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制度演进大纲》读书笔记

     《经济制度演进大纲》这部书稿，我读过两次。
     第一次大约在两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因为书稿的题目很吸引人，所以曾经翻阅过，但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什么样的书能让自己读下去？通常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进行选择的体会：促使我们动手能从书架上取书读读的第一动力是书的题目，如果书的题目很吸引人的眼珠，一般都会从书架上拿下，先翻翻章节，然后读读其中的几章几节；然而，最后决定能不能仔细读下去的重要因素则是要进一步看看作者的经历、作者的知识背景、作者的文化底蕴。因为我们可以从其经历、文化背景中，大体上可以断定作者是否能在相应的题目下给读者多少知识含量。第一次接触《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之所以没有太留意，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很不好的经验。
     因为题目很吸引人，最近，我利用“五一”长假，又重新读了这部书，感觉与第一次完全不同，对这部书有了一些新感受。全书的中心议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全称性命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力图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按照自己的理解，描述了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基本轨迹。
     全书综合了９０年代末之前在中国经济学界引入并流行的一些经济学思想、术语，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了评点。第一、二章，是讲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方法论问题，把马克思有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述界定为全称性命题，评点或者说是重新定义了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相关的研究方法。第三、四章，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作者按照自己对制度与制度成本的重新定义，从家庭、市场、国家、自治组织、企业以及知识主义社会为一条线索，叙述了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大体过程。第五章，另案叙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演进的捷径。
     作者对制度与制度成本定义，从家庭、市场、国家、自治组织、企业以及知识主义社会为一条线索，叙述了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大体过程，按照自己的叙述，应该说是自成逻辑体系的。
     书稿对经济学学生，可以提供一些学习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资料。
     书稿对经济学研究者，可以提示一种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思路。
     但从总体来说，这部书稿仅仅是思考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或者是经济制度演进的资料评点书。应该看到，我国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经济学，由于种种原因，还缺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许多所谓新的经济学思想还处在引进评介阶段，是一种借鉴；属于自己本国特色的经济学，也还处在知识的、时间的、实践的积累阶段。我将这部书看作是一部“经济制度演进的资料评点书”，不是贬义，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能够对尽量多的学术思想、术语进行评点、进行综合，这本身就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学术工作。当然不够恰当的认知方法，也会使研究事半功倍。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是这部书稿的主线。但我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是指原汁原味的一个科学体系，包括马克思提出问题的发展过程，研究对象、方法，学者通常都以《资本论》为例来解说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以《共产党宣言》来说明马克思的实践活动。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时期的政治家对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关观点的诠释，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理论做了适应现实斗争的选择，有些内容甚至是政治家附加在其中的自己的理解，对此，当然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判断。
     就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在《政治经学批判》一书的序言曾经详细地概括了自己经济学理论最基本的观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经济形态而告终。”  
     恩格斯对这一论述作了简要地归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的这一表述，贯穿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和一生的研究工作中。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学习者、信奉者、崇拜者，无论如何都要牢牢记着这个最基本的论述并融化在自己的研究中。这一点，李建德教授的强调是完全正确的，的确，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一论述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全称性的命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在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诞生、发展、灭亡的基本轨迹，以其严密的逻辑，构建了一部独特的经济学科学思想体系，通常，人们将马克思与  斯密、凯恩斯三人看作是在人类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作出过极大影响的巨人。结合《共产党宣言》，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常都这样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制度演化的进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性质的要求下，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更替的原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阶级斗争这一中介，最终引起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最终又引起政治制度等相应变化，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以达到最后消灭阶级。当然，马克思并未否认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及政治制度等对经济制度的反作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研究“剥夺者被剥夺”深层的经济原因，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主线。
     这里我想提及一篇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有过争议的文献。
     １８５０年前后，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论》经济学思想为基础，以《共产党宣言》为主要代表纲领，编辑了《新莱茵报》，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新莱茵报》办到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停刊，后来，马克思又于１８５０年编辑出版了出了《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撰写了长篇的连载文章共三篇：“１８４８年六月失败”、“１８４９年６约１３日”、“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的后果”，后来出版单行本时又增加了恩格斯的一篇：“１８５０普选权的废除”，共四篇，以题为《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书名发行。这是马克思对这一阶段国际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所做的总结，其中有一段名言就是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迫使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斗争热情提出并实践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发动并领导“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这是对19世纪40年代欧洲阶级斗争的总结。
