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财富的不平等（一）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4年第72期（总第1489期）2014年9月17日（星期三）
                           经济热点分析
                     如何看待财富的不平等（一）
     [导读：关于财富的不平等问题的讨论，是欧美等国学者最近一段时间集中讨论的热门话题，在英国《金融时报》组织的讨论中，包括诺奖得主菲尔普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等人都阐述了观点。]
     不平等的症结：是社团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最近在给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Corporatism  not  capitalism  is  to  blame  for  inequality”中写道：增长疲软、就业不景气、广泛弥漫的对工作的不满、令人震惊的巨额债务——这就是西方世界的生活。西方世界好像已经丢掉了曾令其保持一个多世纪活力的创新习惯。
     自20世纪60年代活力严重减退后，大多数国家的生产率增速都开始下滑。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生产率增速跌至原来的一半。在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生产率也或多或少停止了增长。这些国家急需找到方法恢复其从前的活力。
     但是一些意见领袖会改变话题。他们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据估计，欧洲四分之一的私人财富掌握在最富有的1%人手中；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掌握着三分之一的财富。在低生产率增速的国家，私人财富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且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国家私人财富中富人掌握的财富比重均有所增长。
     抱怨不平等的“平等主义者”认为最富有的人掌握的财富本身就是不好的：因为其扭曲了社会。他们希望通过实行财产税来根除这种令人不愉快的财富。
     “改良主义者”认为富人利用其财富进一步谋利——尤其是争取对他们有利的税收制度。结果是造成中产阶级失意消沉，无数人在劳动中的低效汇集起来最终导致“生产率”的降低。这些批评认为，应该废除资本利得的低税率，压低超级富豪的收入，反对低税率能激励创业公司并帮助其成长的想法。
     人们抱怨的不是财富不平等导致创新减少。没人能说西方历史上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之前的活力消退，因为在富人开始享受最近的胜利期之前，生产率已经开始下降了。从1940年到1970年前后，创新已经开始趋缓，而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财富和收入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提高。
     因果关系应该反过来：是活力的消减加剧了财富不平等，因为其对于中等收入工人的打击比对富人的打击更大。研发新产品是劳动密集型工作。而新产品生产所需的资本货物的生产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当创新停止时，这些工作也消失了。
     在西欧地区，1961-65年间，资本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近7%，而在1971-90年间，这个数字下滑到约2%。美国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利润也下降了，但是富人在海外回报率一直很高的地方投资。
    由此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将实际利率压至极低的水平，导致绝大多数人无法通过老办法——储蓄，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对西方人来说，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变得困难。这促使大批人进入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通过套利和投机赚取利润。那么多人期望通过赌赌自己的运气大赚一把，总会有些人成为赢家。而这些赢家获得的丰厚回报也进一步加剧了财富不平等。
     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背后，是创新能力的缺失，其症结就是社团主义理念的传播，特别是团结、安全和稳定的理念。政客们推行遏制竞争的法规；通过分肥契约照顾利益集团；通过行业政策引导经济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阻碍了创新者，或者减少了对创新的激励。公司需要担心的竞争减少了，因此敢于提高定价，赚取更多利润。股价因此上升，已经很富裕的股东的财富也由此增加了。
     标准的经济理论预测人们会将自己的薪水储蓄起来以获得回报，比起不储蓄直接将钱花掉，这些回报能让人们购买更多的东西。然而，社团主义的另一个理念——物质主义，让人们对致富产生了痴迷。据统计，许多退休的人依然在储蓄，富人更是如此。
