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历史上中国国情基本特点之一,是农业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基础，农民是人口的主要部分。之二是长期以来 至少是明清以来，农业文明是在人口与资源（以土地为代表）比例十分紧张的状态下发展变化的。人口多而可耕地少，是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重要区别。这个国 情特点在今天依然存在。尽管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大于农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仍是人口的主体；而且人口增长与其他自然资源的失衡更趋 严重，几乎到了危机的边缘。但当前的中国经济现代化所走的途径，又以提高资本能源等资源消耗以替代人力为方向。这就导致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取向，产生出与我 国生产要素特征及基本国情相矛盾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有否缓解它的办法？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为基础的当代经济学理论没有给出现成的答 案，看来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以小农家庭为社会经济细胞。小农经济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成功适应当时 严峻社会生态环境压力的经济行为准则，使中国的传统封建社会长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大放异彩。小农经济下形成的经济规律的某些特征能否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 借鉴？看法截然不同。一些学者曾一再疾呼重视中国传统的积极因素；[1]然视传统经济为现代化的对立面之观念，似仍为大多数人包括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笔 者认为，重视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的发挥，运用世界先进的而又适于中国国情的一些作法对其改造，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可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唯一选择。当然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学识有限，不能全面讨论，这里不揣愚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仅以劳动生产率为中心，围绕传统小农经济行为、国情和中国经济现代化 道路的选择三个方面试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同仁。
     一，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小农经济[2]
     1  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谈起。
     美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衫矶分校黄宗智教授前些年先后推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两部力作以及若干论文，对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笔者认为，黄氏的重要建树在于，经过实证性研究，鲜明地从社会发展 规律的理论高度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它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得出的规律，也不 同于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结论。
     黄氏注意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之处是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社会变化的 影响，论证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小农经济并不会随着商品化的发展而发生质的变化，像西方国家那样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尽管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 经济经历了明清两代500年的发展，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所谓小农家庭的自然分工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因商品化和农村生产的家庭化变得更为完备。[3]黄 氏认为，“简单地把英国古典经验抽象而来的模式套用到中国的经历是不适当的。”[4]从而对长期以来被许多人奉为教条的“规范认识”提出了尖锐挑战。黄氏 的以上见解，至少对我个人启发极大。
     黄宗智进一步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呈现特殊性，是与中国小农经济采用的以过度密集劳动投入来获取生产 量增长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的，由此伸引出了“过密化”生产这一核心概念。对此他解释说：“我们需要分辨三种农村经济变迁，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 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过密化，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 边际报酬的递增。”[5]
     黄氏认为,过密化是由于中国人口过多和其他生产要素过少造成的,“小农经济过密化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人口与可得 资源间的平衡关系。相对于资源的人口密集的压力会造成过剩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的生存压力，导致极端过密化的发生。”[6]他认为，因大量投入过剩劳 力导致的过密化生产，虽然可使生产总量得到一定增长，但它却阻碍了生产工艺的资本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过密化生产是阻碍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 代经济转化的根本原因。这是黄氏过密化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所在。
     中国传统农业是否是一种“过密化生产”，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在传统农业社会 中存在着因劳动力过剩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理论亦非始于黄氏。早在1960年代，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曾以危地马拉、印度 的实证资料对该理论进行了批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黄氏此说至少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传统农业至少在明清时期以来，除战 争的破坏等特殊情况外，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现象确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有极大的影响。黄氏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 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去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
     但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在寻求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可称为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含义,不是去 设计一套完美无瑕的经济行为模式或前景,而是指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所可能作出的最佳选择。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出现在的以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 以换取总产值微小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的生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高资本、高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生产，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落后是不言自明的，但既然如黄氏所 指出的，“过密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产物，那么，除了采取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否更好的、更利于中国人生存的 生产方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只有采取具有过密化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华民族的老百姓才能生存下去，或者说，“过密化式”生产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解决生存 问题的最佳选择，那么，那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或未采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准则的论点，就颇值得讨论了。
     2  民生是中国经济第一问题
     人 民大众的生存—民生问题，是中国经济从传统直至近代、现代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最重要的内因。受生存环境和谋生手段的制约，民众的求生 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也是全人类发生过或仍然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各国生态环境的差异，民生问题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制约度是不等同的。在发达国家，生存是 经济的首要任务早已过去。而在中国古代至近代，民生问题之所以特殊重要，是由以下几点决定的：                     第 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明清以来，人口的增加更快，19世纪以后，人口增长已突破4亿。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过渡中，如此众多人口所形成 的生存压力，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型前发生的人口剧减恰成反比。这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有重大影响。
