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现实与中国经济的趋势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22期（总第1633期）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全球经济的现实与中国经济的趋势
    [导读：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2016年3月19-2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是今年“两会”结束后第一个以经济主题为主的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论坛主题为“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参加会议的国际机构和权威专家警告,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亟需通过改革和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应对疲弱增长局面。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可期，消费升级、人民币企稳等因素对处在疲弱期的全球经济将起到提振作用。与会专家还就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如何配合、供给侧改革的制度保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全球经济环境的现实与风险
    拉加德：全球面临的新现实和新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表示，尽管有双边、区域、全球的各种金融系统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推出的背景都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在新的现实下，新的风险已经出现，新一轮的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拉加德认为，当前，全球正面临三个新现实和新风险。
    现实一，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业进一步的一体化，金融系统也变得更系统。这样的好处是，中国现在的经常账户的赢余比危机前更好了，而坏处是，现在的这种调整可能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此外，金融的一体化能更好地分配资本，也能更好地分摊风险。但若管理不好，有可能会带来金融稳定方面的风险，而全球的金融安全网届时可能还不足以应对这种情况。
    现实二，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在加大已经成为全球局势下的一个新常态。在过去几年，这些资本的流动既有推的作用，也有拉的作用，例如很多国家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但现在因为货币政策的不同步，会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很多挑战。
    现实三，全球化造成越来越多的溢出效应。有意思的是，以前的溢出效应多半是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其他国家，而现在却是从一些大型的新兴国家向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输出这种影响。有报告显示，从新兴市场国家的传导的溢出效应已经在金融危机后有越变越强的趋势。这些市场的动荡、巨大的溢出效应等都是当前要面对的一些新挑战和现实。
    拉加德表示，面对这些新现实和新风险，在金融系统中，本来有些系统应该发挥作用，结果最终却失败了。这就表明，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已是迫在眉睫。而要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或可从两方面着手改革：
    改革一，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构建，让其变得更加的安全。一方面要考虑到如何加强系统的可靠性，另一方面要找到一些危机的预警机制和解决机制，这就需要各国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同时，还要有好的宏观政策和对市场的监控，才能够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
    改革二，在影响全球稳定的一类问题和政策上开展合作，用更系统性的方式去捕捉某一国家所出台政策的溢出效应。同时，要确保金融监管机构能协调此类溢出效应，然后再决定往前推进的路径。
    拉加德认为，在危机来临时才做改变是不对的，金融改革应在危机来临前就开始展开。可以看到，当前全球已出现了一些结构性调整，调整工具依然很多。通过防患于未然的金融改革来编织一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网，将能确保下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我们不会无路可退。
    同时，拉加德也指出，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也应该用全局的眼光来考虑，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因此，要通过了解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体所扮演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
    古里亚：进一步开发市场增强竞争实现创新
    3月19日，在“展望G20中国峰会”分组会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说，G20峰会的目的是实现创新、包容的全球经济发展，要进一步促进增长、创新，提高就业率，同时要增加经济的包容性。古里亚认为，现在经济的复苏是不平衡的也是非常疲弱的。在危机之前，全球的经济增长率是4%左右。在危机之后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善。全球贸易额2015年增长只有2%，我们必须要应对这种疲软的状态，因为它可能带来通胀压力。
    在三个国际经济增长支柱中，从贸易方面来看，一方面没有进一步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很多市场存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从投资方面来看，过去几年很多投资者在观望，他们不知道该投到哪些项目，这是因为他们对于经济的增长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存在担忧。古里亚重申，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发市场，增强竞争意识，只有竞争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实现创新，从而带来新的投资。
    古里亚说，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前景不甚乐观的时期，全球经济发展是存在风险的，如果我们不做正确的决策，引进正确的政策，可能会让这些风险变成现实。
    鲁宾：未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政治系统
    在“展望G20中国峰会”分会场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讨论我们未来的经济是怎么样的，我们必须要进行政治的分析不仅仅是经济的分析。很多时候我们把经济变量作为我们考虑问题的框架，但是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同的政治系统会最终影响我们的结果，而因此使我们对全球经济未来的预期并不非常乐观。
    鲁宾在演讲中指出，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或者说跨国的问题，已经变成没有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应对和解决的了。与此同时，全球治理机构的有效性以及他们执行力逐渐在下降。