     但是，恩格斯在他不久于人世之际，于１８９５年3月给这本小册子的再次发行，写下了《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反思了《共产党宣言》发表近５０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我想就有关论述摘录如下：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１８４８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如果把每一个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造成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人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１８４９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１８４８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在１８４８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有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以上这些论述是非常坦诚的，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可以说，恩格斯的晚年，似乎放弃了它同马克思早期所坚持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变方式。应该说，无论是早期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还是恩格斯晚年对《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革命所进行的反思，都属于“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样一个全称命题中的内容。对于恩格斯的这篇著作，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争论。在我们党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选入了马克思《１８４８至１８５０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章，但拒绝选入恩格斯５０年后对这篇文章的〈导言〉。这就很难让老百姓能够系统地去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发展过程。毛泽东的晚年对马克思的《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非常赞赏，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就是出之这篇文章。
     还有另外一篇文献值得注意。十九世纪8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即“劳动解放社”在学习《资本论》时，联系俄国当时还普遍存在的农村公社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对俄国革命进程发生了争论，小组有一位成员在1881年2月16日直接给马克思写信请教，信中还特别提到：你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历史必然性，是否适合世界各国？马克思收到信后对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写了四份复信的手稿，1881年3月8日复信说：我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必然发生的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而并不适应于落后的东方国家”  .马克思在写这封信时，曾详细地研究了１９世纪时期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他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土地归公社所有，但定期给公社成员之间进行耕种,这种公社所有制保持了公社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房屋、农具等生活资料归公社成员所有。农民习惯劳动组合。这在西欧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得到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很容易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村社内部，通过合作的道路建立集体所有制，建立起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还特别提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所说，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使‘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势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  
     上述两篇文献，一篇涉及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另一篇涉及到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篇文献所表达的思想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里我提出这两篇文献，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想法：作为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一定要严肃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流行的教科书来简单的归纳其思想，甚至一旦发现其归纳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不大一致的时候，就想去完善其思想、完善其理论！我们后来人、特别是作为我们东方的学者，能不能承担起“完善”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任务？特别需要提出，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看来，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经济学是指马克思自己原汁原味的经济学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政治家在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历史时期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铨释，其中难免附加有政治家自己的观点。这是我想与李建德教授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李建德教授为了“完善”马克思的经济学，就经济学的方法论发表了不少自己的意见。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曾这样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诉或者说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
    “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在随孙冶方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时，将马克思经济学的上述研究方法概括为脱衣法和穿衣法相结合、逻辑演绎和历史进程相结合。具体的理解是这样：研究要从具体开始，要充分地占有各种材料，把研究对象的各种外在表象，如同脱衣服一样，一层层脱掉，进行思维的抽象，形成认识社会经济运动最本质的内核；但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表述时，又要采取了穿衣法，从最抽象的内核开始，一步一步地将各种社会现象添加上去，将逻辑演绎与历史发展统一起来。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隐含着整体分析和个体分析相结合的原则、隐含着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原则。我不反对对整体分析和个体分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重新定义，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是自己在做着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完善。
