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经济目标的“左右”玄机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4年第18期（总第1435期）2014年3月8日（星期六）
    [本期要点]：今年经济目标的“左右”玄机    只靠日圆贬值结束通缩不可行    东盟的发展愿景与现实落差    中国公司债市场首现违约    台湾经济滞涨的探因    经济热点
    今年经济目标的“左右”玄机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处提到“左右”用语，比如预期今年经济成长率达到“百分之七点五左右”，消费物价涨幅控制在“百分之三点五左右”。美国《华尔街日报》专文解读“左右”之意，决策官员也各有诠释。
     在李克强总理提出工作报告前，外界多预期他会将目标值改以区间数值表述，不像以前以一个明确数据指出年度经济成长目标。不过，报告出乎意料，李克强以“百分之七点五左右”表达了对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期。而“左右”二字，立刻引起讨论。
     《华尔街日报》报道，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是《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组成员，他认为“左右”两字的定义是较为宽松；他说，7.5%是一个预期，不管结果是7.3%还是7.7%，都属于“百分之七点五左右”这个范围。向东表示，“松紧适度”预示政府愿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货币政策。
     财政部长楼继伟3月6日在记者会上说，政府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新增就业视为经济表现的三个关键指标。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用了“左右”的提法，如果今年的经济成长不是7.5%，而是7.3%、7.2%，“算不算7.5%左右呢？也可以算。”在就业健康增长及物价稳定下，经济增长是在“7.5%的左边还是右边，左边多少、右边多少，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就业。李克强总理在本次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今年的新增就业人数目标订在1000万人以上。去年，中国政府为1310万人制造了就业机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
     楼继伟说，政府今年的新增就业目标为1100万，甚至可能实现1300万，因为服务业和小微企业是去年对新增就业贡献最大的两个领域，而服务业去年占GDP的比例已达46%。他说：“我们今年的目标仍旧是三个（指标）一起考虑，而且都用了‘左右’的提法。比如说今年的经济增长不是7.5%，是7.3%、7.2%，算不算7.5%左右呢？但是，我们的就业目标是1100万，能不能实现1300万呢？很有可能。所以，就业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这意味着今年只要达到或超过新增就业目标，中国政府可以接受7.2%或7.3%的经济增速。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的解读是，上限、下限问题，“上限是物价总水准不能突破3.5%左右，下限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滑出7.5%左右。”徐绍史说，中国的经济增速底线约为7.5%，但7%的增速就足以让中国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增长去年取得7.7%的表现。不过，中国政府今年继续淘汰一批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向环境污染“宣战”，这些都可能影响其经济增速。
     据彭博社报道，一些分析师对7.5%目标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北京将以稳健步伐扩张经济和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不过，也有分析师对中国没有宣布更大胆的改革手段，如进一步降低或不再设定经济增速目标，而感到失望。
     东方汇理驻香港资深分析师科瓦尔奇克评论说：“这个灵活性让他们可以向商界展示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又不必在稍微低于目标时推出刺激配套和制造更多债务。”香港大和资本市场经济学家赖志文表示，他并不太关注政治领导人谈话。他说：“如果他们认真地要去杠杆，他们应该减少向市场供应资金。但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很多金融机构会违约，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第一上海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叶尚志认为，虽然GDP目标没变，但内容已变，今年实际增长率目标与去年相同，仍为7.5%。这显示出，中国希望维持稳定增长路线，可以说对投资者心理构成利好。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很多都显示出经济减速，在推进结构改革和行业整合等的同时保持7.5%的增速已经不那么容易。但中国仍然维持了与去年相同的目标，这或许是为了恢复市场对正在放缓的经济的信心。不过，寻求“从数量转向质量”是一直以来的趋势。增长目标虽然维持不变，但其内容已经改变。产业转型升级得到重视，在股票市场，互联网和软件等高附加值产业将易于获得关注。
