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资本时代来了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7年第43期（总第1748期）2017年6月26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数据资本时代来了 日本力推第三次“日元国际化”　外媒：中国高自有住房率阻碍房地产税出台　日媒：中国工匠精神应该适可而止
    
    
    
    经济热点
    　　数据资本时代来了
    摘要：数据在未来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现，甚至于称作未来经济的石油。随着数据产业对于社会经济影响的逐步深入，数据垄断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数据产业发展仍属于起步阶段，各种商业模式还在探索之中，暴露的问题还不彻底，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手段也还在酝酿之中。
    

　　阿里巴巴利用数据驱动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道称，如果数据是新石油，那马云就是新一代洛克菲勒。他领导的中国电商阿里巴巴正发展成为一家大型数据综合企业。像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一样，马云的阿里巴巴是一家利润丰厚、增长迅速的企业。本月早些时候，阿里巴巴预测年营收将增长45%至49%，比分析师的普遍预期高出10个百分点，使该集团市值第二天增加422.5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整个巴克莱银行。“阿里巴巴正在发展为一家大型数据综合企业，”杰富瑞（Jefferies）分析师Jessie Guo激动地说。他出席了阿里巴巴本月在杭州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投资者大会，这场大会出席者很多。汇丰（HSBC）互联网研究部门主管曾琪（Chi Tsang）表示，阿里巴巴的营收指引以及此次大会上的讨论，“预示着我们正在步入数据变现”。
    阿里巴巴垂直和水平整合的服务横跨购物、电影、金融和物流，所有这些都在收集信息——关于人们的消费行为、位置和查看行为。这些数据经过提炼后，会反馈给商家，后者可以据此优化产品定位，并在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上提高销量。
    这就创造了伯恩斯坦分析师巴夫托什?瓦杰帕伊（Bhavtosh Vajpayee）所称的“强效营销平台”——可以证明广告与购买之间的关联，并反过来“让阿里巴巴在中国的数字广告支出中抢占最大份额”。
    也有证据证明这种良性循环。消费者在电商平台淘宝和天猫上购物的时间越久（他们留下的数据痕迹也越长），购买的商品就越多。在登陆该网站购物的头一年，买家平均下单38笔；4年后，这一数字达到123笔。
    阿里巴巴还将其数据引擎推向了新的高度。在亚马逊将目光投向Whole Foods之前很久，阿里巴巴已经开始收购实体店，并整合人们在线上和线下消费习惯的数据，以使店铺布局更具针对性，实现更高效的库存管理。
    阿里巴巴首席技术官张建锋对投资者表示，比美国同行相比，阿里巴巴瞄准的产品也多得多，并援引电商集团亚马逊在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投放广告的例子。
    “在Facebook上，你可以看到亚马逊的广告且每个人看到的广告都不同，但清单上只有10万种产品，所以他们从这10万种产品中选出一种推荐给你，”他说，“我们有10亿种产品；从10亿种产品中向你推荐一种与你相关的产品，这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
    在另一端，数据被反馈给商家以及制造商，以便他们知道哪些产品正在热销。在每年一次的“光棍节”大型购物狂欢开始前，阿里巴巴利用预测数据让商家知晓他们应提前在哪里囤货。
    “如今，电商巨头们可以准确地预测应制造什么样的产品，”普华永道驻香港分析与新兴技术业务负责人李敬思（Scott Likens）表示，“因为有买家的数据，便可根据需求进行制造。”
    除了购物，阿里巴巴还有一项快速增长的业务——“云服务”——虽然该业务尚未实现收支平衡。咨询公司贝恩（Bain & Co）驻香港合伙人理查德?哈瑟拉尔（Richard Hatherall）说，云服务“是企业使用的Facebook”。他说，云服务提供商可以对一家企业的信誉度作出判断，因为这些企业作为客户每月要为云服务以及所使用的应用付费。
    但是，正如标准石油公司发现的，无论规模多大，任何公司都无法不受制约地运营。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们——主要是百度和腾讯——正在建立类似的庞大数据库。这三家公司一起组成了中国的BAT科技三巨头。腾讯的微信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近9.4亿用户，百度则利用旗下中国主要搜索引擎来收集信息。在核心电商业务中，阿里巴巴与京东正面交锋，京东的重资产运营模式类似亚马逊，拥有自己的物流和仓储。
    在中国保持领先地位往往意味着用补贴购买市场份额。伯恩斯坦的瓦杰帕伊指出，阿里巴巴在京东大型购物节前夕发放了大量促销优惠券，总价值约达50亿至60亿元人民币（合7.32亿至8.79亿美元）。他说这些补贴说明了为什么伯恩斯坦会提高其收入估值，但维持其盈利展望不变。
    在5.5万亿美元的移动支付市场中，腾讯正缩小与支付宝的差距。腾讯还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云业务，目前该领域的绝对领先者为阿里巴巴。
