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孟源和统泰升账簿

    作者：荣维毅
    
    7月19日，北京连续下雨的第一天，应邀参加了位于月坛北小街2号院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史双周讨论会》，主题是《鸦片战争前后华北地区的货币使用与银钱比价：来自商业账簿史料的证据》，由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下图）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为鹏研究员主讲。报告以清朝中后期直隶宁津（今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统泰升号商业账本史料为中心，探讨鸦片战争前后华北地区的货币使用与银钱比价情况，并介绍课题组近十年来分析与解读账本史料、运用账本史料探讨中国传统的会计方法及其与西方复式簿记的异同，华北基层市场与民间借贷等相关专题研究的初步成果。
    
    经济学和经济史不是我的专业，讨论会与我何干？
    一
    二三年前，弟弟维木曾说过，有英国学者专程找到他，告诉他，我们的父亲荣孟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向北平图书馆捐赠了一批老荣家账本。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闻所未闻。2016年春节，大年初一，家庭聚会，维木再提此事。初二，我上网查找统泰升账簿相关信息，得知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为鹏（下图坐者）是目前国内研究统泰升账簿的代表，他和英国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德斌（即维木所说的英国学者）2005年以来一直在做统泰升账簿的研究。
    
    随即，我给袁先生发一电子邮件（感谢互联网提供方便！）：“……网上看到你近10年来多次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上就统泰升账簿研究做介绍，并撰有《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等学术论文。不揣冒昧给你写信，是因为统泰升和我家有关。我家先人就是直隶宁津（今山东宁津）大柳镇统泰升的主人。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过这件事，我们也都不是研究经济学的，但非常想了解父亲捐献账簿的情况。希望能据你所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或资料。”
    2月中旬得袁先生回复：“……记得我在2013夏天曾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一道，拜访过令弟荣维木研究员，向他讨教过关于令尊大人及贵家族的一些情况，受到很多教益。这次有幸收到您的来函，非常高兴，相信也一定会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
    “关于令尊大人荣孟源先生1930年代中期向北平图书馆捐献家藏账本的情况，我们是从翻阅两份时间分别是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的《大公报》（图书附刊）和中央日报的报刊文章而获得的确切信息。报纸文章对当时的捐献情况有详细的说明，可惜的是，我们在发表那篇《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文章时，还不曾掌握这些材料，所以未能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但我们在今后的研究文章中一定会补写这一笔。饮水思源，我十分感激令尊大人的慷慨捐献，这使得我们的研究成为可能。……”
    衷心感谢60后、70后学人马德斌、袁为鹏先生及前人的研究，没有这些研究，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父亲捐赠祖传账簿的义举。特别应该感谢的是，这些研究显示了父亲捐献的账簿对于了解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性，并且，随着研究的进展，账簿的价值越来越充分地被展现出来，证明了父亲坚持历史研究（包括经济史）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的重要性，也令我们作为宁津大柳荣氏后人感到自豪。若父亲在天有知，也定会倍感欣慰。
    二
    5月上旬，袁先生到我在朝阳路十里堡的住宅小坐，把他准备的材料打包拷贝给我，我则送他一本父亲的遗著《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袁先生本科、硕士、博士读的都是历史，现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近代经济史研究，直觉他对“史料和历史科学”感兴趣。他说他知道父亲的这本书，并在网上下载了该书的电子版，“存在电脑中，查阅比较方便”。后来他把这本书的扫描电子版电邮给我。
