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公有企业

    左大培，男，1952年8月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访问研究，以德文 出版了理论专著《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激励机制》。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 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发表过学术论文《对“大爆炸”改革战略的评论》、《围绕着通货膨胀“替换”作用的经济学论争》等多篇，出版过学术专 著《弗赖堡经济学派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等。
     本文所说的“公有企业”，是由公有资本的代理人所经营的企 业，如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等；而这里所说的公有资本，则是在法律意义上由许多人共同所有的、用于盈利性经营的财产。这些公有资本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以 任何形式划归任何一个单个的个人所有。在当今的世界上，公有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国有资本，但也包括各种形式的集体财产。
     历史的回顾
     按照正统经济学的理念，市场经济中是没有公有企业的存身之地的：由于缺乏私人资本所有者的盈利冲动，公有企业必然没有努力工作的效率，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它也必然要造成亏损，是没有竞争能力的。
     尽 管如此，公有企业却很早就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了：19世纪英国就产生了大量的消费和生产合作社，此后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在许多欧美国家都 有过迅速的发展；19世纪末，现代的国有企业开始成为欧美国家中一支明显的经济力量，那时出现了现代的邮政和德国的国营铁路，它们是当代的国有企业的先 锋。
     现代国有企业的浮沉兴衰是20世纪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之一是国有企业的势力在全世界迅猛扩 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别出现过两次国有化的浪潮，它们都使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有了显著的增加。而20世纪最后20年的一个特 征却是私有化的狂潮——人们象发了疯似地要尽快把国有企业消灭掉。80年代撒切尔在英国推行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计划，标志着这股反公有企业的潮流达到其第 一个高潮。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倒台之后反公有企业的潮流达到其第二个高峰，这些国家都以惊人的速度推行私有化，力图整个消灭全部公有企 业。比起它们的私有化速度和规模来，撒切尔的私有化不仅是小巫见大巫，而且根本就是不可同日而语。
     20世纪末的潮流被福山概括为：“历史 已经终结，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全世界唯一的共同的未来”，而在美国的市场经济中，除了邮政这个可怜的例外之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公有企业。这 样，消灭公有企业似乎就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股倒退的潮流，它力图使人类回到几乎没有公有企业的19世纪。
     80 年代的时髦思潮把20世纪的公有企业和计划经济都简单地说成是“最大的历史性错误”；但是它根本就回答不了，为什么在犯下这一弥天大错的年代中，人类的物 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而严肃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考却告诉我们，公有企业的兴起和衰落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现代国有企业的产生有两大原因：
     首 要的原因就是：追求经济上平等的社会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实行国有化，以消除大私人资本在经济上的统治。正是同一种动机推动人们去创办合作社，而当合作社不能 实现经济平等的愿望时，人们就要求实行国有化。这不仅是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各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建立公有企业的主要动机，也是西欧社会党人在20世 纪初的要求。早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英国费边社的知识分子们就主张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公有企业来实现社会主义，只不过他们主张使用民主的政治手段，反对苏 联式的暴力和专政方式。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实行的企业国有化，都源于同样的思想。
     现代国有企业产生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私营企业在财务上 陷入困境，不能保证某些国家的经济在某些时期或某些部门得到适当的发展。在这种经济困境面前，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得不去发展国 营企业甚至实行国有化。建立国有企业的这种动因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原因是整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大批的私营大企业面临破产的威胁，国家为了避免全国性 的经济崩溃，不能不接管并经营大批私营企业。意大利的许多国营企业就是这样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产生的。另一种原因是某些部门的私营企业发展无力， 国家在这些部门建立国营企业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发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德国19世纪末的铁路国有化和希特勒时代建立大众汽车公司。现在大众汽车公司已经成 了德国汽车业的支柱之一，至今德国联邦政府和下萨克森州政府仍然各持有该公司20％的股份。而二次大战后法国政府也是靠国有企业来发展本国的高技术产业 的。有时上述两种动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建立，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和英国将本国衰落的煤炭采掘企业国有化。基于这种原因建立国有企业有时会产生很好 的效果，二次大战后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相当快，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两国靠国有企业来发展技术密集的大工业。