    对于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来说，腾讯的微信暴露了阿里巴巴一个关键弱点，后者提高支付宝社交属性的尝试“有点惨不忍睹”。
    这个名为“圈子”的社交功能于去年11月底推出，结果有人在上面进行动机不纯的交友活动。阿里巴巴被迫删除了低俗的小组对话，并阻止新的类似定位小组建立。他说，令人担忧的是，虽然支付宝能够在零售业——阿里巴巴核心力量所在——占统治地位，但在叫车及送餐支付等服务领域，腾讯与它旗鼓相当。他预测至2023年，在旅游、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和货币市场基金市场，两家将势均力敌，各占46%市场份额，在游戏业市场，腾讯将领先，占50%至55%的市场份额。
    克拉克问道：“他们有多自律？如果阿里巴巴感觉受到威胁，他们是会接受现实，还是会继续烧钱？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可以接受两强垄断，但投资者能够持续接受这种状况吗？”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互联网分析师马克?马奥尼（Mark Mahoney）列举了美国的例子，Facebook连续16个季度总收入增长保持在50%以上，谷歌连续29个季度不低于20%，亚马逊连续40个季度保持在20%以上。阿里巴巴自上市以来的11个季度里，每个季总收入增长都在28%至60%之间。他说：“目前的长期赢家很可能已经定了。随着它们变得越来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再想颠覆它们越来越难了。”
    

　　数据是未来的石油

    《经济学人·商论》认为，数据是未来的石油。
    一种新商品催生出一个盈利丰厚、发展迅速的行业，促使反垄断监管机构介入，以约束那些掌控这种商品流转的从业者。一百年前石油就是这样一种资源。现在，一些巨头公司引发了类似的担忧，它们经营的是数据——数字时代的石油。这些巨头看起来势不可挡。
    如此的统治地位引发了要求拆分科技巨头的呼声，就像20世纪初标准石油公司面临的境地一样。规模本身并不是罪过。巨头们的成功也让消费者受益。以标准的反垄断测试衡量，这些公司也并未触达警戒线。它们没有向消费者乱开价，而是免费提供很多服务（实际上，用户以提交更多数据的方式来交换免费服务）。考虑到线下的对手，它们的市场份额看起来就没那么令人担忧了。而Snapchat这类新贵公司的出现表明新入行的公司仍能卷起风浪。
    不过仍然有理由担心。互联网公司对数据的掌控给了它们极大的权力。在所谓的“数字经济”时代，有关竞争的旧思维已显得不合时宜。
    什么发生了改变？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让数据丰富充裕、无处不在、价值飙升。数据之丰富改变了竞争的本质。科技巨头一向受益于网络效应。有了数据后，还会带来更大的网络效应。通过收集更多数据，公司会有更大的空间来改进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用户，产生更多数据，如此循环。因此，巨大的数据池可以充当护城河。
    能够获取数据也从另一方面保护了公司免受竞争对手的威胁。在技术行业里，对竞争持乐观态度的理由是认为既有公司可能会被在车库里的创业公司打个措手不及，或是在意想不到的技术转型中受挫。但这两种情况在数字时代都更不太可能发生。巨头们的监控系统覆盖了整个经济。它们有自己的应用商城和操作系统，并把计算能力出租给创业公司。对于自己市场内外发生的活动，它们都拥有“上帝视角”。当某个新产品或服务越来越受欢迎时，它们能够及时模仿，或干脆在这一新贵变成更大的威胁前出手收购。很多人认为，2014年Facebook以220亿美元收购雇员不到60人的即时通讯应用公司WhatsApp就属于消灭潜在竞争对手的“击毙式收购”。通过设置准入门槛和预警系统，数据可以抑制竞争。
    你打算盯谁，反垄断者？数据的特性让过去的反垄断措施不那么有效。把谷歌这样的公司拆解成五个“小谷歌”并不能阻止网络效应重现：假以时日，它们当中的某个会再度确立霸主地位。现在需要彻底反思。随着新方法的轮廓逐渐清晰，两大想法脱颖而出。
    其一是反垄断机构要从工业时代步入21世纪。例如，在考虑并购时，它们以往习惯根据规模来确定何时介入。现在，在评估交易影响时它们需考虑公司数据资产的范围。收购价格也是个信号，可能预示既有公司意在吞掉新生威胁。根据这些衡量标准，Facebook愿意出如此高价收购并无收入可言的WhatsApp，已经发出了危险信号。反垄断机构在分析市场动态时也必须变得更擅长利用数据，例如通过模拟来寻找合谋控制价格的算法，或是确定怎样能最好地促进竞争。
    第二条原则是削弱在线服务供应商对数据的掌控力，让提供数据的一方拥有更大的控制权。更高的透明度会有帮助：可以强制要求公司向消费者展示它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从中获利多少。政府可以开放更多自身的数据资源库，或是将数据经济的关键部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来管理，从而鼓励新服务的产生，就像印度推动数字身份系统Aadhaar那样。政府还可以规定在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分享某些类型的数据；欧洲正在金融服务中采用这种方法，要求银行让第三方能够获取客户数据。
    在信息时代重启反垄断绝非易事。这会产生新的风险：比如，信息分享增多会威胁到隐私。但如果政府不希望由几大巨头掌控数据经济，那么它们就要尽快行动。
    

　　解析“数据垄断”

    阿里研究院资深专家杨建辉为FT中文网撰稿认为，数据产业刚起步，各种商业模式还在探索之中，暴露的问题还不彻底，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手段也还在酝酿之中。