    袁先生给的材料包括：1、父亲捐赠给北平图书馆统泰升账簿的几幅照片的电子版；2、万斯年著《鸦片战争时代华北经济史料的新发现》（《图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期第18-27页，大公报1935年8月8日）一文的复印件和扫描电子版；3、魏泽瀛著《中国旧式簿记的一个探讨》（中央日报1936年8月13日）一文的Word文本。4、南开大学图书馆珍本库保存的大柳荣氏宗谱（光绪二十九年修订）的扫描电子版；5、袁先生2008年4月到宁津县大柳镇实地考察的部分照片。
    父亲当年向北平图书馆捐赠的家藏账簿共计有468册（万斯年，1935），保存至今的有437册（袁为鹏 马德斌，2010），缺了31册。这些账簿除少量年代不清外，九成以上是1798-1850嘉道年间的，最早为嘉庆三年（1798年），最晚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这些账簿有5册现存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432册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据袁先生讲，国家图书馆现在已把这批账簿放在善本库，不易借阅、也不让复印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表介绍统泰升账簿文章的万斯年、魏泽赢两位先生当时都在该所任职，有可能是他们或其他人从北平图书馆借出，因此能有几本留在所内并被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继承。其中丢失的那31册，是否是在借出过程中流失的？如果国家图书馆保留有借阅登记，应该可以查到相关信息吧。
    据万氏《鸦片战争时代华北经济史料的新发现》一文（1935年8月）介绍，“去冬突接宁津县大柳镇荣孟源先生的来信，打算把他保存的旧账，赠送图书馆。自然，图书馆是热忱接受的。荣先生已经见到他的账簿于农村经济、物价有关，但是他并没有要什么代价，只把由宁津到北平的运费收回而已。这种热心的捐赠，是应当感谢的！”。
    魏氏在其《中国旧式簿记的一个探讨》一文（1936年8月）中说：“荣府上有一位荣孟源先生看出此项资料的价值，但以个人不便研究，乃将其慷赠北平图书馆”，“作者任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其时也正在研究此类资料，得息后便会同敝所刘心铨先生赴北平图书馆商得该馆同意，利用这项资料，整理以来，知此项帐簿确为不可多得的史料。”从魏氏的叙述看，他是研究“此类资料”的，并参与了统泰升账簿的整理工作。
    万、魏两文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父亲向北平图书馆捐赠家传账簿的大致过程。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此事，我看到的父亲文革中写的几份“交代”材料，亦均未提及此事。据父亲的“交代”，1934年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1935年1月寒假回宁津。父亲写给北平图书馆表示要捐赠账簿的信，应该是1934年底（“冬”）在北平写的。1935年寒假后父亲回到北平，暑假又回到家乡，9月将要返京时得了伤寒，11月病愈，1936年2月再来北平。从这个时间表及万文发表的时间（1935年8月8日，之前应该有一段整理和大致了解账簿的时间）看，父亲向北平图书馆捐赠账簿之事，应该是在1935年初寒假期间在宁津时办妥的。
    另据万文，“荣先生来信说，他还藏有乾隆年代的账簿，希望他能费心把它带来。”实际上，父亲自1937年10月离开家乡经山西、西安到延安，再到河北、山西，直至1949年4月从正定随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进京前回过宁津一次外，其间没有回过家乡。不知父亲说的那批乾隆年代账簿的下落如何。1964年暑假，我随父亲第一次回宁津大柳老家，住在空荡荡的老屋，什么也没有。只记得一个大箱子中有一本父亲30年代在北京读书时的日记，当时太不懂事，随便翻了翻，没有告诉父亲、也没有拿回北京。现在想来很后悔，也许里面记载着关于捐献账簿的信息。
            
    嘉庆八年（1803）统泰升账簿
           
    道光元年（1820）统泰升账簿
    三
    新中国成立前，对父亲捐赠账簿及账簿概况的介绍，目前知道的只有前述民国时期万斯年、魏泽瀛的两篇文章。
    万氏视自己发表在1935年8月大公报的《鸦片战争时代华北经济史料的新发现》一文为“账簿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史的重要的介绍”。万氏指出，账簿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1、可靠。经济史赖以研究的史料包括正史、方志、札记、卷宗、档案及各种账簿等。但，“史册、方志、档案、卷宗，或为官修书籍，或为官方文件，不实不尽，在所难免”；“文集札记所载，亦非可尽信”，而记录交易事项经过的账簿，当事者很少自欺。2、有用。账簿可提供多方面信息，如从商店账簿可知当时中国的记账方法及其会计组织；从个人或商店账簿可知当时的物价，以推测其生活程度；从工业经营账簿可知当时的生产状况，等等。
    
