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严控资本流出见效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51期(总第1756期)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资本外流压力仍在 日企为缓解劳动力短缺计划延迟退休 让住房回归本源 全球经济将步入增长放缓阶段 中国经济的出路何在? 租购同权将走向自我否定
经济热点
[摘自:今年上半年,中国资本外流情况有所缓解,但造成资本外流的根本原因尚未消除,下半年资本外流仍然有可能加剧,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中国严控资本流出见效
据路透社报道,受监管层资本流出严格管控拖累,中国上半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ODI)同比近腰斩。不过考虑到此前跌跌不休的人民币汇率已经稳定甚至小升,加之一些欧洲国家近期开始陆续收紧外资收购规则,现在或许已经到了重新考虑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时候。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应在总结和反思基础上,适时适当调整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政策。资本管理是暂时的,尤其对资本流出和流入实行非对称性管理的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步递减,一旦国际收支状况发生好转,应该及时放松或者减缓一些资本管制措施。
“要把握好资本管制的度,对正常合理的资本流出,仍应该开绿灯,否则过度的、不加区别的资本管制会加大市场主体的成本,甚至可能引发市场的恐慌心理,加剧资本外逃的压力。”国新国际董事孙鲁军周日(7月15日)在一论坛上称。在他看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虚假投资、转移资产以及非理性投资的状况,但是这些现象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也不能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而否认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取得的成效。“应该及时评估和检讨2016年下半年以来出台的相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看看是不是有些政策措施出台的稍微有点不妥?”他说。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在同一论坛表示,如果跨境资本有序流动,最终能够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双赢;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外汇形势好转,已看到一些窗口指导的措施有松动迹象,现在一些用汇能够更好地得到满足,“这个在市场恐慌的情形下是很难实现的。”
路透去年11月曾引述消息人士报导,中国监管层将对六类特殊性质的对外投资业务实施规范监管,除非有相关部门批文,否则原则上不予备案或核准;国家外管局则要求资本项下500万美元或以上资金的汇出报其审批,并加大对大型海外并购交易的外汇审查,包括此前已获得外汇额度的交易。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从去年12月开始,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额(ODI)连续七个月同比大幅下降,最高降幅达到70.8%,今年1-6月同比下降45.8%;不过6月ODI环比大增65.5%至七个月新高,实现连续第二个月正增长,同比降幅则进一步收窄至11.3%。
过去几年,中国许多企业通过收购欧洲科技公司实现了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并在很多领域拉近了中国和欧洲的差距;海外的电网、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也正成为中国企业的目标。而欧洲科技和基础设施收紧对中国资本的窗口,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无疑是一个较为重大的打击。有企业人士表示,中国或许可以考虑适当放开对外投资,免得错失一些机会。
德国上周成为第一个收紧外资收购规则的欧盟国家,新规将允许德国政府在认为收购可能导致关键技术流落国外的情况下出面阻止。而包括英国和荷兰在内的欧洲国家,也正计划赋予政府干预重要基建设施并购案的权力,并在一段时间内暂停投标,以保护国家安全。
“这种事确实比较麻烦,我们也遇到过,即便只是做财务投资人,可对方看到你的中资背景就不给批了。”中投研究院副院长陈超称,“如果这些国家限制了,可以考虑去别的国家投资,不过技术还是要加强自主研发,这才是根本。”
他曾撰文指出,目前欧盟排外情绪升温,近年来在核能、基础设施、电信等敏感领域主张限制中国资金进入。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也日趋严格,一方面美国担心中国通过国内银行系统为企业海外扩张提供廉价贷款,使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有能力收购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公司;另一方面,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美敏感行业的投资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必须受到更严格的监督。