    鲁宾在分析美国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所面临的现在各种各样的政策失灵会逐渐的得以缓解，最终会实现充分的政策有效性，来帮助应对挑战。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一种政治的韧性，而且有社会的活力，国内的政局也正在发生非常快速的变化，所以实现这种转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鲁宾认为，2008年的危机之后G20的体制对于危机的应对应该说是比较有效的，也实现了它的一些潜力，中国引导G20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应该扮演一个全球的经济事务当中的领导角色。同时也在地缘、在经济方面中国实力的增加，中国有这样的潜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鲁宾认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的经济疲软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平庸”的前景。对于未来，期待能够把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增长上来。鲁宾强调了发展生产力对增长的重要性，同时还有公平和包容性。他还认为，在生产效率和包容性之间是有关联的，未来就业方面包括大家的信任议程，信任本身与生产力和包容性一样的重要，这也是我们在政治方面或者政策方面，不仅仅在政策方面，在政治方面要有相互的信任。
    斯蒂格利茨：增加全球总需求关键问题是融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论坛上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我们大规模的投资，同时也会增加全球的总需求，关键问题是融资。
    斯蒂格利茨指出，在2015年，我们在全球达成了三个共识，关于我们的发展目标：第一个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个是在巴黎的气候变化大会上气候变化的目标；最后一个是关于发展融资的共同的目标。
    第一个，可持续和包容增长方面。我们发现全球经济经历了所谓的大萎靡或者大抑郁，而且经济发展所谓的新平庸，关键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方式来解决这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一个更加全球性储备的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相关国家自己进行储备，从而导致需求下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同时，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好的关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尤其大国之间的这种协调，他们关于货币政策的决定有很大的外部性。
    第二个，关于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了这样一种动力，大家都意识到，事实上最后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我们都必须要对碳来收税或者定价。对碳的定价会同时使全球经济实现更加的可持续，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增加全球的总需求。此外，我们还需要将我们创新的投入做一个转变，转变到从现有的支持进一步的削减劳动力的创新，转变到更加有利于环境的创新。
    第三个，我们在开发融资方面，如果提供更多的融资，一方面可以回收外汇的赢余，同时也能够促进全球总需求的增长。我们有全球的债务市场，目前为止，全球没有国际性的框架来对债务重组进行约束或者规制。同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尤其是主要的国家，事实上中国也是支持这方面努力的来建立所谓的债务市场全球的规则，但是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事实上他们并不支持所谓的这种国际的法治。他们这种做法，使得其他一些国家的努力付之东流，因为他们没法对这些债务市场进行全球性的或者国际性的规制。此外，在跨国公司的税收方面，在G20曾经达成过一个一些协定，但是核心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四个问题，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我们大规模的投资，同时也会增加全球的总需求，关键问题是融资，这也是我之前讨论的融资问题。
    最重要的这些目标来说，对于我们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平等的问题，所以那些改革旨在实现更好的公平或者平等的改革，将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球的总需求，这将使得我们的经济实现一种良性的循环。
    斯蒂格利茨总结到，各个国家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动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所谓的溢出效应或者说这种外部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他们需要很好的进行协调。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已经远超于全球政治的一体化，我们必须要很好的解决全球溢出或者外部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已有的既定的框架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通过G20的进程来更好的代表这种全球化的进程。
    英卓华：结构性改革需忘掉“肌肉记忆”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在论坛发言时表示，全球经济发展疲软，货币政策效用越来越低，必须依靠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实施困难，基于肌肉记忆，很多国家用旧办法指导改革，各国需忘记“肌肉记忆”。
    对于经济持续下降的原因，英卓华表示，不能全部归结于周期性原因，还有两点原因：第一，劳动力供应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再加之巴西、中国等国家经济增长动能下降，对经济下行产生影响；第二，生产效率大幅下降，由于某些行业效率低下，支持市场的机制有不够健全，因此也经济增长。
    英卓华指出，我们需要结构性的改革，现在货币政策的效用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世界必须要依靠结构性的改革，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证据显示，结构改革可以使得经济增长重新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金融系统的改革、法治建设，尤其是对产权的保护，这样是可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支持，而且市场改革可以使得生产率提高，促进竞争。当然还有其他最重要的改革领域，就是要开放市场，因为这是和人口构成的变化相关的。所以，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但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首先的原因就是，无论是在市场和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种肌肉的记忆，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往往希望依赖过去的一些办法来指导经济。所以，新的改革肌肉是需要锻炼的。
    第二，通常改革会造成短期内的一些损失，但是在中长期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需要非常强的政治核社会的改革，因为那些在改革当中被影响到的人群是会感到痛苦的。所以改革可能会造成总体投资的下降，或者可能会导致经济的疲弱，尤其是在短期内。