     瑞穗综合研究所中国室室长伊藤信悟认为，中国政府将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在7.5%，应该是考虑到了因担忧高利息理财产品债务违约而正在上升的金融风险。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存在如果下调经济增长率目标将会引起市场不安的判断。为了让景气不显出减速感，中国政府用心良苦。要消除经济的扭曲，就需要企业淘汰和裁员等，但是中国政府重视在就业问题上不引起社会的不安。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也认为，李克强总理仍将2014年的目标定为7.5%，显示出目前重视就业的姿态。从表面上看是以社会稳定为基础，但李克强总理一直推动的不依赖公共投资的经济结构改革似乎已有褪色的迹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提出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改革。在政府内部也认为为了明确政策方针的转换，应下调增长目标的意见越来越多。但随着各地淘汰过剩设备，制造业的形势恶化。高利率理财产品也接连出现债务违约的担忧，使得重视就业的舆论卷土重来。对内部争议意见进行“认真比较、反复权衡”的结果是将增长目标与去年持平。不勉强刺激经济、控制金融风险、推进结构调整——李克强总理的改革路线被称为“李克强经济学”。尽管李克强在今年的3月5日仍提到金融改革等，但明显表现出为兼顾经济增长而苦思焦虑的一面。“李克强经济学”似乎正在逐步淡出。
     全国政协委员刘树成认为，2014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维持不变，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第一，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后，针对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新变化，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下调到7.5%。两年后，如果这一目标继续下调，就会影响到社会预期的稳定。在2014年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下，稳定社会预期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先行引导作用。因为预期对实际经济行为和实际经济变量，诸如投资、产出、信贷、赢利、收入、消费等，具有导向作用。如果预期不稳定、不看好，市场前景黯淡，企业就没有信心去投资和扩大生产，银行就没有信心去放贷，居民就没有信心去消费。这样，将会引致悲观预期的连锁扩散效应和自我实现效应，进一步加大经济运行下行的压力。
     第二，有利于为转方式和调结构、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具有综合性和核心性。该目标从总体上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走势，它内含着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和走势，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走势，就业状况和走势，居民收入与消费状况和走势，物价状况和走势，等等。如果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下调，那么其他各项有关目标特别是收入类指标也都会相应地跟着下调。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环境趋紧，国家、企业、居民的收入增长将会受到制约，扩大内需（投资和消费）也将会受到限制。若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不利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若企业利润收入增速下降，不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和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若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不利于改善民生和扩大消费。
     第三，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实现7.5%的这一预期目标并不容易，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一，去年上半年，在经济增速面临有可能下滑出预期目标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提出确保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的宏观调控政策，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了市场预期，遏制住了经济下滑势头，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二，今年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有利于释放内需潜力和激发市场活力；三，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开展，将为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提供空间；四，当前物价水平不太高，物价形势较为稳定，也为宏观调控提供了一定的余地；五，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虽未稳定，但会有所好转，有利于扩大外需。
     刘树成总结到，总的看，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不要带水分的GDP，不要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GDP，而要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实实在在的、清洁的GDP。我们反对盲目崇拜GDP，但要科学使用G  DP。7.5%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就是要求我们，不要片面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但要确保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把经济工作重心放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放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上，争取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只靠日圆贬值结束通缩不可行