    文章写道，2017年6月1日，顺丰与菜鸟商业合作问题引起全民热议。在舆论发展过程中，讨论越来越集中于数据方面，数据垄断问题被提了出来。数据和垄断两个不同的问题，被紧密地捏在了一起。几乎同时，“数据寡头”的说法也出现了。如果说数据垄断仅侧重于具体行为的话，那么数据寡头，则是着眼于对企业整体性质的判断。
    数据垄断、数据寡头等概念，与反垄断监管相关。反垄断监管会深刻影响企业战略、行业发展。中国的数字经济正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中国的数据产业也刚起步不久，正在加速发展。因此，对数据垄断、数据寡头等概念，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剖析，辨明其内涵，判断其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对新经济发展造成不必要伤害，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
    数据是以电磁等介质为载体的信息。数据的内容是信息，而其物理表现形式则是电磁等介质。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发生了三次信息载体革命，第一次是语言，第二次是文字，第三次则是数据。语言使人类文明得以建立，文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传播，而数据将使文明演化速度大大加快。
    信息以数据形式呈现后，借助功能不断增强的网络技术、存储技术、计算技术、先进算法等工具，可以实现海量收集、存储、加工、传输，从而不但使物理世界可以在虚拟世界完整、全面、清晰地“镜像化”，还可以通过算法对全数据进行分析，深刻洞见物理世界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系。因此，数据技术使人类在信息交流、使用等方面不断突破时间、空间、规模、范围等的限制，并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新认知。
    数据及数据技术应用于经济领域，极大改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状况，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使商业活动发生革命性改变。商业组织、商业模式、生产方式、交易标的、交易手段、交易地理范围等，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经济由此蓬勃发展起来。
    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带来数据量的剧增。根据IDC《数字宇宙报告》，到2020 年人类拥有的数据量以ZB（1ZB＝1,048,576PB，1PB=1024TB）计量。预计，随着IoT的应用普及和在线化，人类将迎来“数据核爆”。数据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与数据有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反垄断就是其中之一。
    “数据垄断”是伴随菜鸟顺丰事件热起来的一个名词。但是，何为数据垄断，应作认真分析。数据垄断其实最初是针对政府的，与数据民主相对应。进入21世纪以来，美英澳新等国陆续掀起一场数据民主化运动，要求政府机构及相关部门将有关公共数据上传至其门户网站。
    最近因菜鸟顺丰事件而被热炒的数据垄断，对象不是政府，而是企业。但是在这场争论中，不同的人所指称的数据垄断，具有不同的含义。
    有人称“数据垄断”，是从数据占有角度来说的，其实是指“垄断数据”。垄断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词，其本义是指独占。这种说法使用了垄断一词的“独占”含义，即“独占数据”。但独占数据本身并不违反《反垄断法》，即使独占的是海量数据。独占数据，只有因此在某一相关商品市场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并滥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才会违反《反垄断法》。
    有人称“数据垄断”，是从数据流动角度来说的，其实是指“不共享数据”。数据共享是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多方利益调整。不共享数据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有正当理由，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违反《反垄断法》。不共享数据，只有在涉及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才会违反《反垄断法》。
    有人称“数据垄断”，是从个人信息保护角度来说的，其实是指“控制个人数据”。企业收集或共享个人信息，如果不履行告知义务或得到个人授权，对个人而言，企业就像黑箱，个人信息被控制、被“垄断”。但这种情况基本和垄断没有太大关系。
    有人称“数据垄断”，是从数据收益角度来说的，其实是指“独占数据收益”。数据收益如何分配，是一个在目前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也基本和垄断没有太大关系。
    有人称“数据垄断”，是从向相关部门报送数据角度来说的，其实是指“未充分向相关部门提供数据”。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数据配合，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但与垄断基本没有关系。
