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的一次飞跃——中国加入WTO与中国共产党认识演变研究

    【摘要】本文则从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认识演变的角度，回顾从1948年5月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23个原始缔约国之一，到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50多年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主客观原因。同时，本文还通过论述这种变化，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成熟和理论贡献，这就是：第一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怎样与资本主义世界共同发展问题；第二正确解决了中国发展能否和怎样借助于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对外经济思想  WTO
     2001年底，经过长达15年的曲折和努力，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事情。目前这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则从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认识演变的角度，回顾从1948年5月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23个原始缔约国之一，到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50多年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忽视关贸总协定的背景和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1946-1947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参加了国际贸易组织的筹备工作。在与美国等15个国家分别进行了关税减让谈判后，1947年10月，中国作为23个发起国之一，草签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8年4月21日，中国正式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从而于1948年5月21日起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原始缔约国，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积极寻求美国援助的背景之下，因此在与美国的关税减让谈判中对美国让步较大，方便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占领中国市场，加入关贸总协定，标志着中国经济被正式纳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这一退出于1950年5月5日生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更迭的既定事实，台湾当局已不能代表中国，其退出关贸总协定的行为自然是非法的，对此，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
     但是，当时新中国政府对如何解决关贸总协定一事没有及时反应，除新中国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新生政权，并且随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西方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外，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当时我们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了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政策。这就是：第一，将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转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国家；第二，根据中国经济落后情况和吸取旧中国受西方国家剥削的教训，实行了严格的“统制贸易”政策。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那样：“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  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犯绝大的错误。”[1]而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苏联扩大对我国的援助，又进一步证明了上述政策是正确的。
     新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之所以要采取“统制贸易”政策，是与100多年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来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历史分不开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建国以前的100余年间，中国正是以挨打、屈辱、不断失去主权和独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方式下对外开放的。从对外贸易方面来看，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中国完全处于不利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外贸易被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控制和垄断。帝国主义列强于1843年取得了协定关税特权，从1845年起又霸占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相继窃据总税务司职位，中国大门的钥匙落到帝国主义手中，为它们的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第二，进出口商品结构完全适应帝国主义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的需要。出口商品主要是生丝、茶叶、桐油、猪鬃、大豆、花生、锑、钨等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进口商品除1913年前鸦片居首位外，主要是棉织品、毛织品、煤油、汽油、香烟、洋酒、食品罐头、糖果、化妆品、玻璃丝袜等消费品和奢侈品。据统计，自1873至1947年，每年进口的机器设备从没有超过进口总额的10%。洋纱、洋布、洋油等充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第三，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和不等价交换。帝国主义对中国倾销商品，使中国对外贸易自1877至1949年73年间，年年入超，总额达64亿美元，造成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经济陷于困境，加以历届反动政府以出卖主权乞借外债，从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和依赖。[2]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不仅改造了海关，将大门钥匙掌握在中国人民手里，而且实行了“统制贸易”制度，即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并通过关税、汇率等杠杆来贯彻国家的工业化政策。
     由于当时我国政府对台湾当局宣布退关未做出反应，也没有对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发表看法，因此台湾当局退关后不久，与中国进行过关税减让谈判的缔约方中有12个国家撤回了对中国所作出的关税减让，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中断。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2758号决议，关贸总协定全体缔约国重新审议了1965年通过的接纳台湾为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的决定，主动撤销了台湾的观察员资格，承认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在关贸总协定代表中国。
     中国之所以没有重视关贸总协定，是与这个时期我们对外贸作用的认识不足和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有很大关系的。长期以来，受国际环境制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把对外贸易看作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将其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行了一条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从而影响了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和交换，即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加快国内经济发展。1953年至1978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23%下降至0·75%，在世界上所占位次，由第17位后移到第32位。[3]
     对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1963年周恩来的一番讲话颇能准确地代表那个时期党的的一贯思想。1963年12月，周恩来在同英国记者格林的电视谈话中指出：“我们一贯执行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这个方针的含义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4]在理论界,1978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否定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的。[5]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降低，还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很大关系，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几乎没有停止地区冲突，似乎验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而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中印边境冲突到中苏边境冲突，再加上台湾问题的牵制，也使得我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这都进一步使我国不愿将经济过多地依赖于国际贸易。
    二、中国提出“复关”的背景和决策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0年8月，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国际贸易组织临时会议，并参与了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的选举；此后，中国政府又几次派员参加了关贸总协定的商业纺织品委员会主持的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的会议，并且在会议期间就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与有关方面进行了讨论。这是自1950年5月台湾国民党政府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后，我们与关贸总协定接触的开始。1982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的资格，并在当年11月获得批准。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中国对关贸总协定态度的变化，除关贸总协定自身作用的变化外，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世界形势以及中外经济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经过“文革”10年的耽误，我们发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1978年10月  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日期间，小平同志参观了一些现代化的大工厂，通过比较，他对中日之间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落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产汽车公司参观时，当了解到该厂平均每个工人一年能生产4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个工人一年只能生产1辆汽车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1月份，已经74岁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劳累，从日本回来后又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周边国家的发展给小平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小平同志就说过：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6]
     与小平同志迫切地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的同时，一批代表团也走出国门。1978年4月，由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有关领导组成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研究。5月31日，考察团回到北京。考察团的报告和汇报，引起很大的反响。使中央领导感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和港澳台发展对内地造成的压力。随后，由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考察团也出发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从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的15个城市。一个多月的访问，使代表团成员眼界大开，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7]  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8]
     1980年4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同年5月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在利用外国资金和市场方面禁锢，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使一切“左”的阻碍对外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