     第二，中国是传统农业国 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随着人口急剧增长，耕地面积的扩大是有限的。尤其是在高度开发地区，如长江三角洲江苏等地区，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后 期，耕地面积反而下降了。人均地亩则下降更甚，从18世纪中期的约5.55亩下降至20世纪中期的约2.17亩。[7]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基础，土地面积 基本不变，人口大量增加，农业技术的提高也较缓慢的社会中，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生存问题。珀金斯认为，到了19世纪，来自扩大耕地面积而引起的产量增加在 总产量中的比例急剧减少。要是没有太平天国的造反，那么来自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上涨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农业所能提供的足够粮食的能力。[8]这个 论点尽管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反映中国因人口过多而形成严重的生存压力，还是合于实际的。直至当代，中国的农业在全球7%的耕地上养活了約22%世界人 口，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有美国的70%，但必须供养多于美国3~4倍的人口。[9]这个基本国情，又不能不对其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 基本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合理，加剧了生产要素结构的失衡。如：对土地改革前的苏南农村调查表明，占总户数2.33%、总人口3.02%的地主阶级,占有耕地 36.19%(包括公地);而占总户54.50%、总人口50.59%的贫雇农,只占有土地19.44  %。[10]无疑，地权不均大大加剧了人口与土 地比例失调的程度。缺少土地的农民必须租用地主土地才能生存，但高额地租，又夺去了他们不多收入中的很大份额。据上述调查，一般情况下，苏南的地租率高达 正产量的50%。此外，苛重的赋税、高利贷等等，都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构成了严重危胁。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严重失调、生产关系中的种种问题，都造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后果：中国老百姓求生存的艰难。
     第 四  ，中国是一个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内部资源来解决民生问题的国家。它虽然有漫长海岸线，又与诸多国家接圵，但东南有波涛汹涌的大海阻隔，西北有大 漠高山的重重障碍。中国在历史上，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影响不大。至近代，虽然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但外货严重入超。更重要的是，受换汇能力、国际市场和交通 运输的制约，中国庞大生存人口所必需的食粮，除个别地区外，只能靠自己解决。中国至少已在一个极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法做到如众多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依 赖国际市场来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和生存问题。这又使得民生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难度。也正因为如此，民生问题从整体上影响制约到中国人的经济 行为和经济运行法则，使中国传统经济及其向近代的转化呈现出诸多特殊之处，使其早期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  求生法则统率下的经济行为
     民生的根本问题是吃饭，是生存。种种经济行为都是为解决或更有利地解决吃饭问题。也可说，解决吃饭、存活问题，，是普通农民大众一切经济行为中的第一位的目标，成为统率农民大众一切经济行为的最基本的法则。
     要吃饭必须生产，有活干才有产出。在求生法则的根本性制约下，为了使尽可能多的人谋得吃饭手段，如下一些经济准则[11]在传统社会中形成并一直延续到整个近代。甚至在当代，在大量地区特别是较落后地区，这些准则的影响也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的。
     准 则之一：在生产中尽可能使用人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力”。这是传统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那些需要投入较多资金以节约人力的生 产方法和技术，在中国历史上是鲜有地位的。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是最丰富也是最廉价的生产要素，而剩余劳动力是以家庭成员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生产资料不 足的家庭之中。对一个家庭来说，每个成员干不干活，总要吃饭，努力使家庭成员中闲置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尽可能以劳动力的投入获取总产量的增加哪怕是微 小的增加，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一种最经济的也是最合理的“持家之道”。       准则之二：以最少的人力以外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投 入，获取最大的总产量。人口与生产资源失衡在中国农村中的体现之一，就是人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匮乏。正因为如此，在狭小的土地上，尽量减少生产工具和设施的 资金支出，以劳动力取代资本，施用生物性肥料，实行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化生产，以获取单位面积的高产，是中国农业和家庭经营的传统特征。在农家工副业中，充 分利用家庭人手，合理安排农业与副业的生产时间，是农民的通常做法。近代以前，小农从事的商品生产是与家庭规模相适应的，很少见到雇工生产的现象。近代以 后的小农家庭商品生产情况相当复杂，在商品生产最发达地区，如高阳土布业中出现了家庭雇工现象，但为时不长，而且家庭成员劳力均作为生产者参加生产，与资 本主义企业显有区别。在绝大部分地区，小农家庭雇工罕见。可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以资本和雇佣工人替代家庭劳力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法，对中 国小农经济而言完全不可思议。
     准则之三，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经济核算，用此种经济组织形式实现最大程度节约生产成本，获得家庭整体的 最多收益。试将此准则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比较，更可看出问题。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严格计算工人的劳动成本，当工人的生产效益低于工资支出时，企业必解 雇工人，否则亏损。对工人来说，必然要求企业支付与自己劳动力支出相应的工资。这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天经地义的，由此产生的失业和工资成本问题，也成 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必然产物。但在中国农民的求生法则下，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多余家庭劳力和减轻生产成本，于是普遍推行和顽强保留了以家庭为单位生产— 包括商品生产—和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形式。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组织的优点是，一，可以合理支配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发挥每一个成员的劳动潜力。例如，从古老 的自给性男耕女织，到明、清至近代的商品工副业生产，都可做到两性互补、老幼互补，“全家齐上阵”。二，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除购买必需生产原料之外， 家庭成员不会要求付给工资，按西方经济学术语，即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可达于零。这在以企业为细胞的纯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不可思议的，但正因为如此，可最大限度 地减少成本，增加收益。三，家庭生产不存在失业、解雇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家庭经济搞好了，每个成员都有饭吃，反之亦然。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与家 庭利益密切相关，而家庭作为经济单位，也可以在保障每一个成员的生存权利的同时，从每个成员处获得整体最优利益。在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总的原则是以 个人为本位的，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求付给个人努力之必须的报酬。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直到近代的农村商品性生产中，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家庭利益是 最高利益，个人利益包含于家庭利益之中，并不分开算帐。这正是中、西国情不同、生产要素资源构成不同而致。正应了“适者生存”那句老 话。                                                                                         准 则之四，在可能条件下，实行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手工业副业密切结合。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性粮食生产与商品性手工业、副业及经济作物生产相结合， 是中国农民在人口资源比例失衡的环境中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小农家庭这种两种生产的文献记载颇不少见，学界也有大量研究。这里仅简要一 提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农民在农业之外，还极力从事商品性工副业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不足，仅靠农业难以维生，二是家庭中存在季节性剩余劳力，不能 不设法利用以增加收入。而农民在从事商品手工业副业生产后仍紧紧抓住农业不放，其必然性为，一，小农经济从个体看是很脆弱的，难于抗击灾害，遇灾后粮商往 往兴风作浪，粮价猛涨，小农难以承受。而“家中有粮，心中不慌”，故农民一般尽量保持口粮自给。二，国内市场和需求水平的局限性，常在远程贸易的手工业、 副业产品中形成价格的大起大落，从事完全性商品生产风险甚大，农民不能轻易放弃农业。
     由此可见，无论失去哪一种生产，都会使小农经济的生存受到严重影响，而两种生产紧密结合，相互补充，则实为最佳之策。正因为如此，自给农业生产与商品性工副业生产的密切结合，从古代至近代一直延续了千百年之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重炮，也难以破坏摧毁。
     如 果上述小农行为准则大体符合中国的基本实际，对准则的解释大体说得通，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上述小农经济的行为准则，是他们只能以农事为主业的大背景下， 面临不利的生存环境主要是人口和自然资源比例严重失衡的条件下形成的；而正是因为形成了这一套准则，个体小农经济才有可能应付生存环境的挑战。这种最有效 的适应方式经受住了千百年的时间考验，不仅仅维持了亿万贫困农民的生存，也使一个人口压力极其沉重的大国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发展，使数千年文明史地中华民族 得以繁衍。尽管我国学界近年来对小农经济的研究有重大进展，但就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而言，应该说，我们对小农经济在历史上的规律和作用的认识还是相当不够 的。原因之一是某些人习惯于将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所形成的经典经济学概念套用于中国，将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乃至价值体系当成对所有 国家都适用的“社会发展公理”来评判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恰亚诺夫在对俄国小农经济所作的杰出研究中早已指出，俄国以及现代世界许多国家大量存在的家庭 经济单位，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家庭，有其特殊的经济活动动因及获利概念，这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并不适合于古典经济学及现代国民经济理论以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建立 起来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不使用僱佣劳动的农民家庭农场，工资范畴消失了，因而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浄利润、利息、地租等。从总收入中扣除生产费 用后即是家庭全年的劳动报酬。对于与市场交换有联系的家庭单位，它更关心取得最大劳动报酬，但家庭仍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准则来考虑这种劳动报酬是否有利。恰 亚诺夫的农民家庭经济理论对我们分析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经济很有启发。笔者觉得，黄宗智的问题，并非是未能认识到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些行为准则特点，而是在用 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分析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同时，将与此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非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二，劳动生产率、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和国情
