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如何从大国转变为强国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20期（总第1631期）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制造：如何从大国转变为强国
    [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将成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一项重要工作，需推动互联网和中国制造的深度融合，并提出“工匠精神”等新要求。而伴随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后发生的新变化，制造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困惑。最近，一些媒体对“中国制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做了报道和分析，其中一些素材值得关注和借鉴。也有学者就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逐步高升后，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看待“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业企业接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一、“中国制造”面临什么样的形势
    “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衰落了吗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日本富士通总研主席研究员金坚敏最近撰文分析中国出口负增长态势的原因时表示，有关出口弱势的原因既有国际需求缩减说，也有中国国内成本上升导致的国际生产转移的分析。更有从美国市场上看到“越南制造”、“印度制造”的增加来说明“中国制造”在美国陷入低端困局难突围”、以及“加工出口的持续萎缩，导致出口发动机熄火”等各种版本在网上流行。再加上发达国家致力于重整制造业，提出让制造业回流等论调，中国国内对“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变化忧心忡忡。
    金坚敏指出，在欧美日日常消费品市场上，随着跨国企业在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新兴国家开设生产基地或委托当地OEM生产后返销欧美日市场的产品增加，“中国制造”的地位相对下滑。如美国的服装进口市场中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由2010年的40.7%下降到2015年的37.3%，同期东盟的市场占有率从21.9%上升到24.4%。而日本服装类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变化更大。中国的占有率从2010年的82.2%大幅下降到2015年的67.0%，而同期东盟的份额从8.8%上升到21.6%。
    尽管中国服装产品在美日市场的总量在增加，但是增长的幅度明显低于其他成本更低的东盟国家。跨国品牌企业将部分生产基地或委托生产转移出中国，而中国国内企业的品牌产品还难以替代撑起出口的脊梁是众所周知的主要因素。
    但是，各国之间劳动力成本、税率（所得税?关税等）/汇率、环境资源成本/社会保障等成本因素的变化对寻求低成本的企业来说是产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劳动生产率、供应链、人才供应能力、基础设施、政府的服务效率、生产地的国内市场魅力、乃之文化的适应能力及国家关系等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由于影响投资或生产地决策的因素很多，媒体等常用工资及汇率等容易得到的数据来简单代替企业产地决策因素，容易得出“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衰落的结论。
    人民币升值、员工工资快速上升对“中国制造”成本竞争力的压力可想而知。相反，按亚洲生产率组织（APO）的研究数据“APO Productivity Data Book”来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高于处于竞争关系的东南亚国家6%左右；另外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Doing Business）调查评价结果（2015年）来看，尽管中国位于84位，改善的空间非常大，但是好于越南的90位、印尼109位、印度130位。另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如服装加工）向复杂的劳动密集型（如旅行箱包制造等）、技术资本密集型（如机电产品的零部件生产、化工产品、原材料加工产品等）以及能发挥产业聚集优势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等）升级。目前，除部分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从中国转出以外，还没有客观的数据能证明跨国企业及国内企业有大量转移出中国的事实。
    “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是否衰落还可以利用在欧美日市场的其他产品的贸易数据加以验证。从美国的机电产品（国际贸易产品分类SITC-7）进口市场份额来看，中国的占有率从2010年的25.3%小幅上升到2015年的25.7%，而同期东盟的占比也仅从6.4%上升到6.8%。而在日本的电气电子产品进口市场中中国的占有率从2010年42.8%大幅上升到2015年的47.1%、同期东盟的占有率从18.9%反而下降到17.6%。
