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董辅礽先生与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一个经济学分支。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附属国赢得了独立，但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它们还处于不发达或欠发达状态。“发展中国家”，便是用来概括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这一趋势的动态名词。这类国家或多或少地都面临着人口压力沉重、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低下、产业结构落后、城乡差别巨大、就业不足或失业严重、资金短缺和国际贸易地位不利等发展的难题。发展经济学正是以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为对象、以探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为目标的学说。不过，虽然发展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大多数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却是发达国家的学者，发展经济学理论也主要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这也许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状况阻碍了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进展。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经济学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各国经济学家在研究和总结本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校正和丰富着发展的理论。
     尽管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学研究都曾长期囿于前苏联模式，改革以前尚无系统的发展理论研究，许多重要的发展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完全遭到忽视，例如贫困和失业、资源限制与技术选择、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等等。其实，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华中理工大学教授张培刚先生早在40年代留学美国期间，就以其有关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对发展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国际公认的贡献。他的论文40年代末曾被收入哈佛丛书，80年代还被众多西方发展经济学教授列为该学科必读文献。遗憾的是，他的学说在我国却随着他本人在50年代政治运动中的沉沦和国内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排斥而销声匿迹。中国经济学家在本国的土地上，采用国际通行的范畴所从事的发展研究，是与改革一同起步、从引入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例如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定义，出发的。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人们不难理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区别，因为前者主要指量的扩张，后者则还包括结构的调整，而这两者几乎贯穿于每一次经济周期的始末，使历经数次周期的百姓早已习惯于随之调整个人决策。但是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发展”曾长期被单纯理解为“增长”。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的概念，是70年代末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引入逐渐普及开来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董辅礽先生可以说是国内传播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先行者之一，不仅如此，他还将其融入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从而又赋予发展理论以新的内容。
     1981－88年期间，董辅礽在京参与组织各方面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经济发展战略双月研讨会。八年间他殚精竭虑，多看多写，终将八年的心血凝结成一本专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从书中可以看出，除了吸收国内外已有的思想成果，董辅礽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循着两条轨迹步步深入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实地考察发展中国家经济并将其与中国实践相比较；另一方面是总结计划经济下的经验和教训，密切观察当前的新事物新问题，将改革理论与发展理论相结合。董辅礽对改革的研究在批判“四人帮”的过程中酝酿，到1978年秋提出所有制改革时已具雏形，此后一直追踪着改革的进展而步步深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其中，他在1978－1993年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收入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一书。纵观董辅礽改革以来发表的论著，绝大多数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即从体制改革的角度寻觅发展的道路，从发展的角度探索改革的途径。
     在对历史的回顾中，董辅礽对现实中国经济的特点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第一，它在世界上属于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难题；第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经济协调发展，摒弃旧体制和转向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互不相容，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设想行不通。因此，中国还是一个需要经历体制转折的国家。这些看法如今已经不再新鲜，甚至于成为绝大多数学者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前提。然而在改革之初，对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批判还是有风险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学界前有马寅初后有孙冶方，为独立思考和坚持真理都曾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拨乱反正之际，呼唤改革的后来人则不仅需要有远见卓识，而且必须具备献身勇气。记得1978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听过董辅礽一次报告，中心内容就是论述改革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必要性。当时不仅感到耳目一新，而且佩服他果敢直言。现在重读他的著作，便又一次领略了这种痛快淋漓的风格。