    二、全球经济环境中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的最新关键词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本次论坛不仅云集了海内外经济领域的“领军人物”，更是人们寻觅各界对中国经济最新判断的独特窗口。从各国嘉宾的主题发言中记者发现，3个关键词最能诠释中国经济的新走向：“趋势好”——世界“引擎”积聚新动能；“定力强”——不给评级机构“拜码头”；“潜力大”“一带一路”联结发展梦。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信息一方面是对中国经济新旧动力加速转换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全球精英对中国发展及对世界经济贡献的积极预期。
    《经济日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好事，但需要在可持续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来避免颠簸。拉加德认为，有3项政策的组合可引导平衡，英文缩写为“ONE”原则：“O”是指开放，让中国的经济更市场化，并加深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N”是指缩小，包括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强调绿色发展；“E”是指扩大，扩大创新、创业，扩大研发投入，实现产业升级，这将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最后，拉加德用两句中国谚语作出总结，“人心齐，泰山移”，同时要“以身作则”。“一些改革措施应有全局的眼光、开放的心态，相信中国会作出表率。”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对中国整体经济和改革发展的判断，以及对中国汇率水平的判断回归理性后，市场信心就会恢复正常，“现在看来，这个数据非常明显地有所减缓”。中国也在力求通过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等提升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周小川表示，中国很重视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加快建立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表示，看待中国经济，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数据眼光来评价，而应该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新角度来看。“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速换了一挡，经济转型升了一级，动力转换进了一步。”徐绍史介绍，“十三五”期间，中国将着力于完成五大任务：一是增强宏观政策协同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构建发展新体制。四是着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增长的广阔空间。五是推动高水平双向开放，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表示，很多新兴经济体都遇到了阻力，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缺失。但是，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大的例外，中国还应该按照可持续的理念去推动未来的经济发展。古里亚表示，在全球价值链里，中国正在向上游迁移。比如，中国的消费电子等产品占出口的比重，从1995年基本上为零，到2011年达到了45%，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创新还体现在投资上，现阶段中国的创新大有可为，将成为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引擎。
    古里亚还表示，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阶段，都需要加快改革，中国在推进改革方面，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改革需要更加平衡，把供给侧和需求侧结合起来。“中国有财政盈余或者说财政比较平衡，有能力实施结构性改革。”古里亚说。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论坛上表示，将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让财政更好地关注绩效、更加贴近实际。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是预算改革的核心所在。此前，共有7类重点支出与财政收支或GDP规模挂钩，包括教育、科技、农业、医疗卫生、社保、文化、计划生育等，由此带来总需求管理灵活性下降、财政支出安排碎片化、不利于节约财政资金等弊端。
    据悉，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中央到地方预算编制不再挂钩。“2013年一般转移支付占中央地方转移支付的56.7%，今年预算就达到了60.5%，压缩了专项，地方有了更大灵活度。”楼继伟说。同时，楼继伟表示，只有财政支出与收支或GDP规模不再挂钩，我们的财政才能更加符合实际，财政在做反周期的调节或者反周期调节中的余地才能变大。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发言中说，“继续推进财政改革，将促进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在中尾武彦看来，强化政策和制度框架、减少补贴并引入绿色税收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前提，“目前中国的能源价格无法反映出污染的外部成本和对气候的影响。在实现公共财政现代化的过程中，急需减少能源补贴并引入绿色税收”。在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的资源与公共资本同样重要。中尾武彦认为，政府应该发挥强大的引导作用，制定合适的收费标准和相关法规，为开展更多PPP项目创造有利环境，使这些业务具有商业可行性。
    马斯金：要将中国放在全球的经济环境中来看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类似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会很快卷土重来。“目前，全球各国都在不断推出改革政策，全球的经济环境得到了改善。只要各项政策持续利好，整体经济状况就不会恶化。”
    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时，他指出，低于10%的经济增速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放缓。“不能拿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率来和当前的经济增速作对比，而要将中国放在全球的经济环境中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高。相信在中国政府各项改革的推进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将会比肩欧美等发达国家。”
    鲍达民：赞同中国提高赤字率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全球总裁鲍达民在接受新华网专访的时候表示，不看好目前多国实行的负利率政策，财政政策会比货币政策拥有更大的实施空间。他表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一些套利资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政府的初衷是让投资者投钱于实体经济，但是套利的存在会使大量资金流入金融市场，助长金融泡沫。“我认为，这些货币政策对目前世界经济来说并不是好的选择，财政政策拥有更大的实施空间。”
