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的几点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磊 2011年4月18日至2011年5月31日，本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交流协议，前往荷兰莱顿进行短期交流。本人此次短期交流的题目是《中国后危机时代的城市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期间于2011年4月30日在莱顿大学中欧论坛进行了相关的学术演讲，主要介绍了广东省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本次交流原定3个月，但因参与李扬副院长主持的《2020的广东：发展战略转移，发展方式转变与发展动力重构》课题，需到广东调研，本人负责城市化相关研究。为了保证赴荷兰交流的实际效果，被迫推迟了行程）。现根据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要求，正在修改与交流主题有关的英文随笔，准备投稿该所创办的研究通讯。对于本次短期交流，现有几点感受，总结如下： 一、中国的学者必须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尽管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侧重于文史哲的研究，经济学研究基础较为薄弱，专门研究城市化的人才更是缺乏，但是我还是深感此次荷兰之行对拓展本人有关中国城市化、金融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研究大有帮助。1、实地考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发展水平真正差距和症结所在。在荷兰交流期间，本人对两件事深有感触。其一，欧洲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是中国与其在经济发展上的最大差距之一。以巴黎为例，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极大地降低了通勤成本，提高了城市集聚效应。巴黎地铁虽然建造时间较久，体现在地铁阶梯很陡，并且缺乏足够自上而下的自动扶梯，对老人和残疾人士极为不便，但由于地铁挖的层次较多（在交通枢纽站通常可以同时开通多达10余辆火车），覆盖率很高，依然保持了城市地铁使用效率最高的美誉。即使在交通高峰期，也只有较少的人没有座位。同样重要的是发达的公共交通并没有妨碍汽车业的发展。由于人工成本昂贵，欧洲家庭同样需要备有汽车，主要用于购物和旅游而非城市通勤。以莱顿为例，不仅出租车费用昂贵，而且还需要提前预约，极不方便。正因如此，汽车仍然成为家庭必需品，只不过不用于城市通勤。此外，欧洲城市还通过功能区的合理划分，减少无谓的交通，以及修建停车场等重要辅助设施，对家庭持有汽车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以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为例，周围的基础设施绝大部分就是停车场。反观北京，尽管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远超大多数欧洲城市，但城市规划前瞻性不足和城市管理水平较低却是不争事实。中心商务区（CBD）数目偏少，地铁覆盖率不够，相当一部分居民社区在规划时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停车场问题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北京的平均通勤时间高达巴黎等类似城市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面对城市拥挤效应的出现和通勤成本的上升，北京市采取了汽车限购和人口进京限制等短期应对措施，极有可能损害北京的城市集聚效应和未来经济增长潜力。Au and Henderson (2006)运用一个综合考虑城市内部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因素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提出人口迁移政策的限制造成中国1/2至2/3城市规模偏小，只有不到5%的城市规模偏大。城市规模偏小意味平均说来，每个工人净产出17%的损失。但对至少1/4的城市而言，这方面的损失高达25-70%。然而，Au and Henderson 的研究只是证实了中国城市规模不足带来的成本，却没有深入研究城市规划前瞻性不足和城市管理水平低下在其中的决定性影响。试想在现有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下，即使是管理目前的城市规模尚力有不逮，又如何去奢谈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其二，欧洲城市高度重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以及居民素质的提高也是中国在未来经济增长中需要长期重点努力的方向。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交通以外，各种规模的欧洲城市另一共同特点就是文化产业的发达和遍地开花的博物馆。以巴黎为例，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即使从法兰克王国算起也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由于注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在其俯拾皆是的博物馆映衬下，显得似乎比中国这样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还要有文化。比如卢浮宫就收集了大量的古代埃及的文物，协和广场方尖碑更是由埃及赠送的金字塔方砖堆砌而成，即使被称为巴黎地标的埃菲尔铁塔也以高度超越埃及最高的金字塔为荣。巴黎的文化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维克托.雨果。1831年雨果的经典著作《巴黎圣母院》的面世引起了巴黎人广泛的怀旧思潮，并于1845年开启了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先河。得益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实施，巴黎文化产业扭转了在战争和工业革命中屡遭破坏的局面，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鉴于推陈才能出新，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无疑有助于形成知识生产中的外溢效应，从而为科技和文化创新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文化产业还会构成创造性思维和原创思想(idea)的源泉。毕竟创新更多的是艺术家而非科学家的活动。正是因为文化产业对科技创新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文化产业才发展成为以创新为增长动力的发达经济体战略性，甚至第一支柱产业。