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生活之尴尬事

胡怀国 引子 2001年8月底至2002年8月底，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orea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以下简称“财团”）的资助下，我到韩国工作生活一年。就我个人而言，此行还有一个想法，即尽量结合韩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弄清楚东方儒家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韩传统文化相似，而韩国不仅较重视传统，且在市场经济方面比我们先行一步；另一方面，读书时对西方启蒙运动情有独钟，感觉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希腊民主制度、古罗马法制精神、欧洲近代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认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韩国一年的收获大于预期：东方文化与市场经济不仅能融合，而且可以融合得很好。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些问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并且一晃八九年过去了，当初的一些感触和想法亦渐次淡忘。倒是生活中的一些趣事、尴尬事，仍然记忆犹新。前几天遇见詹小洪先生，聊起了在韩国时的工作生活，他鼓励我把当时的经历、感受写出来，以便同茶座的朋友们分享。思来想去，还是聊些韩国生活期间的尴尬事吧。所谓“尴尬”，往往源于实际情形不同于预期，或者观念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尴尬之事虽然琐碎却也有趣，同时亦能较好地体现两国民众之差异所在。尽管中国素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但没有说不能“内扬”；我与茶座已经比较熟悉了，故而放胆“扬”一下“家丑”，与茶座的朋友们分享。 汉城：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 2001年8月底到达汉城（今称“首尔”，下同）后，“财团”先安排我们在“华克山庄”（据说是六星级，前几年在国内看韩剧《情定大饭店》，几乎全部是在该“山庄”拍摄的，一切都是当时的样子，感觉很是亲切）住了三天，熟悉汉城情况、联系租房等生活事宜，其后就是完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了。 韩国民间金融发达，房租同押金挂钩（押金越多，房租越低，条件越好）。我没有什么押金（从200万韩元中拿出150万权作押金），于是租了一间约10平米的房子（月租金30万韩元左右），里面空空如也。锅碗瓢盆酱醋茶，过日子首先要添置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由于语言不通（汉城市民的英语水平低于预期），买东西的时候无法问，只能找到某件商品，一手指着商品，一手拿出一叠韩币，让店员任取，当然更谈不上货比三家、议价砍价了。 最初一周，生活比较艰苦，有朋友形容“狗和耗子般的生活”：在家睡地铺（地板下有暖气，韩国人传统上不睡床）、出门钻地铁（公交路牌不明、语言不通、地铁相对发达）。为了生活方便，在财团为我们提供的韩语课（自愿参加）上，我们要求老师先教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其中包括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便宜点行吗”。韩语老师特意提醒，在韩国买东西一般不讲价；即使讲价，一般限于10%，否则卖主会不高兴。 试了几次还可以，自我感觉已经字正腔圆，基本达到汉城人的标准了。由于刚到汉城没有安装网络、长途电话费也比较贵（一时半会还没有摸清各类电话卡的门道），于是我打算买个相框，把亲友的照片挂在房间里。到市场上一问，好像要8万韩元，比自己预期的贵许多，于是脱口而出：“能否便宜一点？”店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微笑着问：“你是中国人吧！”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发音，还是因为我要求砍价，让他识别出我是中国人，但感觉后者的可能性很大。 这句回答本来没有什么，对方亦是非常友好和善意的，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可谓我来韩国后的第一件尴尬事！也许对不少人来说，议价砍价是一件乐事；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是一种市场交易成本，至少会在时间方面存在显著的机会成本；更进一步，从社会和道德方面看，它意味着一种不信任，甚至内心深处将互利互惠、互通有无的交易行为视为“零和博弈”。如果它成为了“中国人”的标签，那么真值得我们深思一下了。总之一句话，这件小事让我想了很多，从经济学想到整个社会科学，从中国现实想到中国历史。不论如何，此后我很少砍价，包括回国以后，以至于生活中经常惹来太太的批评。 有趣的房东老头 我选择在汉城大学附近的“新林九洞”租房，那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考试专业户”（公职人员待遇好、社会地位高，吸引了大量“赶考秀才”），年轻人多，生活设施比较符合我这样的“过客”。我的房东是典型的韩国小老头，约65岁的样子，好像没有工作，但拥有几座可供出租的小楼（我不清楚他是所有人还是管理人），每月交租金的日子（他会提前贴字条）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刻。汉城私人物业多，许多小楼今天拆明天建，或者加建一间小阁楼，我跟着房东换过两次地方。