     以 家庭为单位、以劳动力密集投入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经济行为对中国的现代化作用如何？是否有宝贵的积极因素可资利用？看来黄宗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在 得出过密化是阻碍中国历史真正意义发展的根源时实际已作出了结论。他认为，只有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密化，才能使中国经济发生质变，走上真正的经济发展 之路。过密化的发生，既然是过多劳力投入有限资源（如土地）所致，则欲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采取“反过密化”措施，即投入大量资本，以资本替代劳动。只有实 现生产的资本化，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这在以下的话中表达得很明确：“过密化必须区别于现代经济发展，因为它不会把农村引向结 构性质变......如此变迁的前景，远不是小农生产让位于大规模生产，而是通过其承受劳动力投入报酬低于市场工资的能力阻碍了雇佣劳动生产的发展。小生 产远未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所取代，而实际上通过推向低成本劳动密集化和过密化的的方向变化而阻碍了发展。”[12]这段话表明，黄氏的消除过密化的 途径、方法，还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模式为参照系的。而黄氏的理论基础，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判断经济发展的根本依据。在此书中，黄氏这种以发达国家 的高资本化为标准提高生产以求得经济“真正”发展的思想可在多处找到，使人产生只有如此才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唯一途径的印象：“我认为没有发展趋势的增 长与有发展的增长之间的区别  对了解中国农村贫困和不发达的持续来讲是极重要的。我们所知的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投入 的改进，这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这也是使农业摆脱了仅够维持生存线的生产的地位。根据本书的定义，那样的变化乃是乡村发展的核心。” [13]
     黄宗智的看法可能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其实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行作法是增加资本替代劳动）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标准。有位中国学者的看法可能有些代表性，他在评价黄宗智的“过密型增长”概念时说，“发达国家的农业近代化首先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 收入的提高。以美国为例，其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率，使其4%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应。显而易见，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也是真 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14]黄宗智在中国传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等问题上极有创见地洞察到中国历史实际与某些经典理论的悖论，但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 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家庭生产与企业生产的效率比较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评价；商品生产与自给生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上，似乎倒没有认为，在中 国，这也与经典理论有相悖之处。而这正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特别需要注意的。
     笔者认为，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或论断的“公理性”即 普遍适用性的判断，都应该放到某一具体社会的具体历史阶段中进行具体分析。对特定社会的特定时期而言，某些公理可能完全适用，也可能完全不适用，当然还可 能部分适用。对经济史学者来说，不应该以某种哪怕是被视为绝对真理的“经典理论”去套用于一个社会的历史和实际，而是相反，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历史和实际 出发，去判断“公理”对该国的适用程度，乃至对其加以修正，从而找出适用于该国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经济论断。具体说，在中国国情下实现现代化能否以劳动生 产率为判断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标准，以资本替代劳动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绝不能以某种理论为根据，也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要首先取决于中国 国情，取决于中国有否这样做的可能。因为这里说到现代化问题，不妨看看当前的国情及其趋势。
     斗转星移，几度春秋。鸦片战争至今已一个半世 纪，今天的情况已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农村工业在许多地区蓬勃发展，这使许多农民从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农业生产中资本的投入密度大为 增加，在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变化尤为突出，农村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已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们高歌进 步，但前进中并非没有问题。由于工业、交通、居住等占地，全国农田面积急剧减少。1990年末就比1985年减少1854万亩，5年中平均每年减 少  371万亩。而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我国传统农副渔业基地，农田减少更甚，鱼米之乡需要从外地调入大量食粮。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补偿总产 量的下降。在一些地区，农村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农业政策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农村工业之间、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发生了大量冲突和矛盾：原料大 战、市场大战、资金大战.....工业污染严重蔓延以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存。更大的问题在于，靠高资本高技术产业支撑的农村工业发展道路难以在落后地区推 行，而这类农村无疑是中国农村的主体。类似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技术、能源、交通、大城市辐射等条件在落后地区无一项可轻易得到。大量农村 剩余劳动力年年形成庞大的民工潮冲击着脆弱的就业市场。
     展望未来，形势更不容乐观。中国科学院的一项调查说，至少有四大困境摆在我们与子 孙后代面前。第一个困境，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老化，就业负担沉重。人口迅速膨胀对经济的压力主要表现于就业问题长期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有限，新 增乡村劳动人口又超过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转移量，几亿农村潜在失业大军将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危机所在。第二个困境，农业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 受极限。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处于人口负荷过重的临界状态，若按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2015年中国人口有可能突破理论承受极限。我国土地资源潜在自然生 产力，即年生物生产量，约为72.6亿吨干物质，按温饱标准计算，其理论的最大承载人口能力为15~16亿人，突破这一界限后，只能大规模地输入农副产 品，或大规模地向世界输出人口，难有其他选择。中国人口增长如按现状发展，将在下世纪形成超大规模的并行膨胀的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及老年人口群，且不说 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恐怕连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第三个困境，环境污染的迅速蔓延与自然增长率生态日趋恶化。我们正以中 国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动能力，上述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已直接威胁着当代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 件，并将不断地演化为下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危机之一。第四个困境  ，粮食需求迅速扩张与粮食增产举步维艰。今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 最大阻塞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增长。[15]         极其严峻的资源前景，逼迫中国人不得 不作出如下思考：必须放弃那种以生态破坏、资源高消耗、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能选择一条（如果还来得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消耗和破坏、工 农业协调发展、并充分发挥以掌握适用技术的人的能动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第一号报告认为，我国劳动力丰富与资源短缺是经济长期发展的 基本国情，它决定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用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以劳力替代资金和土地资源。