     第三，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以及美国长期驻兵台湾、日本、韩国，60年代以后苏联囤兵中苏、中蒙边境。可以说，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长达20多年的西方对我国的敌视和封锁，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也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总之，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等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10]
     正是根据上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识到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随着国内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使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推动力之一。自1979年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后，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即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实行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加强沿海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系，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88年，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出口额达到129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406·4亿美元的31·7%。[11]
         1978-1986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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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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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总额      增长指数      进出口总额    增长指数
    （人民币亿元）（以1978年为100）（美元亿元）（以1978年为100）
    1978    355·0          100            206·4          100
    1979    454·6          128·1          293·3      142·1
    1980    570·0          160·6          381·4      184·8
    1981    735·3          207·1          440·3      213·3
    1982    771·3          217·3          416·1      201·6
    1983    860·1          242·3          436·2      211·3
    1984  1201·0          338·3          535·5      259·4
    1985  2066·7          582·2          696·0      337·2
    1986  2580·4          726·9          738·5      357·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合法地位的要求。
     三、从加入WTO看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的飞跃和成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继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转折点。从长达15年的谈判过程和这件事的意义来看，说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外经济关系认识和把握能力的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离不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和互利。生活于19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首先在不发达的国家建立，并且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和平并存；而列宁和斯大林虽然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问题，列宁提出了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来发展自己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但是也没有预见到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和平共处，甚至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代表毛泽东，受环境和认识的局限，虽然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种学习和技术引进受到了两个认识的局限：一是作为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关闭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大门，到晚年甚至拒绝间接利用外资，例如他在60年代就多次说不要借外债。[12]二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并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缺乏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可以互利和共同促进世界进步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了上述两个局限，顺应世界和平发展主题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道路。邓小平在早在1979年10月就说：“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3]1984年邓小平又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14]
     第二，从自己和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中，认识到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和市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的认识，则特别是人均资源的匮乏程度，并不是很清楚的。我们过去多从传统农业看人口，总量上看自然资源，因而得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乐观结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在1978年以前的20多年里，受当时国际环境所限，我们曾经认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可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但是改革开放前后的经验教训证明,由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不借助国外的资金、市场和技术，是很难实现高速发展的。
     另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100多年里，中国是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对外贸易和外资进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压迫和剥削。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认识，主要是看到其不利于经济落后国家；对外国资本输出的认识，主要是看到其剥削作用。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对外实行的是既不受别人剥削，也不剥削别人的“进口替代”和“对外援助”政策，至于外国投资和投资到外国，则几乎不可能。因此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里，资金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1978年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出的结果，是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和资金的匮乏，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5]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资料。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的《一九七九、一九八O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稿）》中提出的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之一，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6]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加快中国发展。[17]此后，理论界围绕“比较成本”和“国际分工”理论展开了热烈讨论。1984年，邓小平又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18]
     总之，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通过总结中外经验教训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开始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把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外国资源作为中国发展的基本方针。
     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总结说：“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把利用国内资源、开拓国内市场同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不断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19]
     总之，中国为“复关”和“入世”所进行的长达15年的谈判及其结果，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实现“两个利用”关系的成熟程度：我们既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任何因素都不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和立场，但是我们的对外开放又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以牺牲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发展机会为代价，实行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平等互利，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改善国际经济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江小娟：《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
    5、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6、李扣庆等：《新中国贸易思想史》，上海财经出版社，1999。
    7、国务院研究室编：《中国加入WTO：机遇·挑战·对策》，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联系电话：6442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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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页。人民出版社，1991。
    [2]以上数字转引自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3]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第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4]转引自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5]参见李扣庆等：＜新中国贸易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28页，人民出版社，1994。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2-314页，人民出版社，1994。
    [10]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6—127页，人民出版社，1993。
    [11]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第4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12]参见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8、604、640、64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页，人民出版社，1994。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78—79页，人民出版社，1993。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32页，人民出版社，1994。
    [16]《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
    [17]参见赵紫阳：《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1981年11月30日—12月1日。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4—65页，人民出版社，1993。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84页，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