“这样的规定确实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有影响,对中资企业来说,可能你得把故事讲得更好,来说服别人。”中投副总经理刘珺称。
法兴银行中国经济师姚炜指出,中国需要和欧洲国家加强国家层面的沟通,而当前形势有可能倒逼中国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的外资准入,“中国可能需要跟这些国家进行更多的双边沟通,也满足他们的一些诉求,欧洲可能一直对中国的市场准入不太满意。”
欧企高管和政界人士把对等准入视为关键问题,他们一直在抱怨中国开放程度不够。德国经济部长吉普理斯(Brigitte Zypries)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依然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公平的竞争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称,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多渠道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发挥高效的杠杆作用,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助推器。在跨国公司主导国际贸易的新形势下,扩大直接投资可巩固中国贸易地位,并为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提供市场和动力。
从去年11月起,中国就收紧了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将海外投资的审批权收归国家层面。据多家企业介绍,以前企业海外投资只需在省级发改委备案即可,而现在需要由省级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报批,经由发改委、商务部和外管局三方会审同意之后,企业才能拿着批文到银行购汇支付并购款项。不过,符合中国国家战略的收购,还是能得以顺利通行。
“去年11月16日我们刚达成了协议,11月25日政策就下来了,时间非常不凑巧。好在我们的并购项目是符合国家战略的,所以三个月之后得以审批通过。”陕西炼石有色集团董事长张政称,“但是我知道很多企业项目都签了但是过不了审批,还有的损失惨重。”
陕西炼石有色集团在今年6月完成以3.26亿英镑收购英国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商加德纳100%的股权,随后将在四川建立加德纳中国工厂,为中国的飞机生产发动机,同时也将为空中客车中国工厂提供零部件。同样顺利获批的还有三胞集团。今年1月加拿大制药商Valeant将以8.2亿美元出售旗下Dendreon给中国三胞集团,近期已经完成了交割。“在外汇控制最严格的时候我们获得了国家批准,我认为跟这个收购项目的战略意义有关,Dendreon公司旗下的Provenge药物拥有美国FDA批准的细胞免疫治疗药物的完整知识产权,这可以填补中国国内的空白。”三胞集团副总裁荆天此前在一论坛上称。
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推行,在这个升级版“全球化”的激励之下,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在把目光伸向海外。企业全球配置资产的动力不会消失,对外扩张的需求也会稳步增加。如果用汇可控,监管层不妨考虑区别对待企业合理的投资需求,用疏不用堵。
据路透不完全统计,今年已达成的出售给中资企业的项目包括新加坡物流仓储巨头普洛斯、里约机场、希腊电网、欧洲仓储公司Logicor、巴西港口、嘉能可油品仓储业务等,正在洽谈竞购的包括巴西Belo Monte水力发电大坝、新加坡物流商CWT、德国哈恩机场等。
但是,对外投资爆发式增长荣景已很难再现。一方面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核尚并没有放松,而在未来一两年内人民币也不会进入升值周期,当局对资本流出仍将采取严格而审慎态度,以保持汇率稳定;另一方面,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领域有较大潜力,但适合投资的项目已有了充足的中资企业参与,风险较大的项目就没那么有吸引力。
“现在在非洲,跟我们竞争的主要还是中资企业。”中地海外集团战略投资主管黄世毅称。这家中资公司在非洲主做工程承包、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水务和实业投资等。他认为,从可持续发展而言,还是应该鼓励中资企业抱团出海,合作共赢,因为这对各方均有利。
四方面原因致资本外流得到缓解
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主办的2017国际货币论坛近日在京举行。在“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风险防范”分论坛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等专家就跨境资本流动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管涛分析了中国近些年资本流动情况的变化,并指出随着国内经济逐渐稳定,金融风险逐步释放,跨境资本流动将逐渐回归国内基本面。现阶段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效果逐步显现,资本流出冲击风险有所缓解,但是扩大金融开放的方向并没有变,只是调节了力度和节奏,如果能实现跨境资本有序流动,那么最终能够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双赢。未来,汇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贸易顺差、资本流出将成为我国国际收支新常态,有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临时性手段,市场主体应抓住时机,不断培养和提高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不要用市场判断替代市场操作。