    另外，2015年“中国制造”在欧美日市场的整体占有率有大幅度的上升。2015年欧美进口仅增加2%，而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16%，高于土耳其的13%、韩国的9%、印度的6%；2015年美国进口额下降了4.5%，从中国的进口上升了3.2%，与从韩国进口（有韩美FTA）的3.3%相当、高于墨西哥的0.2%及好于印度的下降1.1%。2015年日本总体进口市场萎缩8.7%，从中国进口增加了1.3%，低于越南的12.2%，但高于印度的-20.4%及东盟的-3.0%。尽管东盟与日本有自由贸易协定（EPA）、墨西哥与美国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而土耳其与欧盟有关税同盟，三方在进入日美欧市场还享有关税优惠，但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优势明显存在。
    从上述服装及机电产品两类产品比较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影响是有区别的，劳动密集程度越高的服装产品其竞争力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而技术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机电产品中国仍维持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这种趋势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另外，整体市场占有率变化缘由中，除了原油?原材料价格暴跌推高中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外，“中国制造”的结构升级和生产率提到等带来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功不可没。
    但是，尽管“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仍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前景还是充满着挑战。“中国制造”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来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中也开始面临来自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的挑战，占比开始下滑。中国只有改善内外资企业经营环境、提高生产率和加快创新别无其他选择。
    “中国制造”单位劳动力成本与美国相差无几
    据有关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正在式微，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分项是，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全球经济研究和政府企业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日前有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趋近于美国。
    而两国之间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差悬殊，则丝毫未见改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尽管2014年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已经比2013年上涨约10%。但若按每天8小时计算，制造业平均年薪不足5万人民币折算下来，平均时薪仍然仅为4.5美元，处于美国最低时薪的水平线上。
    根据单位劳动力成本＝平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低下，造成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分析师Gregory Daco和Jeremy Leonard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的薪酬增长远远超过生产效率的增长，叠加人民币走强的影响，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只比美国低4%。
    两位分析师还称，尽管美国制造业现在面临美元走强、页岩能源投资锐减的逆风，但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制造业仍具强劲的竞争力。从2003年至2016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生产率增长约40%，超过德国（+25%）和英国（+30%）。尽管同期印度和中国的产生效率已经接近翻番，但相较而言，美国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仍然要比中印高出80%到90%。
    不过，美国制造业前景亦隐现风险，其中一个就是美元继续走强对出口形成的压力。彭博援引上述分析师续称，如果美元继续升值20%，将会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并再度使中国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全球制造中心，也会增加日本制造业的优势。
    企业家：产品价格下降人工费不断上涨令企业难以维持
    惠州海弘科技总经理叶梦灵在日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说，当前，产品价格出现下跌，而人工费却不断上涨。虽然不愿意想，但是2016年人工费将进一步上涨。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维持3年已经是极限了。
    叶梦灵介绍，其公司为“TCL”等中国知名品牌的大型智能手机厂商代工，持续大量供货。作为中国制造业的典型，以大量生产为武器。目前，在深圳受工资迅速上涨影响无法继续生产，企业接连倒闭。深圳倒闭企业的工作流向了同在广东省的惠州。惠州虽然是农村，但是智能手机产量占到全球的20%。代工企业多达56家，被称为“世界的智能手机基地”。
