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度诺奖得主对经济学的贡献

    由于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尤其“经济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  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  Prescott）分享了二○○四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1,000万瑞典克朗（约130万美元）的奖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一九六八年成立300周年之际提出、并经瑞典政府正式批准（一九六九年一月）而设立的经济学大奖，迄今已颁发了36届，共有55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其获奖时间一般滞后于其理论贡献20-30年。
    宏观经济学与本届诺奖得主
    宏观经济学以经济系统的整体运行状况为研究对象，其核心内容包括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其中，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解释，以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分别是人们长期以来广泛接受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产物，为了解释当时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和生产的严重萎缩，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书中系统论证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是导致产出、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发生短期波动的决定因素，并提出了为消除经济波动而采取“相机抉择”的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必要性。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属于一种短期分析，其分析侧重于宏观经济中的“需求”方面。随着战后全球经济趋于好转和世界经济的持续高涨，为了弥补凯恩斯主义仅关注“短期”经济波动的不足，一九八七年度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系统阐释宏观经济学另一个主题（即经济增长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按照索洛模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要素投入（劳动和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生产函数），其中，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量或决定因素。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是通过短期分析和总需求分析，旨在解释和解决经济波动问题，那么，索洛模型则是通过长期分析和总供给分析，旨在阐释经济增长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和索洛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是长期以来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宏观经济理论。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波动、生产率下降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上述理论（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按照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不足将引起产出和就业不足（表现为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或扩大政府支出）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来增加总需求；反之，则可以通过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降低总需求。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来调控经济波动。然而，在凯恩斯主义那里并不存在“滞胀”问题，也不存在解决滞胀的有效方法：经济停滞属于有效需求不足，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则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结果，应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滞”与“胀”同时发生，却是凯恩斯主义始料未及和无能为力的。
    “滞胀”引发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凯恩斯主义和“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是导致“滞胀”的重要原因。从理论方面看，凯恩斯主义和索洛模型及其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至少存在如下缺陷：第一，解释经济波动（凯恩斯主义）和经济增长（索洛模型）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彼此分割、毫无联系的；第二，它们都是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凯恩斯主义直接关注消费、投资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索洛模型则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分析的出发点；第三，它们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动态演进路径，缺乏严密的、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论证。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掀起了新一轮理论创新高潮，先后出现了理性预期革命、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等新的经济模型或理论体系，并广泛应用经济计量方法和动态分析方法，寻求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宏观经济理论。在这一理论创新过程中，本届诺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们对于“经济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探讨，不仅为上述各种理论创新提供了启发和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人们对经济政策的检讨和政府政策的改进；他们所提出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不仅在一个综合的框架内分析了长期以来相互割离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更为我们理解现代经济的特点及其决定因素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
    “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及其动态不一致性
    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规则而非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经济个体的理性预期和政策制定者的动态博弈为基础，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经济干预政策提出了质疑和系统的批判，并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命题，该命题现已成为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内容。根据这一命题，即使一项经济政策在出台时是最优的，即使政策制定者也始终以公众的利益为己任，然而，在实施该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却也有着强有力的违背最初承诺的激励，这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违背当初承诺同样也是最优的政策选择。
    在具体说明“经济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命题前，我们可以考虑伊拉克境内经常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对于人质劫持，政策制定者的最优政策是“决不就人质问题进行谈判”，否则，就等于事实上就鼓励了绑架行为。如果劫匪认为政府的承诺是“可信的”，那么其最优选择是不劫持；但是，劫匪同时也认识到政策制定者要面临选民和舆论的压力，其承诺并不是完全可信的。也就是说，如果劫持的人质数量足够多、舆论压力足够大，那么政策制定者在发生劫持事件后就具有违背“不谈判”承诺的激励。可以说，除非能够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得违背“不谈判”承诺的成本高不可期，否则，劫匪就会有不断挑战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承受极限的绑架激励。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同样面临着类似博弈。以货币政策为例，根据一九七六年度诺奖得主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货币主义和一九九五年度诺奖得主卢卡斯（R.  Lucas）的理性预期理论，只有人们预期不到的通货膨胀才能对产出、就业等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行为是做出不选择通货膨胀政策的承诺（这是因为，如果公众预测到了通货膨胀，它就不会影响就业和产出）；然而，一旦社会公众相信了政策制定者的这一承诺，那么政策制定者为了增加就业和提高产出水平，采取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政策就成为政策制定者的最优选择。
