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调控”所给予我们的又一次思考----在开达７月３１日“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我们注意到：国务院在7月14日举行的常务会议上已经宣布：加强宏观调控已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在7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列举数据指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7％，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28.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CPI指标虽然在6月达到5%，但环比下降了0.7%。结论是：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初步抑制。中国经济似乎已由“过热”实现了软着陆。
     （1）简单回顾。
     1997年，党的十五大曾规定了未来5年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指导思想。但十五大刚结束，即在1997年7月，却爆发了亚洲的金融危机，这很快影响到了国内的经济发展，经济出现下滑，当年的外贸出口增长的速度只有0.5％。在这种压力下，  1998年，以增发1000亿元特别国债为标志，政府开始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银行也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到2002年，共发行国债5100亿元，资金全部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建桥、码头、水利等，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还是很大的。我们都为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给给与很高的评价。
     另一方面，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后，为外资进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积极推进外贸体制改革，放开了外贸经营权，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扩大出口，这其中，民营企业出口迅猛增长，占全国出口增量的近１／４，成为扩大出口的生力军。我们也都为外贸出口拉动国内的经济增长而欢欣鼓舞。
    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跨国资本在2002年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中国，外资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一些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制造基地迁到中国，建立配套产业群，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我国的制造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机会。同时，外商在保险业、银行业、零售业等服务业领域的投资热情也非常高。
     90年末以来，我国经济在国家扩张性发展政策的拉动下，在出口贸易和外国资本的推动下，与世界经济衰退相比，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对此如何评价，历来就有争论。我曾撰文说：这种扩张型的财政发展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债务和赤字而透支全国人民未来的劳动积蓄，以便维系当前的经济增长。另外，对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作用的估计也应把握分寸，因为就出口的结构来看，合资企业占有很大比重，他们对GDP增张作出了贡献，但经济利益却外流；当然，我们也清晰地知道，严峻的就业形势，给各级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只有“投入”，才会提供就业岗位，缓解就业造成的社会问题,我们非常理解政府的两难选择。
     但是，2003年上半年出现的SARS，给正在高速增长的经济浇了瓢冷水，人们似乎都觉得经济又要出现下滑，但事实上，SARS过后不久，经济却又出现了超常的反弹。2004年第一季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高达9.7%，通货膨胀上升至2.8%，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激增43%，几乎是去年成长率的两倍。学术界开始了经济是热是冷的争论。在四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经济结构性过热的判断，因此要“遏止投资过快现象”。由此拉开了又一次中国常常有过的所谓“宏观调控”，采取行政性措施，直接到若干大项目，严令减缓或暂停；人民银行调升存款准备率；提高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资产投资项目资金比例等。
    从推行上述有关措施到7月中旬宣布宏观调控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前后不到百日，为期是前几次宏观调控时间最短的一次。其原因到底是行政措施发挥了巨大的威慑力，涉案官员怕丢乌纱帽？还是调控刀子砍在了民营企业的脖子上，民企老板跑得快？都可以总结。但对深层的问题要认真研究。  
     （2）决策与统计。
     7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对2003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全国GDP数据进行修正。国家统计局有关业务部门解释说：调整前的2003年第二季度的GDP数据，部分源于去年7月初国家统计局所作的一次快速调查，主要对遭受“非典”影响最大的社会服务业进行调查，包括住宿业、旅游业、理发及美容业、娱乐业、公共客运业、出租车等，总共选择了2万多家企业作为调查的样本。对这些企业上半年的营业收入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的营业收入下降了14.8％。我们后来通过对新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核实，发现社会服务业的下降幅度实际上被高估了。按照快速调查结果，2003年第二季度其他服务业同比负增长6.8％，进一步核算第三产业，同比增长为0.8％，GDP同比增长为6.7％。现在，2003年第二季度的其他服务业、第三产业和GDP同比增长数据分别调整为5.7％、4.5％和7.9％。相应地，  2003年上半年的三项数据分别由0.4％、4.1％和8.2％修正为6.5％、6.0％和8.8％。这项修正，使2003年第二季度其他服务业、第三产业和GDP分别提高了12.5％、3.7％和1.2％。
     我们都知道，我国的统计数据中有水分，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不足为奇，调整数据是经常有过的事。长期搞研究，也大体上清楚，就数据谈问题，很难讲得清，必须有符合实际的理论框架。但是，在宏观调控实施的关键时刻，由官方出面来公开调整数据，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难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是为了突出宏观调控的效果？！因为调高了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今年的增长速度当然相应就会降低。社会难免会认为，经济说热的时候，数据调低；经济说冷的时候，数据就调高。统计数据改来改去，能说是严肃的吗？当然这涉及到统计制度的改革问题，但是这次宏观调控决策的依据，却主要来源于统计数据。你把数据调整了，但决策呢！这样的做法，或者说在这个关键时候这样做，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权威性。
     （3）政府与企业。
     过去，我们常常议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但这次不能不议论一个新的话题，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由此再延伸到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
     铁本公司是这次宏观调控第一个  被砍的民营企业。据报道，公司老板戴国芳是一个初中辍学的人，从收购废铜烂铁起家，十多年成就了一个年产钢铁80万吨、销售额17亿元、上交税费3741万元的钢铁企业。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和动机，戴老板却能动员一百多亿元资金，去创建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这是值得沉思的。首先，铁本公司绕过中央投资项目审批的做法，一路红灯能够实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过去是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联手对付中央政府的一种办法，现在却成了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联手的办法。其次，铁本公司是当地的“利税大户”，也能为当地提供较多就业机会，这是地方官员创造政绩的经济实力所在。因此，在获取资金、土地、能源、人才等稀缺资源上，很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多方优惠。戴老板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要把自己的公司做大，也可以无偿的使用公共资源。这样，戴老板的投资决策就变得很简单了，自有资本２亿，可以做投资一百多亿的大项目，他明白：赢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这的确像有的文章指出，老问题却发生在了民营企业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仅地方国营企业可以和政府联手与中央政府竞争，在适当的时候，够了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也可以这样做。戴老板入狱，但那些官员呢！