     在 经济学理论上，劳力、资金等生产要素间的替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在农业发展史上，技术进步基本上反映了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 性。在土地丰富而劳动稀缺的国家里，农业技术是按照代替劳动的方向发展的，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另一方面，在土地稀缺而劳动丰富的经济中，农业技术是按 照代替土地的方向发展的，因此被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美国土地丰饶而劳动力稀缺，因而农业发展遵循的是以节约劳动为特征的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日本的 资源条件刚好相反，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农业的发展走的是以节约土地为主的生物技术进步的途径。虽然采用的技术不同，但两国的农业发展都获得成功。” [16]这里虽然只就技术层次而言,但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的资源状况，同影响技术一样制约着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形式。吴承明曾介绍了日本学者将帕累托关于 选择商品的无差异曲线理论用于二元经济，提出生产的无差异曲线的观点。在这个曲线上，资本与劳动力两要素的不同配合可获得同一的经济效益。吴承明针对中国 说，近代化企业需较大资本，工场手工业需要较多劳动力，按不同情况，两者并用，即可形成无差异曲线的生产．．．从辩证的观点看，互相替代的东西也是互相补 充的东西，二元经济的研究应该注意及此[1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西奥多.舒尔茨早在60年代就提出了“全面生产要素”概念，他在解释概念的含义 时，提出一个研究经济增长源泉方法的新的资本理论概念，“这种资本理论包括了所有生产要素，即土地、一切再生产性的物质生产资料及人力。”[18]由此他 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因为生产力包括了人力，所以如何使用包括人在内的每种生产力的知识（或者专门技能，或者教养）也是生产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 疑问，无论怎么说，限制穷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资本比较缺乏。但是，这种说法有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缺乏哪种资本？是缺乏传统的再生产形式的资本吗？ 不。非传统形式的资本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组成的吗？是的。”[19]“各种历史资料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 关关系”。[20]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说明，经典经济学中几个并列而且常是无法同时满足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加强其中之一的质量，实现某种程度的替代和 生产要素总体质量的增加，这对物质资本缺乏而人口丰富的中国有重大启示。
     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中国农业文明史已在事实上有力地证明了在一定 程度上具备相当经验技术的劳力对其他生产要素替代对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按通行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评价标准，中国农业生产率是极低 的，但以单位面积产量计算，中国在古代历史上的粮食生产早已超出近代西方国家。就当代看，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远较美国为低，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有的接 近、有的相当于或超出美国。以1993年状况看，每台拖拉机负担的可耕地面积，中国为125.75公顷，美国只须38.70公顷，每台收割机负担的谷物收 割面积，中国为1680.7公顷，美国为91.15公顷。比较中、美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力负担的可耕地，中国为0.20公顷,美国为71.44公顷; 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0.28%。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的谷物,中国为878公斤,美国为99597公斤;中国相当于美国的0.88%。但在单位产量上,当年 水稻,中国为每公顷4557公斤,美国为4291公斤,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06.19%。(该年美国水稻减产,以1992~1994年平均计,中国为 4483公斤,美国为5074公斤,相当于美国的88.35%。)小麦每公顷产量,中国为3519公斤,美国为2569公斤,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37%。 (1992~1994年平均数,中国为3389公斤,美国为2577公斤,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31.51%。)在总产量上中国近年来更遥遥领先于诸多劳动 生产率远高于其的国家，1980年，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已达到世界第一，1992年后连续居于世界第一；中国的棉花和油菜籽总产量自1985年起一直居于世 界第一；肉类总产量自1992年后居于世界第一。[21]而所有这些，主要都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以劳动密集方式生产出来的。中国以密集劳动投入、 精耕细作的办法结合农业科技，实现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近22%的人口，不少西方国家经济学家认为是奇迹，能否因其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认定中国农业是 远远落后的呢？原本是中国的特长和优势，但在某种理论下却成为落后的象征，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正是在这里，我们遇上了（套用）经典经济学概念与中国实 际情况的一个明显悖论。悖论产生的原因，正在于不顾中国实际，将基于差异极大的西方国家国情为基础形成的一些经济学理论或概念作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绝对真 理到处套用所致，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视为标准模式而致。    上述悖论出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含义是,即便在劳动生产率这个几乎被公认是经济 发展标准的问题上，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低生产率或“过密化”仍有其合理之处，有其与国情相适应的特点和优点。
     黄宗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应该 向以资本替代劳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努力之见解，并不能说全无道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尤为重要。 但对中国而言，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必然产生的劳动力被替代的问题。这在中国是应特别予以注意的。 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化中，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流行模式和通行作法，而要高度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中国资源、生产要素拥有状况之特点的合理 配置问题。寻求实现劳力密集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最佳结合点，这是关系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一个 关键性问题。
    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
     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按照何 种  “模式”进行？一些人的答案是，学习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资本替代劳动，以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业，以大工厂、大农场取代 家庭生产等等，是最主要的一些措施，也是理想目标。这种答案可谓司空见惯,无须引证。但我们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情的不允许。如 上所述，中国是一个生存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的国家，前景极为严峻。国情不允许我们去走以耗费极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换取经济暂时发展的道路。其次是，经济 学的根本原则是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收益。我们不应该不充分利用甚至丢弃自身最丰富的生产资源，而以最短缺的资源取代之；不应该完全丢弃适应国情的行之有效 的经济行为准则，而代之以与本国国情差距极大的另一套作法。
     另一些人设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劳力替代资本，既然中国有应付人口资源失衡的传统办法，有否可能以传统小农经济的行为准则为主实行中国现代化道路呢？         答 案仍然是行不通。小农经济在我国的古代封建社会中，是一种对生存挑战的最佳适应方式，但这绝不等于说小农经济是一种完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之体现。 恰恰相反，这是生存环境极为严峻，庞大的人口争夺有限生存资料这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传统小农经济虽有适应国情的诸多优点，但也有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 的诸多缺陷，约可归为：一，受家庭生产要素微小规模的限制，每个小家庭的生产能力很小。单个农民家庭除有简单劳动的生产要素优势外，其他如资金、技术、生 产资料等均相当匮乏，往往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难以扩大再生产。二，农民家庭的文化、教育水平极低，保守、闭塞，生产技术难以提高，也难以接受先进科学技 术。三，每个小农家庭作为单独的经济单位，只从家庭利益出发行事，且往往只顾眼前之利，不顾（或无法顾及）整体与长远利益。整体小农经济内部、小农家庭之 间如一盘散沙。农民的分散个体商品生产，难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也难以与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有力竞争。四，小农付出的劳动极为艰苦繁重但收益甚 微，生活水平低下，这既严重制约了它的产出力，又严重制约了它的消费水平。总之，传统小农经济很难凭借单个家庭的力量改进自身处境，更不可能去实现农村和 全社会的现代化了。我国的农村改良事业的前辈曾将小农的特点归为“愚、贫、弱、私”，真可谓切中要害。
     正确的取向，应该是学习利用包括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先进生产力和组织形式之长，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及其行为准则的优点，改进其不足之处，行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具体而言，即 必须用现代工业、科技、组织、管理的方法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农民家庭经济。在这种改造中，发展和壮大现代工业，实现 大工业和农业的互补、协调发展和一体现代化；在这种改造中，实现劳力密集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与互补。这个思路绝非凭空想像，近代历史的丰富经验和惨 痛教训，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以下仅从经济组织形式和适用技术两个方面，以近代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历史经验检讨 之。                                   1    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相互关系与协调发展       近 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不同类型的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相互关系所引发，出现过小农经济得到局部改进，大工业和农村经济一体近代化发展的雏形。虽然这些工农关系 的形式尚处于远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常常被旧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残，但对中国现代化来说其意义重大。这些形式可归纳为：