     在我看来，斯大林所创立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原苏联在一个时期实际发生过的经济制度变化的政治性记录。不能将它纳入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二）对与本书稿提及的相关学科发展动态的判断。  
     ８０－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引入了许多新的经济学思想，《经济制度演进大纲》对其中有关术语做了不少评点，并纳入了自己的成果中，其中涉及比较多的有下列学科：
     关于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是借助自然科学的最研究的成果，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进行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贾根良教授在１９９９年第3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以题为《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作了大体介绍，作者认为：在归纳、演绎和类比三种研究方法中，类比是最具创造性的一种研究方法，采用“类比”的研究方法，可以引入其他学科所形成的新的认识论，并与本学科的认识论结合或者说是“杂交”，从而产生新的认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本世纪初以来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与耗散结构理论获得了革命性的进展，到８０年代开始成为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直接动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进化论在经济理论的危机中被引入，进入９０年代，演化经济学文献激增，成为本世纪末在社会科学中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
     从本质上说，演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演化的科学，而不是新古典研究存在的科学，马克思属于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作者根据文献，对制度演化归纳为以下三要素：
     第一，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演化经济学一般都认为制度或组织是制度演进的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制度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有的著作，还特别研究了类似于基因的企业惯例的作用：它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但惯例并不是新达尔文主义严格意义上的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
     第二，变异或新奇性。变异原则强调了生物的种类及其多样性的作用，有时也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经济系统内的新奇性事物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出现新奇事物，一则是人的创新欲望；二则是实践中经受挫折后，推动人们对新奇或变异的搜寻，比如：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企业利润低得无法忍受时，企业被迫搜寻新技术及新的组织形式（新奇性产生），由此导致企业惯例发生变异。
     第三，选择过程。生物进化论强调变种和多样性对进化过程的重要性，把微观差异和个体可变性看作是进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对于经济社会系统来说，个体思维和行为差异的基础来自人的偏好或知识的主观性质，它是由经验和认知模式的不同而产生的。新奇或变异产生后，它是如何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导致创新和扩散的？演化经济学采用生物学的“群体”观点对此加以解释。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是：
     第一，时间的不可逆性，认为：如果经济社会系统一旦发生了变化，尽管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消失了，经济社会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演化经济学的早期先驱曾论及不可逆现象，随着自然科学对“时间之箭”的发现，经济学中的这种探讨开始增多，关于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研究即是突出的例子，正是由于时间和不可逆过程，微小的历史事件才能通过正反馈导致某种技术的“锁定”，诺斯后来把这种思想推广为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时间不可逆反映了演化理论的重要信念：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第二，发展的非目的性，认为：虽然个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的方式展开，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的和最优的结果。生物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对社会经济系统的隐喻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动不定，原先的适应可能在环境变化后变得很不适应，很难依据普遍流行的最大化标准来论定说现在某种行为是最有效率和最优的，相反，人们愈是倡导优越性，愈是想估量他人的价值，愈是想使我们的目标尽善尽美，就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第三，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的共同演进性，认为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共生演化”而不是传统生物学中所讲的“生存竞争”，人类与生物、自然环境的共生演进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技术的发展，非常类似乎一种共生演化的生态系统，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共同演化。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化及其相互转换的论断显然是进化论的。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所建立的制度演化理论，对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大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就写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并不完全对立，它们有共同点或者可沟通之处，在某些方面可以互相补充。
     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相通之处的主要表现是  ：
     在分析方法上，两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结合，马克思认为：制度变迁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历史，只有通过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才能科学地解释制度变迁。诺思等也注重对经济史和制度演变史的考察，以论证其理论假说，尽管有时所使用的历史材料是例证性的，但也属于历史分析方法。此外，两种理论都对制度进行了均衡与非均衡分析，以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只不过二者对均衡有不同的理解：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均衡是微观市场的均衡，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制度与生产力的协调，是制度框架内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属于宏观均衡。
     在对待制度变迁评价的标准上，马克思坚持生产力标准；但并不排斥交易成本标准。因为，只有交易成本较低的变迁过程和新制度才能较大幅度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如果把马克思的生产力标准具体化，如劳动生产率、工资利润率等，就是成本与收益标准。同样，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标准，也可以包含在生产力标准中。因为，评价制度变迁是否有效，不仅要考察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还要考察人们为实施变迁和在新制度下活动所要支付的代价。