     《华尔街日报》文章指出，在日本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实施即将满一年之际，该国似乎正稳步朝着首相安倍晋三所期望的物价上涨和战胜通缩的目标迈进。但很多经济学家们表示，对于安倍晋三和日本央行而言，最难的问题还在后头。
     几个月来，日本全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同比升幅都超过1%，这次的上升比2006年更快，也更为广泛。日本上一次出现和当前类似的物价增长是在2006年。日本央行已公开承诺在2015年春季前后实现2.0%的通货膨胀目标。通胀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日圆兑美元大幅且持续的下跌，以及日圆贬值对日本大型跨国公司的巨大提振作用。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去年10-12月份日本制造商的税前利率较上年同期增长27%。
     但对于那些主要在国内市场经营的日本公司而言，日圆贬值并不是什么好事。日圆贬值导致从海外进口燃料和原材料的成本上升。主要立足国内市场的公司占日本公司总数的70%-80%。日本综合研究所的副理事长汤元健治表示，当前CPI升幅中有大约80%是日圆贬值所致，因而不是“健康”的通货膨胀。
     虽然中小型公司的成本在上升，但它们认为基本不太可能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这也导致这些公司无法给员工加薪。在日本主要食用油生产商日清制油（Nisshin  OilliO  Group）的高管Masahiko  Asakura看来，日本政府推高物价的举措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日清制油完全依赖进口的原材料，日圆走软和大豆价格上升给该公司造成了双重打击。日圆兑美元每下跌1日圆，日清制油的进口成本就会增加10亿日圆，相当于该公司税前利润的五分之一左右。Asakura表示，零售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意味着日清制油无法将增加的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这不仅削弱了零售商的加薪能力，也影响了  “创造增长良性循环”这一安倍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Asakura表示，他不觉得日本正在摆脱通货紧缩。
     即使普遍被认为是“安倍经济学”下政府大规模支出主要受益者的建筑企业也受到了负面影响。除了当前刺激计划的推动之外，在2020年奥运会前，东京地区的建筑活动也有望出现大幅增长。日本大型建筑承包商大成建设的发言人Akihiko  Shimo表示，该公司的情况并不乐观。目前的在建项目都是在并未假定近期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投标的，这就使公司利润率受到了挤压。
     现在判断安倍等人的通货再膨胀主张是否有错为时尚早。但显然，由于日本经济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他无法再仅依靠日圆走软来推升物价，也不应该再这么做。日圆走软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比过去更加广泛了，因为日本现在从海外进口的智能手机等制成品增加了。日本商工会议所（Jap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对3000多家公司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企业认为，102-104日圆的美元/日圆汇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这抬高了进口价格。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认为最理想的美元/日圆汇率水平在95-100日圆。经济学家们表示，由于日圆进一步贬值不再是首要任务，安倍现在必须把侧重点放在他经济刺激计划中其他难度更大的措施上。
     最重要的就是实施提高工资水平的策略，以便让工人可承受目前面临的价格上涨。在这方面，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丰田汽车公司等主要出口企业可能将在年度春季劳资谈判中提高基本工资，这就是数年来的首次。最终结果将于3月12日宣布。但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工资上涨趋势能否普及到规模较小的公司或非出口企业。
     另外，目前考虑的仅1%左右的工资涨幅也不足以抵消4月销售税从当前的5%上调至8%的影响。前任日本央行官员早川英男（Hideo  Hayakawa）也承认，在上调销售税税率的同时又想实现2%的通胀目标不会得到公众支持。早川英男曾是日本央行执行理事，现任职于富士研究所。经济学家们表示，首相安倍晋三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影响深远的放松监管改革。他们称，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前日本内阁府首席经济学家Jun  Saito表示，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来结束通货紧缩的做法是错误的，他强调，还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经济增长策略。
    （WSJ，2014.3.7）