    上述说法，涵盖了与数据有关的很多重要问题，但都不是真正的垄断问题，却被冠之以“垄断”之名。这些说法，极易给人以误导，使问题复杂化，也不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因此，应给予辨析、正误。
    当然，数据，尤其是大数据也会产生垄断问题。因数据而产生的垄断问题，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数据可能造成进入壁垒或扩张壁垒，二是拥有大数据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并滥用，三是因数据产品而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并滥用，四是涉及数据方面的垄断协议，五是数据资产的并购。
    这些都是新型反垄断问题，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反垄断问题具有很大的区别，值得深入研究。比如，在审查数据资产并购时，如何界定数据资产的相关商品市场、如何评估并购可能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影响、如何设计救济措施等，都具有新的特点。就拿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来说，是按数据本身的属性来界定、还是按其用途或其产生的数据产品来界定，值得认真讨论。而这些问题和特点，并不是“数据垄断”一词所能概括的。
    “数据寡头”是把传统工业经济的“寡头”概念借用过来而形成的新词。简单机械的借用，也许会受到挑战。首先，这一提法未区分细分市场，给人以在所有领域都拥有海量数据的感觉，夸大了企业在数据方面拥有的市场力量。其次，如何分析数据领域的市场结构、如何判断数据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标准。在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判断企业是否是数据寡头，容易引起争议。
    其实，数据这一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具有很大区别，这使得因数据而产生的市场力量与传统市场力量也具有很大区别。比如，数据要发挥最大作用，必须越多越好。因此，企业掌握的数据量越多，越有利于发挥数据的作用，也越有利于最大化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同样，企业如果横跨多个领域，并将这些领域的数据打通，使数据在多个领域共享，那么数据的效用也将更大化发挥。这也是大型互联网公司能够不断进行生态化扩张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数据寡头”对消费者和社会来说，在效率上是有利的。
    再比如，数据无时无刻都在产生，且呈指数级增长。数据一直呈爆炸性增长的事实，意味着这一领域具有很大的动态性，企业市场地位的变化相比于传统产业可能要快得多。市场的快速变化，将对所有在位企业，包括大型企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将迫使它们不敢轻易滥用自己的市场力量。这些区别，增加了评价所谓“数据寡头”的复杂性。
    与数据产业发展相伴而生的，是各种冲突和矛盾，如数据权属问题、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企业间数据流动问题、数据利益分配问题、企业与政府数据共享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能以“数据垄断”之名进行简单地概括，否则，既混淆了问题的性质，也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要促进数据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必须抛开简单粗暴的方法，而应代之以对各种冲突和矛盾进行细致分析。比如，企业向相关部门报送数据问题，应平衡政府监管目标、企业报送负担、商业秘密保护、个人隐私保护等各方关切，在此基础上，找到妥善处理办法，而不应简单地以打破企业“数据垄断”为由，要求企业提供超出必要范围的数据。从长远来看，数据产业还刚刚起步，各种商业模式还在探索和发展之中，暴露的问题还不彻底，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手段也还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应避免把结论下得太早，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应具有更大的弹性和更大的开放空间。
    

　　数据资本主义即将出现？

    桑希尔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认为，数据可能比石油重要得多，因为它决定经济价值。
    1月初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上的一大热点是互联和机器学习。出于某种原因，全世界的工程师都似乎在一种奇怪力量的驱动下，要把每一件日常用品——从牙刷到汽车、从淋浴到鞋子——统统转变为智能的、互联的设备。
