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品德开阔的胸襟?忆陶孟和

郑友揆 陶孟和所领导的研究机关，1929年前的两三年间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内的社会调查部，之后成为独立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在文津街3号，1934年中期起，与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承袭后者名称，取消调查所。 事实上是调查所全班人员顶替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后者未留一人。这样，陶就领导了旧中国最高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解放后，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留用原有全体研究人员，并增添了些干部。陶本人旋专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旧中国陶所领导的研究机构，人员虽不算多，但很有成绩，部分的成果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培育了不少人才。 在这二十余年间（1927-1949）陶所领导的研究机构,如何扩充，增设若干研究科目，研究成果有多少，抗战期间由东西迁，以及人员变动等等的详细情况，想现在北京的旧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仁们根据档案、文献，已有详细、系统的撰述。本文仅根据我本人的经历、见闻所及与体会，作三项补充。 一．国防设计委员会（即旧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与调查所的关系，以及对后者研究方向的影响： 在叙述本题时，不得不牵及双方主持人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为抑制群情起见，于1932年11月秘密地在南京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参谋本部，蒋自兼委员长；翁文灏为秘书长，钱昌照为副秘书长。事实上，钱为该会的主要组织者，罗致各方人材，对经济、交通运输、粮食、人口、自然资源以及外交、军事等进行研究设计。会内秘书厅下设调查、统计两处负责其事。钱昌照当时不过是三十来岁的青年人，虽曾在英国留学，攻读经济，但对国内文教界人士，认识不多。陶孟和是钱的连襟（另一个连襟是当时做过外交部长的黄郛）。陶是天津人，1914－1926年间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教过多年书，并做过教务长，所以广识学术界人士，是仅次于张伯苓的华北著名人士。钱有此至亲，就不愁交结国内文人学士。1932年中期，钱介绍数十名专家学者为蒋在庐山讲学的事，有的是经过陶的关系而实现的。 现再谈国防设计委员会。钱、陶既有如此的私人关系，在该会数十名的地质、实业、金融、军事、教育等的委员中，陶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该会自组成之日起，每月即有十万元的经费。当时以银元为币制，一个研究设计机关，每月有十万元经费，确已不算少了。（当时蔡元培所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及其各研究所，每月的经费，也不过此数）。在此每月十万元的正常经费中，有三万元补贴其他研究机关。 其中除翁文灏所领导的地质调查所外，陶所领导的调查所也是受补贴机构之一。该会统计处长是至诚为公，并讲实效的经济学者孙拯（恭度）。在孙的统筹下，该会要求调查所的研究课题，侧重与国防有关的各部门的民族经济，如人口、粮食、地方财政的研究。棉纺织行业的调查委托调查所进行。为明瞭国内物资流通情况，以利国防设计，该会统计处派了大批人员向各主要铁路局抄录商品流通统计；同时还委托调查所通过和海关总署外籍税务司的私人关系抄录了1931年前各年的各关对各国贸易的详细统计。1935年，我受该会及关务署的委托向海关总署交涉，设计打印国产商品的国内流通详细统计，按月由海关分寄会、所各一份。这些调查及统计，以后由该所出版，分别名为《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及《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 由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统计处的合作，调查所对部门民族经济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调查所初成立时，侧重于劳动问题及工人生活的调查，出版了《劳动年鉴》、《中国劳工生活程度》等书。1930年左右，开始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向故宫摘抄了大量档案。1932年11月创刊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并出版了《中国厘金史》等专著。这是该所研究方向一个方面的转变：由社会问题的研究转向经济史的研究。 与国防设计委员会合作后，调查所的研究方向还有第二方面的改变：税制、货币、国民所得等研究也随之兴起。此后，现行部门经济问题及经济史的研究相提并重，迄至全国解放。而工人、劳动等社会调查，则根本无暇顾及了。 二.1934年改名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肩负更重要的科研责任。 前节已述及自1932年末调查所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统计处合作后，其研究方向迅速地侧重于各部门的民族经济的研究，放弃了前社会调查的工作。1934年改名后，其科研责任自加重了。 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组织国立中央研究院，以蔡元培为院长，下设有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由该院干事杨杏佛兼任。1933年夏杨遇害，次年由丁文江接其事。丁是一位既有理想又重实践的学术及行政人士，他是北大英美派领袖之一。计划原社会科学研究所与陶领导下的社会调查所合并。调查所的经费，一向由中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拨付，年约八万元，丁为该基金会董事之一。丁打算两所合并后，仍由基金会拨付经费，而将原社会科学研究所，为建办博物院之用。