    在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和变迁主体两个方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并分析了两种动力的相互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只从制度变迁主体的动机来解释变迁的动力，没有涉及制度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矛盾运动。但他们提出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的观点，再深入一步就能揭示出制度变迁的内动力。
    在对待意识形态的作用上，二者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和变迁中的作用，认为不能脱离意识形态来分析制度变迁，而且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群体性：马克思的“群体”以阶级为主，同时具有地理环境、宗教等方面的含义；诺思等人则主要从地理环境、文化等方面解释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技术变迁、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虽然二者的结论完全相反，但是，都注意到了二者的相互关系或相互作用。
     所以，科学的吸取新制度经济学中某些观点，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但是，我们也应而且也必须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异：
     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其变迁的分析基本上是微观层次的，是从单个主体角度去分析的，大多限于单项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则是在宏观层次上，分析了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与根本性制度变迁的关系，当然也在微观层次上，分析过生产经营活动和人们的利益追求与具体层次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但这不是他的主要内容。
    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看作是一个独立于其他主体的“经济人”，不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制度变迁主体。相反，马克思却把国家也作为制度变迁的内容之一，经济基础的变迁决定上层建筑变迁，其中包括国家的变迁，而不是由国家来主宰经济制度的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和制度的变迁，有效的制度和制度变迁决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马克思的却认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决定制度的稳定和变迁，而合理的制度和制度变迁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马克思生产关系变革理论在研究不同经济制度的更替；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既定经济制度下如何让制度更有效率。改革开放的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有了生存、发展的土壤，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实践中的运用。
     关于比较经济学。
     比较经济学可以看作横断面上的制度分析，就文献记载，美国经济学家劳克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经济学》的教科书，将世界上的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康芒斯的《比较经济制度》将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成为社会主义，而将苏联成为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是不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确定了比较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对“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最早从理论上冲破“主义”研究代之以“现代”方法的是库普曼他们在１９６８年发表过一篇论文：《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赞成比较经济学不能使“主义”的比较，要“以对具有特殊的经济功能的组织安排的比较为开端”。  [美]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费合着的《比较经济体制》  （商务印书馆，1984年）是80年代初介绍入中国的一部有关进行经济体制比较的学术著作，它把经济体制解释为，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等三个基本领域作出经济决策的一种机制，由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三个组成部份构成。这给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进行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决策方法或DIM  研究。同期介绍引入的著作还有（美）阿兰·G·格鲁奇的《比较经济制度》  维克拉夫  .赫尔索夫斯基的《经济体制分析和比较》  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后一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不复存在。作为以“主义”的比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学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尽管在一个时期，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部分地放弃了对“主义”的比较，但从总体上来说，“主义”的比较仍然是这门学科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然而，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然消失，使以“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比较经济学是否还会存在就成了问题。且不说国际上比较经济学研究的萧条，就是国内这几年，这方面的研究也更显得萧条，这主要是对象出现了变异。其次，虽然比较经济学也主张从经济体制入手研究，但过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静态的，主要是横向对几个体制进行比较，却没有纵向地对一个体制的变迁进行过动态的比较研究。所以，以中国、俄罗斯、还有原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为案例，说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过渡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即转型经济，可以说是比较经济学的新分支。（俄）布茨卡林《过渡经济学》（１９９５）、（美）斯提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１９９８）  青木昌彦着的《比较制度分析》（１９９９）  、热诺尔.罗兰著的《转型与经济学》（２００２）  等著作，还有中国学者出版的有关对转型问题的研究，都可以看作是在新的条件下比较经济学的新成果。但由于在转型进程中，对中国与俄罗斯进行转型比较的内容，越来越不对称了，因此，这门学科也就显得非常沉寂。
     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思想。