    东盟的发展愿景与现实落差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如果你是一家服装生产企业，并想在印度尼西亚销售你方生产的高档连帽运动衫，你很可能因此大赚一笔。印尼是东南亚地区第一大经济体。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指出，虽然印尼82%的人口日均收入不超过4美元，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拥有足够多的可支配收入，可以买得起这种标价80万印尼卢比（合68美元）的必备行头。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情况基本相同，这些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以及湄公河流域的国家。
     服装制造商面临的问题是，出口到印尼的服装必须缝上印尼语标签，说明服装尺寸以及其它详细信息。从印尼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关心的是消费者保护以及市场透明度——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并不为过。但对于服装生产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在印尼以外的地区生产这些标签，并将它们缝到衣服上——例如在服装的原产地欧洲——所花费的成本很可能要比将产品分销到印尼本国的保税仓库里缝制标签高一大截。
     标签问题仅仅是在东南亚做生意时可能遇到的一连串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当地对所谓“发展愿景”的大力鼓吹可能淹没了关于脚下残酷现实的警示信号。在商业领域，东盟已不再缺乏实力。东盟并没有像十年前有人担心的那样被中国边缘化，而是借助内部需求以及巨额外国投资涌入，成长为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联盟。东盟拥有6.2亿人口，所有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达到了2.3万亿美元，高于巴西和俄罗斯，紧随英国之后。在过去的15年中，东盟的年均GDP增速达到了6%。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区能够实现这种水平的增长。澳新银行（ANZ）将东盟称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亚洲经济增长第三极”。
     绝大多数海外投资是通过新加坡流入东盟的，新加坡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在东南亚做生意的桥头堡。通用汽车即将在新加坡开设一个新的地区总部。去年该公司在雅加达郊外一间闲置的工厂重新开始生产雪佛兰（Chevrolet）汽车。日本最大的电商公司乐天（Rakuten）今年1月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像通用汽车和乐天这样的公司关注的是将于2015年底前创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EC）。按照设想，AEC将成为一个零关税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对服务企业在区域内的跨境迁移“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
     但正如印尼的标签问题所显示出的，在华丽的宣传辞藻和眼前的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鸿沟。以基础设施为例。位于菲律宾南部的工厂必须小心安排来往马尼拉主要港口的送货时间，因为在唯一一条可以行车的道路上，交通堵塞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该路段就会禁止卡车通行。对于希望在菲律宾建厂的企业来说，这很难说得上是一种令人振奋的状况——即便菲律宾已经是东南亚地区表现最好的经济体。
     一项在东盟10个成员国建立统一电网的计划，自1986年以来就停滞不前——这项计划能使拥有剩余电力的国家方便地向电力短缺的邻国输电。知识产权法规以及海关报关规则方面的协调统一工作也同样严重落后于日程。但外交官们表示，英国企业关于东盟地区的问询数量越来越多——在欧盟对东盟的海外投资当中，来自英国的投资占到了四分之一。英国政府在三个月之前启动的一项试验计划，或有助于英国企业在东盟地区找准方向，相对于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来说，东盟地区甚至更加多元化。公务人员曾经通过外交使团处理企业关于东盟地区的问询，而现在则将与英国商会（British  chambers  of  commerce）在东盟当地的人员一起合作。英国商会是一个友善的公私合作制咨询机构，成员都来自商界
    英国的这项计划——最初针对21个国家——四个月前在新加坡启动，其主旨是帮助企业理解东盟。这是一项明智的举措。但对于任何一家英国企业来说，避免轻信有关东盟的夸大宣传将大有裨益，同时多问一些尖锐问题，特别是如果正计划在雅加达销售高端帽衫的话。
    （FT，2014.3.6）
    国内与港台经济
    中国公司债市场首现违约
     经济学家们称，中国允许一家太阳能设备生产商的债券发生违约的决定是正确之举。不过此举也凸显了监管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如何在不引发危机的情况下向金融市场引入更多风险。这是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出现的首例公司债违约。怎样才能做到平衡是一大难题，数十年来曾难倒全球许多知名监管人员和央行官员。
     本周，信贷市场受到了冲击，因为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超日）表示，无力支付总计人民币8980万元的债券利息。超日本应在3月7日支付这笔利息。这批债券将于2017年到期，本金偿付情况尚不清楚。
     过去，当公司债、信托和理财产品可能发生违约时，中国政府总是会出手相救，迅速拿出补救办法。这类救助虽然只能暂时缓解危机，但却也让投资者坚信政府永远会出手救助。这就引发了新一轮更高风险的押注、造成更多的坏账，形成所谓的“道德风险”。里昂证券（CLSA）经济学家郑名凯（Francis  Cheung）说，“中国政府知道这一领域存在许多问题，所以允许超日发生违约是政府进行的一次试验。我不太确定，但他们也许有一个计划。这将是一次受控的压力释放。”
