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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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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罗斯私有化看中国国有产权改革

http://www.newdu.com 2018/3/15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一、客观审视俄罗斯私有化                                                       从1992年初到1997年7月,通过“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两大阶段完成了大规模私有化改造并转入个案私有化阶段。到2002年1月1日共有13万家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占私有化之前全部国有企业总数的66%。国有成分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10.7%,私有成分从1.2%上升到75.8%,集体与其他混合成分从10.2%变为13.4%。以非国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所有制体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形成,美国和欧盟已经于2002年夏秋分别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私有化奠定了新的经济增长基础。私有化迫使新的所有者适应由国家给“米”下锅到市场找“米”下锅的经营方式转变并培养出企业家创业精神。公司活动透明度大为提高,竞争力显著提高。近5年俄经济走出低谷,步入稳定增长轨道。私有化促进了新的市场调控机制的形成。私有化使治理国家的任务变得简单,经济非官僚化、经济法制化进程加速,政府机构不断“瘦身”并逐渐成为“小政府”,公正的、透明的和有竞争能力的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制度变革改善了俄吸引外资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私有化促进了市场竞争规则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国际权威机构已经将俄从适合投机国家提升为适合投资国家,并进入8大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之列。制度变革使俄彻底改变了前苏联的国际形象并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新的国际地位。私有阶层及新型社会价值形态基本形成。较好的物质基础、比较公平的私有化、弱势群体及普遍享有的如免费医疗、教育、住房及养老等社会保障的维持、贫困支持财政转移支付基金以及大多数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使居民减轻了对私有化的反对并度过了私有化及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衰退和生活水平下降带来的挑战,私有化并未引起深刻的社会震荡。产权制度改革使对国家的依赖和平均主义逐渐失去市场、而尊重私有财产、财富与社会差别、创业与创新精神、新型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基本形成。目前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群已达40%,以私有者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将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无疑,由于盲目照搬国外模式和外国顾问指导设计、忽视客观国情急功近利、准备不足、操作失当、国家疏于调控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化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结果:私有化企业微观经营效率并未立即显著提高。私有化初期,俄忽视了企业产权转制之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及市场环境改善而使私有化企业新主人-内部人(经理与职员)无力进行新的投资,而企业外部与外国投资者又因缺乏公开竞争和透明而被挡在竟标之外而难以对私有化企业通过第二手交易进行重组,加上垄断寡头的干扰和市场环境恶劣导致大量企业停产或倒闭。因缺乏透明和竞争机制在私有化初期一些企业是全部或部分无偿转让、或低价转让、企业经理层与官员相勾结利用法律和管理漏洞攫取国有财产而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伴随着私有化及其他一系列改革,俄经济出现了连续7年的滑坡,虽然是诸如前苏联体制扭曲、结构失衡、经济濒入崩溃、民族冲突、解体所致的生产链条断裂、以及国际环境恶化(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等一系列内外因素所致,但毕竟与私有化进程中的盲目冒进、治理失控有着剪不断的干系。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私有化远没有达到预想的让全体居民都均等获得国家财产的设想,居民收入差别和财富鸿沟更扩大了。
     二、俄罗斯私有化对中国国企产权改革的借鉴
     尽管俄罗斯私有化存在种种问题和出现了一些不良后果,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全盘否定的理由。毕竟在一个具有70多年高度垄断、集中计划的大国进行史无前例的彻底的制度变革,“免费午餐”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那么,通过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则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第二次“改革”。借鉴国际改革经验、特别是与我国国有企业体制具有最深渊源的俄罗斯国有产权改革经验教训,对于促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趋利避害、取长补短,无疑是块不可或缺的过河“石头”。