     最近发生在广东南海的巨额骗贷案，也够典型的。民营企业主冯某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大量转入个人储蓄账户或直接提取现金，有些甚至通过非法渠道汇出境外。经初步核查，银行贷款损失已超过10亿元。据调查，冯某第一次到当地支行获取大额贷款时，市主要领导陪同前往；而其多年来所获巨额资金的抵押证明，绝大多数都是伪造的，但也有当地政府国土局和房地产局开出。  更有甚者，是冯的公司与他所在的南海市财政局的资金往来达十数亿元之多，财政局干部，正是执掌公司财权的财务顾问。
     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颇似荒谬的判断：个别民营企业因官商勾结，正朝着官僚资本锐变。这里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当政府还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来干预企业行为的时候，当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还没有取得平等地位的时候，如果政府权力没有有效制衡，如果民营老板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取得资源或市场准入，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民营老板合作，似乎就成为发展当地经济的一种非常理性的经济选择。德国经济学家何梦笔教授曾提出过一个政府竞争理论，文章中指出：不同地区的政府会通过市场竞争获得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投资、人才，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也会从经济增长中获取财政收入，形成地方产权主体，因此而出现讨价还价以及“地方主义”的出现等经济现象。“诸侯抗旨”在这调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4）金融与市场。
     金融危机首先来源于坏账呆帐。
     就以往历史来说，银行的不良贷款，绝大部分发生在经济起伏时期，项目一上一下，特别是几十亿元的大项目，贷款数额巨大，项目一下，就是一笔巨额的坏帐呆帐，土地贷款也形成了大面积的不良贷款。2003年，银行的间接贷款贷款近3万亿元，但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800亿元，这种金融市场的结构距离市场经济的要求甚远。所以，经济起伏波动，对银行影响巨大。在这次宏观调控中砍项目，又发生多少坏帐呆帐？其实，官员的政绩工程，危害最大。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某一个总投资30亿元的项目，开发商手里的自有资金为8000万元，其自有资金的比例不到3%。由于是政府官员看好这个项目，开发商只需付出很低的价格就可以拿到土地。接著发生的事情是，开发商对土地用市场价评估升值，再拿政府的批文到银行贷款，用贷款来建造，建造完后再拿盖好的楼去银行抵押贷款，再用此贷款来营运。表面上是开发商投资，但资金的绝大部份来自银行承担。如果项目一旦被宏观调控砍掉，银行的坏帐呆帐也就再次膨胀了。
     金融危机还会来自外部经济环境。
     据媒体报道，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Thurow最近在上海的一次会上说，美国2003年贸易赤字达到了1500亿，中国对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当美国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来解决贸易赤字时，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就会消失，估算至少有2500万的就业机会将失去，而这些就业机会绝大部分在中国。Thurow分析说，美国解决这个贸易赤字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硬的方式，美元对外币汇率急剧下降40%；二是软的方式，在5年内每年下降8%。如果采取硬的解决手段，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做好了准备？这位教授对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提出的建议很清楚，这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系统来收拾危机后的残局。“对于中国，必须建立的是一种能经受得住破产的金融架构。”他断言，中国的金融危机不可能避免，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也无法对危机做预防。
    这是否是危言纵听！
     （5）权力制衡。
     这次宏观调控，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经济结构，逐步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这是与过去发生过的宏观调控所不同指导思想。所谓体制性、机制性的障碍，当然主要是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在我看来，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的主要点，除了市场体系发展的不均衡性、市场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性外，根本问题是政府宏观管理职能转换还很不到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及其相互间权利不能制衡的问题，是在现代市场经运行中被扭曲的的潜在危险。我们从诱发经济过热以及审计风暴中看到了不少案例，特别是“小财政部”现象印证了这一判断。目前，中国除了财政部，还有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防科工委等几个部门也拥有预算分配权。审计署报告披露，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防科工委等三个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年初都大量预留了预算资金，这破坏了预算的完整性，一面是大财政部、另一面是小财政部，投资权力谁制衡谁？
     权力制衡是实施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文明体现着一套代表先进文化的理念去处理社会各阶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则、体系，是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通过一套法律体系，保障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能够依法运行；是通过法律，来约束政府官员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同时也约束经济人的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执行，市场竞争规则的维护。所以，法律规则、公共政策的实行，总是连在一起的。政治文明的成熟度，是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来判断。通常认为，民主体制，能够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国际上也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权威体制同样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就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两国都在进行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两国政治体制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从经济增长来说，进入本世纪初，却都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里就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多党议会制、一党共和制，这种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的增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中，民主体制当然可以给投资者以预期，但政治上的极权体制也会在追求政绩的同时给资本所有者以利益。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发展政策的好坏，集中表现在投资体制上。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有效的投资体制应该是市场引导、企业决策、银行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从而能体现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这就需要落实企业的投资自主权；严格界定政府的投资职能，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投资监管；同时还要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
     所以，围绕建立投资权限的制衡机制，是当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切入点。重发展，轻改革的思路要调整，但现在不能一般化地去谈改革，市场化的改革早已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中的决策权力制衡的机制，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让政府成为能够接受人民问责的政府。
                               于2004.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