     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帮助其抵御住了冲击，但同时也扶持了那些几乎被市场淘汰的国有和私营企业，促使地方政府投资无用项目，刺激了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提高了坏账水平。经济学家和金融历史学家表示，中国未来的最佳发展路径是，允许一些得到妥善处理、经过认真沟通的更大规模的违约出现，一步步地放开手，直到投资者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并调整自身的行为。但很多国家在进行这类尝试时遇挫，最明显的就是美国。美国当初并没有意识到任由雷曼兄弟破产的风险。在确认一家机构或一批证券违约是否构成系统性风险方面，做事后诸葛亮要比提前预知容易得多。但是，如果在违约对象选择方面稍有不慎，投资者可能会争相退场，引发市场恐慌并拖累经济。
     美银美林的崔巍表示，根本上来说，政府需要通过引入风险、迫使杠杆水平逐步降低来避免风险的蔓延。他说，这是理想状况，但实现起来有难度。不过分析师们称，超日债券违约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其违约规模相对较小，容易控制，而且涉及的是私营公司而非国有企业。
     虽然现在还不好说不干预决定是监管机构针对超日债的具体情况做出的判断，还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迈出了第一步，但如果今后债务违约的现象越来越多则会带来一个问题，即目标、管辖权和利益不同的各部门之间需要进行协调并达成共识。跟大多数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不是大一统体制。
    虽然中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对严格监管存在兴趣，但地方官员更大的兴趣可能在于对问题企业出手相助，以保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确保自己的升迁。
     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今年会有更多债务违约的现象发生，但鉴于中国规模庞大的资本准备以及诸多可以随时动用的政策工具，几乎没人认为中国近期会发生危机。
     不过风险还是在加剧。经济学家说，监管机构等待的时间越长，问题就越大。对中国影子银行来说，今年看来是艰难的一年。由于正规银行体系收紧信贷，包含信托和所谓理财产品的影子银行体系因此大规模扩张。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统计，信托资产去年激增46%，规模达到创纪录的人民币10.9万亿元。
     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金融史中心主任考夫曼（D'Maris  Coffman）说，要戳破影子银行的泡沫是很难的。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一直增长很快，很多人都在追逐高回报。中国政府也知道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一旦干预整个体系可能坍塌。
     避免恐慌的重要一点在于让市场相信，监管机构不仅控制着局势，而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从过往情况看，这又是一个有关部门做的很糟糕的方面。英国银行业前监管机构负责人特纳（Adair  Turner）说，中国政府过去五年在沟通方面实在做的太差。他说这确实是一门需要好好修炼的艺术。
     评级机构惠誉（Fitch  Ratings）认为，中国公司债市场可能出现首例违约，从长远来看，这将对公司债市场有利，因为该事件将促使公司债市场更加自律，并更实际地反映信用风险。超日被允许发生违约可能暗示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发生转变，可能将提高对公司债直接违约的容忍度。超日债券拥有庞大的散户投资者基础，令这桩事件更引人关注。
     近年来，为了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多次干预阻止公司信用市场发生违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发展国内债券市场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公司债违约的情况一直得以避免。一旦公司债开始发生直接违约，可能会导致市场重新评估公司信用风险，因为人们将改变当前的普遍看法，即政府会出手救助所有困境中的公司。如此一来，企业在国内的借款成本可能上升。惠誉预计国内贷款人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将有所降温，这可能给较脆弱公司的流动性带来压力，特别是在一些受周期性滑坡和持续产能过剩困扰的行业。惠誉认为，国内公司出现信用违约长期而言对中国金融系统有利，因为该事件应会促使公司债市场更加自律，企业借款人的资本配置也将变得更加有效。该事件还可能推动监管部门加快步伐，进一步明确处理国内破产案和重组案方面的法律程序，从长远来看，这将令国内和离岸债权人受惠。惠誉预计超日违约给中国企业离岸债券发行活动带来的影响将是相对有限的，不过短期内信用风险溢价可能小幅扩大。相比国内市场，在离岸市场上，出现行业和个别公司定价差异的情况更多一些。
    （综合消息）
    台湾经济滞涨的探因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台湾经济滞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称，台湾国民收入的增加速度，比从前慢了。从1952年到1982年平均每年增加8.7%，1983年至1986年平均为6.9%，2001年至2011年平均降到3.9%。
     降低的原因可以从两个角度讨论。第一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三个要素：人力资本、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的阶段。与1950至1980年比较，台湾的人力资本是减少了。前期有从大陆进来的全国最杰出人才，在政府、大学与企业工作。大陆的人口约等于台湾的50倍，从大陆选出最杰出的人才，无疑增加了台湾的人力资本；市场经济模式在前期的进步会使得经济发展速度比已往增加（像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到了后期，如果市场经济模式保持不变，已经不能算是增加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加上台湾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达到像美国一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便会降到2.5%至3.0%左右。