     物质主义同样也导致了短视。它引诱首席执行官推高股价，促使基金公司要求基金经理达成季度利润目标。这扼杀了创新，将财富不平等维持在高水平。自1965-75年美国经历生产率增长的疲弱期以来，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达到了创纪录高点。
     然而，平等主义者在财富不平等的成因方面错得离谱。造成1970年以来反常的财富不平等的是深植于西方社会的社团主义弊病，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者税法。如果我们能够治愈这些弊病，经济就能恢复活力，反常的财富不平等就能得到缓和。
     收入不平等的事实与印象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斯蒂芬?瓦格斯蒂尔发自柏林的一篇报道介绍了德国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欧洲人对本国社会的实际平等程度更加悲观，而美国人则紧抱美国梦、他们眼中的美国社会比实际上更加平等。德国的一项研究为涉及税收、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的各项政治挑战带来了新的启发，在由皮凯蒂重新点燃的不公平辩论中提出了问题。
    根据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负责人迈克尔?许特（Michael  Hüther）教授介绍，该研究所经济学家朱迪丝?尼许斯（Judith  Niehues）在德国林道（Lindau）会议上发表的研究报告，利用经济数据，并在每个国家对大约1000人进行调查，比较了美国和23个欧盟（EU）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本国人认为的收入水平。她发现，欧洲人低估了中等收入者的比例，高估了穷人的比例，后者通常定义为收入达到或低于中值收入60%的人士。只有美国的实际收入分配情况比其国民想象的更为不平等，穷人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他们认为的。
     在欧洲，中等收入者的数量远远超过位于收入阶梯最底端或最顶端者。因此，欧洲的收入分配呈桶形，中间部分比两头更鼓。但在许多人眼中，欧洲的收入分配为塔形，基座宽，塔尖小，中产阶层不多不少，底部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德国和法国尤其如此，这两国人眼中的本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远远超过实际情况。在收入分配更不平等的英国和西班牙，人们的印象更为准确。
     逾30%美国人的收入刚刚达到或低于中值收入60%。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比例仅为24%。研究摘要称，“在美国，实际的中产阶层人数比其国民想象的更少，较低收入人群则庞大得多”。报告提出，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较大。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在收入阶梯上的位置正在攀升，那么他们或许不会那么关注不平等，这解释了为何在美国通过征税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民意压力较低。在欧洲，国民的印象和实际情况差异格外大的是那些前共产党国家，这些国家的国民认为的不平等程度远远超过实际情况。
     报告补充称，在国民认为的不平等程度超过实际情况的国家，有关不平等的担忧往往更强烈。逾一半德国人、以及79%的法国人认为，本国的收入差距太大，而在英国和西班牙，持这种看法者的比例约为30%。
     迈克尔?许特认为，朱迪丝?尼许斯的研究“似乎表明在这场有关收入分配的政治辩论中，重要的往往不是事实，而是（印象）”。
     不平等的真正受害者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普森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我们应该关注不公正，并非所有形态的不平等本身都是不公的——某些不平等比其它不平等更为不公。我们还应该对不安全采取一些措施。不安全曾是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题，现在却基本上被遗忘了。对于美国穷人来说，不平等带给他们的真正威胁是不安全，而非其他人的财富（有时候这些财富数额巨大）。
     我们还应该关注包容性。这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到，因为种族、宗教、族群或者性别，许多个人的经济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更不必说获取财富了。简言之，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是怎么陷入弱势的？这些问题在当下我们对于不平等的激烈讨论中被遗漏了。持续地遗漏不安全和包容性，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结果是政策错误。我们纠结于经济差距的总体程度。然而，除非我们同样关注那些得不到经济机会的人的身份，否则我们无法认识到不平等带来的风险，无法找出正确的政策回应。
     不寻常的是，围绕不平等问题的公开讨论，迄今除了财富以及偶尔提到的工作所需技能以外，一直小心地不去对国民加以区分。最近展开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多数严肃讨论中，对于人的经济成功可能依靠种族、性别或者族群的想法，人们至多只是顺便提及这个想法。另一个盲点是某些地区甚至国家持续处于落后状态，如西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意大利南部和葡萄牙。