    这也许会为我们的口腔清洁和慢跑习惯带来神奇的好处。但这会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吗？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高级研究顾问约翰?费尔纳德担忧，如今的创新更关注于改善休闲时光，而非商业效率。“硅谷正在发生着绝妙的事情。”费尔纳德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但是要真正改变生产率数字，这些事情就必须转化为整个经济中的企业运营的方式。”他说的有一定道理。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一次效果似乎有限——但我们需要更加留意这些互联设备带来的二级后果。它们只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场根本转变的最明显表现，这场变革很可能比英国退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或者南中国海争端在更大程度上重塑我们的社会。它涉及到由谁收集、拥有和使用数据。
    有关数据的话题如此无趣，以至于它很少引发激动。为了让它听起来更性感，有人将数据比作“新的石油”，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助燃。在现实中，它很可能被证明比石油重要得多。数据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经济价值，重塑权力的执行，并入侵到我们生活的最深层。
    一些评论人士提出，这场转变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正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迈向一个数据资本主义的时代。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甚至主张，他所称的数据主义从其狂热信徒有关提供普世解决方案的说法看，简直可以比作一种新宗教的诞生。
    这场数据革命发生的速度和规模无疑是惊人的。有时，我们温馨地想象互联网是关于人与人之间思想的交流。然而它更多的是关于机器之间的数据交流。
    科技研究公司高德纳估计，2016年每天有550万台互联设备上线。该公司预测，随着“物联网”成为现实，到2020年，互连设备的总数将超过目前水平三倍以上，达到208亿。
    据IBM表示，我们目前每天产生的数据已达大约2.5艾（quintillion，10的18次方）字节，这意味着世界上90%的数据是在过去两年产生的。要了解这类数据使用可能产生的效果，只需看看广告行业。Facebook和谷歌在2016年第一季度惊人地吸纳了美国数字广告新投入的85%。它们的成功是基于利用数据对最有可能的消费者投放定向广告的能力。其他很多行业（例如医疗、运输和能源）的数据化，在人工智能应用的协助和支持下，正在快速推进。
    这场经济转型有望为消费者带来巨大好处，但数据使用的激增对身份、安全和隐私带来了种种挑战。我们可能会面临一种危险，即不可抗拒地陷入作家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在他2013年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中所描述的那种反乌托邦，其标志性的口号是“隐私即盗窃”。
    开放数据研究所（Open Data Institute）联合创始人奈杰尔?沙德博尔特爵士（Sir Nigel Shadbolt）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FT Tech Tonic播客中指出，尽管生成数据的个人与拥有和利用这些数据的大公司之间存在鲜明的不对称，但是现在放弃隐私还为时过早。侵犯隐私的科技也可用于加强隐私。
    沙德博尔特认为，下一场扑面而来的革命将是关于赋予消费者对其数据的控制能力。考虑到智能手机的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不断增加，他相信新的数据收集模式和更为本地化的数据使用不久将更受欢迎。一个例子是美国退伍军人使用的“蓝色按钮”（Blue Button）服务，该服务让个人得以保管和更新自己的病历。沙德博尔特说：“这被证明是真正革命性的一步。我想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重新赋权。”
    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创建一个更智能的世界，而无需牺牲宝贵的权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会有这样一个良性未来，那我们最好抓紧时间去打造它。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的舞台上，日本的日元似乎有望进一步得到使用。日本长期以来百呼不应的“日元国际化”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取得了进展。这是因为亚洲各国的强烈要求。日本今后或许会巧妙利用机会展开一场日元外交。
    在5月的黄金周期间，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ADB）年会在横滨举行。利用这个机会，时隔4年同时举行了日本与东盟（ASEAN）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加强区域内的金融安全网与促进当地货币的使用”，在与东盟的会议之后，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成果文件最先列举的就是这个项目。
    具体来说，“在东盟区域内使日元筹集更加容易，有助于区域内进一步的金融稳定”，明确指出了日元的作用。在加强区域内的金融安全网之际，日元登场。
    日本与东盟国家中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4国之间，签署了出现资金困难时进行货币互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金额加起来达到407.6亿美元。根据货币互换协议，不仅是美元，“还能获得日元”。