即使是象人口只有20多万人的莱顿，也发展了诸多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在提高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很显然，欧洲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形成了便利技术外溢的城市化载体，降低了创新成本。正如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2002）所指出的那样，单纯的技术创新也是一项耗费资源、成本昂贵的经济活动，同样摆脱不了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并不能构成持久的经济增长源泉。只有借助知识的非竞争性和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才有可能突破报酬递减的陷阱。在技术创新，特别是相应的外溢效应发挥过程中，空间距离将成为关键因素。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编码，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记知识需要面对面互动方能掌握。欧洲城市高度重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以及居民素质的提高则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和质量。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以城市化载体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消化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人工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中国与欧洲发达经济体真正的差距有二，一方面欧洲发达经济体城市化已经完成，而中国才刚刚开始，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和城市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另一方面，与欧洲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在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居民素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上差距更为突出。2、中国学者在走出去上已经明显落后于许多亚洲国家，不仅不利于本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可能对中国软实力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培养造成负面影响。本人在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短期交流期间，发现该机构日本学者几乎高达2/3，印度学者又占据了约一半的剩余名额，中国学者人数甚至低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至于欧洲学者，甚至亚洲学者曾经前往中国交流的更是少之又少。在我所遇到的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日本学者中竟然只有一人到过中国。在与欧洲学者交流过程中，我反复询问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人是否真正有兴趣了解中国文化。大多数的回答是他们开始渴望了解中国，并且指出凡是去过中国的欧洲人大都对中国抱有好感，至少不会对中国进行过度简单化的判断。由此可见，欧洲学者开始意识到与中国学者进行双向交流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减少误判，以共同维护世界的繁荣与和平。 二、中外学术交流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效率。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所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本人在短期交流期间每个月的生活补助是680欧，另有一套租金为900欧/月的公寓和独立的办公室。鉴于荷兰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均收入也只有2000欧左右，这样的报酬足以让访问学者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在交流项目的设计上还是显得过于零散，可能不便于访问学者之间的交流。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侧重于文史哲的研究，而中国目前仍然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双方交流的兴趣点无疑存在明显差异，缺乏足够的交集，以致影响中外学术交流效率的提高。本人已向荷兰亚洲国际研究所提出建议，能否围绕向中国介绍欧洲城市化的经验设计一系列课题，这样就可以在中国重经济，欧洲重文化的学术交流兴趣间架起一道桥梁，促进学术交流效率的提高。毕竟城市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尽管由于其城市化起步较早，许多城市是自然形成，欧洲城市化经验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不过，考虑到欧洲也是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欧洲的经验在合理规划城市和城市群，节约使用土地，改善人居环境，以及建设治安良好，邻里和谐的城市居民社区方面比土地资源极为丰富的美国更有借鉴意义。此外，对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语言障碍不必过于担心。其实由于中国学者掌握的英语词汇较为丰富，基础相当扎实，只是受制于语言环境的缺乏，被逼成为哑巴英语，一旦让他们进入一个只能使用英语的环境，其使用英语的潜力将会达到充分释放。以本人为例，在国内根本想不起来的单词，到了欧洲竟然莫名其妙地都会了。到了回国前夕，许多时候都到了不需母语转换的地步。因此，要想切实提高国内学者英语水平，最好的方法就是鼓励他们到国外进行较长时间，比如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在交流期间，应鼓励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并对往返机票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既可兼顾国内家庭和工作，又能通过较长期的国外交流提高英语水平。 因本人也是第一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非常缺乏经验，以上均是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 参考资料： 1、Au, Chun-Chung, and J. Vernon Henderson. 2006.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 (3): 549–76. 2、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