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产业集群迎来转型新挑战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10年第55期（总第1074期）  2010年7月14日（星期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加薪潮”──中国传统产业集群迎来转型新挑战
     2010 年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一年。这一年，不仅2004年以来出现的“用工荒”明显升级，还爆发了一系列的劳资对立事件，一些企业最终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并带动了更多企业增加工资。各地政府也普遍调高了指导性的最低工资，这些现象被媒体渲染成“加薪潮”，也有人就此预言，外企将被迫迁出中国，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或将不保。
     据2010年6月21日的《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这轮加薪潮是由富士康员工“12连跳” 引发的。富士康6月2日和7日两次宣布加薪，通过三个月考核的一线作业员月基本工资可达到2000元。一周之内两次涨薪，部分员工薪资涨幅达122%，幅度超过了过去10年加薪的总和。一石激起千层浪，加薪潮形成连锁反应。6月9日，深圳市将月最低工资标准调高至1100元。由于深圳企业普遍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工资水平，众多原本对加薪仍持观望心态的企业主不得不上调薪金。据统计，近期已有11个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皆在10%以上，一些省市甚至超过20%，平均涨幅为17%。
    “加薪潮”、“民工荒”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2010年7月6日《金融时报》：早在2003年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开始至今，有关劳动力供给出现结构性不足的说法逐渐增多。社科院学者蔡昉认为，截至2007年，中国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资源从1990年末的1.7亿至1.8亿左右下降到只有4000万左右，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已经开始在转变。尽管争议不断，但目前中国劳动力 “无限供给”的日子已不复存在则是各方共识。
     2010年7月6日《经济参考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将近一倍，但是他们的工资没有涨多少，这是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劳动力供过于求，工资涨不上去。现在情况慢慢地变了，开始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市场向有利于劳动力的方向转移，所以会发生加薪的事。这是市场在变。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在2010年7月5日的《凤凰网财经》上指出，劳动力为什么短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在升级，靠低工资，拼资源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人口结构由于计划生育而发生相当突然的变化。中国人口的扶养比（分子是非劳动力人口数，分母是15-65岁的劳动力人口数）从八十年代初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降了几乎一半。其原因是出生的小孩越来越少，分子中小孩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分母劳动人口不断增加（二者相加是100%）抚养比降低。可是等这些小孩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变成了劳动力人口，于是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抚养比迅速上升。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个快速的转变初期。于此同时发生的是大学招生人数开始减少，许多大学招生达不到目标，各学校都在抢生源。至于小学校人数减少，并班，关闭小学，一直在发生着。1980年全国有91万所小学，1.46亿小学生；现在一路下降到30万所，1.0亿学生。而人口从1980年的9.8亿增加到现在的13.3亿。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结构扭曲，劳动力短缺的长期负面效果将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内逐渐暴露和加剧。
     2010年6月25日《财讯网》：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出现了扭转。在工资水平低的情况下，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旺盛，但劳动力的供给出现了悄然变化。新增加的农民工大多是以80后、90后为主的“民二代”。首先，第二代农民工的数量开始锐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不可攀的房价、教育费用、医疗费用。进城打工的农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已经养不起孩子了。其次，很多“民二代”自幼跟着父母进城，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对工作的条件、未来的期待，都和其父辈、兄辈很不一样。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泡在网上，能不能上网，会成为他们找工作的必选条件之一。劳动力供给的萎缩、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未来的劳动力工资将持续上涨，而且工人对福利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在2010年6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按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200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007 万人，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有4759万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温饱问题在中国已基本解决。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转为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的职工，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发生转变的，还有社会构成、机制转轨、利益调整、观念转变……这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在这样的情况下，“脱贫”已经难以成为中国继续前进的驱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后，消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消费”，自然而然就应该成为我们持续发展的动力。
    如何看待此次“加薪潮”
     2010年6月29日《广州日报》：当前出现的“加薪潮”苗头，尚属某种“恢复性补涨”，是对初次分配长期不公的一次“迟到的调整”，是“补齐”而不是“超前”，大可不必反应过激。一方面，与连续十几年超过9%的GDP增速、今年前5个月高达30.8%的财政收入增速，劳动所得增速难望其项背，因此以加薪的方式让利于民、藏富于民，是一种必要的“反哺”。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弱势地位，其要素贡献率被严重低估，回报率也长期偏低，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 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初次分配不公导致的劳动所得畸低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借力于工会的劳资博弈，步子还应该跨得更大一些。