张明认为,今年资本外流缓解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的预期明显削弱;二是中国央行对于资本管制的强度明显加强;三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速是在逐渐回暖;四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一行三会强监管的举措导致国内的短端货币市场明显上升,导致中美逆差重新拉大。“未来这种缓解的趋势能否持续,主要看美国经济增速和中国经济增速的比较以及中国政府对于监管的态度。”他说。
资本外流压力可能加大
而据新浪财经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央行)7月17日更新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6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环比下降343.15亿元,至215496.18亿元人民币。这一降幅较5月293.34亿元的降幅有所扩大,同时,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已经连续20个月下降。
外汇占款是指央行因收购美元等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由于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外贸企业和居民等获得外汇后,需兑换成人民币才能流通使用。过去受强制结汇制度和热钱流入影响,中国外汇占款不断增加。随着美元走强和外汇管理局实施意愿结汇后,外汇占款开始逐渐下降。
针对下半年的跨境资金流动的走势,国家外汇局此前曾表示,往前看,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在不断提升,从产业支撑、发展动力、发展信心、发展环境等多个方面分析,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将继续巩固、持续。随着金融市场扩大开放,外汇市场健康发展,市场预期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将进一步推动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预计,2017年下半年,资本外流的压力可能重新加大:第一,随着美国经济增速加快与美联储加息缩表并举,2017年下半年美元指数可能重新走强,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重新面临贬值压力;第二,2017年下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速可能温和回落;第三,金融强监管格局在2017年下半年可能有所放缓,这会使得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利率明显回落。
尽管如此,市场倾向于认为,下半年货币政策转向的概率并不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认为,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金融政策及金融监管定下了基调,“防风险、强监管、去杠杆和服务实体经济”将是未来金融工作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预计下半年宏观政策以稳为主,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基调,可能不紧也不松。积极财政政策则将不断丰富政策细节及内涵,财政支出有保有压,在加大力度补短板、惠民生的同时,压缩非重点支出,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邓海清则认为:在“监管协调2.0”背景下,监管政策已经趋严,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收紧的必要。同时,货币政策收紧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明显违背。同时,目前货币政策已经处于中性范畴,无论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还是从债券市场利率中枢,均可发现目前货币政策确实已经“稳健中性”。中国货币市场7天利率中枢大约在3.2%,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大约在3.4%,目前已经在这一中枢之上。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路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企业计划推迟员工的退休年龄,很多企业称此举将缓解日本劳动力短缺,并充分利用熟练工的专业技能。
大多数日本企业要求全职员工60岁退休,员工也可选择工作到65岁,不过薪酬和待遇会下降。这是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结构的基本原则,终身雇佣即员工毕业后一经录用可以在一家企业工作到退休。但是,人口萎缩和老龄化正迫使日本做出改变。日本政府计划到2025年,将可领退休金的退休年龄推迟至65岁,以使更多人继续工作,减轻税基缩水和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的压力。
