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理解非正规就业和加强社会保障

2010年8月31日，由社科院人口所承办的社科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来自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学院、全国总工会、农业部农研中心、牛津大学、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名古屋大学、世界银行、ILO、UNRISD、OECD、密歇根大学、印度人类发展所等国内外学者出席了论坛。论坛主要围绕以下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 一、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社科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我国目前面临着劳动力市场新格局和就业政策转型两个变化。（1）在劳动力市场变化方面，由二元分割逐渐向一元化转变，在经济类型上则由二元经济类型向市场化类型转变，前一个转变导致后一个转变，两个转变共享同一个转折点。劳动力市场在需求方面的变化是上世纪90年代后隐性失业减少，供给方面的变化是人口结构的转变。供求间的变化推动刘易斯转折点。市场上存在的失业不仅有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还有隐蔽性失业。各种失业随经济改革发展迈向深入呈现不同的特征。（2）就业政策方面，劳动力供大于求不再应该是就业政策制定的基础了。90年代前，基于无限供给理论，劳动力供大于求，政策是转移和创造就业岗位，90年代后，积极的就业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自然失业率变化不大。市场经济常态下，宏观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政府扶助应对自然失业。（3）存在三个重点人群：大学生、农民工和城镇困难群体。A.农民工金融危机下先是大量返乡，进而回城，民工荒。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的蓄水池，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教育、家庭特征，农业劳动成本提高，劳动投入减少，农业劳动节约型。B.大学生的就业困难在于技能匹配问题。存在的现象是大学生工资与农民工工资趋同，这说明人力资本没有体现差异。C.城镇困难群体，人力资本低，多是4050人员，接受政府辅助。城镇登记失业率几年来基本不变。鉴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就业政策也应当改变，需要加强社会保护、农民工的扶助。 牛津大学Albert Park教授认为金融危机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体现了灵活性。他主要使用统计局数据、人口所2009年企业调查数据（与银行有信贷关系的企业）和人口所2010年第三轮农民工调查数据（CULS3）描述了危机前后城市劳动力市场（城市本地户籍，农民工）发生的变化。使用2009年企业调查数据，对企业分内外向型、所有制类型描述了金融危机阶段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工就业率变化，出口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业人员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最大，然而恢复也最慢。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没有明显的冲击。使用CULS3调查数据，分性别、年龄段、教育水平对城镇本地工和农民工的劳动参与和失业率进行了分析，农民工女性失业率最高。农民工50%以上分布在制造业和建筑业。 问卷分2008.9,2009.3,2010.2三个时间段进行了信息搜集。农民工经历工作时间波动最大的产业是制造业，经历工资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其他第二产业和服务业。 北师大李实教授、德州农工大学牧人，北京大学CCER黄益平、人社部于法鸣等做了评论。李实对刘易斯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0809年的情况不能作为拐点的证据。08年农民工工资在增加，平均5%左右，但比城镇职工增长低，比农民收入增长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农民工人力资本提高、经验增加、农村的惠农政策增加了外出的机会成本；需求方的影响不大，因此很难说是供小于求。农村没有外出的人群仍然很多，未外出打工的原因，年龄大（即使是40岁以下，仍然认为年龄大），缺少信心，怕找不到工作，外出工资不能满足期望，需要照料子女和老人。于法鸣不赞同劳动力短缺的提法，2033年中国人口才达到峰值15亿。 二、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分正规就业 人口所都阳分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就业的现状和趋势。2008年劳动合同法可能对非正规就业趋势产生影响。非正规就业的定义，需要明确，雇佣类型和有无劳动合同，反映非正规就业的脆弱性。利用CULS调查，对非正规就业做了描述。需要考虑，有多所少工资性就业是非正规的，有多少非正规是工资性就业。年轻的非正规比率低，非正规就业的工作时间少。农民工是非正规主要群体，非正规的规模在下降，原因是农民工多在雇佣部门就业。城市本地工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强度和收入上存在差异。非正规与贫困进行回归的结果，非正规就业有利于减贫，但不能有效增加城镇收入。（现实是，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即遇到金融危机，某些地方暂缓实行） 印度农村管理学院Unni教授介绍了印度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是随意的、附属的。