     2010 年6月25日的《新华日报》：较之其它再分配方式，初次分配无疑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尤其在当前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都来自劳动收入的情况下，适度增加劳动报酬就显得更为重要。更为深层的启示在于：“加薪潮”，是对我们“惯性”运作的发展之弊发出了终结的信号。其一，不再纵容一些企业长期“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行为。其二，要坚决地向“廉价劳动力”时代告别。不妨把工资的提高作为一种积极的动力，促进经济由依靠高投入与廉价劳动力转向依靠效率与技术进步，加快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转变，从而早日进入到一个工资与GDP同步增长的良性轨道。不可否认，涨工资会带来种种“短痛”，但是，这总比未来产业发展失调、失血、失衡之“长痛”，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加薪潮”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坏信号。为一线产业工人加薪，不能被简单视为一个道德命题，而是应放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时局中认识考量，顺势而为。
     傅勇2010年6月25日在《中国经济网》上谈到，工资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是合理的市场化现象，在短期不会造成企业倒闭或大面积迁移。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农村赋闲劳动力已经很少，企业要想获取新的劳动力，只能增加工资。鉴于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工资上涨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010年7月7日《大众证券报》：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慧勇认为，在经济、人口结构转变以及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未来5年工资的年均增速有望达20%。
    “加薪潮”带来的影响
     2010 年6月21日的《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几位专家的看法。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认为，在加薪潮的影响下，中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将集中在低端、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环节。这些要离开的企业本来就属微利行业，他们当初来中国完全是看中中国的超廉价的劳动力，现在这个行业没法干了，离开也是市场调节。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说，现在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越南等对比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与越南等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竞争优势迥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也在近期表示，廉价的劳动力已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中国对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经济不断高速发展，法治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认为，配套体系发达，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厦门大学中国经济能源中心研究主任林伯强也谈到，工资成本的增加不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中国将继续保持世界工厂地位。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产业的集聚有很多的因素，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市场、物流、效率、税金、生活条件等等很多因素，生产部门的转移不是说转就能转，也不会因为一个单一因素的变化就完全撤离。
     张汉亚说，如果转移，它更多的是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政府也鼓励这种转移。目前，富士康等企业已准备将产业更多地迁到内陆和华北。有媒体认为，对于一些无实力搬走的珠三角小企业，这次加薪将使他们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林伯强认为，加薪潮会促进产业升级。加薪必然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来抵消工人成本的增加，这对于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好处。
     2010年6月18日《中国经济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驻纽约首席经济学家范阿克说，由于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转向供应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这将给出口和国内都带来更多的机会。“加薪问题”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很可能是其进行产业升级的一个转折点，拉动“中国制造”再上台阶。
     2010年7月2日《中国产经新闻》：“加薪”必然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压力，一部分实力不济的企业可能遭淘汰，另一部分则可能借此机会实现重获新生。为了劳动力带来的成本压力，以技术和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升级是想要活下来的企业的必然选择，从而实现“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7月8日发表陈季冰的文章提到，据统计，工资成本在中国目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仅占5-10%，就算平均薪水翻一倍，由此产生的成本增长对大多数企业造成的影响也极为有限。至于产业转移和空壳化问题，低工资只是吸引投资的优势之一。中国的最大优势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备的零部件配套市场体系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据说，第一批迁往越南等地的企业当中，有些正在打算甚至已经迁回中国。原因就在于，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新兴发展中国家往往基础设施建设非常糟糕，运输成本昂贵；此外，许多原材料和配件在当地都没有着落，还是要从中国进口，又平添许多额外成本；还有，这些国家政府对外资的欢迎程度和服务效率远逊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
    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会推高通胀的争鸣
     1.会产生通胀
     2010 年7月6日《金融时报》：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定产生更大的通胀压力。今后10年，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的比例将大幅增加，可能达到55%至60%。美中不足的是，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比例的正常化将导致每年产生5%，甚至更高的通胀率。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王黔同样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构成中期通货膨胀压力。他的理由是，未来一段时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不能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加需要的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010年6月17《经济参考报》：有专家表示，如果工资继续上涨，通胀率就可能更高，以致经济过热。中国在过去10年能够实现两位数增长，通胀却微不足道，部分原因就在于工资的增幅小于生产率的增幅。