三得利控股和零售商Aeon Co Ltd等公司,已经把希望继续工作的员工的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其他企业计划很快跟进这一举措,以因应求才求职比创逾40年高位的情况。“我们决定推迟退休年龄,加强我们的竞争优势,并通过利用资深员工来增添价值,”三得利控股的人力资源经理Keisuke Takemasu表示,“日本企业无疑有必要考虑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以后,我认为关注焦点正转向这一点。”
调查中,约60%的企业已经或打算提高员工退休年龄,46%的企业希望提高到65岁,6%的企业考虑提高到66-70岁。整体而言,占62%的企业认为提高退休年龄是一项积极做法。许多人称,此举将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并帮助传承老员工的技能和技术知识。
调查显示,47%的企业已经在提高退休年龄,超过20%的企业称计划在未来三年实行,近三分之一计划在未来四年或更长时间内这样做。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未来40年,日本人口料从当前的1.27亿缩减至8800万,65岁以上人口占比料从28%升至将近40%。
(Reuters中文网,2017.7.20)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认为,房地产作为投资工具的威力可能是金融史上一个特定时期的人造产物。社评写道,金融危机几乎已经过去10年了。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就算不能说强劲,也已经实现平稳,资产价格几乎普遍较高。央行银行家们或者威胁要上调政策利率,或者正在小幅上调政策利率;他们或者减少买入债券,或者正在讨论卖掉一些债券。数年乃至数十年以来,这是利率首次似乎有可能上升并持续上升。自6月底以来,债券市场一直在(紧张地)回应这种可能性。股市也反映出改变后的预期。另一大资产类别——房地产一定也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的确,房地产市场可能是这些市场中最脆弱的。
考虑到房地产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罪恶的角色,以及房地产极为快速的复苏,人们自然会担忧利率上升可能造成价格暴跌。商业房地产是第一个要观察的领域。美国各银行的商业房地产(CRE)贷款存量几年来年年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美联储(Fed)在今年2月表示,螺旋式上升的商业房地产估值使规模较小的银行变得脆弱。英国各银行对商业房地产的敞口大约为800亿英镑,是危机前的一半,这一点令人欣慰。尽管如此,英国央行最近的金融稳定性报告指出,商业房地产的租金收益率低得惊人。这几乎就是在宣布商业房地产的价格不可持续了。尤其是,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供应充足的办公空间无助于支撑租金水平。即使外国现金买家承担了一场价格回调的大部分损失,市场仍会出现无法预测的涟漪效应。
商业房地产哪怕出现30%甚至幅度更大的价格回调,看上去都是可能的。不过,这种修正不一定会转化为一场危机。在大西洋两岸,相对于经济规模,商业房地产债务的存量并不庞大。是的,重要的不是整个体系中的杠杆,而是最不良的贷款以及这些贷款集中在哪些地方。由于现在银行的资本缓冲更加充足,任何出现问题的地方都会得到缓解。
住宅房地产的规模要大得多,其债务的规模也要大得多。而且在某些地方,住宅房地产的价格上涨与商业房地产一样迅猛。没错,在英国,1.3万亿英镑的住宅抵押贷款由近5万亿英镑的资产支持着。但一场崩溃通常是在边缘发生的,边际买家和个别银行承担了太多风险。
英国的总体住宅房地产杠杆(贷款与房地产价值之比)和承受能力(还款与收入之比)相关统计数据看起来依然合理。但极端的价格上升可能会让这些比率变得无关紧要。伦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根据Nationwide的数据,伦敦房地产价格比危机前的高点提高了60%,这样的涨幅令人震惊。然而,这股趋势正在逆转。最近的房地产调查显示,伦敦中心地段的高端住宅价格正在下降。今年,伦敦中心地段待售的房地产中,退市的比售出的多。
短期问题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有多大几率出现硬性修正。至少在伦敦,这种风险看起来虽然不严峻,但确实存在,而修正一旦开始,就有可能蔓延到意想不到的地方。
长期问题的涉及面更广。在利率持续上升或者保持稳定的环境中——许多发达国家有近40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了——房屋是否将不再是消费者的首要投资选择?毕竟,房屋并非生产性资产,而是一个栖息之所。其作为投资工具的威力,可能是金融史上一个特定时期的人造产物。如果是这样,很多储蓄者的希望可能会化为泡影,他们都需要找到一个放置储蓄的新地方。
(FT中文网,2017.7.24)
在有关全球经济齐齐处于升势的说法中,对于升势将持续多久的乐观情绪却不太充足。路透最新季度经济调查中隐含的一项预测是,全球几乎所有最大经济体的经济成长率未来两年将下降。同时通胀也将维持温和,部分情况下甚至会低于目标。这两项调查结果均显示,各央行当前持谨慎态度是有道理的。就像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上周说的那样:“我们还没实现目标呢。”路透对全球46个经济体的调查过去几年一直都比较准确。