     评论人士没有直面这种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外的持久损害，而是念念不忘富人变得更富的方式，以及一些人失去致富机会的现实。高额遗产税遭到大众抵制对很多人来说令人迷惑。然而，财富继承所造成的不平等的不公，远不如继承的肤色、族裔或者出生地带来的不平等来的严重。
     在50年里，美国黑人和白人的薪资差距丝毫没有缩小。在欧洲，对年轻穆斯林的社会排斥是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全国均值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也是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在美国，地域流动性近年在下降。然而，大体上，当地条件依旧是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乃至长期健康状况的决定性因素。
     了解弱势群体的身份，对那些因为担心矛头会突然指向资本主义（要么是从字面意义上说，以暴乱的形式出现；要么则是从象征意义上，以要求更多管制和再分配的形式出现）而关注不平等的人来说也应该关系重大。激进的行为往往并非仅仅由不平等的财富引发。拥有共同身份，同样被排斥的群体的相对地位，在预测激进行为方面是可靠得多的指标。
     想一想中国是如何持续得到民意拥护的：其政权在过去几十年中加剧了不平等，但是占中国人口92%以上的汉族人都从中得到了一些好处。没错，收入的快速增长往往似乎足以平息异议，但是历史上诸多的先例也表明，由于社会存在既有的分化，快速增长反而引发了反抗和革命。相较之下，如巴西、西班牙、印度、南非等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长期维持了缓慢增长的格局。
     颇具误导性的狭隘关注点体现在，一众严肃的经济学家们就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展开了铺天盖地的评论（这本书本身也体现这种狭隘的关注点）。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也许会说，在最近的几十年，各国都出现了财富持续集中化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却未能得到足够解释，他们对此很关注，这是正当合理的。
     这种做法被当作一种必要的简化，以便进行当今经济学家所喜欢的那种听话的数学建模。马克思在更早之前的著作《资本论》实际上也包含这样的偏见，书中认为，工人阶级是不存在差异的，民族或者国民身份只是一种附加现象（如果不是一种从策略上使人分心的因素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抽象地看待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忽略这个分配范围中每一个点上的人的身份，我们就会错失要点。
     这种抽象牺牲了太多，使解决不平等的方案变得不切实际。比如，就税后不平等而言，美英与北欧国家之间的国际差距非常大。这反映了政策和机构在减轻不平等方面的力量，也展示了抵消貌似不可避免的不平等持续扩大的能力。然而，这些国家间的差异同样也显露出社会融合的重要性，正是社会融合催生了帮助穷人的机构。如果我们忽略当今的经济分配沿着可识别的界限仍然相当不平等，而是试图将不平等作为一种无血无肉的非人力量来应对，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必要的社会融合。念念不忘少数的富人，会让我们忽视帮助差异化的穷人。
     贫富不均：风水轮流转？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在写给《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中认为，皮凯蒂为贫富不均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其主要的建言，是以“全球”的公权力来对市场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平衡——对顶级富人家庭课以重税。方案之一，是对美国年收入超过五十万美金的人启徵边际税率高达80%的所得税。历史上施行过的累进所得税率，在欧美发达国家（直到1970年代）曾经超过90%，而美国针对富人的最高税率甚至达到过96%。然而扼杀性的高税率效果并不如预期，遏制了有效投资、风险承担、创新发明，最终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而经济增长受阻，结果穷人的生计并不能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个严酷的历史教训，可以说是里根、撒切尔代表的保守经济政政策之能勃兴、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场无误思潮之所以崛起的最大动力。
     孙涤认为，上述解决方案，要求各国联手稽征高昂的财富累进税，政治上可操作性尤其低。在信息技术时代资本国际间的流动畅行无阻，任何经济体想实施不利于资本的税率、利率、汇率、及管制政策，无异为渊驱鱼。过往三十年供应链的全球化整合，无不以资本为引擎，引领着产能、技术、就业、市场的综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中国肇始于经济特区的开放，成果非凡，关键也在于给资本税率和监管松了绑。跨国公司让巨额赢利趴在分支机构的账面上而不挪回总部，原因也在钻税率差异的空子。因此，要“全世界的资产者联合起来”可以说连门都没有。
