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始着手处理“僵尸”企业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25期（总第1636期）2016年4月11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中国开始着手处理“僵尸”企业 新兴市场外溢效应引忧 中国外汇储备回升
    经济热点
    中国开始着手处理“僵尸”企业
    [摘要：第十二届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月16日通过了2016-2020年的“十三五计划”，提出淘汰和重组成为经济顽疾、常年亏损的“僵尸企业”。“两会”之后，“僵尸企业”随即成了社会关注的“大热”词汇，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僵尸企业”的历史成因与处置策略
    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鹏在撰文对“僵尸企业”的主要特点、历史成因、处置策略和未来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
    张鹏研究员认为，“僵尸企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困难性。“僵尸企业”的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困难，或已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受制于市场环境、企业生产条件和产业创新等因素的影响，企业难以具备自我跨越和创新重生的能力。二是长期性。“僵尸企业”的问题不是当前发生和形成的，在出现停产、半停产之前，已有较长时期经营困难，甚至是连年亏损的情况，资产长期大规模减记、流失，部分企业资不抵债。三是风险性。对于困难企业，我国是有《破产法》予以处置的，通过破产保护，为企业提供良好的退出机制，并为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有效使用创造条件。之所以形成“不破不退”的“僵尸”局面，就在于这些企业背后往往牵涉非常复杂的社会稳定问题、职工权益问题和利益纠纷问题。一旦启动破产退出程序，就会刺破风险，导致短期难以处置和应对的矛盾和结果。四是歧视性。歧视性包括机制性歧视和市场性歧视，机制性歧视是指因为企业功能和所有权差异，导致主要资产持有人和债权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进行管理；市场性歧视是指“僵尸企业”拥有特殊的市场地位，因而获得了重要的垄断性资源，所以无须考虑实际经营状况，仍可保持“不破不退”的局面。比如，部分上市公司因其具备的“壳资源”，就具有这一特点。
    张鹏研究员认为，“僵尸企业”的形成从构成层次来看，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力不足，导致企业进入停产、半停产状态；二是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调整，使企业陷入困境或失去自我脱困的能力和条件；三是主要资产持有人或债权人给予了宽松的环境，甚至违背理性提供支持。在我国“僵尸企业”的形成过程中，上述三方面因素都有突出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市场竞争力不足。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加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些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意识和理念，产品和服务比较优势不明显，无法抢占市场先机，继而出现产品无市场、经营无利润，连年亏损、债务堆积的情况。从而被市场“抛弃”，成为“僵尸企业”的主要来源。
    第二，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企业一旦陷入困境，由于整体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低、人才资源累积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下，无法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服务以及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机会，难以接入新的社会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而持续经营困难。
    第三，政府或银行的过度保护。面对“僵尸企业”的负累，政府出于政绩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愿企业倒闭破产，持续利用财政补贴或动员债权银行支持等手段，寄望于风险在短期内不暴露，不断累积的负债和产出效率的下降，最终导致亏损企业成为“僵尸企业”。
    因此，在应对和解决“僵尸企业”风险的政策体系安排上，也需要在上述三个领域发力，即增强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有效处置企业资产和债权。1998年，我国曾以国企改革为重点，有效开展了“僵尸企业”的应对和化解。
    与当前的经济形势略有不同，上一次“僵尸企业”的形成环境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出口需求陡然下降的影响。随着需求端的压力传递到供给端，暴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国企大面积亏损，即1/3明亏、1/3暗亏、1/3盈利，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财政压力巨大，甚至出现外债风险。
    面对“僵尸企业”迅速增加，市场效率持续下滑的压力，我国政府从1998年起断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和应对举措。主要有：第一，货币政策由“紧”变“中”，要求适度稳健，既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又有效防止信贷失序和物价波动；第二，运用行政手段，推进供给侧改革，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员工；第三，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元；第四，增加企业债务与减少企业负担并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第五，以房改、税改和汇改为三大支柱，全力推进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和动力。
    从总体效果来看，上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到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劳动生产率水平出现显著提升，国企的竞争力也显著加强。当然，改革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仅1998年和1999年两年，国企就业人数就下降约2200万。在财力紧张、风险巨大的背景下，许多国企职工为改革作出了牺牲。