每个月约定日期，我会在房间里等房东（我不知他住在哪里，更不知他的联系方式），就房租、水电费和其它事项交换意见。 我们的对话很有意思。他完全不懂中文（多数韩国人能看懂一些繁体字）和英文，而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韩语，多数对话通过手势、一本字典与纸笔完成。他写出一个主题词，我查阅字典了解他谈的是什么，然后通过简单的up-down、yes-no之类的手势或简单韩语，完成双方的交流。十分钟能说明白的事情，我们几乎需要一个小时。即便如此，我们的交流还算顺利，有时话题还谈得蛮深入的。 韩国人对学者很尊重。就像年轻人对老年人一样，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房东了解我是“博士”（韩国人大多高中毕业参军，不少人大学毕业就一把年纪了），还是同“教授”搭边的“助理教授”，佩服得不得了，经常在谈完正事后，拉我到他的朋友那里喝酒、吃饭、唱歌。有人说，日本人像中国南方人，性格方面比较秀气；韩国人则像北方人，性格相对粗犷。这一点在房东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有一次谈完房租事宜，他出去后一会儿就回来了，提了两瓶酒、七八条10公分左右的小鱼，随便弄了三成熟，然后与我喝酒吃鱼。他也不用洗手，一条鱼一撕两半，每人一半直接放在嘴里，不吐半根鱼刺，吃得我胆战心惊！ 虽说与房东交往还算顺利，不过谈及“住”，还真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次同中国学者聊天，在我房间里聊到凌晨两点。他说离我的住处不远，200米的样子，于是一起到他那里“认认门”。由于聊天时喝了一点酒，他谈的“复杂学”把我的脑袋弄得有点迷糊，走时顺手把门带上了（韩国普通老百姓一般是不锁门的），回来才发现进不了门。如果在国内，这是小事一桩；但在人生地不熟的汉城，真的是一晚瞎折腾。 我的房间在三楼，爬是爬不进去的。半夜三更的，打扰其他人也不方便（我身上什么也没带，证件、钱包、手机等都在屋里）。于是在汉城街头上转了一夜，感觉汉城的夜真是漫长。我没有房东的联系方式，也不知如何才能找到他，好在我记得附近有间警察局，于是天亮后决定去警察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警察局，好在警察很友好，英语也不错。我没有任何证件，只有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如何联系的，总之他们打了一圈电话后，约半个小时后，我的房东姗姗而来。他没有多说什么，但感觉他对进警察局不太高兴，也许他接到电话时吓了一大跳。 这件事算不上“尴尬事”，但确实很折腾。在汉城街头流浪一夜，对于“假如在中国会怎么怎么样”想了很多，曾顺手拈来顺口溜为记：“彼时念来此思去，空房孤影徒面壁；闹市熙攘是他乡，独念妻老家国事”。此后，不论是回到北京见了外国人，还是在香港见到内地人，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尽全力帮他们（有一次下班后在东直门，遇到韩国人问路，我干脆直接把他送到机场）。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对当地人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身处异地他乡的人而言也许是天大的难事。 穿了半年女装 有一件事，源于我对生活不够细心，同韩国无关，但毕竟发生在韩国，姑且记于此。韩国人的穿着打扮很有意思，至少有两大特点（街头感觉而已）：一是“顾头不顾腚”，头上脸上最用心（据说女士晨起往往化妆两小时），越向下越随意，到了脚下几乎全是不分男女、不分款式的拖鞋；二是老年女性衣着妖艳（街上经常见到浓妆艳抹、颜色鲜艳的老太太），越年轻越随意，十八九岁小姑娘往往是T恤、牛仔裤、拖鞋或运动鞋的中性打扮（不少人将皮鞋或高档运动鞋踩成拖鞋，感觉很可惜）。 我很喜欢韩国的外套，女款不张扬、男款不粗犷，外表中性、里面细致实用。随着天气转凉，我到商店花4万韩元买了一件外套，感觉很实用，穿的机会也比较多。第二年春天，我在一个地摊修包，摊主冲着我直乐，让我莫名其妙。只见他指着我的衣服说：“要加，要加”，我知道同“女士”有关，但不明白他具体说的是什么。到财团找韩语老师一问，她也是笑不可支：“你穿的衣服是女式的”。原来，男式服装是纽扣在右、扣眼在左，女式服装相反，中韩一样，古今相同！过去，我还真没注意！打电话问国内的朋友，他（她）们也没留意，细看还真是如此。此事也算得上一件尴尬事。确实，生活中有许多未曾留意的事情，搞不好就会弄笑话。 乐不起来的世界杯 谈到这里，还想起了一件事，此事同韩日世界杯有关。在韩生活期间，恰逢世界杯在日韩举办，自然引起了韩国人（主办国）和当地中国人（首次杀入世界杯）的关注。每逢韩国队取胜，汉城比过年还热闹：酒吧啤酒免费，喝足后到大街狂欢，丝毫不逊于巴西人的狂欢节！那个时候，韩国人乐疯了；身处其中，我也希望像他们那样乐一乐，可就是乐不起来：韩国人，是高兴劲由里及外、想压压不住；我们，是高兴劲由外及里、想提提不上来。由此想起了休谟和斯密的一个段子，以及局外人的尴尬。 休谟出道虽早，但英国人（尤其是苏格兰人）却不怎么“感冒”（“后生仔”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了法学教授职位，而休谟在斯密的帮忙下却只混了个图书馆管理员；斯密转任道德哲学教授后，休谟参与斯密留下的法学教职竞选竟惨败）。不过，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贵族阶层，休谟则是“哲学这个科学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休谟乐不思蜀，开始认真琢磨前途，致信斯密问“我应留在巴黎，去伦敦，还是回到爱丁堡？”斯密回信说：“肯定要回去，爱丁堡不行就去伦敦，但不能留在巴黎。因为：不论在巴黎享受什么样的生活，你都是局外人”。 世界杯期间的经历，进一步认证了斯密的看法。在外面，不论事业和生活如何成功，我们都是局外人，他们的一切兴奋悲伤同我们无关；即使是国内习以为常甚或感觉痛苦的事，身处外地也往往会变成一种奢求。有一次早餐时，电视中忽然传出中国国歌的旋律（我捡来的电视，只能收韩文台），竟让我泪流满面，现在想来还有些莫名其妙。