     皮凯蒂的母国法兰西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举两个例子：社会党人二十余年后重新执政，奥兰特总统把富人的累积税率提高到75%，影视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迁册比利时，随后入籍俄罗斯。这和他自己声称的“俄罗斯是他精神上的祖国，因为他父亲是个老社会主义活动家”没什么关系，只因为俄罗斯的最高税率是13%，远低于任何欧美发达国家。葡萄牙的地产商人拜奥兰特为里斯本最大的财神，他把法国的钱赶到了那里投资置产。目前法国人成了葡萄牙海滨高级住宅的最大买家，紧随其后的有巴西人（同样说葡语）、中国人和英国人。中国人何苦远到葡萄牙买房子？你不妨留心一下。
     皮凯蒂的政策建议既然无法落实，看来也就无从被证伪，但是这种吊诡的安全性被一项长程历史的实证研究给颠覆了。美国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似可译作《子孙照样发达》）对“皮凯蒂疗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书名很有趣，是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翻版，在英语里太阳和儿子的发音完全相同。克拉克教授辩解说这书名是编辑给取的，他的前一部名著“A  Farewell  to  Alms”（《永别了，施舍》）也套用了海明威的名作《永别了，武器》，alms（施舍品）和arms（武器）的发音很相近。看了这样的书名，不用猜测你就不难想见书的意图：社会上成功人士的后代也将成功，（而不成功人士的后代同样不太可能成功）。
     克拉克的分析调用了大量历史旧档和征集了长程历史的实证数据，揭示出跨（多）代的社会粘滞性（social  persistence）是异乎寻常的高，上层人士以及下层的人要“回归到”社会的平均水准相当艰难，常常绵恒数代、十数代而不可得，不论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文化条件和体制安排下，都是如此。他试图证明或业已证明的结论，可说是“惊世骇俗”，岂止是“政治上不正确”，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些信条也将有颠覆性的影响。
    你也许对各种“学”没有兴趣，但你对于自家的儿孙能否“发达”是很难不感兴趣的。在个体层面，克拉克的建议是，若想自己的子女继续发达，或者变得发达，你最重要的事是同好的伴侣结合，给孩子一个好的生父（或生母），其余则顺其自然可也。出生后的额外补课、小灶家教均无关宏旨，甚或徒劳。
     相信许多人（曾包括笔者）听了会很不自在，甚至深感侮辱，拍案而起怒斥他是“种族歧视、帝国主义、唯精英论者、优生论者、天良丧尽……”不一而足。克拉克教授深知他的探索有离经叛道的味道，为避免各种罪名起见，他做了许多细致详尽的实证数据分析；提出结论时也很委婉，往往以提问的方式，比如问，“要不是基因遗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历史上可观察到如此高度一致的现象呢？”
     克拉克教授用的方法相当简单，追踪数百年来姓氏在社会的综合地位的起落，特别是那些显赫而稀少的姓氏，所占据的地位高于社会平均水准有多大程度，能持续多少代。书中集中考察了多个社会，包括英国、日本、印度、韩国、中国、美国、瑞典、智利、丹麦等国家，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群体的长期演化，实证数据的跨度长达几个世纪，英国的数据更长达九百余年。克拉克发现，非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下的英国，其社会流动率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是同样的迟缓，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也不比推崇社会主义平权的瑞典、丹麦的高，甚至和印度、日本等差不离。
     克拉克教授把这种人类社会的高粘滞现象称之为“社会执着度”（social  persistence），计算出代际传承率为0.75左右，并认为是一个“普世常数”（universal  constant），与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无关。如此，孙辈和祖父辈的相关性是它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辈的影响则为42.19%（0.75的立方）……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续的影响仍有可观的7.5%。这对人们素所“乐意”相信的高流动性的信念——社会越开放流动性越高，而在理想的社会每代人都应当“重新洗牌”，每个新生儿都将“生而平等”地面对着平等机会，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克拉克考察和分析的结论，是风水即便轮流转，速率是很低缓的，远不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够在两代人之内实现“风水轮流转”，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可能需要在十代人之内实现“风水轮流转”，即“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据他的计算，一个家庭要在一代之内从社会综合地位的中间水平翻到社会顶层的0.5%，机会只有五亿分之一，在英国这几乎没有发生过，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现代英格兰；至于要通过一代人的时间从社会的底层（0.5%）翻到社会顶层（99.5%），其概率则等于零，克拉克相信，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
     究竟哪个更有道理？