    但是，深圳与惠州的工资差仅为5-8%。优势将在3年内丧失，3年后惠州无疑将面临着与深圳一样的命运。
    智能手机厂商要求降低成本的压力逐年加大。从大街上销售的廉价智能手机就能看出这一点。不过，当前的现状是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逐年上涨，所以不得不给员工加薪。
    叶梦灵说，我们公司的工厂劳动者2015年月工资净收入为2900-3500元。2015年比2014年增加了300元。虽然已经达到极限，但2016年我们不得不再给员工加薪200元。我们公司共有员工1080人，销售额规模为1.1亿元，今年还要投入300万元的设备投资。在经济恶化的形势下，负担真的是太重了。
    叶梦灵表示，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正逐渐饱和。所以根本就不是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的汇率问题。他说，我已经为下一步做好了打算。去年我们曾考虑是否把工厂搬到印度，所以曾去印度视察。结果发现印度的工厂人工费是中国的五分之一。2月底春节假期结束后，我打算去印度尼西亚看看。那里的人工费不到国内的一半。回国后我们将对印尼和印度的条件进行比较，然后立即决定把工厂搬到哪个国家。同行们也有同样的想法，在中国也就再坚持3年，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来拖延。
    企业经营模式还需跟上消费需求
    日本经济新闻此前的一篇报道，以啤酒生产和消费为例，剖析了中国企业在经营模式上的问题。报道说，一直稳居世界第一的中国啤酒市场于2014年首次出现负增长，2015年仍呈下滑趋势。啤酒行业呈现出的消费“新常态”，象征着中国企业一直以来的经营模式已无法满足急速变化的消费需求。
    中国啤酒市场十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市场规模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2倍，日本的8倍以上。但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国内啤酒市场产量约4939万千升，同比下降约1.8%，自统计局1998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据调查公司统计，2015年1-6月的产量同比减少6.2%，下滑趋势不变。
    中国酒业协会称中国啤酒行业进入“新常态”，并分析指出经济萎靡、政府出台的消费限令和天气因素是啤酒市场萎缩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些因素确实对啤酒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但酒业协会并没有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产业内部原因。
    过去中国啤酒市场混乱，啤酒厂商多达800多家。近年来大型啤酒企业大量兼并、收购同行，不断扩大产业规模，集中生产主力品牌来提高效率，使得一瓶500毫升的啤酒仅以2元低价出售，扩大了市场占有率。2014年，市场占有率前四名依次是华润雪花啤酒、青岛啤酒、比利时的百威英博啤酒、燕京啤酒，共占市场份额的60%，中国的啤酒市场进入寡头时代。
    在市场不断扩大的时候，以量取胜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卓有成效。但一旦市场趋于饱和，产销量均会开始下跌。首先，啤酒厂效率低下。经过大量收购后，华润和青岛在各地各拥有约70家工厂。业界相关人士透露，收购的工厂往往规模小，而且多数工厂只能生产酒瓶。但是罐装啤酒和生啤需求走高，设施不齐全的工厂运转率下降。由于中国企业很难裁员，因此无法根据设备运转率进行人员调动，盈利受到很大影响。
    集中生产主力品牌也有白费力气的倾向。与日本不同，中国多数啤酒是在原液中兑水后制成商品，酒精度数仅为3.5%左右（日本通常是5-6%）。低度啤酒刚好搭配中国偏油的饭菜，而且便于人们敞开肚子喝酒。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哪种牌子味道都差不多，我也不想喝太多”。
    而受消费限令，以及身体健康等方面考虑的影响，对啤酒的消费发生了变化。同时喝腻了国产啤酒的人将目光转向了进口啤酒。上海市的超市内摆放着大量产自日本、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进口啤酒。酿造方法、酒精度数、啤酒风味大不相同的黑啤等进口啤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称，2015年上半年的进口啤酒量达22万千升，同比增长了64%。
    2014年朝日啤酒在中国销量的增长率仅有个位数，2015年一下子增长到了两位数。朝日啤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西野昌南总经理说：“以前有人说朝日啤酒味道太重了，但最近完全听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他认为中国人的口味正在走向多样化。
    为了应对市场的巨大变动，青岛等大型啤酒企业终于下定决心开发新产品，2015年起就推出了以麦芽为原料的白啤等新产品。除了开发新产品应对消费者口味多样化，预计今后各家企业还将着手合并、废弃工厂，升级工厂设施。但想要提高企业业绩、刺激啤酒市场发展，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除了啤酒行业，中国的软饮料和零食等食品行业也一直维持着经济成长期的经营模式。现在，中国消费者愈发挑剔，不再青睐国内食品行业，而是热衷于出国自购或是网购海外产品，几乎卖着同样商品的零售店正逐渐失去它的竞争力。如今，产业结构尚不成熟的中国企业正在摸不清前方的道路上苦苦挣扎。
    “有货不愁卖”时代已终结 转向制造强国不能太焦躁
    日经新闻最近刊发了一组报道，报道中对中国企业面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在观念、心态等方面需要更新的地方做出了分析。