     当然，单纯出于经济平等 的动机而实行的国有化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病：它明显地降低了企业以致整个经济的效率。而当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增大国营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和物质报酬时，它就不 能不与办国营企业的平等化初衷相冲突。这正是在前计划经济国家以致英国等国发生过的事情。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信徒们正是利用这方面的问题来大作文章，把国有 企业说得一无是处，从而掀起了20世纪末的私有化狂潮。
     私有化教条：新时代的经济灾难之源
     20 世纪80年代撒切尔在英国推行私有化政策后英国经济运行的业绩不错，这给了私有化的信徒们以充分的信心。这导致了世纪末的私有化教条：只有让私有企业完全 控制经济领域，整个经济才会有效率。私有化教条的信徒们甚至宣称，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可以使这些国家既达到尽可能高的效率，又实现公平。
     私 有化信徒们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设计的种种私有化妙方实际上只有两大类：或者是“卖”出国有企业，包括将它们卖给国外的大投资者；或者是“分”掉国有企业，将 国有财产平均分给本国公民。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妙方，实施的结果都糟糕透顶：这些国家的经济既没有出现高效率，更没有实现公平。在这些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前 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长期的大幅度经济滑坡，实际总产出比共产党政权倒台前一般都下降了百分之几十，而且大多数都连续好多年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更糟糕 的是，这些国家今后经济繁荣的潜力遭到了致命的重创：在重新“统一”回西德去的前东德，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托管局”来负责出售国有企业，尽管托管局常 常以等于白送的1马克价格出售国有企业，大批企业仍然由于无人购买而关闭，其结果是东德的工业处于被完全摧毁的边缘，西德则由于要为东德的失业工人提供社 会保障而不堪重负。而另一个卖国有企业的典型匈牙利，则将本国的几乎所有大企业，包括电信企业、银行等等统统都卖给了外国投资者，拱手让外国人来操纵了自 己的经济命脉。
     前苏联和东欧的那些分掉国有财产的国家一般实行的都是“投资券私有化”：国家分给每个公民票面额相等的投资券，然后将国有 大企业股份化，公民们可以以自己手持的投资券竞买这些企业的股票，这样一方面实现了大企业的股份制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将国有财产平等地分给了每个公民。但 是实际运行的后果却恰好与原先的设想相反：由于大多数公民并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如何对自己得到的投资券进行资本运作，这些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廉价收 购甚至收集投资券的金融把戏，玩弄这些把戏的金融爆发户们迅速地控制了许多大企业，聚敛起惊人的财富。这不但导致了贫困化中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在大多数 人急剧贫困化的同时制造出极少数亿万富翁来，而且也恶化了大企业的经营环境，反而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其结果是，与私有化教条的布道士们的美妙预言相 反，投资券私有化既没有实现公平，也没有产生效率，而是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和新的无效率。
     总之一句话：20世纪末的私有化教条为人类制造 了一场地地道道的经济灾难，其严重的程度已经超过了30年代西方的经济大萧条。按照这种教条在前计划经济国家所实行的私有化，是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对人民 的幸福和生活水平的不折不扣的进攻。现在，连最相信“私有制万能”的西方经济学界内部也出现了强烈的怀疑思潮，它承认东欧的经济转轨出了问题，并且从根本 上质疑私有化教条的正确性。
     新时代问题的关键：有效率的财产代理人
     私有化教条导致的东欧经济衰 退只不过是以尖锐的形式表现了世纪之交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不仅没有消除产生公有企业的那几个原因，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 而使新世纪对公有企业的需要更为迫切。私有化浪潮不仅在东方国家中、在许多西方国家中也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而正是在这个时代，发达国家的人 民对经济不平等的忍耐程度降到了空前之低。私营企业的财务困境不仅继续通过妨碍某些行业发展、而且继续通过某些时期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打击而妨碍着许多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国和德国继续以国家控股的形式经营着许多大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如雷诺汽车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香港政府为了防止国 际投机大亨打垮香港股市，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入市大量购入股票，一度成了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如果香港政府将这些股票长期持有下去，就会在香港造成大量国有控 股企业）；当东亚金融危机的余波终于打垮了韩国的大宇集团、韩国政府要将它出售给外国公司时，韩国国内出现了要求将大宇国有化的强烈呼声。只有将私有化教 条变成了成见的人才看不到今日的现实：产生和存在国有企业的原因不仅一个也没有消除，反而有增大的可能。在这样的时刻宣扬私有化教条，才是真正的逆历史潮 流而动。
     私有化教条的散布者们有一个最有力的理论依据：人的本性是关心自己的财产胜过关心他人的财产，因此要保障企业的资本不受损失，就应当把企业私有化。
     其 实这是一个最似是而非的论证。我们确实可以承认，一般来说人们关心自己的财产胜过关心公共的财产。正因为如此，对那些一个人的财产足够为一个企业提供资本 金、资本所有者又有足够的经营才能的企业，最有效率的产权形式当然是私人所有。事实上，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至今为止基本上都是私营的，甚至多半是典型的私 有制家族企业。但是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几乎没有一个大企业可以靠单独一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提供资本金；再加上经营才能与财产所有的不相称，就使得现代大企 业的经营者们都主要是用他人的财产来经营“他自己”的企业。这样，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中等以上特别是大型企业的经营效率，根本就不是靠个人对自己财产的 关心，而是靠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这就是近20年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注意研究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原因。