     董辅礽所做的批判并非是否定一切，他在客观地分析中国学习前苏联模式的利弊后，指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在研究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于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参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第7－61页)。为此，一要改革经济体制，把原来单一公有制的、高度集中的、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层次决策的、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体制；二要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把原来以片面追求高速度为目标的、以突出重工业为中心的、以粗放经营为主要发展途径的、以闭关自守为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标的、各部门协调发展的、以集约发展为主要途径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成为90年代舆论热点的今天，反观董辅礽十多年前对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选择相结合的论述，不难注意到它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他认为，经济体制的选择取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而在确立了一种经济体制后，它又会推动人们去实行某种发展战略。70年代末发展目标的转变，使原有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不可能适合变化了的发展战略。然而由于改革是逐步进行的，新旧体制之间和新旧发展战略之间在整个转换时期的摩擦就不可避免。例如1984年下半年经济效益的再度恶化，与旧体制还在起作用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做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市场机制的作用还相当微弱，竞争还没有真正展开，直接的行政干预在经济运行中还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许多企业往往注重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不关心质量的提高，所以也就使粗放经营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困难重重(参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第245－302页)。
     如果说上述探索还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并略显抽象的话，以此为基点对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寻求就趋向于具体了。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判断，以及由城市现代工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整合城乡经济的政策方案，是发展经济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5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大国，在这条道路上却没有获得成功。象印度、巴西那样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大农业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乡村小农和农业工人陷入贫困，大量农村人口迅速涌入城市，找不到就业岗位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或形成非正规就业人群，或沦为赤贫阶层，他们从贫民窟到融合于城市社会一般需要经历几代人的苦难；在实行限制甚至禁止劳动力自由迁移的中国，虽然避免了城市贫民窟的丑恶，但以牺牲乡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则使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加大，城乡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展。尤其令发展经济学家们尴尬的是，无论那一种发展方式都没有呈现出整合二元结构的倾向。对于这个似乎无解的发展难题，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改革中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农村其它非农产业的发展，到80年代中期即使上亿乡村劳动力获得了农业之外的就业岗位。对此，当时担任经济所所长的董辅礽欢欣鼓舞，以极大的热情领导本所科研人员展开专题研究。一方面，争取外来资助，组织国际和国内合作课题；另一方面，带队到非农产业发展最迅速的地方去考查，以求掌握第一手调研资料。在研究过程中，董辅礽一直是心到口到，口到笔到，笔锋犀利，见解精辟，显示出第一流经济学家的实力。1986年初去温州调查之后短短的几个月，他就写出10多万字的文章(参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第1－17页)，参照中国的实践对已有的发展理论进行推敲。这些文字后来收入<<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几乎占到全书的1/2。书中对“温州模式”的详细介绍、分析和肯定，以及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在诸多有关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中独具特色，因为董辅礽的笔触并未局限于任何一种模式自身的产生、运行和发展，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制度变迁与发展战略相切的部分。
