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应该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读来令人振奋。我从自己的专业（中国现代经济史）出发，谈谈自己学习《意见》以下两点内容的体会：（1）“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2）“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要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
     中国现代经济史既是经济学中的新兴学科，又是交叉学科，即它横跨历史学和经济学。而从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来看，可以说昨天就是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因此，它又是经济史学中最能够把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学科。应该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用武之地。
     一、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离不开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54个春秋。在这50年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50年里，祖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再一次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甘落后的伟大民族。50年来，中国彻底告别了1949年以前那种受人欺凌、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的噩梦，不仅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完全解决了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并且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
     50年来，在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自豪和喜悦，也有挫折的痛苦和反思，但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统一道路。这就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只能产生和发展于中国这块土壤，自然它也必须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营养来孕育自己的果实。50年来，虽然中国的少数地区已经跨进了工业化社会，但是就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仍然没有摆脱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仍然没有跨进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未来的中国不仅经济增长任重道远，就是经济体制上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如何培育“一国两制”下的共同发展机制、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如何从体制上保障人均资源短缺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等，都有待于中国经济学者和全国人民去探索、去解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更难于充分认识和把握，更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
     古人说：“温故知新”。又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前人给定的条件和环境中去改革、去发展。同样，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为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正确依据的经济理论，也只能建立在充分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因此，无论是经济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如果有厚实的经济史研究作为基础，相信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可惜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由于起步晚、难度大和周期长，目前还没有充分发挥它应该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就不仅给我们专门从事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机遇。2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证明，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自然也就需要对中国50年来的历史及其遗产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者，同时由于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感受很深，在这里我想谈几点看法，但愿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是否应该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就是注意将中国置身于世界的现代化中去研究。注意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变化对中国的影响。50年来，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港、澳、台的经济发展，都受到国际环境的很大影响。舍此，很难对中国各个时期的政策制订、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作出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
     第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经济史，看作是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并且尚未完成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注意考察自然资源、人口、生产力水平以及政治制度、国际环境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制约作用。
     第三，注意经济运行机制的演变。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政府调整和完善其在经济运行中作用的过程。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验，作为一种遗产和资源，必然也会被反映在现代化过程中，这就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必然让位于市场主导型的经济运行。
     第四，注意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特别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导致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和优势互补，成为50年来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
     第五，注意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党和政府作用的研究。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54年过去了，但是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政府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点是现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没有的东西，必须靠我们自己去总结、去发展，因此，中国现代经济史作为基础，应该承担起不可或缺的历史责任。
     总之，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就是刚刚过去的昨天以前的历史，是我们大家刚亲身经历过和熟悉的历史，我们对它并不陌生、并不遥远，而且还正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今天和明天。因此我们做经济研究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参与或支持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二、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当代经济史已经刻不容缓
     自从5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中国就以新的形象矗立在世界面前，成为外国人关注的目标。但是过去由于长期的冷战格局，使得外国对中国的认识存在不少偏见和误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扩大了与各国的交往。但是，如果从我们的工作要求来看，外国对中国的正确了解程度，是与我们的开放程度和中国在国际上不断提高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换句话说，中国20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势头，迫切需要我们向世界人民介绍和宣传一个真实的中国，以消除国外一些流行的偏见和误解。
     从世界经济上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最活跃的经济地区、主要的能源消费国和外资流入国；从国际政治看，中国只联合国安理会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其立场和声音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国，中国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核大国之一，，并拥有外太空开发实力的强国之一；在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的多边外交日益活跃，在几乎所有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全球性活动中都能够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身影。一句话，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外对中国一些认识偏见和误解并不会自然地消失，相反还有些国家和机构（包括一些学者）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动机和意识形态偏见，故意去歪曲中国，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例如：（1）“非正常国家论”，认为中国缺少国际社会一般国家所具有的和平心态和规范做法；（2）“中国神秘论”，把中国看成一个体型庞大但难于预测的经济怪兽；（3）“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含有很大的虚假成分，中国内部危机四伏，在崛起的某个阶段就会由于内部或外部的某种原因而导致发展进程突然夭折，经济崩溃；（4）“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生态（环境）上、能源上、以及外太空领域，都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威胁。而这些偏见甚至故意歪曲，显然不符合事实，不利于我们实现“两个”利用，不利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今天，怎样去纠正上述那些对中国的偏见、误解甚至歪曲，已经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成为我们对外开放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对于上述这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做中国当代经济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主编王逸舟对此说得比较透彻，这里引用如下：“理论上讲，不论对中国的情况有多么熟悉，再好的外国研究者，也不可能比中国学者更了解中国，不可能对中国的问题有切肤之痛，对中国的成就有由衷之爱；实践中看，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国际斗争的此起彼伏，令国外目前那些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除了个别属于纯学理的和方法论的探索，多半只能服务于各自国家对华战略的需要，如果仅仅凭借非中国研究者的介绍和分析感知中国，势必产生我们无法预期和期待的各种结果”。  
     事实上，抛除偏见和故意歪曲不说，我们还应该看到外国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真相的了解，也与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不够有很大关系，连我们自己高校的大多数经济学专业都不开设中国现代经济史课程，我们自己对54年来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都不够深入、在许多问题上“似是而非”的情况下，我们就很难将一个真实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介绍到外国去。而如上所述，这项工作已经随着中国的崛起日益紧迫，甚至说迫在眉睫，我们从现在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宣传，应该说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