    他表示十分赞同中国提高赤字率的财政政策。鲍达民称：“3%的赤字率并不高，这是低于欧洲标准的。提高财政赤字，引导更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杜嘉祺：中国经济不会面临硬着陆的问题
    友邦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杜嘉祺（Mark E. Tuker）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面临硬着陆的问题，他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转型，正在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经济，从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国走完这条转型之路需要10-20年的时间，而道路也不总是笔直和通畅的，会面临很多挑战，但友邦如同以往一样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和信念，中国经济肯定有能力通过转型获得成功。
    王一鸣：中国经济2016年有望触底企稳
    在“2016宏观经济展望与结构性改革”分会场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发表判断：“2016年下半或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有望见底，会有一个阶段性企稳。”
    王一鸣指出，中国经济集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具体表现为重化工业部门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的边际拉动作用减弱，金融领域违约风险开始暴露，不良债务和隐性失业等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压力增大。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难以单纯依靠需求扩张和刺激政策，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价格和市场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上重构新平衡。
    尽管形势严峻，但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有5年之久，最近有见底企稳的迹象。从需求角度看，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见底，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已经出现负增长。“前些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30%，现在下降到了10%。另外，制造业也随着去产能的启动，稳定在7.5%的增长速度。还有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处在高位，但也是在下降。”从供给的角度，结构性转型正在启动，新产能逐渐弥补过剩产能，更加依赖消费、服务。“虽然2016年有望企稳，但是未来很难出现抢反弹。”王一鸣强调，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持久战，涉及到土地、国企、财税等各种体制改革，须防范潜在风险的显性化。
    阿伯利：创新精神与政府激励机制缺一不可
    高通总裁德里克?阿伯利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鼓励中国创客，要敢于追逐梦想同时具备勇于承担风险的无畏精神。他高度认同中国政府目前推行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同时他指出，对于创客来说，不仅需要有创新精神，还亟需政府的各项配套政策。“只有在中国政府推出配套的创业激励机制并完善创业环境的前提下，创客们才有能更好地去应对创新所面临的风险。毕竟在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进行推广前，所需的各项投入不低。”他个人非常看好中国政府在科技领域的各项规划，也愿意加大对华的科技投资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卡兰尼克：“互联网+”是最“聪明”的科技类公共政策
    优步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互联网+”行动计划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科技类公共政策。他说，优步目前已经拓展到全世界68个国家，搞清楚如何把存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行业带到一个崭新的时代是很重要的。大家都能看到医疗、教育、交通等传统的行业在与互联网技术交融起来后发展速度惊人，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带给城市巨大变革，促进城市服务不断完善。
    三、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供给侧改革中的市场与政府
    据《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报道，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上，与会专家就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如何配合、供给侧改革的制度保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对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侧调整最经典的一个阐述，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觉得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政策调整的核心。”
    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时，需要注意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区别。李扬认为，一是对于需求侧管理或需求侧结构调整中分量较重的“三驾马车”的调控，如果将重点转到供给侧，就应重劳动、资本、土地和科技；二是关于政策调控目标，如果重在需求侧调控，则主要是熨平波动，而如果考虑经济长期发展潜力，就应当强基固本；三是如果强调在需求侧对经济进行调控，一定会紧盯需求，并顺应需求的变化而采取措施；四是需求侧管理较注意速度，在供给侧调整时更注意质量、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五是需求侧调控的特点是强调经济不断扩张，而供给侧管理是要挤掉经济中的“水分”。
    李扬认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关键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要做六件事：一是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二是要稳定宏观经济，三是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四是加强市场监督，五是要促进共同富裕，六是要弥补市场失灵。