     对于讲“名分”、论等级的中国社会，乡镇企业的地位从诞生之日起就低于城市国有企业，而个体和私有企业则又低一个层次，似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或扰乱经济秩序等不法行为注定是与它们连系在一起。直到最近一些国有企业和银行联手进行金融投机，搅得股市风潮迭起，人们才发现国有单位的行为也并非天生合理。无论何种企业或机构，操纵其运转的都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所以只能寻求制度的合理化以限制人们的不合理行为，而不是以“出身”来评判不同种类的企业孰优孰劣。遗憾的是这种认识至今尚未成为中国主流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企业判别方面的“血统论”与国家不得不实行的就业战略在理论上形成了显而易见的矛盾：如果认为国有企业最优，那它必然应该成为劳动者就业的第一选择。可是现有国有企业已被冗员拖得不堪重负，国家也少有财力兴建更多的企业来吸纳源源不断的新增劳动力，效益极差的停产和破产企业的职工还难以安置。看来，最优就业选择对于相当数量的寻找工作的人们，还是可望而不可及。若单靠国家安置或救济，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任凭失业增加，社会稳定必成泡影；倘若鼓励劳动者自谋生路，人们无论以何种方式创造就业岗位，都将进入非国有领域。那么，除非自己不在乎，否则必得忍受在政治地位上低人一等的事实，而且还要承担企业不知何时可能会被“限制”掉的风险。有鉴于此，政府只有坚持政策和理论的一贯性，赋予多种经济成分以平等地位，才有望以刺激多种渠道投资从而增加工作机会的措施来回应就业难题。在这个问题上，董辅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在运用丰富的调研材料论证了乡村非农产业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后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以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办企业推动非农产业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还是以农民个人经营或雇工开厂兴起非农发展热潮为标志的温州模式，都能促进农业现代化从而改变二元经济结构，都有利于增加就业和提高乡村人口收入，而且还可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都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选择要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以是否为农民所欢迎、是否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标准(参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第168－224页)。董辅礽还将这种理解贯彻到后来对城市失业和整个就业问题的探索中去，并把研究领域扩展到发展政策。对于以“待业”替代失业概念这一自欺欺人的游戏，董辅礽直接了当予以揭穿，明确论证改革前即存在着大量隐蔽性失业，改革后日益引人注目的失业问题主要是潜在失业公开化的结果。此类失业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与人口政策失误紧密相连的人口快速增长；其次是政府包办工作分配的就业政策；再次是长期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最后是追求单一公有化的所有制政策堵塞了广阔的就业门路，以及自给自足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劳动力向国外流动。显然，解决中国就业问题首先必须从纠正以往的错误政策入手(参见：<<改革与发展－论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第205－220页)。由此也不难看出，董辅礽对失业原因的追溯，不仅包含着他对发展政策的整体思考，而且集中体现出他的理论彻底性。
     改革开放以来，董辅礽已远行亚非拉美诸多发展中国家。每到一地，总要以所见所闻来验证发展经济学理论，还免不了把该国经济条件、发展战略和政策与中国的状况加以比较。他认为，国内学术界过去研究现实问题常常局限于本国范围内的历史比较或曰纵向比较，难免失之于片面，若辅之以国际比较或曰横向比较，必将有助于在吸收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为此，董辅礽于1985年列出了一个比较研究提纲，其中有些要点恰恰是近两年来中国经济问题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参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第305－364页)：
    1.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投资政策与消费政策)；
    2.平等和效率的权衡；
    3.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途径；
    4.就业问题，特别是部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
    5.产业结构选择，基础设施建设与其它产业发展的关系；
    6.工业化中的环境保护政策；
    7.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保护民族经济；
    8.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趋势；
    9.对先进技术和中间技术的选择；
    10.外贸战略；
    11.外债限度的确定和外资利用政策；
    12.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人力资源综合发展的问题。
     自80年代中期始，董辅礽每次出国访问归来写就的比较研究论文或考察报告，主题大致都落在上述范围。他的中印发展战略比较研究，以印度独立之后的发展实践，对发展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传统农业社会可以向现代工业社会平稳过渡的命题提出质疑，因为他亲眼看到，这一制度下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巨大收入差别和尖锐的贫富对立及其它社会问题。由此董辅礽意识到，若要解决这些难题还需要制度创新。1986年，董辅礽应贝宁总统之邀去这个非洲小国去讲学。踏上这片陌生的国土，他惊讶地看到，这里与欧美现代社会一样没有二元经济结构，然而这是工业化尚未起步的结果，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尚未发展的一极。虽然从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来看，贝宁与中国同处于低收入国家档次，然而实际国力却相差甚远。因此，他一是展开对统计指标的讨论，提出国家之间的比较除了观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外，还应该考虑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等其它指标；二是分析小国和大国的经济差异，探索适合于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三是评价文化因素在发展中的地位，确认人力资源投资是贝宁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国际组织援助包括中国的援建项目应当优先资助的领域。这其中，对大、小国各自市场容量的比较，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出口战略评价，在后来国内一些企业注重外向型发展而忽视国内市场的倾向出现时方显示出其前瞻性。