     克拉克指出，人们高估社会流动性的印象，部分来自误算。他们以物质收入的代际影响替代了社会流动性。其实，竞争社会地位、获取资源的能力是综合性的，除了财富，还有教育（掌控信息和知识的）、职业（拥有高尚岗位）、社会联系（抱团的紧密网络）、健康状况、是否长寿等，都是构成“社会成功”的元素。譬如说，盖茨和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准会比父辈差得远，他们不惟不再孜孜为钱打拼，其主要的职业甚至是在散财方面（公益基金会之类），然而他们的综合社会地位，大半由祖上遗传得来的综合社会能力（underlying  social  competence），并不会很快衰减。若是根据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大不如其父，就以为他们迅速回归到社会平均，从而得出美国比其他社会流动性更高、更“公平”的结论，那就是根据表面现象得出的很不可靠的结论。
     至于为什么人们对社会流动性速率的印象与此大不相同，克拉克的解释是，人们意识的重心是短期的，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代际变化，只是两代人之间发生的变动，这时随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噪音”（各种运气，包括好的运气或坏的运气）掩盖了真实的讯号。噪音的影响在长期过程中会被抵消，在群体里会被折冲掉，需要大致跨四代人的时间，大约为75年。他提出的实据，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和之后的现代社会的比较。测算的结果表明，传统英国的代际粘滞系数在0.80-0.85，现代英国的代际粘滞系数则在0.73-0.84左右。以此来计算，第四代英国人受其曾祖父影响的仍分别为  28.4%-40.96%（传统）和40.96%-52.20%（现代），相关度在五分之二左右，虽说有改进，但依然很显著。而素有“机会平等大熔炉”的美国，社会粘滞度比起英国也实在不遑多让。
     在提出“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个好配偶”的建议时，克拉克请大家注意，1、配偶的“好”，不在于他（她）是否有钱或生于有钱的家庭，也不在于其面貌是否姣好，而在于其生父母的财富、教育、职岗、社会网络、健康长寿等因素的综合考量；2、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从长计议，才能确实把握他们的成功是否有坚实的根基，而非“噪音”所致的假象。
     那么，克拉克的发现和皮凯蒂的研究又有什么关联呢？《21世纪的资本》（即《21世纪资本论》）揭露出财富的社会分配严重不均，且在扩大之中，这也许是个事实。皮凯蒂着力剖析的困境不止是发达经济体特有的，与中国的国情也有着相当的关联。例如，国际间常被引用的一个数据，称美国参众两院最富的前50位议员的财富加总起来不到11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大委员会里最富有的前50位代表的财富总值达到了980亿美元。要是把没露白的财富也计算在内的话，两者的差别可能还要令人瞠目结舌。可是，如前文所述，皮凯蒂提出的在全球合作对财富征收高的累积税率的解决思路，很少具有可操作性。克拉克的发现则（间接地）对皮凯蒂的核心理念发难：非但以公权力为杠杆的社会再分配成效短暂甚至是徒劳的，其初衷都是疑问。克拉克认为，以发挥人类本身潜能的规律来运作，市场带来的结果其实更“公正”（fairness）、更深刻也更为持久。
     我们主要关心的，自然是中国人的社会流动现状。《子孙照样发达》里辟有专章，就中国近代的案例展开讨论，这个案例是以克拉克教授和他的弟子Yu  Hao  （FT编者注：郝煜）的合作研究——“中国三个政体下的社会流动性——姓氏研究（1645-2012）”为基础的。他们汇集和分析了清朝、民国、以及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三种体制下中国社会的流动性都和世界各国的相仿，比一直以来认为的要低得多，尽管这十几代期间，尤其是十九世纪末页直到现今，我们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剧烈变革。作者沿用了姓氏的变迁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该姓氏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它在上层成功人士的占比，来说明该姓氏是处于社会的顶层及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及底层。这里所谓“成功的社会综合地位”，衡量的要素除了“富”，主要是“贵”，包括科举里考中“举人”、“进士”数量。成功获取功名在清朝是地位晋升最主要的社会阶梯，民国以后，“贵”的评测改换了内涵，科举的功名被替换成现代的上层职岗：名校的教授、学者院士，名医生名律师，高级行政官员，以及企业的董事长，等等。
     作者追踪前清的“精英十三姓氏”（主要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三百多年来的变迁，证实前朝的精英在现代社会上层的占比仍然超过社会平均（overrepresentation）。如果把社会平均水平设为1——姓氏占总人口的比例和该姓氏在上层成功人士所占比例是同等的话，那么“精英十三姓氏”同“全国三大姓”（张、王、李，占全国人口约22%）以及“地区三大姓”（顾、沈、钱，总数在两千万人以上）相比，其影响远远超过1，也就是说，他们的“代表比率”远超过社会的平均值（overrepresented）。
     具体的计算，根据1820年至1905年（之后科举被废除）的科考数据，在乡试（“中举”）和会试（“中进士”）里成功的比率，“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国三大姓”的8.6倍（张王李三姓人口众多，足以代表全国平均水平，故比率为1），是“地区三大姓”的4.7倍。