    在对“僵尸企业”的主要特点、历史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张鹏研究员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策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鹏研究员指出，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强调以总需求的适度增长作为改革的前提，坚持创新驱动，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并提出以“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点。这一战略部署及政策体系，既有效吸收了我国上一次改革“僵尸企业”的成功经验，又深入学习了当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最新理念和做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但我们可以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成果和更低的成本完成“僵尸企业”的改革任务，并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目标。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政策措施的结构性调控长处，为“僵尸企业”的化解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撑。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今年将大幅度增加政府赤字2.18万亿元，约占GDP的3%。增加的赤字将主要用于补偿企业减税和减负的空间，预计“营改增”、停止部分政府性基金、免征18项政府性收费将为企业和个人减少负担约5000亿元。此外，还安排了规模高达5000亿元的中央基建资和4000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企业改革发展环境提供支持。
    第二，坚持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国务院要求，2016年的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上述增速均为GDP增速的2倍左右。这种货币和融资的扩张速度，可以较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投融资需求，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和资产交易价格的稳中有升，为“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僵尸企业”改革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中，要统筹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准备金率、再贷款等各类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传导机制，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三农”等的支持。
    第三，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提高实体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第四，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明确国有资产的定价机制和原则，拓展国企进行资产处置和管理的灵活性。推动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开展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试点。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赋予地方更多国企改革自主权。
    第五，适度扩大需求总量，积极调整改革需求结构，深挖国内需求潜力，促进供给需求有效对接、投资消费有机结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对经济发展稳定而持久的内需支撑。既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又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同时坚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齐头并进。
    第六，集中政策资源，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在改革环境不断优化、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的同时，要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在持续推进改革的同时，国家还将加大支出力度，提升保障水平，避免“僵尸企业”的职工单方面承担改革成本，“流血流汗又流泪”。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奖补资金，其中2016年500亿元，并根据地方任务完成情况（主要与去产能规模挂钩）、需安置职工人数、地方困难程度等因素，实行梯级奖补，由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统筹用于符合要求的职工安置工作。同时，由省级政府对本地区化解过剩产能负总责，地方政府按照任务量同步安排资金，做好资金保障，中央地方协力作好改革的推进和成本的担当。
    中国亮剑清理股市“僵尸”
    为配合政府的步调，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开始清理成为长年以来顽疾的“僵尸企业”。有传言称这些“僵尸企业”很难对付。当局是否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呢？
    上海证券交易所3月21日决定终止开展投资等业务的珠海市博元投资公司上市。这是2014年严格退市制度以来首次有企业被退市。博元原名“浙江省凤凰化工”，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为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开业之际入选最早上市的8只股票，曾荣极一时。但是，之后便逐渐败落。2001年名称变为“上海华源制药”。之后名称又更名为“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5年前变为现在的名称。改变的名称反应了新的业务内容，但是在此期间实施了资产重组和主要股东的更迭，完全变成了另一家公司。该公司从10年前开始虚增资产、销售额以及利润成为家常便饭。为了填补无法向大股东支付的3亿8000万元的空缺，该公司甚至伪造银行票据。
    由于上述违法行为被曝光，去年3月底调查部门从证券当局变成公安当局。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将该公司股票指定为终止上市可能性极高的“特别处理股票（＊ST股票）”。同年5月该公司受到了暂停上市的处分，最近1年几乎一直处于停盘的状态。3月39日被指定为退市整理股票，原公司名“凤凰”的退市进入倒计时阶段。
    这样的问题企业为何能一直存在于股票市场上？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
