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新版三国，侃经济人生

胡怀国 返京不久，新版三国热播；饭后茶余，看得不亦乐乎；网络世界，则是恶评如潮。或许网民要求较高，也许角度或方法有别，窃认为：对人对事对生活，与其悲伤愤懑于秋风之萧杀，不如在瑟瑟秋风中找寻绿色。如此，人生可多些希望，甚或偶有小得。 题外话：谁说历史不能“杜撰”？ 对历史的大胆解读，确实是新版三国的一大特色，也是引发网民恶评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换一种角度，在某种程度上，一定的“杜撰”也可以视为理论升华或艺术处理，未必一定不妥。毕竟，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历史本身，更在于如何解读，如何影响现代社会。 历史人物的所思所说所做，因年代久远，兼文字记载语焉不详，若不加以杜撰，必为支离碎片，故不得不借助于后人的想象。其实，三国演义及民间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融合后人解读的“野史”。或许，正是因为其中夸张的“杜撰”和丰富多彩的艺术处理，才使得三国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历史学科中，素有理论历史和考据历史之争。前者固然有失精准，但后者的微观精准和宏观迷糊，却也难尽如人意，至少未能充分体现历史对于现代社会的应有价值。经济领域更是如此，人们似乎很快会忘记考据经济史学家，但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却因理论历史，荣获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现代经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同苏格兰启蒙运动大多学者一脉相承，喜欢做史，并且是“杜撰”的历史。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论及斯密《论语言的起源》时指出，斯密的历史是“理论的历史或推测的历史”，并认为蒙塔克拉的数学史和斯密的天文学史是该方法的典范。诚如斯图尔特所言：这种方法“不仅在思想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且也对懒惰的哲学家将了一军。那些哲学家把一切现象都说成是自然和精神世界的奇迹，而这种奇迹是他们所不能解释的。” 考据历史之“真”，主要是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历史本身并不重要，其主要目的是借助于“历史”事件，有所得、有所乐。学者毕竟是少数，而故事则是要讲给老百姓听的；尤其是电视剧，其观众主要是老百姓而非学者。故而，新版三国大胆解读甚至“篡改”历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亦不值得如此争论甚或恶语相向。 解决了这一方法论问题，我们可以回到主题，开始寻找“绿色”了！ 吕布是个“大情种”？ 新版三国，是现代人结合现代社会，对三国故事的现代解读。若能在思想和方法上接受历史之“杜撰”，纯粹立足于现代社会，则新版三国可圈可点之处确实不少。为行文方便，此文只谈一个主题：理性决策，摆脱“心魔”或情绪影响。不妨从吕布这个“大情种”说起。 新版三国对吕布的艺术处理，确实有点夸张。千百年来，赤兔马、方天画戟，吕布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神勇、无脑。神勇者，无出其右，刘关张何等英雄，加起来也不过平手；无脑者，不仅是智谋，亦包括道德水准，就连坏事也不会做（陈宫正好欣赏这一点）。在新版三国中，编导“大胆”创新，把一介武夫塑造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情种”！ 暂且不论这种艺术处理或理论升华是否合适，透过吕布和貂蝉的“生死恋”，以及其它案例，新版三国似乎在大胆构造如下“理论”：不能把感情或情绪，过多地带进工作生活之中！ 在新版三国中，感情或情绪误事的例子很多，值得一提者有三：袁本初名门望族、四世三公，兵多将广、雄居“冀青幽并”，绝对算是当时的“大哥大”，却因幼子病情，贻误合击曹操的绝佳战机；吕奉先天生神力，勇猛无比，武功可谓天下第一，却因难舍病中娇妻，困守下邳城，终沦为阶下囚；周公瑾文韬武略，当世奇才，却因心妒孔明，抱憾而终，未能在历史舞台发挥应有作用。这三人，条件好，起点高，分别在实力声望、武功、智谋方面超群绝伦，下场却都不怎么样。 在新版三国中，不因感情或情绪误事者，最重要的例子亦有三：阉宦养子、小流氓曹阿瞒，“不甚好读书”、贩履织席小儿刘玄德，以及幼年丧父、“权臣”环绕下的孙仲谋。袁本初之名望实力、吕奉先之神勇、周公瑾之智谋，均远远超过此三人，但在动荡乱世中终成霸业者，却是后者而非前者。