    ……
    万氏认为，父亲捐赠账簿的意义在于：1、在已有蒐集的账簿中，百年以上的账簿稀有，而统泰升账簿，据今有150多年至220年。2、从这批来自宁津县几个店铺1798-1850年的账簿，可以描述鸦片战争前后一部分中国的经济情形和一个地区的情形。宁津县清时属河间府，位于河北省东南，当直鲁之交，居京浦铁路颇近。至山东德州百一十里，距北平六百五十里，距天津尤近，约二三百里，据这地方的经济情形，可以窥测华北的一般情势。3、中国旧式记账方法大多不记物品数量只记钱文，这样的账簿虽内容丰富，年代辽远，少有用处。父亲捐赠的账簿，十之八九记有物品的数量，有的还记有物品的单位值，“凭这种很精密的记账方法，可以计算当时的物价等等，在近代经济史上其价值可知。”
    通过介绍这批账簿的各种形式和丰富内容，万氏的结论是：“这四百六十八本嘉道两朝账簿告诉我们当时利货、银价、粮价、布价，以及杂货价钱的情形。这只是初步检阅的结果。根据这些账簿作进一步的探究是不难知道当时农村所用货品的种类价值，道光年间的银价变迁，以及利货关系的。”
    魏泽瀛发表于1936年8月中央日报的《中国旧式簿记的一个探讨》一文指出：距今一百五十余年前的清代乾隆年间，河北（直隶省）宁津县大柳镇开设有一爿杂货店，字号名为昇记统泰，店主人姓荣，为人精明强干，经营的这商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约至嘉庆初年，商店营业需要加以扩充，先后设立的分店分布在柴胡店，长湾店，相衙镇，洎镇等诸地，皆袭用统泰的招牌，而另行开设的商店，则不下十余处，字号多只改动一个字，称康泰，永泰，益泰等名，互相间都有往来。这些商店分出之后，因各自需要独立经营，因此也都向各地积极发展，至道光年时，整个荣族的商店已臻于鼎盛，在社会上已占着重要的地位了。”
    据魏氏统计，上述十馀家帐册共有六七十种之多，其中，“统泰一家为最完备，凡同性质之帐籍，各家所有，他都备具；六七十种之内，它所占有的数目也最多”。魏氏在罗列各家各类账簿名称、种类后得出结论：“上举统泰号帐簿的种类，在我国老式帐簿中总算相当完备”，并与欧洲十二至十五世纪的记账方式进行了比较。
    万、魏两文是对统泰升账簿数量、种类一般的情况介绍，预见并肯定了账簿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意义。此后不久，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年度科研规划中，明确将统泰升账簿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列为该研究所的工作重点。可惜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转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严中平先生，是对统泰升账簿最早进行计量分析的。
    20世纪50年代，严中平先生及其助手对统泰商业账簿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整理工作，其成果体现在他们编制的几幅1790-1850年间北直隶宁津县乡镇的零售物价与银钱比价指数图表（严中平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至今还是国内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据参加前述7月19日研讨会的一位德国学者介绍，有研究统泰升账簿的日本学者，每次来北京都要到国家图书馆去查阅统泰升账簿史料。笔者在网上看到2012年河北大学的一份博士论文，题目为《近代中国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影响（1800-1935）》（习永凯著），其中引用了严氏根据统泰升账簿制作的有关宁津物价和粮价的两个图表。
    