    证交所规定了“4年连续亏损”和“销售额连续3年低于1000万元”等摘牌条件，但实际退市的案例很少。这是因为漏洞很多。只要向相关企业出售资产，或与非上市企业合并，连续亏损就能轻松规避。证券监管当局也一直采取黙认态度。此外，不希望减少当地上市企业数的地方政府也采取了通过补贴等加以扶持的救助措施。如果本应遭淘汰的企业却生存下来，市场将出现扭曲。在上海股票市场，“*ST股票”和情况稍好一点的“ST股票”成为热衷于投机交易的投资者的绝佳赌场。
    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的是习近平的改革。国务院2014年5月发布了时隔约10年的资本市场振兴政策“新国9条”，纳入了摘牌制度的改善。同年10月，证券监管当局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规定修改为在发生篡改业绩和违法行为之际，将强制性予以退市。可以说2014年成为转折点。同年6月，从事石油运输的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简称长油）处于摘牌的边缘。截至2013年度连续4年出现最终亏损，违反了有关规定。在以人民币计价的A股市场，自2007年12月的大庆联谊石化以来，这是约7年再次以业绩低迷为由取消上市的“事件”。这是央企首次被摘牌，在市场上也成为话题。再看此次的博元。当局拔出“传家宝刀”，是打破ST股票的不死神话，让投资者获得“血”的教训——《证券日报》指出事实上成为“不死鸟”的不透明的企业群体一直是市场的病灶。强调博元的退市有利于市场的正常化。
    对于容易被极端的股价上涨趋势激起侥幸心理的投资者来说，本应退市的股票最终退市将成为敲响的警钟。进入今年后，证券监督当局的高层被更换，市场有观点解读为“对净化行动显示出干劲”。不过，个人投资者对危险的资金游戏热情高涨，也是因为投资对象是“不死鸟”。如果被摘牌，就将鸡飞蛋打。据《证券时报》报道，有可能退市的预备队有80多只股票。此外，多家媒体报道称当局已将30-40家列入黑名单。“从短期来看，与博元同样有可能被摘牌的股票将遭到抛售，或将打击投资者心理”（东洋证券上海代表处代表黄永锡）。实际上，一部分证券公司已向持有存在摘牌风险的个别股票的股东发出提醒。从长远来看，摘牌规定的彻底落实是有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积极措施，但短期上很有可能导致投机资金的流出。中国已经拔出的“宝刀”是双刃的。未来道路或许并不平坦……
    中国清理僵尸企业需3-5年
    日本经济新闻和日经QUICK新闻于4月5日汇总的中国经济学家调查显示，将于4月15日发布的中国2016年第一季度（1-3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预测平均值为6.6%。较2015年第四季度的6.8%进一步下滑。关于中国领导层提出的清理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的方针，多数经济学家预测要3-5年左右才能实现。
    因制造业设备过剩及房地产库存增加，中国的生产及投资持续低迷，加上受海外经济低迷的影响，出口业务也出现下滑。西班牙对外银行的夏乐分析认为，金融市场（股票及汇率等）的混乱也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不良影响，今后2年增长率很难回升至以往的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了防止经济失速，提出了基础设施投资等财政支出及放宽房地产限购等经济刺激政策，越来越多的观点预测年中经济增长率会暂时恢复。瑞银集团（UBS）的汪涛指出，最近统计数据显示的融资金额扩大及房地产交易复苏显示出生产及投资将出现复苏的征兆，预测第二季度的增长率会暂时回升到近7%。
    金融政策方面，多数观点认为，中国央行今后1年里将分别下调1-2次政策利率及 2-4次存款准备金率。荷兰银行的Arjen van Dijkhuizen认为，汇率行情及资本流出仍存在不确定性，央行在实施货币宽松的时机和方式上会更为慎重。
    关于可能导致经济低迷的风险因素，经济学家提到最多的就是房地产行情的恶化。很多地方城市拥有过剩库存，而广东省深圳及上海等大城市的住宅价格却快速上涨等，两极分化的情况日益突出。也有担忧表示，如果继续出台住宅市场刺激政策，还存在局部地区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新鸿基金融集团的温杰）。
    关于中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率目标，认为“可以实现”的经济学家占到所有回答者的三分之二以上。不过实现目标之路并不平坦，对于实现条件，多数观点提到了扩大财政支出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沈建光指出，中国政府已将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占比扩大到历史最高的3%等，一直把维持增长率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对于钢铁和煤炭等产能过剩而无法盈利的“僵尸企业”的清理，预测需要3-5年时间的经济学家最多。三菱东京UFJ银行的杨志指出，要想提高长期的潜在增长率，清理僵尸企业必不可少，政府也将采取（财政支援等）对策以减轻给就业带来的不良影响。不过也有慎重的观点认为需要5-10年，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沈建光表示，清算僵尸企业会增加不良债权，还可能导致信用萎缩。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新兴市场外溢效应引忧
    4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拉高分贝呼吁全球各经济体采取更强力措施提振增长，警告若不果断行动，下行风险将增加。同时，IMF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对发达经济体构成越来越大的风险，发展中经济体发生的事件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影响着较富裕国家金融市场的价格走势。
    复苏处警戒线非告急
    拉加德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明确措施，包括美国应提高最低薪资，欧洲应改善职训，新兴经济体则应降低燃料补贴并提振社会支出。拉加德表示，自2007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复苏“依然太缓慢、太脆弱，这股复苏能否持久的风险正在上升”。她指出：“我们处于警戒线，而非情况告急。增长动能已有所丧失。”“然而，如果决策者能勇敢面对挑战并协力行动，将对全球信心及全球经济发挥实质的正面效应。”距离拉加德讲话还有不到两周时间，IMF的188个成员国的高级部长、央行官员和其他官员将齐聚华盛顿，参加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以评估全球经济的健康状况。虽然美国经济复苏在增加力度、墨西哥等新兴市场表现良好，但IMF警告令人失望的主要是欧洲和日本，而中国增长放缓打击了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包括巴西和俄罗斯。
    拉加德首开改革药方
    为应对这些不利因素，拉加德呼吁加快结构性经济改革，扩大财政支持并持续施行宽松货币政策。她还首次为这些领域开出了具体政策措施。她说，上调最低工资、扩大对贫困工作人口的减税，并提高家庭休假福利，这些措施或许能帮助扩大美国的劳动力规模。但控制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阻碍了这些提案的进展。