    此外，除了上述4.5万亿日元之外，为了应对短期流动性（资金周转）危机，将新签署最多4万亿日元规模的“互换协议”。通过新的互换协议，可以获得日元，也可以获得美元。
    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沉重打击的亚洲各国在区域内构建了金融安全网。即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各国在内的多边互换协议网，被称为《清迈协议》。在爆发金融危机之际，可通过这一协议互换美元，成为亚洲金融安全网的支柱。借入美元的新兴市场国家可在外汇市场实施卖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的干预措施，以抑制本国货币贬值。
    随着美国加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外流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东盟各国希望扩大《清迈协议》。但是，中国并未点头同意。感到失望的东盟各国转而游说日本提供协助。
    一般来说本应显得慷慨的中国持消极态度，具有相应的原因。其一是自身的外汇储备拮据。目前的外汇储备勉强保住了3万亿美元大关，但仅仅是因为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了外汇流出。
    “你若有心，我亦有意”
    受到困扰的亚洲各国敲响了日本财务省的大门，结果是“你若有心，我亦有意”。由于日本企业正在将亚洲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往东盟各国，完善资金互换机制，有助于日本企业。
    以日本与东盟各国实现“双赢”的形式，日元资金的互换体制得以形成。对于歪打正着的日元的国际化，日本财务省并未袖手旁观。
    此前日本正面倡导日元国际化曾有2次。最初是1988年。在西柏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会上，当时的日本藏相宫泽喜一倡导日元、美元和德国马克构成的“3极货币”。
    第2次是2001年。以在神户召开的亚欧会议（ASEM）财长会议为契机，日本方面提倡“亚洲货币篮子”。均由于日元需求并不强劲而有头无尾。相比起来，此次则是来自东盟各国的“呼唤”。
    鉴于这种趋势，日本财务省6月12日宣布了一揽子措施，意在建立不以美元为媒介，日元与亚洲货币能直接兑换的市场。这是将日元的结算网扩大至亚洲的构想。如果对美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举旗造反，美国将进行镇压，但此次的行动归根到底是迫于需要。这样一来，能否三局为定呢？日本的货币外交的方向选择将受到考验。
    （日经中文网，2017.6.26）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认为，中国近几年内开征房地产税的可能性很小。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7%，这个庞大的群体反对征收房地产税。
    在中国政府竭力要遏制高房价之时，开征房地产税计划却令人久候无果、没有进展，这是既得利益群体阻碍中国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又一个迹象。
    麦格理证券（Macquarie Securities）的数据显示，去年深圳平均房价是平均收入的41倍，而伦敦、东京和纽约的这个数值分别为29倍、23倍和15倍。自去年底以来，中国有45个城市陆续推出了限购和其他措施，旨在为不断上涨的房价降温。
    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中国应放弃限购之类的行政手段，代之以征收房地产税。在2013年11月批准的一份里程碑式的经济改革蓝图中，最高领导层承诺征收房地产税。
    通过对房屋所有权开征年度税赋，房地产税将降低住房对投机性投资的吸引力。尽管房地产税具有什么好处总体来说属于经济学家的辩论范畴，但没有多少人怀疑中国急需推行这种税收。根据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研究人员所做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空置房屋达5000万套。
    但市场观察人士表示，政府在近几年内开征房地产税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期间宣布，今年没有把房地产税草案提请常委会审议的安排。
    根据这项调查，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7%，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庞大且有影响力的群体反对征收房地产税。在美国，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住房拥有率仅为64%。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独立研究机构“FT投资参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的调查发现，在大中城市，28%的家庭拥有一处空置住房。长期以来，中国投资者对买房的偏好，大于投资动荡的股市和收益率较低的债市，同时资本管制限制了家庭购买境外资产的能力。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中国整体房价相对于收入来说不是特别高。但在少数大城市，住房购买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深圳，北京、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也都高于纽约。