如果它们这次再次被证明正确,意味着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2019年的经济成长都将低于目前水平。英国经济成长率将与今年持平,但只是在2018年退欧相关打击过去之后才会这样。
ING首席国际经济学家James Knightley认为,预计中的经济成长放缓是经济周期步入自然成熟阶段的表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逐步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加重了这个特点。他称,“消费者开始意识到,当债务水平开始上升,央行愈发朝着...紧缩政策的方向前进,那么那点将开始成为抑制经济活动的刹车,”经济还是会增长,但会变得相当乏力。就欧元区来说,当前经济增长率估计为1.9%。据分析师预期,2019年将降至1.5%。日本经济目前1.4%的成长率将减半,2019年将降至0.7%。美国经济成长率将从2.2%小幅降至2.1%,远远低于3%上方的历史趋势水准。
对于许多这些经济体的普通人来说,经济增长周期趋于成熟或许是件让人意外的事情。很多情况下,这是10年前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过后出现的非常温和的反弹。
汇丰资深经济顾问Stephen King本月表示,“有些经济记录将被打破。美国可能将会同时打破两项记录。未来数周内,美国可能将创下战后以来历时最长、力度最疲弱的经济增长。”
用新常态来形容不那么强劲的经济增长可能更合适,不过路透调查显示,未来三年全球经济增长年率约在3.5%左右。
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1961年以来的平均增长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不过当然,这期间受到了经济大衰退和1980年左右经济大滑坡的拖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各央行何以在削减货币刺激措施上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就像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上周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们不愿犯政策错误。
他们的两难处境是,希望尽可能地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同时,又能不破坏花了数万亿美元刺激措施才实现的经济增长。
(Reuters中文网,2017.7.24)
中国经济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柯隆撰文认为,中国是否就是一个资源大国还有待商榷。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应该是人力资源,但在持续实施了40多年的一胎政策以后,中国的人口很快进入负增长。至于说自然资源,94年以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后来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那怕是土地资源,在中国是非常紧缺的。上一届政府提出要死守18亿亩红线,显然这条红线早已被打破,只是有关部门把实际耕地面积定义为国家机密,不予公布罢了。
我们不妨打开世界地图,稍稍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当今世界的资源大国,凡是走资源经济的国家日子其实都不太好过。20世纪发生的战争其实或多或少都跟掠夺资源有关系,有的是掠夺土地资源,有的是掠夺自然资源,更早些时候的战争有的是为了掠夺奴隶(人力资源)。
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以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开始走上一条技术经济的新路,在技术经济的框架下,资源往往是可以替代的。早期的汽车发动机能源的热能利用率不到15%,据科学家估算,现在的汽车发动机的热能利用率平均为38%,日本的研究小组设定的目标为50%。这可能是新一代能源革命的象征。
土地资源的利用也越来越合理,袁隆平先生发明的高产杂交水稻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命题(1995年莱斯塔·布朗)。其实,人力资源在技术经济里的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今天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人工智能(AI)时代,机器人早已进入工厂,很快就要步入人们的生活。如果在100年前,出生率降到今天的水平,那无论对于哪个民族都将是灭顶之灾。而今天成千上万的独身贵族正在充分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源经济实际上是依赖于资源的配置,政策执行者们可操作的空间实际不大。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就很典型,突然地底下冒出了石油,其国民就开始过着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像英国很早就认识到其资源的短缺,所以,最早的产业革命就发生在英国,产业革命不是资源革命,产业革命是技术革命。
日本也一样,很早就对其资源的短缺抱有危机感,二战以前的对外扩张就是以抢占资源为主线的。日本的政治家和学者通常会说,二战以后日本没有参加过战争。为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完成了从资源经济向技术经济的转移。19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虽然日本不产石油,但油价的变动基本不会动摇日本经济。