    宁津物价（1800-1850）、宁津粮价（1800-1850）根据严中平统计直隶宁津县零售物价和银钱比价指数（1800-1850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37-38页）
    限于当时的条件与眼界，严先生的研究除了几幅图表外，“并未发表任何有关的学术成果。不仅账簿中所保留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数据，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严氏发布的数据图表本身也因为缺乏对其原始数据及其整理方法与过程方面的必要揭示，其可靠性与权威性也难免受到影响。”（袁为鹏 马德斌，2010）。
    继严先生后，袁为鹏和马德斌的课题组对统泰升账簿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从2005年始，至今仍在继续。
    四
    据马德斌先生介绍，他们研究的初衷是做中西方经济差异比较，后来发现账簿的意义不仅仅于此，还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发掘。为了了解账簿的背景，他们认真阅读了南开大学图书馆珍本库保存的大柳荣氏宗谱（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修订）和宁津县志等材料，袁先生还专程到宁津县、大柳镇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袁为鹏、马德斌合作发表的《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是整理、发掘“可能是国内迄今发现保存最为完备、系统的清代民间商业账簿”这一重要的经济数据宝库的阶段性成果。该文主要介绍了“统泰升账簿的保存情况，账本的记账方式及结构，并对账本中所蕴含的主要经济信息与数据及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予以初步揭示”，并通过介绍课题组正在整理之中的物价、银钱比价及借贷利率数据库的情况，初步揭示了统泰升号账簿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强调商业账簿史料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该研究对万、魏强调过的账簿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做了进一步论证。指出，账簿作为百姓日常生活记录是无意中存留下来的重要史料，能为经济史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经济数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史研究多流于一般性的定性分析，计量分析极不充分。历代王朝的统计，主要局限于地丁、赋税、钱谷、收成、漕运、关盐、驿运等事关王朝统治的方面，民间日常经济生活很少受到统治者重视，也极少留下相关的统计资料。1859年创刊之海关关册，堪称中国近代统计的起始，此前只有少数几种官方资料，如粮价单与则例等比较系统，可资利用，但作为一种官方文书，是否会因为种种原因受到人为地加工或歪曲，是一个值得探讨并有待验证的问题。而民间商业账簿史料的整理与发掘，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更为可靠的经济数据资源，因为这些账簿的直接数据未经转手或加工，如统泰升账簿。另，统泰升账簿依中国传统四柱账法，可以进行查核，具有准确性。
    参加本文开头提到的研讨会，连我这个外行也能看出，马、袁二位的研究在2010年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扩展与深入。
    中国是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位的，因此，如马先生说，我国历史上有关粮价的官方数据比较充分，但其他物价的数据没有，如果有，很多也不能确定是否真实。在大数据时代，用数字说话，是很多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要求，更不要说经济史研究了。比如，说中国历史悠久，但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又如，说清朝时中国的GDP号称世界第一，有什么数据来证明？再如，说鸦片战争促进了鸦片进口和导致白银外流，又有什么数据支持？马、袁的最新研究用实例和图表介绍了数据对研究经济乃至了解政治的重要性，而“荣家的账簿可以提供真实的数据”。课题组通过统泰升账簿史料数据，倒推出银价汇率及其变化，从而可看出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下图反映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银价的上升，即是一例。
    
    此外，课题组对统泰升账簿的计量分析并用图表展示的研究成果还包括“货币使用与银钱比价”、“借贷与利息”、“批发物价、零售物价与消费”、“北方基层市场的节奏与季节性”等内容，以及“记账方法与会计体系及中外比较研究”等。
    统泰升账簿作为地方性、私人性、个体性账簿，能否反映全国经济总体情况？如果不能，则研究的意义便大打折扣。马、袁二位的研究做了比严中平更加精准的计量分析，通过对比其他研究成果（包括严先生1950年代研究统泰升账簿的成果）发现，“我们的研究和其他研究的总体趋势相近（下图），说明一个地方的私家账簿不仅反映了当地银价的变化，与其他地方一样，也能反映全国的总趋势”。该研究以实例印证了哲学话语所谓的“任何个别都表现一般，一般通过个别表现”，由此也展现了统泰升账簿研究的价值。
    
    五
    因为新的研究数据还未正式发表，因为是外行，关于统泰升账簿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关系就不说了，期待课题组研究新成果的正式发布。还想说的是，我对统泰升研究的一些感受。毕竟，经济史不光是数字，还包括丰富的人文内涵，可以让外行也觉得有意思，更何况，与父亲、与家族历史有关。
    我们是山东人吗？
    袁为鹏 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以下简称研究报告）一文，对宁津县的行政区划变迁做了梳理。宁津清代隶属直隶省河间府，民国2年（1913）改属直隶省津海道，1928年南京政府改直隶称河北省，宁津即属河北省。1949年属河北省沧南专区，1950年改属德州专区，1952年该县划归河北省属沧州专区。1958年随沧州专区一起并入天津市。1961年恢复沧州专区，再次改隶沧州专区。1965年划归山东省，属德州地区（后改为德州市）至今。
    
