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工人"的一段采访内容

（采访提纲from 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 朱玲老师: 您好！我是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昨天，我的同事曾经与您联系过。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我们的年终报道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工人”，主要探讨中国工人在维护自身基本权益和精神层面追求的现状、问题及解决之策。 我们阅读了您的大量论文，十分认同您的调查结果和观点。 在此，我们想向您请教以下几个问题。由于截稿日期在即，能否请您在今、明两天之内，回复我们？我们将不胜感谢。 （一）关于迁移工人整体 问: 在您论文中，为什么更多地使用“农村迁移工人”而非“农民工”？ 答: 农村进城劳动者通常被称为“农民工”。然而这种称呼目前已不能准确地表达农村迁移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多数从农村进城就业的劳动者不再“亦工亦农”，彻底实现了劳动力的行业转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农村迁移人口，原本就不曾务农，走出校门即进入城市就业。他们与那些生长在城市的劳动者相比，最显著的身份区别只在于户籍而非其他。笔者采用“农村迁移劳动者”和“农村迁移工人”这两个词汇来替代“农民工”的称谓，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与高校毕业生、城市退伍军人以及城市迁移劳动者不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他们与迁入地的农村居民区别开来。 进一步讲，我和课题组成员多次在“农民工”访谈中注意到，受访人员对“农民工”这个称呼不认同，甚至认为它包含着城市户籍人口对他们的社会歧视。2007年，我曾在深圳邀请一群青年“农民工”共进午餐，他们认为自己是产业工人，称同伴为“工友”。 问: 您也知道，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工人给与高度关注。特别是在去年，中国工人还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在您看来，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中国工人如此关注？ 答: 中国工人制造的产品的竞争力之强、对世界市场造成的冲击力之大，是国内居民难以想象的。中国制造业如泉头活水一般的旺盛竞争力，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10多年前，我在美国的大型商场中看到的中国衣物还只在中低档层次。今年在同一连锁商场中看到的标有“中国制造”的衣物，已经在中高档商品中占有难以忽视的比重。无论是服装、鞋袜还是玩具及其他日用品专柜，凡是顾客云集的地方，必定是中国商品在热销。这种场景，我在巴黎、柏林、巴西利亚、墨西哥、内罗毕等世界著名城市的商场都看到过。上周在华盛顿开会，东京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同事访问北京才几天，一下子就带回三套中国制造的西装，制作精良、价格合适。与会的世行代表和秘鲁代表告诉我，他们都曾趁在北京开会之机，打电话请中国裁缝到宾馆量体裁衣，回国时就能穿上一流做工的套装。这些产品既是中国工人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形象符号。 问: 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村迁移工人，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巨大贡献。不知道您那里是否有相关的具体数据来支撑这一观点？ 答: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年发表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接近80%，在环卫、家政和餐饮等服务业中达到50%以上。可见，农村迁移工人无疑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主力军。 问: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涨薪潮”和“用工荒”，您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答: 1、城市经济增长，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大于供给； 2、部分农村迁移工人在家乡有了更好的发展前景，与外出打工相比机会成本增加； 3、城市生活费用增加、用工成本提高； 4、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逐渐减少； 5、农村迁移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增强。 （二）关于迁移工人的职业健康 问: 您从何时开始关注迁移工作的职业健康的？有什么契机吗？ 答: 10年前，我带课题组做农村人口医疗保障调查，注意到不少贫困家庭都是因为外出打工人员工伤或职业病回乡，伤病者遭受巨大身心痛苦，其家庭陷入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因此，我和课题组成员日益关注农村迁移工人的职业健康和社会保障问题，直到现在依然做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问: 您认为，农村迁移工人目前存在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都有哪些？ 答: 我在这方面未做专题调查，没有发言权。 问: 在您看来，造成迁移工人心理健康出现问题都有哪些层面的原因？（请从政府、企业、工人自身的角度来谈） 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问: 您认为今后中国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对迁移工人职业健康的保护机制？建立这一机制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需要如何去克服？ 答: 一是消除社会排斥，二是改革劳动保护机制。或者说，通过平衡社会结构来强化劳动保护制度的有效性。目前，备选的短期政策措施首先在于，基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设计指标体系，强化劳动监察。其次，将工人劳动时间、工作环境和职业病防治等劳动保护指标，纳入城市政府的政绩考核。再次，对于持续在一个城市就业的农村迁移劳动者，赋予和当地户籍劳动者同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使他们有可能通过直接参政议政，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至于中长期政策，则是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经验，通过“三方机制”来强化迁移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力，以便使他们能够与政府和企业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拥有尊严地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问: 今年，河南省人大法制办主任曾提出将“精神安全”纳入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也成立了农民工心理健康学校。您对这些做法有什么看法？ 答: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的落实和执行必将有助于农村迁移工人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减少挫折，并自觉维护心理健康。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