现在正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联合会杯足球赛,我看到有两家中国企业成了赞助商,一家是万达,另一家是海信。以往的中国企业完全不可能成为赞助商,而今天有那么两家企业能够成为赞助商,应该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 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房地产商持续引领中国经济,普及型的家电其发展空间也有限。中国需要有一大批技术型企业崭露头角。为什么中国的技术型企业露不了头角呢?在企业层面,基础性研究非常滞后,大部分企业都把资金投入到了应用性研究上。也就是把别人现有的技术拿来改良一下。其中有很多是山寨别人技术的“研究”。
中国人喜欢发明大口号,“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技术创新是技术精英的事,不可能有所谓大众创新,如果一个国家,万众都去创业了,那还有人安于本职工作吗?你非要把它搞成群众运动,那结果一定是不了了之。我从心里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官员少说大话、空话,多做实事。
其实,中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善技术创新的大环境,重要的是通过法制保护好知识产权,坚决杜绝山寨现象。我相信中央政府是反对山寨的,但到地方上去走一走就知道,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每年的3月15日,电视台搞的打假活动完全成了一种秀,媒体可以发挥监督作用,但媒体不能代替司法。
(日经中文网,2017.7.19)
学者张林为FT中文网撰稿认为,租购同权并不能消解附着在住房上的社会性收益。
当中国广州市近期推行租购同权,“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以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时,其规章依据来自于《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意在通过权益平等来消解附着在住房或户籍上的社会利益,压制房价。可是,从经济学的道理出发,租购权益平等意味着允许更多的人去争夺附着在房产上的社会利益,从而只能增加学校和医疗等资源的稀缺性。租购同权的目的和行动看起来南辕北辙,面临着自我否定的困境,其他一线城市的效仿应当谨慎。
将社会保障、福利收益和户籍状况、有无住房等社会属性捆绑在一起,是一种通过行政规章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凡是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其本质都是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凡是需要通过行政手段配置的资源,其本身也都是稀缺的资源。租购不能同权,来源于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供给短缺。教育和医疗资源如果稀缺,按照市场的方式,学校和医院便会遵照高价者得的原则获取收益。但是,公立教育和公立医院由于戴着公有的帽子,便采用行政规章的方式将这些资源就近配置给有房者或本地户籍居民,即便如此,也还会难以避免资源哄抢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说,那些本该由学校和医院获得的潜在收益,此时按照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转移给了有房的人。市场的计算能力是无处不在的,当有房者通过房屋买卖变现这些收益时,就形成了所谓的学区房、医疗房。更不幸的是,如果有房者同时又多半属于高收入或者富裕人群时,这种收入再分配就是穷人补贴富人,可以说,此时的行政规章就是在杀贫济富。所以,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无论是采取市场原则还是行政原则,总是富有的人群更有机会获得稀缺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只不过渠道不同,看上去人人机会平等的“公立性”,实际上很难经得住推敲。
而学校和医院则由于行政命令限制了市场收入,最终结果是限制了供给,催生了学校和医院的软反抗:学校里并不教考试真正用到的技巧,需要额外付费报辅导班,那里才有学生们应试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医院则通过以药养医、过度医疗、收拿红包、转行做药代等等方式逼近市场收入。
所以,权利均等的要害是供给充足,克服稀缺性。比如,在一些三线小城,城市户籍并不再有什么吸引力,即便农民在城市买了房也不再将户口迁入城市,因为城市户籍所捆绑的一切并非那么有价值,学校和医疗并不那么紧张,保留农村户籍还可以保留生计的底线。而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总是会面临着人口的净流入以及教育医疗资源的紧张。于是,即便基本的公共教育和医疗供给充分,庞大的人口基数又会再次赋予少数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以稀缺性。
反过来看广州推出的租购同权,一方面增加建设和提供租赁住房,一方面赋予租房人就近入学的权益,这是在增加对于教育和医疗等资源的需求,或者说在加大这些资源的稀缺性,而并非相反。或者简单说,租得起房子的人总是比买得起房子的人多,那么,租购同权作为目的,和租购同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相悖的:五个人的粮食尚且不能满足十个人的需求,何况又增加到十五个人,怎么满足这十五个人享有同等权利?
