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人移民与社会改革的访谈

(下文是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霍文琦对经济所副所长朱玲研究员的采访内容--编者注) 新闻背景：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20日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这一行为在越富有的人群，如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占比也高达47%。 针对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向您讨教几点看法： 1、有人说，富人移民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是人的自由权利；有的人认为是不爱国，在国内发了财就忘了本。您怎么看？ 答：迁移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包括这项内容。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不从道德层面评价个人的迁移决策，但会关注大规模的或者异常的移民现象，以及引发这些现象的社会经济因素。 2、人民网的一个调查显示，富人移民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障财产安全”，一些正当致富者，看到当前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公，担心社会动荡危及家人以及令资产受损。 那么，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是否也是根本性解决这个社会症结的途径之一？如果不是，该怎么解决这一症结？ 答：您从两个层面提出了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社会安全感，另一个是社会公正。这两点并非富人才关切，而是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群体注重和向往的社会状况，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您所说的“担心社会动荡危及家人以及令资产受损”，是个人或群体缺乏社会安全感的表现。增强社会安全感，首先要靠法律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与此相关的立法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无需赘言。其次，需要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构严格执法。在这方面，我国的现实不尽人意。尤其是严重的腐败，阻碍着法律的落实。近年来，那些严重伤害人身安全的建筑、交通、食品、药品和环境事故，以及侵犯集体或个人财产权益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与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密切相关。可以说，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的一个关键，就是遏制腐败。为此，需要通过社会管理改革，对政府的权力施加有效监督和制约。 您提到的“贫富分化”，通常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穷人更穷和富人更富、以及这两个群体在同一社会中的分隔现象。有关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表明，近30年来，收入不均等程度提高，然而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也在增加。这意味着穷人并未变得更穷，但贫富差距在加大。虽然，贫富差距各国皆有之，但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贫富差距加大的程度和速度，却高于其它国家。这与转型中的制度建设滞后有关。例如，计划经济下与官员等级相关的特殊待遇依然存在；在一些重要资源由政府管制、而资源分配权缺少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官员通过寻租、企业主通过权钱交易，双双获得不正当收入和财富；一些行业和企业由于行政性垄断而收入水平高于竞争性行业和企业；企业一般职工由于缺少集体谈判机制而与高层管理者收入差距悬殊；农村迁移劳动者由于城市社会的排斥性制度，而不能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工资收入；等等。这些制度缺陷，不但造成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竞争，而且使得不平等竞争的后果继续复制并加剧不平等，阻碍了社会流动，尤其是明显地减少了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和财富普遍增加的情况下，对社会不公的呼声却日益强烈。 对上述情况，党中央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胡锦涛同志在最近的“七一”讲话中，把反对腐败提到了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并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都要反对腐败。他还特别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无疑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和增加国民的社会安全感。当然，政策的落实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细致而又耐心的工作。而且，要取得显著的政策成效，还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3、有人说，富人外迁的原因之一是富人担心像以前的打土豪，分田地；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富人怕被以各种形式来均贫富。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如同以上所说，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就能保障公民的正当收入和财产不被侵犯和剥夺。 至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各国都有。越是发达的国家，收入再分配功能越强大。以欧洲发达国家为例，在经济上采用市场竞争机制，在社会领域坚持社会包容和社会共济（social solidarity）。其背后的理念是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机会平等”和“条件平等”。“机会平等”，强调的不仅是不同个人具有同等的创业和就业机会，而且也强调个人对社会承担同等的责任。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的正是社会共济和社会包容的价值观。同时，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基础。那些通过个人的努力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人，如果没有社会提供的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等前提条件，断然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又有什么理由，面对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责任而忧心忡忡呢？ “条件平等”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个人进入市场的初始条件原本就不同，例如父母和家庭状况、受教育机会、保健机会和社会关系等等，因此需要通过政府采取再分配和公共服务项目，既保障最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同时又缓和不利的初始条件对个人获得经济机会的不利影响。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011年6月，我在德国波恩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以扶贫和社会保障政策实施为例，介绍了中国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的成就。与会的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对中国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可见，在实现社会共济、社会包容和减少贫穷方面，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不难达成共识的。 4、从分配的角度看，如何让可以保证社会资源被合理利用，给穷人一个好的环境，给富人一个安心的环境，分配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具体分配过程中，该注意哪些环节？ 答：在初次分配领域，第一，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建立公正透明的分配制度。例如，城市化进程中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地的交易规则、农村集体资产的分配规则、农民住宅和生产性房屋的拆迁补偿规则、农民的交易权力的界定，等等，目前实际上由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又如，国有资产的处置和高层管理者的工资决定，等等，至今依然缺少规范。这些领域，都属于分配体制改革的范围。第二，加大对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三，政府退出对资源价格的直接干预，恢复价格的市场信号作用。第四，促进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排除农村迁移劳动者及其家庭异地转为市民的制度性障碍。第五，通过立法创新社会结构，承认雇主与雇员为具有各自不同利益却又利益相关的群体，并通过法律援助促使双方分别组织起来，通过有组织的谈判与合作，提高一般职工特别是工人的收入，改善劳动保护和职业安全状况。 在再分配领域，首先，继续实施扶贫计划，政府和公众在投资于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营养、健康、教育和培训的同时，还需要采取消除社会排斥的公共行动。这未必在短期内引起贫困发生率的变化，但却是缓解乃至消除贫穷和促进包容性发展所必需的步骤。其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加大中央政府的社会支出责任；另一方面，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以便强化当地社会救助和社会增益产品（merit goods, 例如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和营养干预）的供给。再次，稳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渐消除社保体系的碎片化，以保证每一个遭遇负面事件冲击和陷入贫困的个人和家庭，都能获得帮助。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发展，将有助于校正收入和财富的初始分配状态。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