     既然中型以上企业的 经营效率取决于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这些企业的有效率与否其实就并不取决于它们在法律上是归私人所有还是公共所有，而是取决于企业的所有者 （委托人）是否能建立一套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上说，公有企业的所有者们也完全可以建立这样一套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公有企业的经营也完全可以是有效率的。
     在这方面，私有化教条的信徒们还有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强调：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大企业的私人所有者 （股东）们虽然并不直接经营企业，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和“用脚投票”（卖出自己手持的股票）来间接地控制企业的经营者，逼 迫他们提高经营效率；而公有企业就不会有这样关心企业经营效率的个人来掌握最后决定权。
     但是恰恰是在两个千年之交，私人所有者们最后的这 一点决定作用也在消失。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股东们已经主要不是自己来持有大企业的股票，而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财产代理机构（投资银行、各种基金特 别是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来持有公司的股票。这就是说，由于现代的资产管理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连“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最后权力都在很大程度上被 私人所有者们放弃了。实际上，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典型所有者是“不在所有者”，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根据他所知道的财产代理机构过去的经营信誉，选一个有过 良好业绩的财产代理机构，将自己的资金交给它经营，并以“你付给我的回报不高我就撤回资金”相威胁而已。而这一切公有财产的所有者们也完全可以作到，需要 的只是将这种不在所有者的上述那些行为规则以法令规章的形式规定下来，强令实际管理公有财产的执行机构和个人必须执行。由于很容易为公有财产的管理机构选 出专业水平很高的负责人，这样运营的公有大中型企业不会有差于私营企业的效率。事实上，新加坡、新西兰的国营企业，法国的国有大企业，德国的储蓄银行和大 众汽车公司都是市场经济中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良好范例。
     新世纪的真正问题
     其实新世纪的真正问 题是由所有者自己经营的传统私有制企业前所未有地虚弱。虚弱的最有力证据是20世纪之末发达西方国家股市的畸形繁荣，特别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股价持续上升。 1996年当道－琼斯股价指数才达到6千点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认为美国股市出现了“非理性繁荣”，4年以后的今天，道－琼斯股价指数已经在1万1千 点上下波动，股市上的泡沫已经无可质疑。而这个泡沫产生的根源，就是传统私有制企业的虚弱。
     传统的观点认为，股票价格的基准水平是：股价 与每股利润之比不会高于无风险资产利息率的倒数，因而股票价格的上升是每股利润相对于利息率上升的结果。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公司利润增长 不过一倍，股票价格却增长到4倍；1995年以来，美国的基准利息率没有显著变化，而公司利润年平均增长9％，但是股票价格却年平均增长23％。1999 年美国的基准利息率已达5％，但是股票的市赢率（股票价格与每股盈利之比）却超过了20倍，达到32倍左右。而从那以来，美国的股票价格还在快速上升。显 然，股票价格的上升主要不是由于上市公司利润的上升，也不会是由于有根据的上市公司未来预期利润的上升，更不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事实上，除了亚洲金融 危机后为制止股价下跌而一度降低过利息率以外，美联储操纵的基准利息率近些年来常常是被迫跟着股票价格而上升的。
     到底什么是推动近年美国 股票价格暴涨的原动力？直接的动力当然是大量新流进股市的私人部门资金，但是在这个直接的原因背后还有着推动私人部门将资金投入股市的最根本的动力，那就 是非股票上市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这些非股票上市企业当然基本上是那些中小企业，它们传统上主要是靠企业主自己积累的以及合伙人投入的资本运营的，第二位的 资金来源是银行的贷款。那些由出资人自己经营的传统私有制企业，几乎全部都集中在这个领域中。正是这些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相对于股票上市企业利润率的 下降，才会大大地改变私人部门资金的流向，使美国甚至美国以外的大量私人部门资金转而流向美国股市，从而造成了美国股票价格的暴涨。我们现在不可能得到准 确的资料说明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到底比股票上市公司低多少，但是近些年私人部门资金这样凶猛地流入股市，说明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一定比股票上市公 司低得多。
     新流入西方股市的这些私人资金大多都通过各种资金代理机构，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和各种金融投资基金。这恰恰说明了，现在正在衰 落的是有所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传统私营企业，最稀缺的是有效率地为他人经营财产的财产代理人。而一个保证财产代理人有效率地为他人经营财产的制度，将使公 有企业也具有足够的效率。正因为如此，在两个千年之交，西方经济学界中新兴的思潮是“国有企业可以有效率论”。这种理论承认，要使企业有效率，重要的不是 它法律上的所有权，而是充分竞争的环境；如果企业都处于平等竞争的环境下，又有一个竞争性的企业家市场，国有企业也可以有充分的效率。
     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创新的伟大时代。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资本主义企业都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不是私有化的教条，而是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才是人类经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