     第一种形式,近代 工业与小农户通过市场,形成产品相互供求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大机器工业—纱厂和用机纱织布的农户间的经济联系。对纱厂而言，农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顾；对农民 而言，纱厂是家庭生产原料的供应者。农民用机纱织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数量，改善了产品规格，明显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使土布在数十年时间内有力地与 洋布进行了竞争，避免了农民破产。而农村土布之发展，又大大增加了对原料机纱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纱厂的发展。
     第二种形式，商业资本介入土 布生产。不再由生产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购买机纱，发放给农民；农民按商人要求生产，产品交给商人，领取工资或实物。最后由商人将布分类整理，投放市场， 这大量存在于江阴、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在一些地区，商人还将织机发给无财力织布的农民按其要求定织，以扩大生产。
     第三种形式，近代纱 厂与手工织布工场、农民个体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厂组成的新型产业组合。纱厂向织布手工工场或小型织布厂出售特制的“盘头纱”，工场直接发给农户，这可以用 省去农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机织布。分散的农户将布织成后交给工场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织厂精加工，上市销售。这种形式以江阴至上海之间最典 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场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种形式，由地方绅士、商人、农民等共同组成农村农副业生产运销合作社，集体购买部分生产资料或设施，共同生产共同销售。这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吴江等地的蚕桑业中，在农村织布业中亦可见。
     第五种形式，由大纱厂发起，向社会各界集资，组成垦殖公司，招募农民，以公司加农户的经营形式垦荒植棉，为纱厂提供原料，这体现在淮南盐垦事业上。
     第六种形式，缫丝工厂直接改进农村蚕桑业，以期获得优质蚕茧。这体现在无锡的永泰、乾甡等大丝厂扶持建立蚕种场、培训各类蚕桑改良人员、控制茧行、大力组织农村蚕桑改良合作社等举措上。  
     第七种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绅、农村改良机构等）共同组织农民，成立蚕桑丝改良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最先进的机器缫丝厂，形成从原料到精加工工业的近代合作生产组合。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吴江震泽开弦村的改良事业上。
     第八种形式，农业改良机构租赁、改良丝厂，使其成为专为农民服务的企业，并代农民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无锡玉祁、吴江平望、吴江震丰三所丝厂的改造事业上。
     从以上近代企业与农户生产的不同形式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农村传统经济向现代过渡的一个由“低”向“高”的演进过程。这里所谓“高”“低”，系指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整体功能的强弱。
     在 农户以独立生产者身份在市场上购进机纱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阶段，农民与大工业企业是在市场上相遇的，两者之间仅仅是一种出售购买关系。尽管农村手织业的兴衰 在总体上与纱厂的赢亏密切相关，但二者并无生产组织上的任何直接关系。个体农户会因各自的资金多寡、农业丰欠等原因，形成对机纱购买量的诸多不稳定性。在 商人资本介入织布生产后，尽管纱厂仍然不能直接施加影响于农户，但商人批量购纱，又批量收布，使纱厂与农村土布间的关系增加了稳定性。特别是许多地区出现 的纱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现象，使纱厂售纱、商人购纱与土布生产几乎联为整体。当发展到农民织户、手工工场、染织工厂与机器纱厂间的生产联系时，实际上已在某 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工业与农民手工业、城市与乡村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的雏形，小农家庭生产已被纳入了现代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对这个 体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丝厂改造农村蚕、桑、茧生产，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乡村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雏形。与上述形式不同的是，这是一 种工业、农副业之间的一体化。大工业资本为了获取优质原料，将工业资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工业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经营“统分结合” 的方式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颇具特色的经济形式。
     在张謇发起参与的淮南盐垦事业中，我们看到了更 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以现代大工业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社会资金，以小农为基本单位，组成垦殖公司开发沿海滩涂，种植棉花为大工业生产原料。这可以说是长 江三角洲出现的第三种类型的工农业一体现代化的雏形。在这种生产形式中，工业企业、农垦公司、农户之间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而且在生产组织上已联为一体，小农 户已成为近代工业和农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细胞。这种一体化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为工业企业本身的利益而设计之，而是考虑到为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提供 一个生存途径，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当然，并非所有垦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经营最后亦颇不成功，但客 观分析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仍有意义。
     无锡、吴江等地出现的由政府、社会各界、科技机构等各种力量组织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并引进先进设备为农副业服务，更多地具有“横向一体化”的工农业生产组合色彩。这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也具有开启意义，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今日工业“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的前驱。
     虽然形式、层次不同，但我们可从各类大工业与农户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内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点，这就是：利益互补，利于民生；生产要素互补，实现生产的最佳组合；工农互补，城乡共同发展。
     经 济的基础是农业，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这既是中国的历史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到当代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问题是农村、农民、小农经济的现代化问 题。长江三角洲虽是历史上较有发展区域之一，但农民生活仍然贫困。为了谋生他们在农业之外发展起各种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但生产方法的陈旧和资金的短缺，工 副业发展颇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国外先进机器工业导入中国以后，依靠先进原料如机纱，依靠先进技术去养蚕植棉，再依靠生产组织的改进，才使农民的家庭工 副业得以进展。没有大工业的推动，这种历史性变化是难以发生的。
     就家庭生产这种中国古老的经济组织形式来分析，也是在不断改进和发展的。 从江阴、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经济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仅从纺织业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模 式。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由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 通过商人、手工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独立完成，变为与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上，由纯粹家庭形式变为家庭与工厂 面手工工场的某种联合。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合进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家庭经营范围的局限性，成为兼取 传统与现代之长的经济形式的雏形。
     大工业在带动农民家庭经济发展的同时，本身也获得了立足发展的条件。农村手织业的发展过程为近代纱厂造 就出广阔的市场，而蚕桑业的改进和棉花种植的改良，又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市场和原料是企业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农业、农民 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生存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大力推行节省资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广可由家庭分散进行的技术与行业。