    对于供给侧结构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从成本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经验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并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成本。但在高速增长中，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们应对转型、争取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劳动力短缺、新增劳动率的减少等因素，导致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些因素简单地用刺激政策是无法改变的，只能寄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是一个L形的趋势。更加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蔡昉表示，增长、改革、调整和稳定这四者之间在具体操作上可能有目标的冲突，但没有根本矛盾。最典型的是增长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去产能的核心不在于政府出面压产能，而在于创造一个环境，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能退出，让有竞争力的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改革，也是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一种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认为，货币政策是推动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和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特别是在需求下行或波动期以及供给侧改革可能带给经济不稳定或相对不稳定状态的情况下，要确保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同时，要继续推进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实行双向开放，利用未来一段时间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和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要有效整顿金融秩序，维护金融稳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昌盛表示，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仍要重视总需求的管理、国企改革的作用和政府转型的重要性。政府要变成环境的创造者，重构与市场的关系。在去产能过程中要做好四个结合：一是与结构性结合，二是与政府自身转型结合，三是与产业升级结合，四是与需求挖潜力结合。
    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应改革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论坛上表示，供给侧和需求侧密不可分。全球经济目前发展并不好，在转型经济体当中，中国与其他这些经济在中短期可能有很多的限制因素，需要有很大的改革。放眼未来五到十年，可能重大的改革都集中在供给侧，尤其是在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对于GDP增速下降，迈克尔?斯宾塞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如何使经济增长可持续、化解过剩产能、尤其是在投资体系积累起来的，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供给侧来看，就是要创建一个公共和私营的体系，能够去鼓励高投资回报率，尤其是创新、创业等方面。
    谈到金融领域改革时，迈克尔?斯宾塞认为，风险和信贷等级等，在金融体系不会有太大改变。金融体系的改革需要有正确的审视，否则，对于风险就会有不正确的认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在未来进行改革时，决策者如何把握时间点，以及提前看到成果十分关键。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迈克尔?斯宾塞指出，不管是公共和私营领域，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投资都不够，这个目前需求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需求和供给侧都需要进行政策改革。“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要有一些非常好的对私营企业的刺激、激励政策，才能进行很好的投资，才能提高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以及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就是投资。这个投资不可能是把它只放在供给或者需求侧，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社会公共服务或社会保障领域都需要有目标的投资，不光是基础设施，还有人力资源、研究、知识、技术等等，这些在将来都是需要有创新和刺激能力的建设。
    斯宾塞表示，对于中国决策者来说，一些外部需求是没法控制的，这不是中国的责任，但会从某种程度上拖累中国的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在转型过程中要面对很多限制性因素，而在全球经济对需求的构成和水平都构成很大限制时，更需要加大供给侧改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警示。“供应并不能提升需求，但是如果需求结构合理的话，会对供应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没有有效需求的时候，供给侧改革会增加失业，不会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状态，斯蒂格利茨用“病态”二字形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需要全球总的需求量要上升，很多国家大概是在30多年前都在改写全球世界经济的秩序，比方说减税、放松管制或者提倡自由贸易，结果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斯蒂格利茨认为，“我们需求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可以有很多的工具来提升总的需求，与此同时又可以提升财政的收入，并提升经济的效率，应对一些长期发酵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对碳定价。
    对于中国，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来提高税收，从而促进需求。政府应改善国内有效需求，但不能简单依靠个人消费，还需要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公共财政投入，坚定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鼓励股权融资。
    斯蒂格利茨对今后应采取供给侧的改革还是需求侧的改革的问题，提出：首先，供应并不能够提升需求。但是需求如果结构合理的话，是可以对供应侧产生积极的影响的。第二，在没有充足的需求的时候，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而不会促进增长。很多供给侧无效的改革，比方说降低企业所得税，本来的意思是希望能够促进就业，或者是希望企业能够增加投资，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都是失败的。有很多供给侧的措施是可以产生作用的，通常比方说要投资科技和人或者一些产业的政策、或者一些竞争的政策、或者是金融市场的改革，而不是说让金融机构别去对社会产生危害，而是说要鼓励这些企业提供他们的中介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并鼓励股权投资，而不是债。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讲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必须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创造一个平衡，中国和世界上面临着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要有这种平衡，还有可宜居的城市、教育、基础的研究、经济的结构调整。市场没办法按照自己的速度来修复，所以我们需求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
    （完）
    （整理、编译、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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