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点（似乎也是新版三国大力渲染的）就是：他们做人做事，绝不受情绪或感情左右，而是像熟谙最优化理论的经济学家那样，能够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按最优路径实现目标最大化！这三人，条件差，起点低，最终却皆成霸业、流“芳”百世！ 不要与“市场”赌气 新版三国显示出：欲成大事，必先克服“心魔”，不以感情或情绪影响最优选择；在投资过程中，这一点似乎同样特别重要！新版三国热播，恰逢内地股市跌得四脚朝天、股民怨气冲天之时，而不论是心理煎熬还是实际损失，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都与“心魔”有关。 投资市场流行一句话：“不要与市场赌气”。换句话说，市场永远是对的！不应与市场较劲，不应把感情或情绪带入市场操作之中，“跌市不估底”、“升势不估顶”，这是专业投资者的基本守则。与之不同，散户投资者往往喜欢与市场赌气：跌了，“我不相信还会跌”，补仓，愈陷愈深！升了，“差不多了”，清仓，踏空，懊悔不已！股市流行“技术分析”，其实质就是顺势而为，承认市场永远是对的。它宁愿相信历史数据提供的（经常出错的）经验，也不愿借力于主观判断，目的正在于避免自身情绪的影响。 同市场人士不同，经济学家更钟爱“基本面”或“价值分析”，它们在理论上更站得住脚、更经得起历史检验，但市场表现往往惨不忍睹，包括那些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大师。经济学家以理论深度和长期分析见长，对数年一循环的经济周期颇有研究和心得；然而，货币资本市场“小波”不断，投资者也不会“一棵树”上呆几年。借助于经济学家的建议此事投资活动，经常会在投资过程中受到主观判断的影响，难免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譬如2005年以来的楼市、2009年上半年的股市。 对于情绪上的东西，主流经济学家似乎关注不多：其一，尽管“预期”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口头禅，但此预期并非彼预期，而是通过“汇总”几乎抹去了个体差异；其二，尽管凯恩斯在《通论》第四篇中提出了“动物的本能”，但经济学家却为之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迄今也没有弄出什么大名堂。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阿克洛夫《动物精神》一书，关注者似乎以金融市场投资者为主，而不是那些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不相信“泡沫”的持续性，但专业投资者不仅尊重它，而且利用它大赚特赚。实际上，专业投资者的“顺势操作”和“技术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商业银行业务占主导的传统经济体系中，利率、税收等货币财政手段能够充分发挥“自动稳定器”功能，各类“负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熨平经济波动；而在金融资产快速膨胀、各类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的现代经济中，预期、资产价格、市场情绪等，不仅时时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甚至经济波动，更会引入诸多“正反馈”机制，诱发各类“泡沫”。而这些泡沫，在人们普遍觉得即将破灭之时，仍会愈趋疯狂（自我实现的预期、资产负债表效应等），带来令人乍舌的暴利（以及不知何时到来的巨大风险），其内在机理则是不同于传统经济“负反馈”机制的“正反馈”过程。 当前中国百姓正处于由“劳动收入主导”向“劳动和财产性收入相互补充”过渡阶段，投资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减少情绪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应该是股市“初哥”变为专业投资者的第一步。至于“跌市套牢伤心、升市踏空揪心”更是要不得。如果“道行”不足，难以做到巴菲特那样“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么至少可以听听杨百万的劝告：“牛市赚钱，熊市赚股”，别太折腾那颗脆弱的心！ “专业”是一种心态 投资如此，工作生活更是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来说，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是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牵扯时间精力。