    其中一篇文章说，在那个大量生产就是最大优势、“有货不愁卖”的时代，中国企业曾占尽优势。但在经济减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不知如何是好，对经营心生迷茫。相对于长远利益，这些企业更为注重眼前利益。似乎这已成了中国企业的习性，与制造业的应有业态相差甚远。在如今经济减速的背景下，制造业底层的中小企业破产越来越多，制造业的根基日渐削弱。当前中国“产业升级”、“创新”及“供给侧改革”等口号纷纷亮相，但现在已没有时间了。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解决课题，提高国际竞争力？提出和讨论具体方法才是当务之急。
    而另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显示出的强烈意图是摆脱以往的“世界工厂”地位，今后通过激发自主创新等推动产业升级。但“转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今天前途仍非常严峻。
    1月6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在每年年初举行的世界最大家电展销会“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CES）”上，今年显示出存在感的是中国企业。参展企业数达到去年的2倍，达到1300家，占参展企业整体的3成以上。
    如果仅从数量来看，看起来很有气势。但与华丽的展出完全不同的是，如果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制造一线，将看到完全不同的现实。
    文章说，“效仿技术发达国家”，中国终于醒悟，开始寻求利用机器人来推动产业升级。但是，以长沙一家引进工业机器人的企业为例，他们在关键的机器人技术上并未得到明显渗透，操作难以顺利进行，这种焦躁的矛头指向了机器人的销售负责人。花费3000万日元以上的高价机器人至今仍沉睡在工厂的一个角落。
    究其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央政府呼吁转向“制造强国”，地方政府就不顾现实竞相推出只顾眼前的补贴政策。
    “如果在工厂引进机器人，进行产业升级，最高将提供一半的补贴”，由于这样的宣传，在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广东省内，民营企业纷纷申请引进机器人的补贴。在该省东莞市，截至2015年年底，申请件数达到700起以上，等待补贴的企业数不胜数。
    但现实如何呢？“实际上很多企业都认为，只要在工厂引进机器人，机器人就能完全靠自己顺利地工作，甚至能进行创新”，产业机器人经销商的销售负责人也带着吃惊的表情。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会验证引进机器人的效果。实际情况是炫耀的政绩只是向企业提供了多少补贴。因此，有关产业升级核心内容的讨论很少。
    日经新闻的记者中村裕认为，制造业的培育和升级需要很长时间。即使收购他国企业吸收经验，也需要自身具有实力，这样收购才能成功。目前看不到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这一点。研发费用是企业中长期增长的推进力。与眼前的设备投资不同，经营上是否愿意着眼于将来，这将体现到研发费用上。从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来看，日本为约3%，而中国还不到1%。即使是日本，夏普和索尼等众多电子企业也在最近10多年里碰到技术革新的壁垒。
    中国一家大型民营家电企业的高管表示，没有培养人才、进行研发的时间，技术从外面购买更加快捷，中国的竞争就是这种竞争。在中国经济减速之际，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焦虑的心情、静下心来认真致力于产业升级？作为制造大国的决心如今正受到考验。
    中国离制造强国还有多远
    据“海外网”报道，“两会”期间，海外网财经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探讨中国制造的“转型之惑”。
    姚洋强调，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我们要基于已有产业特性，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步步实现制造强国目标。面对“互联网+”热潮，企业在思考转型的同时需要具备坚持技术创新的定力，切勿陷入互联网焦虑。
    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比工业高出10%。在姚洋看来，尽管服务业比重上升是基于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但仅靠服务业无法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
    姚洋认为，2015年产业结构变化是“三期叠加”的产物。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工业化达到顶峰，其就业达到全部就业的30%（中国在2010年达到），此后开始下降；第二，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十几年的全球化和快速增长之后，世界重新调整，全球需求收缩，中国出口自然下降；第三是中国宏观经济短期波动，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呈现出每7年一个周期的上升、下降交替，目前正处于下降期。“这就使得消费所占GDP比重上升，投资所占比重下降。在生产方面就是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