     日 本的小野旭教授将后进国的技术引进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引进先进国家所开发的最新技术设备。但后进国一般劳动力丰富，工资低而资本短缺，使得这类以 密集资本代替密集劳力的高技术难以发展，其经济、社会效益都不佳。这导致了第二种技术的引进。其特点是，对最先进技术加以改进，并将某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 以重新组合，使之能适应后进国的资源配置，这种改良技术或改良设备，资本~劳动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一类技术，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进国低工资和充裕 劳力的资源优势，从而节约了大量资本，其获取的利润反而较大。第三类，针对后进国的生产力实际水平和可能接受的价格水平，选择外国先进技术或设备中的某一 部分予以引进。这类引进技术设备本身无从发挥其原设计的整体效用，但对后进国向适于国情的新技术之转化、改进生产效率会起重要作用。由此看来，对于所谓后 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特定阶段，适用技术的含义是，向世界先进学习，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与自己国情最匹配（要点是适应本国的资源与生产要素状况）又能发 挥本土优势的技术，根本优点是能够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效益。
     人们可能会认为，对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而言谈不上什么主动引进适用技术问题。 但如果从农村手织业技术改进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经过一个从无意识的甚至被动的到主动和有意识的过程，确可发现存在着密切结合国情的适用技术引进推广应用 的趋势。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民放弃土纱用机纱织布；织机的改进；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和改进。
     近代中国农民放弃自纺土纱而用机 （洋）纱织布，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机器工业对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破坏的第一步，其实国内外早有学者提出异议[22]。笔者亦认为此说不尽妥当。当机纱 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确使农民手工纺织业受到冲击，但以后的进展，与其说农民自纺土纱是由于洋纱排挤而衰，不如说是农民主动放弃自纺，欢迎机纱。原因是，机 纱较土纱更利于农民织商品布。在农民自纺土纱时，一个农妇用纺车一天至多可纺纱半斤，“每三小时至四小时所纺之纱只能供一小时之用”。[23]而一架织机 织布除需纱外，还至少要一个人做辅助工作。如此，若要连续织布，这已超过普通农户全家主辅劳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纺成为能否连续织布的最大瓶颈。当织布 完全利用农闲时间，而土布市场需求量不很大时，纺纱与织布的矛盾并不突出，农户可在农活多时少织布，当纱供不上织时，也可以停机。但当市场需要旺盛时，农 户的商品布生产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纱还有不利于织布之处，“抗张力薄弱，用作经线时长度有限，因而所织之土布每疋长度都很短，织工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 经过调纱、穿综、度经等费事的工作，不胜其烦”。而这一切问题在使用机纱后均可解决。也正因为如此，农户使用机纱后，土布生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极大提 高。直至抗战前，尽管外国纺织厂和中国纺织厂的机织布生产能力和产量已极大增加，但农民手织布产量仍在全国的布匹总量中占73%左右[24]，对农村经济 的影响极大。
     农村织户放弃千百年来自纺纱使用机纱，在我国技术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只要运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就既可以充分发 挥中国本土资源之特长，又可以提高传统生产的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将大工业直接搬到农村中去，而是农民经济和城市工业的结 合，小农的传统家庭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和近代先进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有机地结合。它不仅使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优势继续得以发挥，而且提高了棉布的产量和 质量，以最低的经济成本，最少的社会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机纱得到广泛应用后，在农村纺织业中紧接着发生了织布机的技术改良。在织布 机的改进和推广应用方面，也直接体现出可以以适用技术与传统生产组织相结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即新技术与劳动力密集相结合，利用家庭生产优势，既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充分发挥了人的劳动能力。
     中国历史上使用了数千年的旧式织布机，是一种双手投梭的脚踏木机，一般称之为投梭机。这种织 机生产效率低，一人一个工作日平均只可织布一疋，布面规格大体限于门幅一尺左右，长度二十尺左右。约1896年前后国内开始出现改良织机—手拉机（投梭 机）。它把原来的投梭机从双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绳投梭，另一手执筘打纬。用手拉机织布，布幅宽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机出现后在不少地区很快 推广应用。[25]投梭机改为手拉机的过程及其在中国的普遍推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旧式织机的改良是在机纱于中国广泛应用后才开始的，除手拉机外，国 内有多处改造旧式织机的事例，几乎同时出现；手拉机的推广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会等方面的帮助；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场广为扩充时被大 量使用；这些都大致说明，手拉机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使用机纱后农户织布工效提高、市场需求扩大、而旧式织机不能在量与质方面满足新需求的产物。其二，手 拉机对旧式织机的改良是针对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果。手拉机的来源途径尚须详考，据现有资料，一途是由中国人从日本引进，另一途可 能是中国人自己在学习国外的基础上发明创造而成。不管哪种渠道，都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人力丰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参究西法独出新意者， 即如鄞县王姓精于织造之学，能以旧机作新式东洋等布，专用女工，不籍汽力”[26]等类记载，透出了发明者的创新意图和社会作用。手拉机对投梭机改进的关 键是增添一个装置—飞梭，飞梭节省了人力的无效劳动，却更好地发挥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产的功效。手拉机在中国出现时，动力全铁织布机早已从国外进 入，并在大城市的纺织厂中开动了。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农户中使用。连稍后出现的脚踏铁轮机在农户中的使用也远较手拉机为少，这是手拉机适于中国农民需要的证 明。中国引进飞梭手拉机的情况几乎和当年日本引进织布机飞梭时如出一辙，日本学者将其作为引进适用技术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见习生赴法国里昂学习， 他们于1873年回国时带回了佳卡德飞梭。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并未将最新式的动力织机带回国，带回的是已经发明了140年的过时的飞梭。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这三人当时的判断标准是，回国后自己能否制造。动力织机的制造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木制飞梭由木匠就可以简单制出，且可以将它安装到日本传统 工艺的织机上。[27]  其三，若纯用机纱作原料，手拉机工效较投梭机提高50%~100%，[28]该机价格低廉，20世纪初年大约每架5~6元 [29]，比旧式木机只高出少许。农户一般可能买得起。[30]正因为方便价廉，手拉机推广很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江南织区就有宁波、硖石、江阴、 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现手拉机织的改良布。[31]
     手拉机兴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间，又出现了铁木机（即脚踏铁轮机）。铁 木机是由日本传入的，后国人广为仿造。与手拉机比较，铁木机的特点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双脚踏板带动织机，所有织布工序都靠铁轮转动带动。所 以它也是适宜中国国情的技术引进，受到欢迎。但铁木机的价格较昂贵，1906年在湖北的售价要银元60元[32]，后几年在高阳50元左右[33]，较手 拉机高出10倍左右，普通农户难以问津；此外，铁木机织布较手拉机费力，一般妇女难胜任；这些，都影响了它推广应用的程度，农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产 中心的部分农户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广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区。铁木机主要用场是城镇中的手工工场，乃至在织布厂中与动力机器混合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改良手拉机，或称之为改良扯梭机。它何时出现不确知，可能会在铁木机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较手拉机又提高三分之一。这大约是进一步适 应家庭资金、劳力规模较小，难以使用铁木机的农户的技术改良。
     最后看看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尽管大机器机纱生产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 纺，但仍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广泛使用机纱后，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交通运输等有颇多差异等因素，直至抗战前，手纺仍相当规模地存在。即便 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纱厂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纺纱也远未消灭。手纺纱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本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据30年代河北省 定县的调查，农村从事纺纱者多为妇女，从十余岁到七十余岁均有。青年女子纺纱是为了赚些体己钱，老妇则是为了解闷，消磨时光。对不能干或无活干的妇女来 说，纺纱是一种最合适的工作，，她们不干也要吃饭，能赚一文总比不赚好，如此“干活”，自然不会计较人工与时间支出  的费用。只要卖纱线的钱多于买原料 棉花钱，就是赚了。以自己种的棉花纺纱成本更少。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这种家庭副业没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产品的售价低到何种程度他们还是可以和国 外生产的机制产品进行面对面的竞争。[34]对纱厂主来说，机纱价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资、利润和流通费用。赵冈等还指出，“自从机纱流行以来，乡间的三 锭及四锭纺车便绝迹不见，而最原始的单锭纺车反而有人继续使用。”[35]而这，也与单锭手纺车的使用与农户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劳动力有关，“效率最低的 单锭纺车能够存留是因为它适合于那些没有机会成本的边际劳动力，而效率较高的多锭纺车，因所需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36]不过，劳动 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这一种形式。抗战时期，由于机器纱厂生产能力受到影响严重，急需解决纱的生产供给困难，于是使用广泛使用人力纺纱。此时多锭人工 纱机发挥了优势。1929年，海门邢广世曾发明新式纺纱机，“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锭，同时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37]。但未获推广。抗战时在四川 的手工工场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纺机”。浙江余姚则大量使用“余姚式纺机”。余姚机锭子从64至120锭不等，每天可纺纱4至7斤。[38]这表明，在必要 时，使用适用技术，人工纺纱也有潜力可以发挥。