     上面的解释，与台湾的政治和对外经济环境没有关系，不能全面解释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原因。除了用上面三个要素以外，还可以用政治与经济的改变来解释。
     政治方面，台湾实行了民主制度。政府工作的效率低了。从前的“部长”权力大，他们终身在政府工作，任职较长。现在的政府官员很难运作，常受到“立法委员”询问，不但花了很多时间，还受批评。他们任职时间只有一两年，多数是有其它职业，如当大学教授，在政府服务一两年便要回大学任教，不然便会失去他们本来的职务。从前的总统，因为只有国民党，不用竞选，可以有权力制定政策。现在还有民进党，“总统”要得到民意，有些重要的政策，不敢施行。
     经济的因素可以用国民收入的三部分说明，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消费方面，台湾的社会福利增加了，如医疗保险与退休福利。社会福利总支出1982年为268亿，1992年为1350亿，2002年为3236亿，2011年为4469亿。这种消费不是从消费者本人的生产和收入而来，而是由政府税收而来，也就是把台湾的生产消费了而没有同时生产，对国民生产的增加没有好处。
     投资增长率方面，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减缩，有些投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大陆的市场大，产品可以在大陆市场卖，台湾岛内的投资也部分移到大陆去。看过去每十年实际投资（除去物价变动的影响）的增长，1977年与1967年之比是2.88，1987年与1977年之比是1.99，1997年与1987年之比是1.96，2007年与1997年之比是1.36。我没有采用2008年以后的数据，因为2008年以后各地都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从上面的数据看，台湾的投资增长率每十年都比前十年减少。
     出口方面，也受到大陆的竞争而减缩。净出口在1967年是负的，1977年变为正。从1977年到1987年增加到8.25倍，从1987年到1997年减少到34%，到了2007年进出口差不多相等。如果出口减少，国内的生产与投资也会减少，因为一部分生产是用于出口，投资是为了日后生产之用。还有一个因素影响出口，那就是台湾没有参加美国与其它国家的经济合约，出口的关税比参加经济合约的国家高，对出口不利。总之，台湾有上述的经济因素，影响了经济成长的速度。
     邹至庄最后总结道，解释了台湾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有什么政策可以改善呢？政治制度而言，我想没有改变的可能。上面说的几项经济因素，也很难改变。消费受到社会福利支出的影响，而社会福利像在其它国家一样，政府无法把它减少。立法委员不会提议减少它，因为生怕下次选举时落选。影响投资的多是外来因素，又是台湾的政策难以改变的。出口也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台湾可以争取加入与美国及其它国家的经济合约，把出口的关税降低。即使如是，对出口的影响也很有限，对增加国民收入的影响更小了。
    （FT中文网，20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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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主要股市2014年3月7日收盘点（括号内为2014年2月28日收盘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16452.72（16321.71）↑；纳斯达克：4336.22（4308.12）↑；标普五百：1878.04）↑；英国FTSE100：6712.67（6809.70）↓；法国CAC40：4366.42（4408.08）↓；德国DAX：9350.75（9692.08）↓；日经225：15274.07（14841.07）↑；上证综合2057.91（2056.30）↑；香港恒生：22660.49（22836.96）↓；台湾加权：8713.96（8639.58）↑；新加坡海指：3136.26（3110.78）↑；越南指数：579.75（586.48）↓；印度BSE30指数：21919.79（21120.12）↑；巴西BVSP：46244.07（47094.40）↓；南非金融时报40指数：43206.26（42771.61）↑
    全球汇价及主要商品期货价2014年3月8日收盘价（括号内为2014年2月28日收盘价）：
    欧元/美元：1.3875（1.3802）↑；英镑/美元：1.6713（1.6745）↓；美元/日圆：103.2800（101.8000）↑；美元/人民币：6.1274（6.1451）↓；CRB指数：307.19（302.43）↑；纽约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2014年4月）：1340.40（1325.60）美元/盎司↑；WTI轻原油（2014年4月）：101.56（102.76）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3月期）：6915（7150）美元/吨↓；CBOT小麦期货（2014年6月）6.5400（6.0225）美元/蒲式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1543.00（1258.00）↑
    （注：绿色下箭头表示收盘价低于上周五收盘价，红色上箭头表示收盘价高于上周五收盘价）
    （编译、整理：李彦松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4年第18期（总第1435期）2014年3月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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