按照这个道理讲下去,租购同权先是会使得更多的人群涌往重点学区的住房,这些区域的房租会出现上涨,甚至带动更多区域的房租上涨。然后呢?恐怕就没有然后了。政策的目的显而易见,是希望人们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从而降低商品房价格,尤其是学区周边的房产价格。然而,租房替代买房,这一结果的成立依据太多的假设。
假设之一,也是最本质的假设是,人们真的能在学区附近无门槛地租到学区房。既然有学区房的存在,就证明学校规模并不会随着周边住户的增加就及时扩大规模。如果租购同权,那么谁能租到学区房只能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或者是排队的原则。关键的问题是,小孩入学的年龄阶段是不能轮候和排队的,那么无法租到学区房又有教育需求的人还是会选择买房子,这是他们避免排队的唯一选择。有没有数据能够说明,租购同权能使得租到学区房的概率会比买到学区房的概率更高?
即便人们能够在学区房无门槛地租到房子,租购同权能够降低房价成立的假设之二,是此时选择租房的人本就有购房的能力,但由于可以租房就选择不买房,这样才能起到降低商品房需求的作用。而实际情况是,大多选择租房的人,本就无力承担商品房的价格,购房人和租房人往往处在两个分割的市场。如果租购同权能够提高租金,反而降低了租售比,使得高房价更显的合理,为什么有购房能力的人不去选择买房呢?再考虑到中国人对于持有房产的心理情节,租购同权似乎也很难实现用租房替代买房。
租购同权降低房价能够成立的假设之三,是租购同权能够降低非学区商品房的需求。这里的问题是,非学区的房价本身已经排除了学区房的要素,学校等资源已然处在并不稀缺的位置,租购同权当中的同权所带来的收益本身就要削弱很多。在这些地区,房价是金融波动、就业机会、交通及其他非社会福利因素决定的,没有户籍制度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是租购同权,可是房产市场的增值并未因此而降低。另外,增加租赁住房的供给本身意味着商品住房供给的降低,商品房反而面对着供给减少的风险。
因此,租购同权正在反对租购同权,此做法并不能消解附着在住房上的社会性收益,只不过是允许更多的人去进一步争夺捆绑在房产上的收益,与这些房产本身是出租性质还是出售性质并无太大关联。如果现行户籍分割制度、高考配额制度没有变化,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方案在租购同权的对立面,即使得公共资源的经济价值处在最低水平,而不是维持高价值的同时承诺更多的人可以享有。
社会保障的最重要原则之一是保基本,也只有做到保基本,公用事业在最低水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上起作用,才能保证这些资源不是稀缺的,是公正的,才能避免人们利用其它渠道争抢。如果还有穷人连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力购买,就需要用累进税等方式补贴穷人,否则,对于所谓同权的过度追求,不过是在尝试用更多的错误来纠正一个已经发生的错误,只能引致设租寻租、逆向收入再分配,出现穷人补贴富人的最坏局面。
那么,广州市的租购同权新政,有无改革大城市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的试点意义呢?从当下推出的租房租赁新政看,还只是出于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的租购同权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入学,而且仅对于本地及积分落户的人群适用。这些规定相对于学区不那么严格的地区来说,可以说并无任何政策上的新意。
如果退的更远一点来看,所有房价的大起大落,主要原因往往是出自各项行政性的限制和干预,本应是轧平经济周期的政策调控,最后变成了放大波动的推手。从土地开发使用的行政垄断,再到户籍、教育和医疗资源的行政扭曲,最后到限售限购限价的行政干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变成了一个怪物,补丁打得再多、再好看,似乎也积重难返,难以恢复为自然模样。
于是,看上去很美好的,可以压制商品房市价的租购同权,由于其在逻辑上的自我矛盾,目前看来又是一个未来会颇为尴尬的行政补丁。租购同权也似乎并非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切入点。因此,其他存在严格户籍控制的中国一线城市理应谨慎跟风,且看试点政策在真实世界里如何发生作用。
(FT中文网,2017.7.24)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7年第51期(总第1756期)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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