    摩根大通（JPMorgan）驻香港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中国的症结在于，房地产税在一线城市可能最有用，然而，出于相同的原因，房地产税在这些城市遇到的阻力也最大。”
    2011年重庆和上海分别推行房产税试点计划，试点的用意是限制该税对较低收入家庭的影响。重庆只对价格达到全市平均房价两倍以上的住宅征收房产税，税率依房产价值在0.5%到1.2%之间变动。在上海，税率为0.4%和0.6%，居民家庭拥有二套以上住房且房子超过一定面积才需缴税。
    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令房地产税很难推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全国性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这意味着在许多城市，当地政府并不清楚每一套住宅的业主身份。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公共政策教授侯译林认为，这一挑战是可以克服的。侯译林去年出过一本书，为中国征收房地产税提出一套详细的建议。
    “确定业主身份实际上没想象的那么难。”他说，“如果地方政府被授权征收该税、并可以自主决定将税收收入用于当地公共服务，他们就会有执行的全部动机。”
    在侯译林看来，至少有一定理由对开征房地产税抱乐观态度。他指出，有一份房地产税草案已经做了多次修改，况且在中国，政策讨论过程往往不为公众所知。“我愿意站在乐观派的一边，认为尽管推行房地产税表面陷入了停滞，其幕后工作却从未停止。”他说，“中国的套路是，某件事情一旦宣布，就已经是万事俱备了。”
    不过，其他专家的看法要悲观一些，其中包括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他是中国在房地产税征收建言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专家之一。财政科学研究所现已更名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China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是一个为政府提供建议的智库。
    “实际上，现在以种种内部讨论为借口拖延这个过程，确实有利益固化的表现。”贾康在今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异常坦率地直言，“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另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在2017年6月24日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2017）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郝如玉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依法治国、税收法定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坚决维护包括企业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决心。谈到今年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进展，郝如玉介绍，《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和《房地产税法》立法已经列入预备级论证、研究的阶段。“相关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但把国务院的条例上升到法律层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相信，这几部法律的修订，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郝如玉说到。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大会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房地产税法的确列入本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但今年没有把房地产税法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安排。记者在会议现场了解到，虽然《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和《房地产税法》立法已经列入预备级论证、研究阶段，但相关立法工作不会在今年完成，可能要持续到明后年。
    （综合消息）