    当然，社会公众也会意识到政策制定者的这种动态不一致性，并采取相应的行为选择以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这就会使得经济政策导致如下最终结果：产出和就业不变，但通胀高企。如何才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呢？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政策制定者提高其经济政策承诺的“可信性”是唯一出路，如增强货币当局的独立性、提高政策违背承诺的成本等。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增强了其货币当局的独立性，世界经济也似乎终于走出了通货膨胀的阴影，本届诺奖得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功不可没！
    对于香港和中国内地而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及其对“经济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反思，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以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和中国政府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例，尽管从静态经济效率的角度看，人们可以提出诸多支持或反对联系汇率制度和人民币不贬值承诺的理由，但从经济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角度看，维持现状显然是政策制定者更可取的行为选择。事实上，联系汇率制度和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分别是在制度和政策上的一种承诺，违反这一承诺必将造成其“可信性”的下降，并在未来的动态博弈中导致更差的结果。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维持经济稳定和汇率稳定对于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和商务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中国内地正处于经济腾飞、世界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和开放度不断提高的关键时期，在能够对汇率变化做出强有力的制度承诺之前，不应轻易放弃目前的承诺。这是因为，一旦降低了目前承诺的“可信性”，就会诱发人们的预期变化，并引发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稳定和公众福利。事实上，在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稳定的汇率和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对降低企业风险、减少经济波动和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以后需要对目前的政策或制度加以调整，也应充分考虑到本届诺奖得主所揭示的动态机制及其对公众预期的影响。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供给冲击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索洛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减少经济波动的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调控的“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卢卡斯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
    本届诺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提出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不仅对引发经济波动的因素进行了更全面的分析，而且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索洛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也就是说，他们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
    以技术进步为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技术进步不仅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引发短期经济波动。具体而言，假定在t期发生了一项重要的技术进步并引起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同样数量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会导致更多的产出，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将引起工资的上涨，并进而引起t期劳动供给的增加（高工资使得人们更偏好工作而非闲暇）。也就是说，生产率的提高会直接导致产出的增加，劳动投入（以及随后资本投入）的增加会间接地引起产出的提高，因此，t期的技术进步必然导致t期产出的增加。
    任何产出及相应的收入必然最终归结为两部分：消费和储蓄（从而投资），而人们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则取决于其消费偏好（从而引入微观基础）和对技术冲击的预期（从而引入理性预期）。同时，根据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而非暂时收入）。因此，由于t期的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加，对人们暂时收入的影响超过持久收入的影响，故人们会将产出增加中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于是，t+1期的资本存量会增加，进而引起t+1期劳动投入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高涨，从而造成远远超过技术进步最初影响的过度经济高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结合经济计量模型，深入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动态演进路径和传导机制，揭示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的供给冲击所引发的经济波动。
    现代经济正处于科技创新层出不穷、资源环境的影响日趋重要、人们对生活质量愈益关注的时代，它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这也预示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创新具有日趋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供给冲击，主要是引起生产函数发生急剧变化的各种经济或非经济因素，如重大科技进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各种因素引起的生产成本变动等。在现实生活中，供给冲击来自许多方面，如技术进步、油价波动、环境政策的变化（它可能引起生产成本的变动）、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它可能影响工资成本）和资源压力等。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的特点和现代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1982年的论文中不仅探讨了供给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在分析方法上做出了诸多影响深远的创新，例如：模型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并考虑相关经济主体决策的相互影响，在分析中引入了经济主体的预期、动态随机过程、博弈论、数字模拟和经济计量分析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宏观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有新理论（如新凯恩斯主义、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影子（如具有微观基础、引入预期以及进行动态分析等）。不过，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主要以完全市场为基础，后来的研究则在市场中引入了某些不完全因素，如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等。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些变化视为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
    （原文以“诺奖最新得主对经济学的贡献”为题，载于香港《紫荆》杂志《紫荆》2004年第12期第20-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