    我对研究报告中提到的宁津行政区划变迁颇感兴趣。以前，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总回以“祖籍山东、生在山西、长在北京”。后两项确定无疑，现在看来祖籍是不是山东就含糊了。以前也知道宁津原属河北，看了报告才知道，宁津直到1965年才划归山东，那时我已经上高中二年级了。以后再说自己是山东人，似乎不那么“根红苗正”了！
    统泰升为什么能够发达？
    地理位置对商业交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解统泰升账簿背景，研究报告对统泰升商号总店及分店所处的宁津县和大柳镇的地理位置及相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宁津县地处华北平原东部的黄泛区平原之中，据明代旧志所载，当地原本“民务农桑，俗少商贩”，清代中期以来，随着人口增长及周边地区的影响，“俗渐著靡，人多游惰”，商业贸易逐渐兴盛。该县周边德州、吴桥、东光等城市均靠近大运河，因交通便利，商贸亦较发达。大柳镇是宁津县北部一个比较重要的乡村市集。据《（光绪）宁津县志》记载，大柳镇在邑北十八里，这里每逢二、七日均有集场，每年九月举行庙会。镇内还设有义学一所。现有文献中未见对清代大柳镇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专门介绍，但从统泰升账簿史料中可以看出19世纪中期大柳镇的商业比较发达。该镇在清道光年间至少有两家当铺和十四家有一定规模的商号店铺。道光二十四年（1844）各商铺举行过一次集会，共同商议如何捐助并轮流负责当地的修路、架桥、演戏等社会公益事业。
    
    家道中落在何时？
    研究报告对宁津大柳镇荣氏衰落的原因有推测：统泰升商号很可能因为咸同年间战乱的破坏或黄河改道的影响而不复存在。据光绪年间所修《宁津县志》记载，咸丰、同治年间宁津接连遭受战乱。咸丰二年（1852），因太平天国起义军一部在李开芳、林凤祥带领下北上，受其影响，“县民奔走避难”。咸丰四年（1854）清军僧格林沁部与太平军在邻县交战，清军一部驻扎宁津县，并有太平军残部千余人战败后逃经宁津县境。咸丰七年（1857），有捻军宋景诗由吴桥一带南窜、东窜，扰及宁津。同治二年（1863），捻军宋景诗部再次经过该县，同治七年（1868）“捻贼张总愚犯境”，“县境遇难者甚众”，当地团练武装曾与捻军在统泰商店所的大柳镇进行过一场激战，结果失败，死伤惨重。除战乱之外，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决口，穿运河而经山东境内大清河入海，山东西部大运河淤塞严重，交通受阻，周边许多城镇集市商业因之萧条，这也可能是影响该商号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统泰升后人的父亲和祖父
    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所有对父亲的批判以及父亲自己写的“交代”，都会提到地主家庭出身。说是地主出身，实际是穷学生，充其量是能读书，勿须田间劳作或做苦工。父亲在“交代”中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敦促国民政府抗日，他随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想逛逛南京城，没钱，“只去了一次中山陵”；为逃避国民党抓捕出走，没钱，是有人“抓一把钱”给他才得以出逃。无偿捐赠账簿，但需北平图书馆支付运费，也是一例。从父亲一生简朴看，他身上没有概念中的剥削阶级的影子。另一方面，父亲在沧县二中、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和家里联系密切，寒暑假必回家乡，家里有什么信息也能派人及时通报。父亲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都是在自家屋里开会、办小学和民众夜校、开进步书铺等，说明家境与普通百姓毕竟不同。
    在生活上，爸爸身上有爷爷的影子，热心待人，无贪恋。到爷爷荣星垣辈，商铺应该是所剩无几了。记忆中，是父亲给爷爷寄生活费，爷爷晚年住在北京，直至1982年去世。因为家道中落，因为性情好，因为对共产党和抗日活动有贡献，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开明绅士，没有被划为地主，甚至曾经一度是宁津县副县长。下面两张分别摄于1958年1月、2月的宁津县干部合影中，戴瓜皮毡帽的老者就是俺爷爷。他在一群穿制服的中青年干部中显得有点另类，代表了宁津荣氏的特殊吧。
    