     适用技术在近代中国运用的更有说服力的例证表现在缫丝等手工业中，有学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赘述。[39]
     对 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劳动与资本在生产上的替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关系极大，我国有些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但在不同的行业中，以及在同一行业中，资本与劳 力如何替代，何种比例的替代为最佳点，是应深入研究的问题。从中国近代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技术变化中，初步看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一定的适用技术，资本 与劳动力相互替代确实产生过，并对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这种替代不是简单的资金与劳力的分配划分问题，而是建立在传统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及正确 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基础上，这使两者能在中国国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传统小农经济合理性，又利用外来先进对之改进，提高了它的生产效 率。三是这种替代是同时从几个途径、几个层面进行的。在各方谋求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市场，大工业和小农经济、商人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本身产 生了经济关系，由此产生出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要素配置的生产组织间发生原料、产品等的交换，适用技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总 结长江三角洲近代化过程的经验，概括而言，就是外来先进事物和本土优势相结合，通过双方的相互适应、相互改进和相互配合补充，最终达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 农村协调发展和“一体近代化”。所谓“一体近代化”即：对小农经济而言，既能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又能在经济组织形式上作适应新形势的改良，采用适用技术， 实现劳力密集生产下的生产效率提高。对城市大工业而言，是在以农民和农村经济为原料和市场的经济交换过程中建立和壮大自己的发展基础。可大致归纳为四点：
     一， 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中国国情下形成的生产要素的特长，尤其须重视世界上数量最多、价格极廉的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而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将其视之为阻碍 “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因素。我国传统的工业、农业密切结合的“兼业型”家庭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值得高度重视的形式。其优点是，第一，家庭成员从事家庭 劳动是不计工资代价的，由此可实现劳动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劳动可以用合理安排处理日常生活和农业、工副业之间的时间安排，以获得在单位时间内的最大量 产出。第三，家庭劳动有利于节省工业生产用地和高额能源耗费。第四，  家庭经营不存在处理失业、劳资纠纷、社会福利等社会性问题。农工兼业，可在很大程 度上减轻其中一业不景气所带来的损失，将经济失利造成的巨大风险和社会矛盾消解在无数个兼业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业经济当然不是回归 到古代的颇大程度“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营中去，而是以现代的工业、技术、组织、管理的办法改造、重建农民家庭经济。近代史上发生的大工业与农户，大公司 大企业与农户，城市与农村经济间的“纵向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协调与组合等新型经济形式，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发生在原料生产与产品制造部门之间，也可 以发生在产品的初级加工与精加工之间。可以发生在农副业与工业的范围内，也可以在纯工业纯农业的范围内。在农村内部、农户经济之间，还可以实行生产、加 工、销售的“横向一体化”，通过纵、横一体化，将农户经济纳入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使千家万户以极低成本核算生产的初级产品经过精 加工，输往国内以至国外市场。
     三，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的发展，大力推行节省资本和能源、又可较多地吸收劳动力、并有可能分散生产的技术和行业，而不能一味贪大求洋。历史上大工业以先进设备生产机纱，经过农民用改良织机加工制成布，仅为一例。
     四，近代大工业将为农民和农村服务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业务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盘剥”农村经济求得一时发展。只有这样，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社会中，工业才有长远发展前途。
     然 而，极其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适应国情的殊为珍贵的初级形式和经验，但最终并未发展壮大，形成一条为国人所公认和共同致力的中国早 期现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为：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两方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产生直接的破坏作用。近代中国的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互补关系，是建立在对 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间的加工（如机纱与手织布，手织布与精染加工布），或同类产品不同层次的产品（如低档手织布与高档机织布）关系上，共同的市场或互补的 市场使双方均能获益,是协调关系的基础。但外国列强凭借在华掠夺的种种特权，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机器工业品市场，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农村手工业品市场。洋 货对技术含量低、更新换代慢的手工业品破坏尤大。导致我国农村手工业首遭重创后，机器工业联带受到影响，造成“一损俱损”之局面。明显的例子，是土布受洋 布冲击后，民族纱厂工业的机纱销路大受影响，迫使纱厂改变经营方向，将产纱为主改为兼营织布，使机器纺织工业与农民手织业的互补协调关系变为排挤和竞争关 系。而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特别是日本1937侵华战争，全国陷于战火之中，直接打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农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关系严重不均，使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缺乏问题更形尖锐。小农经济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的难度大为加剧，农村手工业难以大规模发展，并必然造成大机器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和农村手工业市场同时狭小、互相制约的局面。
     三， 国家缺乏正确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合理的经济政策。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是使历届政府无从对国家行使有效经济管理职权的主要原因之 一。在外国砲火轰击下中国国门被强迫打开，数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农业国家的方略无法继续，在政治经济的巨变中政府不知如何处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但新出 现的农村经济与大工业的相互关系，若无国家产业政策的协调、经济政策的支持保护，在外国机制品的冲击下必难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简略比较。日本政府在明 治维新后不久，由于要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的需要，确定了“以土养洋”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生丝等的出口，换取外汇购买国外新式设备。从 1870年起在50~60年时间内，生丝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第一位，为进口机器和原料提供了约40%的资金，对其经济向现代化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而 日本生丝产业的发展，得力于国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蚕丝产销业力量紧密配合，其中国家的正确引导之功尤大。在生产组织上，形成大工业与小农生产的纵向 一体化，以及小农生产之间的横向一体化；在生产技术上采用适度技术；而政府的各项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40]反观中国政府，在一个世纪 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未确立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不知怎样结合中国国情和优势，吸取外来先进以发展自己。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生丝出口主要国家。 直至1905年以前，中国生丝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均明显超过日本。但由于没有相应产业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国被日本超出，丧失了国际 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905年，中国生丝尚占世界主要产丝国生丝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则由40.54%上升至 68.04%。[41]中国无锡、吴江等地虽然也出现在过出丝厂与农户间在原料、加工间的纵向联合，但它的出现要比日本晚数十年，此时中国蚕丝质量已有严 重问题，在世界市场上已远远落后于日本。而这种联合，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丝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响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严重缺乏对 中国最主要的特点—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视和对策。这里只讲对农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种消耗资源的主体，又可以成为一种生产要素，重要条 件之一是劳动力要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和知识。