     90年代初，董辅礽担任了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繁忙的公务使他连做一般专题探讨的功夫都没有，更不用说去写长篇大论，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放弃写作，而是顺应岗位转换，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恰当形式，那就是写短文。基于对中国经济现实更贴近的观察和对国际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更迅速的了解，他利用飞机上、火车里、会议间隙和旅店小憩的时光，见缝插针地写，讨论形形色色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国经济问题，例如通货膨胀、政府改革、市场管理、国企破产、农地流失、就业形势、民工迁移，等等，零敲碎打却不期然已集腋成裘，成就了1995和1996年出版的两本汇编：<<改革与发展－论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纵横谈>>。对于决策层和公众，这些题材广泛的短论不无警醒之意；对于专业经济学者，文章所及之处展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也不无启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忽视中文表达的风气，一些论文做得犹如实验报告，虽然立意新颖、方法先进、结论明晰，但读起来却味同嚼蜡，缺乏吸引力，因而阻碍了研究成果的传播。而董辅礽此时的写作风格却彻底摆脱了前苏联学院式论著的影响，向精悍简约的中国传统文风回返，从复杂走向简单，从华贵走向朴实，从“一脸严肃”走向平易近人，写得活泼流畅深入浅出，读来朗朗上口声情并茂。不过，书中的内容却既不传统也不简单，例如，对环保、扶贫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探讨，运用的都是当今国际社会通行的发展观念，议论的皆为90年代全球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
     80年代以来，世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然而它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和谐与丰裕，反而伴随着全球范围内贫穷、失业和不安全因素的增加。这些社会疾病的存在，说明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观。各国有识之士因而极力呼吁推行“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注重环境保护，谋求社会正义和民主，把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作为发展的主题。这些见解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联合国为此于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我在会议区邂逅搜集了一公文包资料的董辅礽，很为他能够如此积极地参与社会发展促进行动而高兴，因为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不大涉足这个领域，似乎只有供求曲线、宏观管理、国际贸易等才是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的事情。可是既然经济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经济，人类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就不能回避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因而在研究中也就不得不考虑社会因素。
     董辅礽从哥本哈根归来后写了20多篇短文阐述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认识(参见：<<中国经济纵横谈>>，第1－53，219－272页)。其中，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诠释，既引入了社会发展大会给出的定义，又与他自己10年前对苏南和温州发展模式的研究相呼应。那时候，他不仅分析两种模式下的农民就业和收入，而且讨论医疗和教育条件的改善、农民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标准的确定、乡镇企业与环保等社会发展问题。也许正因为以往的知识积累，他准确地将“可持续发展方式”表达为节省资源的发展方式、保护环境的发展方式、提高生存质量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发展方式。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直到现在笔者还常常在会议上、在田野调察中听到或看到，一些地方领导同志把可持续发展误认作是经济连年增长。这种情形也许与我国各级政府长期充当增长的发动机、片面追求高速度不无关系。其实，自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保护大会召开以来，中国的环保法规条例制订得不可谓不迅速，媒介对21世纪议程和环保思想的宣传也不可谓不重视，但是它之所以还没有变成广泛自觉的政府行为和民众行动，多半在于人们更急切地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发展。董辅礽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率先行动起来，从“可持续”的角度反思我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在决策层普及新的发展观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回顾董辅礽所做的发展研究，不禁引发出如下联想：尽管中国经济有这样那样的难题，中国经济学本身也有漫长的现代化道路要走，处在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说是生逢其时幸运非常的。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相比，他们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亲身经历本国的发展实践，对发展问题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相比，他们经历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制度变革，有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有可能做出超越国界的研究成果。在改革大潮中随着中国经济逐渐与国际接轨，一批批年轻的中国经济学人在掌握更新的研究方法之后走出国内外大学校门，正在努力促使中国经济学向国际水平移动。在这一过程中，董辅礽不但尽其所能扶植新人，为他们创造学习和实践条件，而且身体力行，尝试新的研究手段，例如学习计算机操作。然而，在承担着行政重任的情况下，他已无暇学习和运用那些处于经济学前沿的方法，例如列公式、做模型、进行数理统计，等等。可是他善于扬长补短发挥自己的优势，那就是除了广博的人文科学基础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之外，比之于年轻一代所具有的丰富阅历、对新旧体制运行过程的全面了解、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刻洞察力、对国内外理论学说高超的鉴赏和批判水平、以及慎密敏锐的思考方式。正因为如此，董辅礽以他对体制转折与发展关系的探讨，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理论。
    主要参考文献
    董辅礽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改革与发展－论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和华南经济新闻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
    -------,<<中国经济纵横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1997年1月6日第一稿，1997年1月12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