    日本经济新闻村山宏撰文：中国提出了和日本很相似的口号，那就是弘扬工匠精神。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要想不被低收入国家追上，并不断向高收入国家靠拢，就必须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为此，中国认为必须像日本的手艺人那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种工匠精神也有可能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据新华社报道，日前访问比利时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了“吉利沃尔沃汽车创新成果展”。李克强在现场表示，要“锤炼工匠精神，升级中国制造”。此前，工匠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就如2016年入选中国十大流行语那样，最近这个词的知名度一举提高。实际上，让这个词流行起来的就是李克强。
    2016年和2017年，李克强连续两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工匠精神。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要想继续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从大量生产廉价商品向制造优质产品转型，提高中国产品的品牌实力，而“工匠精神”就包含着这些含义吧。目前，中国各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广泛领域都在进行学习工匠精神的活动。
    不过，学习工匠精神可能需要注意一些事情。那就是追求制造和服务的品质要以长期的努力为前提。投入大量优秀人才用多年时间开发并提供理想的商品，这样做固然很好，但生产效率一直很低的话是无法盈利的。对于需要每个季度或半年结算利润的企业来说，回报非常慢的投资可能会成为沉重负担。此外，如果过于执着一件事物，还可能跟不上新技术和创新的步伐。
    最令人担心的是，工匠精神容易陷入供给侧的逻辑。无论供给侧投入多大的精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但如果做过头的话，对消费者来说也只不过是过剩的品质，或者过剩的功能与服务。而需求侧的逻辑应该是消除过剩的部分并相应降低价格。在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等领域，有人认为一项技术在3、4年之后可能就会过时，产品的耐用性能满足这个时间就足够了。
    当然，即使是过剩的品质、功能和服务，如果有能接受的消费者就另当别论。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就有很多这样的消费者。日本企业走上过剩的高附加值路线应该是在1980年代后半期。为了对抗因日元升值流入的国外廉价产品，日本企业只能提高产品附加值。当时，日本有很多会购买高档精致产品的消费者。
    这样做带来了恶果，制作精良的日本产品变得价格过高。尤其是家电领域，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上输给了性价比更优的韩国企业和台湾企业的产品。失去海外市场的日本企业只能更加专注于国内市场，陷入了恶性循环。日本产品丧失普遍性，只能在国内独自进化。工匠精神以扭曲的形式发挥了作用，其结果或将导致了日本制造业的“孤岛化”现象。
    日本制造业的孤岛化是有原因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经过泡沫时期后，日本的人均GDP在1995年上升到4.3万美元，这在当时的高收入国家中也属于顶级水平。当时美国的人均GDP不到3万美元，英国为2.2万美元。对于以日本国内高收入阶层为目标客户的日本企业来说，很难再把目标转向国外的大众消费市场。
    当时，韩国和台湾的人均GDP为1万多美元，本国和本地区内的消费者与海外的大众消费市场几乎是重叠的。韩国和台湾的产品质量尚可，价格也适中，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目前，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为8000多美元，接近韩国和台湾当年的水平。如果制造出的产品符合人口近14亿的巨大国内市场的需求，直接就可以进入全球的大众消费市场。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广域经济圈构想，域内国家大部分是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果要向这些新兴国家销售中国产品或中国企业在当地制造的产品，那么最合适的就是“质量尚可的产品”。如果像日本那样制造只有发达国家的部分消费者才能接受的“高档产品”，反而会失去中国的优势。
    目前，中国需要的应该是“适可而止的工匠精神”。中国需要的不是100分的完美产品，而是以适中价格提供95分的产品。中国企业以95分产品扩大市场份额的做法对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可能很是不利。如果扩大市场份额后做大规模，企业就有余力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到那时，中国企业再研发100分的产品和服务，对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就变成了威胁。韩国三星电子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
    不过，笔者感觉即使没人提这种建议，中国的工匠精神也能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因为很难想象投资风格随机应变的中国人会始终执着于一件不知道何时才能产生利润的事物。
    （日经中文网，2017.6.21）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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