    他同时强调，尽管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仅靠服务业是无法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的，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他曾在北大国发院的一场论坛上提到，观察二战之后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13个经济体就会发现，工业发展深入、制造业所占GDP比重超过40%是其普遍特征。
    “我们在一些地方可以和美国竞争，像阿里巴巴、腾讯就做得非常好，但这不是中国的全部。”姚洋说，“如果把制造业丢掉，中国就失去了根基。”
    面对《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制造强国目标，姚洋充满信心。“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相当好了，我想我们有望在2035年达到德国制造目前的水平。”他也坦言，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需要大量努力。制造业本身要沿着已有的产业特性，一步一个脚印攀登技术高峰；国家也需要对制造业发展有一定政策倾斜，如降低企业增值税和社保成本。
    “互联网+”在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热度极高，国家也从2015年起推动中国制造和“互联网+”融合。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对此提出要求，将“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作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内容。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线上信息处理能够帮助其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但也易使企业陷入是否要转型、如何转型的迷茫。姚洋认为，“互联网+”模式并非适合所有企业，是否转型取决于企业自身需要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姚洋认为，“互联网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想‘互联网+’反过来说更准确，‘+互联网’，它毕竟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姚洋强调，企业在考虑互联网转型时，要清楚自己的产品是否适合以网络方式营销，所设计的经营模式能否实现盈利。
    对于“互联网+制造”中广受关注的云端制造体系，姚洋认为，从个性化生产的需求量和制造能力考虑，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至少20年。他说，德国工业4.0的基础是德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个性化消费需求旺盛阶段，而且此前已经走过30多年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道路，具备进一步智能制造的能力。相较之下，中国还处于大众化消费阶段，老百姓对个性化生产的需求不足；且企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互联网+”热潮，他建议，制造业企业还是需要发展的定力，坚持自己所长，脚踏实地进行技术创新。如果进行互联网转型，则必须挖掘出生产力，将流量变现，给企业自身和社会创造价值。
    谈到制造业发展的定力，姚洋多次提及德国模式。相较美国的断崖式创新，他认为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更值得中国借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技术上胜过美国，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制度优势。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姚洋解释说，美国的一个新发明就往往摧毁一个行业，是“从0到1”、消灭就业的模式，也是因此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富人和绝大多数穷人。而德国是跟随美国在本国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连续改进和创新，在一些领域稳稳占据高地，而非在互联网行业和美国竞争。同时，技术进步保留并扩大了就业，形成了雄厚的中间阶层，社会更为稳定。
    德国制造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注重培养具备匠人精神的技术工人。高品质的德国制造早已作为德国的一张世界名片深入人心。而“工匠精神”一词也登上了我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对制造业的新要求。姚洋认为，提倡匠人精神首先要做的即是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
    二、企业如何由大变强
    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过程中，一些企业面临淘汰或转移，而也有很多领先的企业家和企业在积极探索转型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积累了相当多的心得。
    宗庆后：重视年轻人消费观的巨大变化
    就中国的消费、企业的经营，在两会期间，日本经济新闻采访了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宗庆后说：很多中国企业仍然认为东西越便宜卖得越好，其实消费者的要求标准在不断升高。
    宗庆后认为，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很多人不再关心价格，而是想要就买。还有包装也成为购买的影响因素，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无法想象了。