确实，发自内心的幸福、快乐乃至痛苦悲伤，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人生因它们而充实；身在外地，精神世界会变得不完整（至少就内心深处的感受而言）。自此之后，不论在韩国还是后来到香港，我都尽量明确自己的目标，完成后尽快回到自己熟悉之地，那才是自己真正的家，那里才有令自己喜怒哀乐的事情。人生实在奇妙，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回家的路”，末了却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汉城公交车上的经历 韩国一年最大的感受是：许多东西，本来是我们的，但我们不经意甚或刻意地把它们丢弃了；韩国从我们这里学了些皮毛，但倍加珍惜，而这些传统的东西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反而相得益彰！近几年，韩国同我们争遗产、争源头，弄得很不愉快。其实，双方都应反思（尤其是年轻网民）：韩国人，你为什么那么不自信，为什么非要当老大、非得在脸上贴金？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己不珍惜，却容不得别人分享（当然，我们可以出让使用权、不能放弃所有权）。 此类事例很多，暂以我们熟悉的乘坐公交车为例。韩国人坐公交车，年轻人一般会为年纪大的人让座；这没有什么，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不过，此后发生的事情，则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比如，让座给老年人后，老年人一般会向站着的乘客“要包”，即将乘客的行李拿过来抱着，等自己或对方下车时再将行李交还。不仅如此，只要有拿行李的乘客站着，坐着的乘客通常会向他们“要包”，一切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在韩国一年，也没有觉得什么，只是感觉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习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不过，在韩国最后一天的一次经历，对我形成了考验，也算得上一次记忆深刻、反思良多的“尴尬事”。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在韩国一年，我省吃俭用（读书看书为主，支出很少），有了一些积蓄。回国的时候，我把韩国一年的全部积蓄换成人民币，塞进电脑包里，鼓鼓囊囊的。可以说，手提电脑是我在韩国添置的“固定资产”，全部流动资产就是那些现金（书籍资料已提前邮寄回国内），我计划包不离身。当然，由于我当时初出校门（连续读书21年）且一直扎在书堆中，对海关、电汇之类的事情不太熟悉，现在想想还真有些后怕，好在一路还算顺利。 出门后先是乘坐496路公交车（坐了整整一年，太熟悉了）。刚上公交车，一位30左右的女士就拍了拍我的胳膊，我知道她要帮我拿包。也就是一两秒的事，我脑子里飞快一转：给她还是不给她？！不给她，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违一年来倍感珍惜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给她，这是我在韩国一年的全部积蓄（除了书籍，国内资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加上语言不通、地理不明，万一她中途突然下车跑了，我喊不出、跑不动、追不上、说不明（她喊一嗓子，当地人肯定先拦住我）。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应该把电脑包给她。不过，这些想法全在闪念之间，最后决定：说一声谢谢，自然而然地给她，用我一年的积蓄赌“人心”。 一路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她像抱着自己的包一样，而我则是心潮澎湃、心神不宁：用眼角扫一下，不好意思；完全置之不理，心里确实不踏实。下车了，她把包给我，或许天热之故（8月底），我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湿透了。在回国的路上，乃至回国后许多年直至现在，那30分钟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可以称得上我内心深处的“尴尬”、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在我内心引发的剧烈“冲突”！ 在韩国生活一年，此类经历比比皆是，限于篇幅不可尽数。它们都是不经意的小事，但只要有心，却几乎可以促使我们把我们五千年文明重新考证一遍。再比如，我住处附件有“食堂”（就是半自助的小吃店），每月买饭票，一两个中年女性忙忙碌碌地打理着。进去的时候，喊一声“你好”或“我来了”。店主通常头也不抬，有时候在里屋厨房忙活着，答道：“知道了”。把饭票投进柜台的盒子里，也没有人看，然后自取自吃，吃毕走人，许多时候店主连照面也不打一个。感觉很好，很融洽、很自然，好像在自己家里，也没有见过“吃白食”的。 现代中国社会，人们似乎很累！不仅是身子累，心也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融洽，能够有效缓解“心累”。人与人之间的设防和不信任，会极大地浪费心力。按理说，韩国的文化传统源于中国，它的市场经济亦比我们早走一步。中国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既不能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市场经济。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我知道，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每个人的幸福感、整个社会的和谐度，必将有大的提升！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