     产权改革是绕不过的坎。目前,在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受制体制桎梏、难以走出经营困境和社会化、民营化、私有化蔚成国际潮流的条件下,加快国有产权改革的迫切性愈加凸显。国有经济比重太大不利于市场自由竞争,还因迟迟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而屡屡遭遇国外反倾销,使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受阻、经济安全遭受威胁。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提出,政府的功能是治理(制订规则)而不是经营企业,因此,企业经营应该民营化。应该消除对私有化的偏见,私有化实际上是非国有化,即通过出售、拍卖等各种方式部分或全部地将国有资产转让给个人与法人等,私有化后把国有独资改造成控股或参股企业、私营公司、股份公司、合作公司等等多种企业形式而非全盘私人化。俄私有化既不是把国有企业都卖给职工或个人,相当多的是股份公司化,更不是全盘卖光。至今,俄国有企业数量还占企业总数的1/3和还占全国资产的约40%。应该突破先入为主地规定某种所有制为主导地位或优先地位的传统理念和做法。抑制政府投资冲动、退出竞争性经营领域是彻底改变裁判与球员一身兼、实现市场法制化和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条件。加快国有产权改革刻不容缓。世界银行专家指出,应该防止在匈牙利、俄罗斯和亚洲许多国家所发生过的影子私有化、“自发私有化”所带来的国家资产“冰棍效应”。前苏联放权让利等微小改革没有能解决国有体制的根本问题,后来俄罗斯派出通过以竞争方式产生的国资代表参与国资企业管理的制度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委托-代理问题”和经营效率问题也难以通过任何非人格化的主体从根本上得到化解,所以,不能流于形式,而应该从根本上进行改革,通过股份化、出售、转让、租赁、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实现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产权结构多元化。
     产权改革必须一揽子推进。产权制度变迁必须系统推进。按照亚诺什.科尔内的经济改革理论,产权改革必须配套展开,不能单项突进,逐项分拆和分阶段实施危害甚大。零敲碎打的折中办法容易造成双重损失。必须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规划、步骤、方案,分门别类、轻重缓急,模式各异,避免缺乏整体思路和协调动作所导致的顾首不顾尾、相互制挚的局面。为此,需要对价格、财税、金融货币、外汇、外贸、就业、社会保障体系、职业经理人才市场等等体制进行配套改革,各领域、多部门、全方位、立体化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较好效果。私有化之初,在市场供应紧缺的条件下俄实施一步到位的价格自由化和通货紧缩政策以及银行、外贸、外汇自由化等,导致物价飞涨、市场秩序紊乱,既使大量国家私有化预算收入化为乌有,也使居民财产损失巨大和生活水平剧降,还使私有化企业大量破产。要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使产权改革有法可依并得到大众支持。俄政府在私有化之初及私有化过程中一直比较重视立法,先后颁布了数以千计的法律法令,形成了一整套私有化调节法律体系。斯蒂格利茨认为,缺乏支持市场机制的制度框架进行盲目草率的私有化将会导致资产流失超过财富创造。只有在建立制度、法律和管理基础上倾注更多的精力,才能避免经济下滑和痛苦。通过制定规划、建立公正的资产评估、审计、金融服务体系、建立统一、公开竞争的产权市场和交易规则,强化产权改革的公开、公正、透明、竞争性和效率性,达到既防止内部人非法控制、抑制腐败滋生、减少国有资产流失的最大公平性,又要追求效率优化。必须要对私有化过程可能对生产、就业、社会保障等造成的冲击制订应对预案,以减少社会阻力和代价。最后,产权改革必须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国有产权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俄原先企图用“500天”就彻底消灭国有企业和完成制度转轨,结果花了10年还只完成了不到70%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产权改革要与公司治理结构协调兼顾。产权转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私有化之后的公司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保证私有化成功的关键。否则,刚从国有体制脱胎而来的新兴企业面临新的市场竞争环境而难免停产甚至破产。作为新制度供应者的政府应在建立市场环境方面下工夫,以给新企业提供良好的生存土壤和气候,而不能对私有化企业放任不管。俄私有化初期,市场环境恶劣、寡头垄断、加上政府对私有化企业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结果大量私有化企业陷入“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无序状态而破产。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加强了调节作用,私有化企业重组和治理结构改善力度加大之后生存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产权改革要积极借用外力。吸引外部资金是解决企业内部私有化资金来源不足、达到优势互补和双赢的重要条件。俄私有化初期过分强调公平和照顾内部职工利益,企业外部资金(包括外资)进入艰难而导致私有化资金严重匮乏,  外国投资对企业私有化改造的贡献很小,同时也抑制了外部智力(管理者)来改善管理。在跨国并购日益成为国际企业重组兼并的重要方式的条件下,要消除把国有资产出卖给外资是丧权辱国的偏见,积极利用外资通过并购、持股等各种方式来参与国有产权改革,通过产权多元化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效率和管理水平提高。当然,涉及国计民生安全和前途以及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控股和参股必须内外有别,避免为外资所控制和垄断。同时,还需要处理好国企“靓女”先嫁或“靓女”不嫁的关系,保证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
     国有产权改革需要创新政治体制。国有资产改革需要坚定的政治改革决心和制度保证。产权改革是利益搏弈,偏好寻租活动的政治-经济势力会千方百计阻扰对自己的“革命”,因此,要突破国家“经济人”角色的膨胀和为避免特殊强势集团利益反抗而屈从其阻扰和拖延改革并牺牲全民利益的产权改革中的“国家悖论”,实现社会利益“最优化”。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要求具有坚强的政治决心和具有进取心的有力政府,否则,改革将寸步维艰。正是义无返顾、背水一战的决心在使俄罗斯私有化没有在强大的反对声以及经济滑坡的巨大压力下半途而废、而是排除艰难,修正错误,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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