛”在上海的召开，使中国的企业家激动了好一阵子！甚至一向冷静的学术界，都前所未有地对“大”变得敏感而热情起来。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认为“大”就是“强”，“500强”就是“500大”。自1997年以来，几乎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一些企业夸下海口要抢先要进入“500强”。虽然他们拿出的时间表不一样，然而“气势”都大体相当！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号召：“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这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指出了努力方向。但由于我们没有于以正确的理解，却助长了某些不正之风的发展，浮夸就是其中的一种。也许，中国企业是太想弥补无缘“500大”的遗憾，因而竟忽视了刻意追求“大”可能带来的祸害。于是，随之而来的，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国内企业之间并购成风，其中，有不少企业为了兼并，使尽了全身懈数。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又过了几个月，一批在兼并中深受其害的企业，不得不减缓扩张的步伐，并反思自己的“500强”之梦。正如扩张中受到了严重挫折的总裁段永平所说：“中国企业与世界‘500强’相比，起码相差50年！”他还说：“还是先把自己的企业在国内做好再说，不要去做那个‘500强’的梦。”
     究其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们还没有分清“500大”与“500强”的关系，“大”其实不等于“强”！一味地扩张规模固然能使企业变大，但也可能使企业在“变强”的航道上偏离了方向：不是愈变愈强，而是愈变愈弱。
     品牌的价值是企业强大的重要标志。1997年海尔的品牌价值是77.36亿人民币。我们假定这是按国际标准评出并被国际认可的品牌价值。这对海尔来讲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也是海尔名扬海内外的可贵的“身价”，来之不易，很值得珍惜。但是，如与蜚声全球的一些国际名牌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这个差距要远远高于企业规模的差距。我们知道，世界品牌价值较高的品牌有：可口可乐是359.50亿美元，万宝路是330.45亿美元；雀巢是115.49亿美元；柯达是100.20亿美元；微软是98.42亿美元；凯洛格是93.24美元；摩特罗拉是92.93亿美元。拿最后一位的摩特罗拉与海尔相比，品牌价值也高出15倍以上。品牌之所以有价，因为它是潜在的生产力，即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能力，能力的大小，重在看它的市场占有率、利润率以及利润量。万宝路公司总裁马克斯韦尔说：“企业的牌子如同储蓄的户头，当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时，便可尽量享受其越来越多的利息”。万宝路的名牌效应，每年给该生产商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马克斯韦尔曾夸下海口：“如果一夜大火将我公司的有形资产化为灰烬，公司也能凭借其牌子迅速重振雄风”。日本人也说：“代表日本脸面的产品有两种：左脸是松下电器；右脸是丰田汽车”。现在看来，海尔品牌价值方面要赶上或超过它们，客观地说，不是不可能，而是必须作更大的努力和更长远的打算。更何况，人家也在发展。
     技术水平无疑是衡量企业实力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有关资料显示，“500强”企业在技术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一般占其销售额的5%-10%。而我国国内企业平均不足1%。事实上，技术贫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普遍问题。联想集团是国内搞计算机的高技术企业之一，它的技术投入如果按照销售额的5%-10%计算，应该确保每年9-18亿元的资金。而联想的研究开发资金每年只有一个多亿。这个数量在国内虽然堪称“大户”，但与“500强”企业比起来，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让人忧虑！因此，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大”，而应着眼于“强”。
     所幸，一些有识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大不等于强”这个道理。“中粮”公司总裁周明臣由衷感叹：“我们不盲目地追求规模、追求大。如果没有效益，规模再大也是虚的。中粮最重要的是争取管理水平、内部机制、企业效益有大幅度的提高，争取使中粮更有实力。”
    反思之三：中国企业家做好准备了吗
     “500强”的企业，不紧需要有符合“500强”的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更需要一个优秀的“领军人物”—卓越的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老板们为企业进入“500”强做好准备了吗？事实证明，我国的企业老板们长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竞争和生存，还远没有对企业的国际化和大企业的管理形成比较成熟的认识体系或实践经验。因此，企业老板们首先要为“500强”做好必要地准备，只有这时我们讨论中国企业进入“500强”的问题才有实际意义。
     对市场的认识是反映企业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看中国企业家与“500强”企业领导者的差距，从而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根据有关调查材料，中国企业家不知道“市场细分”的有65%，不知道“目标市场”的有82%，不知道“产品和市场定位”的有65%，不知道“市场调查和需求调查”的有23%，不知道“分析顾客满意度”的有76%，更令人吃惊的是，有88%的企业家分不清营销与推销的区别，有94%没有树立好营销观念等。至于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建立顾客数据库和企业的核心业务控制，则远未被中国企业家所熟悉，更谈不上在企业经营中应用了。这次调查所涉及到的企业包括机械、通讯与计算机、服装、服务（包括新兴的铁路运输服务、债券服务等）、经销企业等，从所有制上看，包括了国有、民有、合资和行政性企业，可以说非常有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所提的问题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而都是些实际性的、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外大企业是非常普遍的常识，几乎是尽人皆知的。