    拉加德称，欧元区国家应实行更好的培训和就业政策，以帮助降低年轻人失业率。她还呼吁实施更好的税赋奖励措施以鼓励研发投资，并增加这方面的公共开支。她引述IMF研究报告显示，在未来20年时间内，发达经济体研发支出增加40%，可产生5%的GDP增幅。她还称，由于当前支出偏低，可能得为相关措施付出一些财政成本，约为每年GDP的0.4%。
    拉加德说，一些国家债台高筑且还在增加，同时借款成本偏高，他们应进行进一步的财政整顿。但她在讲话中没有提及IMF与欧洲债权人以及希腊之间的新救助计划谈判。
    中国外溢效应日增
    IMF称，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冲击带给全球市场的外溢效应只会与日俱增，因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在增强，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的使用会更加广泛。
    IMF经济学家们4月5日表示，市场还只是刚刚开始感受到中国的影响。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其他部分的金融联系不断增多，这种影响在未来几年里很可能不断加大。他们在即将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一章里表示，“中国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很可能将在未来几年里显著加大。“现在新兴市场占全球股市回报和汇率波动变动总值的1/3至40%。”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产出放缓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导致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股市和商品市场价格崩跌。IMF称，“不仅中国经济重要性日益增加，中国还在进一步向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进行转型，及市场细分降低，也可能会增加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外溢效应。”
    （香港商报，2016.4.6）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外汇储备回升
    随着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减轻，上个月中国外汇储备出现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上升。根据中国央行发布的新数据，3月份中国外汇储备上升至3.212万亿美元。分析师原本预计，中国外汇储备会比2月份的3.202万亿美元低60亿美元。100亿美元的实际上升幅度尽管不算大，但它或许有助于减轻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担忧。在去年8月份中国央行公布新的汇率中间价机制之后，中国外汇储备曾急剧减少。当时，突然公布的消息令全球市场晕头转向，并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然贬值。与此同时，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也导致资金外流急剧增加。去年12月，该行再次作出表态，表示该行会令人民币汇率紧盯一个货币篮子。这一表态似乎加剧了资金外流，迫使采取行动阻止人民币陷入进一步暴跌。该月中国外汇储备缩水幅度达创纪录的1079.2亿美元。而在之后的1月份，中国外汇储备又减少了994.7亿美元。今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曾再次下降，不过降幅只有285.7亿美元，同比只下降了0.8%。中国官方曾公开声明反对人们押注人民币贬值，不过分析师则提醒说，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也不是无限的。
    自去年11月以来时隔5个月再次转为增加。原因是美国的加息预期消退，人民币下行压力及资本向海外流出暂时减弱。但似乎还不能说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已经烟消云散，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能否重新稳定还不明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但从去年11月起连续4个月下降，这期间的合计减少幅度达到3200亿美元。原因是中国人民银行为阻止人民币过度贬值，多次采取购入人民币的市场干预行动，使外汇储备不断下降。
    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比2014年6月最高峰时的近4万亿美元减少了约2成。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参照标准，中国的外汇储备应保持在约2.8万亿美元的水平上。市场上担心如果持续大规模下降，不知道哪一天就会降到这一水平。
    随着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转为增加，看起来暂时避免了外汇储备锐减加剧市场不安、进一步加大人民币下行压力的恶性循环。但中国经济仍在持续减速，外汇储备转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金融政策动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在3月15-16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上放弃加息，显示出年内减少加息次数的姿态。3月份美元对人民币的跌幅在1%以上，中国央行进行买入人民币的市场干预必要性下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上旬的记者会上表示（人民币汇率）已经恢复正常，暗示将减少市场干预的频度。
    不仅仅是对人民币，3月份美元针对欧元和日元也出现下跌。中国所持外汇储备中的欧元资产和日元资产换算成美元均出现增长，这也推高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中国人民银行此次还首度公布了以特别提款权（SDR）计价的外汇储备规模。从这一数字来看，3月底的外汇储备则是比2月底下降。由于SDR还反映了欧元和日元等美元以外货币的动向，因此剔除因美元贬值而导致欧元资产与日元资产“虚增”这一特殊因素后，下降趋势可以说并未改变。
    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对经济前景的不安和随之带来的人民币贬值才是外汇储备下降的真正根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3月底发布的国际收支报告中表示经济运行步入“新常态”，在国内经济发展动能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可能会被市场持续关注，推动境内主体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继续调整。由于资本流出而继续构成人民币贬值压力，今后也很有可能继续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安因素。
    （日经中文网，2016.4.8）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6年第25期（总第1636期）2016年4月1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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