     当代欧洲著名新左派思想家安东尼.  吉登斯在９０年代末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通常我们把“社会市场经济”被看作是介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则完全不同，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半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种社会主义”，甚至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选择，而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欧洲保守主义之间的所谓“第三”选择。作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剩下来的问题是，应当在什么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的第三章指出：“（本书）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政治大纲——而且这也仅仅是一份大纲，它涉及到每一个重要的社会领域。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应当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指导原则——‘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拓展民主的过程。政府可以同市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就是……..新的混合经济。只有在现行的福利制度得到彻底现代化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才可能是有效率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国际共同体不仅可以帮助促进社会包容，还可以在培育跨国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全书以英国工党的改革为例，提出了国家与公民、家庭与社团、政府与市场以及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系。
     对上述这些新经济学思想，我也正在学习、思索，归纳不一定很准确。我之所以要提列上述学科的发展动态，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任何学科都是在一定时间条件下产生的，同时也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如果是仅仅将其中的术语按自己的理解加以评点，就以为是给马克思经济学添进了新内容，这是远远不够的。
     （三）《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书稿的硬伤。
     近百年来，有不少经济学家，超出党派的狭隘偏见，试图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学思想进行综合，让经济学能够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据我所知，１９３５年兰格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经济学》，可以说是这方面比较著名的代表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政治氛围逐步宽松，也有学者在这方面作过一些探索，对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思想进行了综合，但由于这种综合涉及到许多理论发展史的基础研究，因而还属于是粗线条的拼接。《经济制度演进大纲》实际上也在做着这方面的探索。
     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缺乏自己的脊梁，在进行一种创造性研究时，或者是要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时，总要首先设置好研究工作的外围保护带，通常都会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以为这是最安全的了。如果再进一步要将人类不同时期经济学思想发展的成果，零零碎碎的都囊括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下，这会在事实上损害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
     作者怀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现危机的深深忧虑，在《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书稿中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现代化重大命题，但却停留在“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所谓全程性命题的空泛议论上，很少对马克思有关经济制度更迭理论的发展进行评说，比如：马克思经济学在当今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实践；作者读过８０－９０年代不少经济学著作，在《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书稿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经由家庭、市场、国家、自治组织、企业，最后趋向知识主义的经济的基本演变的轨迹，但却停留在的对“稀缺”概念、“制度成本”以及知识主义社会的空泛的议论上，回避了一些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重大的经典性的研究成果，比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者也非常关注经济学新思想的引入，在《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书稿中提出了要回应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但却很少对各学科形成的背景以及研究对象，包括演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以及第三条道路等等，却停留在对流行资料零碎的语录式的评点上，经济学研究不排除大段大段地印证现有的资料，但零零碎碎的语录式的评点，往往会影响读者对书稿结论真实性、科学性的评价。
     另外，恕我直言，我们从书稿中可以看出，作者有一种“集大成”的理论追求，有一种迫不及待要对人类历史进行一次普察的情感冲动，作者完全沉浸在“完全理性”的陶醉中，忽视了“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在我看来，这是犯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大忌”，我们任何研究者，处理研究材料或者信息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要想“集大成”、要想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作出横贯始终的理论说明，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这可能是这部书稿的硬伤。
     这里想就书稿中对资料的使用说说自己的想法：
     书稿对科斯的“交易成本”、张五常的“制度费用”以及王丁丁有关观点进行了评点，得出了自己的概念：“制度成本”或者叫“机会成本”；书稿直接使用了“稀缺”概念。这两个概念，似乎是支撑书稿最基本的概念，但论述太肤浅了。“稀缺是经济学对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社会环境特征的基本概括”，书稿把“稀缺”提升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当然是正确的。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的《资本论》，面对资源的稀缺，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以社会变革来解决稀缺问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面对资源的稀缺，提出分工来增加国民财富来解决稀缺问题；马歇尔的《经济论》面对资源的稀缺，提出以市场来配置资源来提高效率来解决资源的稀缺问题。资源的稀缺，当然就意味着要获取它，就必须付出代价。这自然就有了不同思想流派对制度问题的研究。但如果像《经济制度演进大纲》那样，有了对“稀缺”、“制度”的叙述，就可以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现代化，这可能是一厢情愿。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旧古典经济学、新旧制度经济学，都会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人类不会有同一的理性观念来解决资源的稀缺，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不同经济学思想流派的分歧。
     在家庭问题的研究上，就我读到的文献资料，还没有哪部著作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予以否定，恩格斯正是以这部著作为基本素材，纂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有很多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作者却采用了８０年代国内相似研究成果一些只言片语的资料。
     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国内外都有不少很好的著作，作者却仅仅立足于有关研究观点的综述。书稿中对资料的引证方法也不太科学，很难让有兴趣的读者去进一步考察验证。
     对这部作者耗费很大精力的巨著，作出了“资料评点”、“理论冲动”的评价，似乎有些太刻薄了。但我还是怀着很崇敬的心情，对作者的执著表示深深的敬意。  
    于２００４年“五一”劳动节  长假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