     中国废除帝制进入近代共和以来，差别依然巨大。从民国政府的高官名录（1912-1949）来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国三大姓”的4.85倍、“地区三大姓”的2.28倍；从著名大学的教授名录（1912）来看，“精英十三姓氏”为“全国三大姓”的3.82倍、“地区三大姓”的1.88倍；从企业的董事长名录（2006）来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国三大姓”的4.51倍、“地区三大姓”的1.62倍；从中央政府的负责官员的名录（大陆，2010）来看，“精英十三姓氏”则为“全国三大姓”的2.75倍、“地区三大姓”的1.46倍。
     事实上，“地区三大姓”（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精英姓氏集团”。它也明显超出了“全国三大姓”所代表的全国平均水平。上述的五个测评数据，顾、沈、钱三姓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3、2.13、2.03、2.78和1.88倍。
     孙涤说，我的儿子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撰写经济博士论文，他曾是克拉克教授的助研，帮助整理了部分资料，我们父子之间对克拉克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结论诠释也曾有过讨论。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姓氏却是相当集中的：中国大陆的三百个上下的姓氏覆盖了95%左右的人口，而台湾的三十个姓氏几乎覆盖了人口的全部（98%）。不比英国，姓氏多达27000个，所以克拉克的模型更适合西方的社会，追索小（成功）姓氏样本的长程变迁更容易。克拉克显然注意到了这类差别，他在中国的姓氏上再加上地域的限定，调查了比如象“宁波范氏”、“海宁查氏”、“常熟翁氏”等精英家族的变迁。结论仍旧不变，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从长计议，数百年来依然粘滞，并没有因为社会体制、文化价值的剧烈变动而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要变也是“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的长程演变，在他的“普世常数”的社会流动性规律的范围之内。证据之一是，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分野，社会体制及其政治干预迥异，但是翻天覆地的折腾之后，社会流动性在两者之间，相差却甚小（台湾的甚至略高一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直接参阅原书。
     《子孙照样发达》一书今年三月正式出版，引起了社会关注和各界热评。浏览各家包括不少著名经济学家的评议，很少能对书的数据模型、方法诠释提出质疑的，尽管如此，书中提出的结论还是令人难以“下咽”。正如一位有名的哈佛教授所说，笔者亦有同感，“让我们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规律不是事实。”
     在公共政策设计之上，这涉及到了一个更根本性问题。在争议社会分配是否平均时，人们常是把“公正”、“正义”、“公平”、“平均”搅和在一块，难道它们是一个概念吗？如果确有区别的话，我们又应当在哪个层面加以区分？
     比如，你可以追寻自己周边的人，同乡、同学、同事等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经历，以及他们前代的经历。开放三十余年以来，各方面的松绑的结果，社会资源的分配确实有了更多的差异，然而这样的进展，难道是更偏离“公正”了吗？
     我倒是倾向于相信，怎样使得竞争的场地更为平坦，更符合人类的生存条件（human  conditions），能让竞赛博弈一轮又一轮健康扩展，广泛激发出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克拉克的研究有其建设性的贡献，可以为社会分配及再分配提供公义的长久基地。
    附文中所涉著作目录：
    1.The  Son  Also  Rises: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The  Princet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Hardcover  –  February  23,  2014，
    by  Gregory  Clark  
    Publish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ebruary  23,  2014)，ISBN-10:  0691162549，
    ISBN-13:  978-0691162546
    2.Social  Mobility  under  Three  Regimes,  China,  1645-2012，By  YU  HA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3
    （待续）
    （整理、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4年第70期（总第1487期）    2014年9月1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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