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倒退与“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

     持续到现在的目前这一轮经济活动全球化进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就开始了。根据目前通行的经济全球化定义，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包含下述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商品交换的全球化，也就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越来越多地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贸易，国际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而在这种贸易全球化背后发生的是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和资金的运动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具体说来，资本运动的这种全球化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的全球化——每个国家的人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际的投资活动，不过这方面的主力当然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则是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任何国家的金融资产都趋于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其中也包括了贷款、证券交易和股票投资的全球化。
     但是，撇开这轮经济全球化对全人类到底是好是坏这个当前最热烈的争论不谈，就实际的发展趋势来说，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完全有可能倒退，有转而陷入一个经济非全球化进程的可能。回顾一下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经历巨大波折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一种可能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活动全球化并非只是今日的现象。至迟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随着英国发生和完成了产业革命并转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出现了一次极为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过程。那次经济全球化过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最高峰。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战争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经使经济全球化的历程经历了一次大倒退。总的说来，在最近10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过了一个重大的曲折：先是大幅度倒退，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重新加强。而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的大倒退，典型地反映了政治和社会因素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
     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期间，任何向敌对国家出售产品或投入资金的行为都会被视为资助敌人的卖国行为。大战加剧了各国的民族主义，使各发达国家看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结果是各国都采取措施以减少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导致降低了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往来。
     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二个原因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30年代大萧条之后，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都大幅度下降，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恢复到30年代之前的最高水平。这可以说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全球化的大倒退”。倒退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在30年代的大萧条面前竞相以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结果是使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各国都转向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国际贸易的衰落。当时从国际分工向本国自给自足的倒退是如此之严重，以致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桑巴特把“经济民族化”说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透过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去探究在背后推动它们的最终动力，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经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才是中止甚至逆转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力量。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利己主义，导致了各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于各大帝国主义强国相互争夺世界霸权。推动这种争霸世界斗争的国内动力，正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是充满政治野心的国内政客对这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操纵和利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许多方面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对德国来说特别是如此。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指责第二国际西欧各党的领导，说他们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把马克思的著名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变成了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但是实际上，第二国际各国党的领袖的行为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当时西欧的民主政治已经使各国的工人阶级与本国的其它阶级和阶层结成了一个“民族利益共同体”；就整体来说，各国工人都已经把本国“民族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放在别国阶级兄弟的利益之上。正是由这种“民族—国家利益共同体”产生的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中止甚至逆转了19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今天，同样的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也在威胁着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而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首先来自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特别是美国。这集中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从来就不包括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习惯于把市场分为3类：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但是目前人们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却只包括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根本就不涉及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应当说，这种话语习惯是反映现实的，因为现在穷国的劳动力确实几乎无法向发达国家流动，阻挡这种流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众都不想开放边界，让穷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流入本国。这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人反对穷国劳动力的流入，怕因此而危及自己的工资和就业，而其他阶层和政府则不能不向这种情绪让步。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对穷国的劳动力关闭了它们的边界，强行阻止了劳动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这就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并不包括劳动力的流动全球化，这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由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的。
     当然，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甚至个人是愿意使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但是他们深知穷国劳动力大批流入会在短期中造成大量失业，而且会明显地降低本国工人的工资，这又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冲突甚至严重的社会动荡。近年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不断暴露出来的排外倾向，就是这种社会冲突的前兆。因此，为了保障本国的社会和平和生活安宁，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企业界，都接受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基本上禁止穷国劳动力流入本国，不允许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这就造成了发达国家对穷国移民的极严厉的限制。
     恰恰是这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表明了，在当今发达国家的那种政治民主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从资本家、企业主到普通工人——仍然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仍然把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放在其它国家公民的利益之上。由此就产生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本国公司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的行为看作“卖国”。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打破国家作为“民族利益共同体”的世界经济根本格局，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
     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了在国际上独断专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使美国成了当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的代表。美国政府在中东偏袒以色列，使美国政府的政策成了犹太民族主义的工具；美国政府拒不服从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管辖，不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京都议定书”，都显示出本国利益至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号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如此我行我素，这就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各个民族争相仿效，在全世界掀起民族利己主义的浪潮。
     “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急剧高涨。正在美国执政的新保守派操纵和利用这种情绪，在美国煽起了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的狂潮。一心要称霸世界的美国新保守派竟让美国多数百姓相信了“伊拉克的萨达姆与袭击美国的基地组织相勾结”的谎言，并借此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
     美国人其实都明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是一场“消灭任何不听美国的话的政权”的战争，是一场开始在全球建立“美国帝国”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是让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程度，有一个州的议会竟然要将反战人士作为“恐怖主义分子”来对待！这样的“爱国主义”已经不是普通的爱国情绪，而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
     说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国的北约盟国德国和法国都坚决反对武装入侵伊拉克，其真正的深层原因显然是由于入侵伊拉克不合乎其本国的利益。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这就说明，美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不顾其盟国的反对而一意孤行的地步。
     不仅如此，当今的美国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狂热分子，还公然要惩罚一切不追随其进行侵略战争的人。由于法国反对在联合国通过入侵伊拉克的决议，美国的极端“爱国主义分子”已经不断叫嚣要“惩罚”法国。某些美国的狂热分子甚至已经开始“抵制法国货”，将法国产的葡萄酒倒入阴沟。这已经很有点“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贸易下降”的味道。如果美国的“爱国主义”狂热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很难设想法国人不会采取相应的反击行动。那时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各国的“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的发展及其相互冲突，妨害了国际贸易的扩大，甚至导致其下降。这种状况严重到一定程度，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会出现倒退。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事实都表明，正是经济最发达国家中的“帝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是断送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