既然谈到工作，就不得不提及“专业”。在工业社会，“专业”往往同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有关；但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社会，“专业”更多同心态有关：很多时候，不应因个人情绪而影响工作，亦不宜在工作中牵扯太多感情！ 香港服务业占GDP超过九成，笔者有幸在此地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此小有感触。说实话，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残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没有一点烦心事。不过，能否尽量不把有关情绪带入到工作之中，确实是“专业”与否的标志之一。尤其是那些直接同顾客打交道的工作，所谓“专业”，就是不论自己的心情如何、不论对此职位有何观感，既然做这项工作，就要尽可能做好，满足顾客需要。 在香港，曾经遇到这样的人：他们曾经坐拥千万，但却因经营失败重新沦为“打工仔”。面对新工作，不论是“擦鞋”、“端盘子”，还是搞清洁、干保安，一般都会尽心尽力，不会因为过去的辉煌和心理感受，而在同事面前装老大、或面对无理顾客发出“老子不伺候”的豪言壮语。同样，一般员工，不论情绪多失落，不论在同事那里受到什么的气，甚至刚刚受到老板的无理斥责，然而，一旦步入工作岗位，却能够立马找到感觉，以“专业”的笑容面对顾客。 至于感情，包括对同事的观感、对职位的看法等，也应该尽可能地不带入工作之中。现在的绝大多数工作，是需要合作完成的。每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若工作中盯住同事们的缺点，只会增加自己的辛苦。至于什么人做什么工作，比如洋博士北京摆地摊、广东硕士卖猪肉等等，内地一度炒得沸沸扬扬，在香港则根本不算什么事情。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香港有数十万菲律宾籍、印尼籍家庭佣工（保姆），其中不少具有本科学历，但没有内地保姆。按理说，保姆最低月薪超过3000元，且在假期、保险、机票等诸多方面有法律保障，应该对内地女孩子有吸引力。不过，据说早期曾有内地保姆（不谈法律问题），但她们觉得不能同桌而食（主人吃饭时，保姆需站在一旁伺候），有损尊严，故坚决“不为五斗米折腰”。 如前文所述，电视剧不等于历史，“市场”不等于经济理论（否则也不需要在计量模型中加入随机干扰项了），“工作”更是如此：与之有关的许多问题，理论、理念并非就是现实。人类社会，对于理论、理念的东西关注太多，对于现实关注过少！举两个与之有关的例子吧。 一是教育。大学是从理论学习向现实工作过渡的阶段，但各国各时代普遍关注理论、知识和技能，对于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同事间的合作、与客户间的沟通、心理心态的调整等，几乎完全不提。一旦踏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人们几乎完全需要依赖于自己的琢磨，许多时候交易成本巨大、甚至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不久前，福耀玻璃老总曹德旺在电台做节目，有大学生问：目前就业压力大，大学生应该选择创业还是就业。曹先生的回答是：大学生连传真都不会发，如何创业？ 二是理念。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理念深入人心，各类政治活动无不以之作为吸引选民的口号。不过，诚如前文所言，对于老百姓来说，上班工作、下班回家，是人生的主旋律，花费人们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各类政治生活反而成了点缀。不过，各国宪法、政要、媒体等，对之大肆宣传，但对于“家庭”、“企业”内部则语焉不详：政治家很少谈企业内部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经济学家干脆把家庭和企业作为“黑匣子”。倒是打工仔自身，借助于工会组织，一二百年来慢慢积累起少许权益。 也许是习惯了“主人翁”地位吧，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确实有许多不适应，虽说有些属于市场经济的问题、有些属于我们自身的问题。电视剧杜撰历史也好，股市狂跌也罢，甚或工作生活中的烦心事，确实需要内部外部共同努力。毕竟，“活着”就该幸福快乐。人类社会，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亦从来没有绝对的不公，正如哪里都有秋风落叶、哪里都有春天绿色一样。 （刊载于《经济学家茶座》第47辑）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