    
    严中平是否知道统泰升账簿是父亲捐献的？
    前述民国时期30年代，万、魏二位介绍统泰升账簿时，都提到向北平图书馆捐赠账簿的是宁津大柳的荣孟源先生。袁、马二位在开始研究统泰升账簿时不知有万、魏的文章，只知道50年代严中平先生对统泰升账簿的研究。严氏1936年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当年就到万、魏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了，虽然该机构建制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变化，但严始终没有离开过（除1947-1950年曾赴英国访问学习外）。按袁为鹏的推测，严应该知道账簿的来源。他为什么始终未提？
    《刘大年往来书信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中有几通严中平致刘大年来函，其中一封谈到，经济所考虑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纲，“这是一个必须集体进行的工作”，因为近代史所有集体工作的经验，“希望知道你们所是怎样合作的”（1955年3月27日，第109页）。五七年反右时，严先生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社科界对右派的批判，批判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陈当时是北大经济系教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陈先生在几次邀集知名经济学教授座谈后，写成《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济建设工作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如何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改革我国政治经济学课程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因此被打成右派（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陈的情况与父亲相似，即有“不合时宜”的文章作为把柄落入人手。综合这些材料，严应该知道父亲荣孟源及其五七年的境遇。
    据百度百科介绍，原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解放后改制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3年严任该所任研究员、副所长；1982年后任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顾问、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等职；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经济组副组长。以严的这种身份，若他知道统泰升账簿是父亲无偿捐赠而不提，完全可以理解。
    父亲为什么闭口不谈捐赠账簿之事
    我更关注的是，其一，父亲当初出于什么考虑毅然倾囊捐献出现在看来是那么珍贵的家传账簿？而且，选择的捐献对象是北平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绝对政治正确！当时父亲只是22岁的大学生啊！那种眼界、那种决断，是从哪里来的？他的父亲、我们的爷爷知道吗？
    其二，父亲自己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也许，父亲认为这纯粹是个人的事情，无须向谁说明；也许，既是捐献，便无须留名。但，还是好奇，曾与维木及袁、马二位谈及过此事。首先，可能与中共意识形态和体制有关，这是只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共语境下才能理解的事情。你出身地主、你有那么多账簿，变天账啊！……可以推测，如果当年父亲没能实现捐赠义举，以后可能就不会有嘉道年间的统泰升账簿、也不可能有对统泰升账簿的研究了，乾隆年间账簿的丢失就是例子。其二，可能与父亲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知有关。父亲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坚信。马德斌先生认为，父亲不愿意谈账簿问题，除有国内政治因素外，也可能与他自己的真实信念有关。马认为，中外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尾声
    实际上，父亲自己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父亲捐赠账簿的义举已经显现出其价值，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最后，再说一个插曲，看看偶然性是如何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
    据袁为鹏讲，开始研究统泰升账簿的时候不知其来源，他是在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情况”下得知线索并追踪到其来源的。在此，不得不佩服袁先生做学问的钻研功夫。在整理自家图书时，有一本书不止一次地掉下来砸到他头上，他觉得奇怪，什么书这么难整？便顺手翻开来看。这是一本八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书，名为《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书里的一个注释提到中央日报魏泽瀛的文章。袁立即到北图过刊阅览室里找到了魏的原文，并根据文章所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找到了万斯年的文章，从万文中正式发现了荣孟源先生的名字和捐赠过程。
    袁先生是历史专业科班出身，知道荣孟源，也知道是父亲是宁津大柳人，此前也曾读过父亲那本关于历史与史料学的著作。他又立即从图书馆找来这本书，从书中所附的后记中找到我们荣氏四姐弟的名字，由此，他找到了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维木，死的账簿便有了活的源头，也因此，我知道了袁先生和马先生的研究，便有了这篇关于父亲和统泰升账簿的记述。
    （原文见“荣维毅新浪博客”2016年8月2日）
    关键词：荣孟源 统泰升账簿 统泰升账簿研究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d297970102wqx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