传统小农经济的改进不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大约只有很少数人对此有充分 认识，并在几个县范围内进行了农村改良试验，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会经济理论认识的重大不足。对改进小农经济和农村手工业的重要性，对农 村经济对全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某些经济学者和社会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进行过很高质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社会实践工作。可惜 这些认识和作法没有在教育、研究、经济、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识。在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途径上，缺乏一个有巨大影响的、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 似乎是相反的观念：小农经济、农民家庭手工业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和障碍物，只有破坏它才可能建立现代大工业。这类观念，在当时的报刊中屡见不鲜。显然，这对 在革新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宏扬其积极因素，建立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有机结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国时期的政府经济建设政策中没有相应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 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本文对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近代经济演变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初步讨论，目的是认识我国早期 现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尝试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探索现代化道路与国情的关系。由于仅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概括。应 该看到，在不同时代，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同，“传统”与现代经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相互关系的联系渠 道和具体形式会变化。能够与农村、农户发生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资本代替劳动的“高精尖”产业对提高我国经0济实力，加强国际竞争力亦必 不可少。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们在高度重视并极力推行最发达 国家经验和模式的同时，仍需对一向被视为落后的、甚至是当作现代化阻力的我国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注意工农 业的协调发展、高技术产业与普通技术产业、劳动替代型产业与资本替代型产业等的互补问题，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天的国情。今天的国情尽管较历史上有 所变化，但在一些根本特点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传统正是国情的某种沉淀和体现。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一些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所走过的 老路，何况愈来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认识到，需要对已走过的路进行反思，更何况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已不允许我们再走类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 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话作为结语。我想，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对今天极富启迪意义。他在谈到中国从“传统” 向“现代”社会过渡时，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 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这正是中国今后一定的路线，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断定,中国工业要在农村复 兴中兴起,而今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于都市者,必无好转之望......中国的工业化,必将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是要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 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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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 见吴承明：《谈封建主义二题》、《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世潮.传统.近代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查》、《近代中国工业化的 道路》、《论工场手工业》、《论二元经济》等文，见《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中国经济史研究》以“传统与现代化” 为基本内容召开过多次研讨会，刊载过多篇文章，兹不一一注明，可查阅。
    [2]  除国外学者外，国内学者自1980年代后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方行等学者的研究对本人教益尤大。
    [3]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305。
    [4]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305。
    [5]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11。
    [6]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11。
    [7]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8]  [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页34。
    [9]  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页1。
    [10]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5~6页。
    [11]  对中国小农经济及其经济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对其自给性与商品性的研究，我国学者近十余年来有很重要的成果。可参见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
    [12]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12。
    [13]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12。
    [14]  《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5]  参见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前言，第29、30、73页。
    [16]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六章。
    [17]  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
    [18][18]  [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8页。
    [19]  [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39页。
    [20]  [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1页、136页。
    [21]  《世界经济年鉴》1995年。《中国经济年鉴》1997年。
    [22]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导言。
    [23]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5。
    [2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65页。
    [25]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397。
    [26]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1。鄞县王姓是否确为手拉机，还是一种其他改良织机，尚待考。
    [27]  参见：[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
    [28]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4~405。
    [29]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406页。又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页198，铁木机价格约值洋10~15元。
    [30]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8。又
    [31]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398页。
    [32]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33]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1页。
    [34]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1页。
    [35]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36]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3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卷，第683页。
    [3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卷，第322页。
    [39]参见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论工场手工业》等。
    [40] 有关日本传统产业和蚕丝业的情况，可参见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日]南亮近《日本的经济发 展》，景文学译，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年；[美]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徐秀丽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
    [41]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147。
    [42]  梁漱溟：《乡村建设旨趣》，《乡村建设》4卷14期，193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