非正规在印度存在于农业雇佣和非农业雇佣里，存在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存在于城市和农村。印度城市的就业率低，女性更低。全国非正规就业率84%，城市非正规就业率是79%。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正规部门获得工资、得到社会福利。印度正规部门有两个趋势：临时性的工作非正规化、技能型工作正规化。 OECD发展部Jutting对世界非正规就业的趋势进行了分析。金融危机对正规就业带来了影响，进而影响到收入分配和贫困。非正规就业很难得到保护，很难享受劳动合同带来的社会福利。在经济波动时期非正规就业会增加，虽然能起到缓冲作用，但非正规就业具有很大的成本，缺少社会保护使他们面临健康和职业风险。全球超过一半的工作可以认为是非正规，一些国家的非正规就业增加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非正规是自我雇佣，非正规意味着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经济可持续发展会降低非正规就业规模。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较高的非正规率会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无法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缺钱），影响人力资本发展。非正规还影响国家竞争力，源于非正规的小规模、投入小，生产率低下。国家需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有效地正规产业机构，创造就业岗位，来减少非正规就业。 名古屋大学薛进军教授研究了教育与中国收入差距的关系。迁移与基尼系数紧密相关，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工资由市场和个人人力资本决定，而不是制度决定。使用中国住户收入调查三轮数据，计算了教育回报率并对基尼系数进行了分解，教育对收入增长有正面作用，但对收入分配有负作用。 三、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 世界银行John Giles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保障情况。他列举了城镇工、农民工所能参与的各险种，企业个人各险种缴费比率。使用CULS数据，对影响保障覆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农民工中，男性社保覆盖率高。失业保险对男性更重要，女性失业后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另外，住户调查数据得到的覆盖率比企业调查数据低，原因可能是回答者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信息不熟悉。 世界银行Keefe专家介绍了社会保护的国际趋势和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意义。传统的观点是社会保护与增长效率相互排斥，现实情况是参与强制性保障计划并不意味着收益的减少。各种风险、不确定性都需要有一种保护机制，采取措施使非正规就业者参与社会保险。 印度人类发展研究Sharma（由Unni代替做发言）介绍了印度的社会保障情况。印度非正规就业者多，但是几乎没有被国家救助和社会保护所覆盖。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社会保护项目在印度实施以增强贫困人口的生存安全，涉及就业、减贫、食品安全、影响，如食品和营养计划（PDS，ICDS），自我雇佣计划，工资就业计划（NREGS）。PDS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向目标人群提供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NREGS为登记的体力劳动者每年提供100天的有保障工资就业。2008年印度国会通过了非正规部门社会保障法案，覆盖自我雇佣和工资收入人群。 四、 中国劳动关系的国际经验和展望 哈佛大学Richard Freeman教授介绍了工会组织的作用及对中国的启示。他写了一本书《What Do Unions Do》，即将在国内翻译出版。旧的范式认为，非正规就业减少，进入正规领域，以获得保护（法律合同、集体议价）。新的现实是，非正规仍有较大规模，现代科技创造了许多非正规工作，正规部门的制度外溢（spill out）改善了非正规的处境。政府不能期望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从非正规向正规流动来实现对工人的广泛保护，必须找到有效措施为非正规提供保护。 ILO的李昌镐教授从话语权、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途径入手分析了中国的劳资关系。工会企业可能有较高的工资，但扣除所交福利之外的净工资可能低一些.工会企业更加守法。非工会企业工资不平等程度更大。工会企业人员流动更低、发生冲突事件更少。 密歇根大学Mary Gallagher教授通过一些事例和形象的图片展示了我国目前的劳资关系和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企业可出现两个情况，一种是劳动合同签订率增加，另一种是无期限合同、业务外包、使用劳务派遣工、使用非全日制工、使用实习工、延长工作时间。 人口所王美艳对CULS调查中工人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发生劳纠纷的解决途径及结果的描述统计做了介绍。年轻人对劳动合同法认知较高。 蔡昉引用了Albert O.Hirschman的一本书《Exit,Voice,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对为什么外资企业发生罢工和劳资冲突的事件多进行了解答，工人罢工，是因为他们对企业有期望，有忠诚。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