     “海尔”总裁张瑞敏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但他也坦言，“海尔和国际上著名的大公司如GE、西门子等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去，从资金技术和人的素质而言，特别是人的素质，包括我本人在内。”相信其他企业家也一定有所感触。
     除了以上提到的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和感悟能力之外，相对于“500强”企业家来说，中国企业家还普遍依赖感较强，并缺乏创新精神。这是与体制和市场环境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长期在政府的“父爱”中成长，缺乏竞争力。而国际上比较强的企业往往首先是所在行业中竞争力最强的企业，这些企业所有的盈利，也都是通过市场获得的，是通过一件一件地出卖产品而获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与“500强”的差距，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竞争力、市场份额、管理体制和企业家能力。
    反思之四：不要让企业家的激情葬送企业
     在“500强”的一个个口号中，在市场化和国际化给我们带来的崭新的机遇中，我们却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危机！事实上，“500强”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最早列入“500强”的是两家企业——中国石化和中国工商银行（1998年），而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在《财富》的“500强”上，中国有九家企业榜上有名。这个过程并不是中国企业因迅速崛起并以实力而占据“500强”，而是国家以“行政性”手法把企业搞大，以大代强。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企业被认可的是规模，而并不是国际竞争力和经营能力。因此，当“500强”名单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现时，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可妄自尊大。
     在具体的企业经营过程中，盲目追求“500强”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经营风险的积累。企业“做大”、“做强”归根结底靠的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而急功近利的心态正是创新的大敌。并购是当代跨国公司扩张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我们可以从我国企业的并购过程看看企业扩张的盲目性。在我国，很多并购是政府强加给企业的，并不一定有利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上海宝钢集团老总徐大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宝钢劳动生产率高，人均产钢700吨，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倍。如果宝钢从企业自身的角度考虑当然不愿意联合，但宝钢有责任、有义务把上海其它企业组织起来帮助渡过难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这么办。”如果说这次兼并并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河南省“王贡酒厂”与“商粮集团”的“拉郎配”，则堪称企业的并购悲剧了！这个并购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政府含糊其词的文件和会议中进行的。从1997年初到1998年底,大会开了多次,小会开了不少,“决定”和“通知”一再错误地下发,王贡酒厂职工多次上访,要求停止此行为,但是这种呼声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最终导致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企业的合并具有微观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企业的利益，如消除了重复建设，节省了企业资金，但是这种低层次的并购并不具有国际竞争的战略意义，创造不出核心竞争力，“小舢板绑不成航空母舰”，已经渐渐成为了国内的共识。并购是值得肯定的，但要真正将之作为“500强”的手段，我们不仅要注重并购的微观效益，更重要的是通过并购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的教训的。1997年我国涉及兼并破产的企业有2980家，涉及资产总额4150多亿元，创下了历史记录。但到了1998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效应的体现，兼并企业的数量和金额都发生了相当规模的下降。同时韩国一批“企业航空母舰”的破产，包括近期的大宇的破产，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实践证明，如果不从更新企业组织形态、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变革陈旧管理模式等方面来配合企业规模的拓展，中国企业对“500强”的追求无疑是虚妄而轻浮的。对于由于盲目追求“500强”而产生的经营风险积累、核心竞争力丧失等负面影响，我们要有更为充分的认识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