并所之事，还引起一场内部争执。掌握基金会财权的任鸿隽早蓄意要将调查所逐出基金会，现在两所合并，正给他实现计划的好机会。任打算缩减调查所的经费，并缩短拨款的年限。陶为维护其所领导的科研工作，寸步不让，宁可取消合并事，不能缩减经费。一时双方争执甚烈。后经胡适等斡旋，仍照丁文江的原计划进行。改组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费，既靠调查所原有的经费，而调查所原班人马又顶替了研究所的人员。所以当时所谓两所“合并”云云，不如说北平社会调查所“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较为确切。 陶孟和派我偕韩启桐南下接收南京鸡鸣寺下的研究所是在1934年6月。当时研究所所留人员已寥寥无几，不久皆任满解职。所址、所有图书设备等，都由南下人员接收。 自1934年夏起，调查所正式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一些研究人员先行南下。当时陶本人及大部分人员仍在北平，以为1933年的中日塘沽协定后，华北局势还可暂安一时。不料1935年春以后，日寇咄咄逼人，要国民党撤出华北的军、政、党势力。丁文江乃催促陶率全部人员分批陆续去南京，在狮子桥二十三号加租办公房屋。研究科目仍注重于现代部门民族经济及近代经济史。 “七·七”抗战军兴，社会科学研究所即与中央研究院其他各所如地质、心理、动植物等所转辗西迁，先至长沙，继至桂、滇，最后安顿在四川宜宾李庄镇。八年抗战期间，研究所若干研究人员，应抗战的需要，先后离所，参加蒋政府工作。陶意识到研究所对抗战、建国的重大责任，尽量配合国民党政府，派人潜入孤岛上海，不断搜集敌伪在沦陷区的经济金融情报，密寄后方，并建议财政部如何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从各方面搜集资料，陆续编制并估计作战时我国物资损失及生命丧亡的情况，以作战后向日方要求赔偿的根据。在学术建国方面，当时处于李庄幽静的环境，尽量利用西迁的图书档案进行研究，出了不少重要成果，例如抗战前百年间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史，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所得，以及中国近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这些文献，至今日还被公认为权威性的著作。 三.陶孟和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何以能取得成功？ 解放前，陶领导研究工作，先后约二十年，其成绩远较同时期内其他同性质的研究机关为好。在部门民族经济方面，不论在人口、农村调查、棉纺织业、国民所得、外贸关税、地方税制等学科都有重要的著作。在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内所发表的关于清代财政经济的论文，目前在台湾及香港的高等学府还择要选辑成册，以供其科研界的参考。在陶的研究机构中还培育出不少各学科的专门人才。 说来奇怪，陶本人是研究社会学的，是个教育家，并不精通经济或史学的各专门学科。那末，他的领导为什么能获得特别成功呢？其成功的秘诀，在乎他作为教育家的典范品德及无私的胸襟，值得后人学习。具体言之，据我切身体会，约有下列数端： １.追求真理的热忱： 他鼓励并要求同仁们在每本书或每一篇文章中，要有新材料或自已的新看法。他看到青年研究同仁有新的成就时，总是欣悦万分。他自己虽有充分的现代常识，但对同仁们的研究结果的评价，不轻下结论，要广征其他同仁或所外专家们的意见。他这样民主、坦率的作风，其目的在求研究成果合乎实践，近乎真理，使研究成果不断提高。 ２．注意发展个性，兼收并蓄，培植各学科专门人才： 同仁们研究题目的选定，或由所中根据需要，再征求本人的同意，或由本人提出，说明意向与计划，再经陶的认可。每人选定研究学科后，陶鼓励其持续进行，锲而不舍地向深度、广度发展。因此各研究人员对其本学科能有较深的造诣。陶在招收人员时，颇有蔡元培在北大时“兼容并包”的风格，尊重研究者的兴趣。在研究所内既有当时较进步的青年，如吴半农、千家驹、吴承禧、樊弘等；他也支持罗尔纲研究与经济无关的太平天国历史。这些人都在陶的研究机构中茁壮成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学术界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３.惟公才能领导队伍前进： 陶在招收新研究人员时，总是请各著名大学负责人或各学术界人士推荐。同时还注意对各大学招收人员的平衡，以求各大学所培育的精萃都能有进行科研的机会。 在研究人员中，陶从未引用过一个私人。在陶的公正精神号召下，各研究人员都认识到必须刻苦钻研，争取好的成绩。否则就会被淘汰。同时陶对成绩的评定十分严格，专家们的反映、社会的评价，都是评比的依据。在这公正竞赛的气氛中，研究所就具备自觉上进的力量。研究所从来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规定，但所中同仁却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从不松动。 ４.成品发表时，由作者署名，陶决不分享他人的成果。 本条看来十分平凡，但却是一个研究机关能否鼓舞后进的关键措施之一。不论在中国或外国，过去与现在，有些研究机关的主持人（或部门的主持人），喜欢在他人的作品上冠以自己的姓名。陶对所中同仁的研究成果，总是仔细阅读，并提意见，但在出版时，从不以任何方式，与原作者联合署名。由陶署名出版的作品，都是他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并且是自己撰写的。陶要求作者自己署名，是要养成其对自己作品负责的精神。 陶是辛勤的园丁，但从不采摘他人的花朵来装饰自己。就是所中办的两种定期刊物，《社会科学》杂志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也只在创刊时，将他列为主编者之一，以后他将主编之名也让给其他同仁。这种奖掖后进的精神，是陶事业成功的一大原因。 此外，图书、文献、统计等是研究机关最主要的劳动工具，陶对之珍惜备至。在抗战八年期间，由于图书馆工作人员宗井滔等的认真负责，所中图书资料多次转运，最后能安顿在四川，在后方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胜利后还都南京，此类图书又完整地东还，对解放后的科研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1982年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辑，28~3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