    中国将迎来老龄化社会，注重生活健康的老年人正在增加。很多年轻人也因为吃得太多和缺乏运动，得了高血压和高血脂等疾病。我们目前正在针对这些消费者开发健康食品。
    对于中国企业要做出一个优秀品牌，都需要做什么的问题，宗庆后认为，中国制造的质量正在提高，很多产品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仍缺乏世界性品牌。因为中国人太崇拜国外品牌了。而且很多中国企业仍然认为东西越便宜卖得越好。其实消费者的要求标准在不断升高。如果中国企业能把为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等问题改掉，也许就能诞生世界性品牌。
    宗庆后认为，对创业者来说，今后的第三产业将更有机会。虽然第三产业仅占中国GDP的50%多一点，但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高达80%。或许可以说这个领域将进一步发展，更容易取得成功。
    政府现在应该是在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国家领导人负责与外国签协议，具体工作由企业来做。但企业很多时候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国家也应进一步开动脑筋，帮助企业进入海外。在减税方面，政府担心税收减少，所以态度非常慎重。但过去为了吸引外资，出台了很多免税政策，但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税收也会大幅增加。应避免僵尸企业继续存在，停止投资浪费。这可能会招致金融危机。
    李东生：大量生产已经行不通
    TCL董事长李东生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部分企业已开始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TCL去年曾预计收入增长18%，但结果仅增长约5%。在（制造业集中的）广东省，自去年下半年起，相继有企业陷入破产。我的感觉是，与2008年雷曼危机时相比，目前的中国经济更加严峻。
    在打开局面的举措方面，李东生认为，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技术革新推进改革。例如TCL去年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了8300万部手机。仅从销量来看，可能排在世界第5位或第6位。但是，大部分为中低价位产品，与美国苹果难以相比。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技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在技术革新问题上，李东生举例说，为什么中国人特意跑到日本那么大量买马桶盖呢？或许不是因为中国企业无法生产那种商品。换言之，中国企业自主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较弱，同时商品策划力仍然低下。
    谈到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时，李东生认为，仅仅是大量生产的以往思路已经行不通。在企业内部培养精心制造产品的“工匠精神”是今后必不可少的。日本和德国具有对产品精益求精、认真改进产品的企业文化。这一点在形成差异化、打造品牌方面非常重要。这方面有所欠缺的中国产品很难在海外高价销售。
    谈到快速的工资上涨问题时，李东生表示，回顾最近数年来的中国，工资上涨速度一直超过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最低工资不需要每年都提高，应该合理作出判断，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快速的工资上涨将给企业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今后的中国或需要对提高工资采取慎重态度。
    董明珠：明智的中国企业家都在深刻反思
    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采访时，就中国消费和企业经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的现状时，董明珠说，“供给侧改革”在中国被提到的最多，中国企业需要进行内部改革。不能将其当成单纯的口号。对于如何解决哪些问题，各企业应认真思考的时期已经到来。
    而说到改革的关键，董明珠认为，可以回想2003年的情况。当时一名在房地产行业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家多次问我，“为什么你还在做不怎么赚钱的空调？”我回答的是：“中国这个国家要不断发展，就需要制造业和工业的进步”。不应一味追求眼前利益，即使暂时蒙受损失，无论如何也要造出优质产品，这种决心非常重要。
    董明珠表示，明智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家如今都在深刻地反思中。去年的国人跑到日本爆买“马桶盖”一事是让我感觉非常悲哀的事情。为什么中国人特意跑到海外买马桶盖？或许是因为中国企业一味追求利润，忽视了用户需求和满意度高的商品开发，才导致了这种现象。
    中国企业宣传商品的能力变强了，但实际使用之后会发现有些产品质量恶劣，丧失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这就是爆买“马桶盖”的背景。中国企业必须摆脱只要能赚钱就行的想法。
    董明珠认为，中国当然有很多优秀的产品，但仍欠缺品牌号召力和企业信誉。这是因为很多企业都在销售缺乏信誉的商品。因此，对于这样的企业，消费者需要以更加严厉的目光，去更多的谴责。为了维护中国优秀制造企业的信誉，这是必需的。
    虽然中国人跑到国外买马桶盖，但外国人也来中国买我们优秀的空调产品。这才是竞争力。只有不断生产出这样的产品，才能让全世界的人喜爱中国产品。 （完）
    （整理、编译、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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