     2010 年6月28日《华夏时报》：方正商学院高级研究员李明旭认为，“加薪——通胀”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反馈，有可能形成循环。中国制造业单纯依靠人力成本优势而成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将受到挑战，一方面要求我们的经济要更加注重内需而不是出口，更加依靠服务业；另外一方面，按照相关统计，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渐萎缩，中国制造工人的成本上升是个大趋势，再加上目前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未来数年全球的通胀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2010 年7月4日《财经时报》：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我国过去20年的平均通胀率非常低，是与劳动力工资低密切相关的，这个情况在未来五到十年将扭转过来，会因为劳动力工资上升而逼迫很多东西的价格往上涨，使通胀的重心系统性的往上走。预计2011年通胀会在4%以上。
     2010年6 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如果近期富士康等企业大幅加薪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大部分企业在短时间内都有这种行为的话，工资提高将推动企业成本上升，而收入水平提高又会增加需求。此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剧，给下半年通胀风险增添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2.对通胀影响不大
     2010 年7月6日  《金融时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从宏观层面来看，短期内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对通胀影响较小，这是因为目前的工资上涨多发生于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这些行业产品大都属于国际定价，企业暂时很难将成本上升传导到最终产品上，只能通过迁移内地来降低人力成本。
     2010年7月4日《财经时报》：西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剑辉认为，从收入的角度调经济结构，是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的，搞不好就很容易引起通胀。但从目前加薪的幅度和影响的范围来看，是可控的。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银行6月18日表示，尽管中国劳动力市场趋紧，但加薪措施不大可能引发恶性通胀，因为中国企业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消化加薪的影响。
     2010 年6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陈东海文章指出，从通胀的成因来看，提高中收入者和农民工的工资，与通胀不沾边。通胀不管其直接原因是成本推动的，还是需求过热导致的，根本原因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超发导致的。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一定程度上还能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如果普通劳动者和农民工的收入能大幅增加，必将增强国人的购买力。
    “加薪”能否推动产业升级
     1.正方观点：
     2010年6月30日四川广播电视台：蔡亮指出，那些“家底”单薄、以往靠挖掘工人“剩余价值”的珠三角企业在丧失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后，唯有努力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路径，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2010 年6月30日《广州日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崔仁泉表示，部分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及低效益的企业会因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人工成本的增加而影响其生产经营，但也可以利用工资这一经济杠杆促使他们加快转变生产经营模式，提高产品附加值及生产经营效益，发挥倒逼机制作用。
     2010 年6月24《国际金融报》：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认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已经到了必须改变原有模式的地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与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不相适应，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向高端的制造业发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传统的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总之，未来中国制造业应该是多层次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010年7月6日《经济参考报》：茅于轼指出，中国将丧失劳动力低廉的优势，但应对的办法不是勉强保持低工资政策，而是专业升级，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靠技术和创新提升企业的附加值比例。这是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我们强调的结构调整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产业的升级。工资上涨正好帮助这一变化的实现。
     2010年6月21日《国际先驱导报》：袁钢明认为，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驼鸟政策，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经济的转型处于一个被迫的状态。日本学者说，日本十年增长的过程就是普通百姓收入提高的过程。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在收入上升中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他们是在压力下被迫提高工资和技术水平的。在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年高速增长前，工厂经常出现暴力事件，甚至有人（因低工资）砍杀老板。和我们现在一样，他们当时也担心如果收入提高过快的话，企业的成本也会提高过快。事实是，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后，在市场上造成家电热销，日本的经济当时就是靠家电热起来的；在生产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使企业放弃简单生产，必须提高制造业和耐久消费品的水平，这促成了公司成长。由于整个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顺利实现了转型。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调整要早而且要主动。调整晚了，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中国出口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及至中国寻求低成本的外资外移，成功的机会就小。
     2010年6月25日《中国经济网》：傅勇认为，当中国的企业因工资上升而转产和迁移，正说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有很多企业会逐步迁移，但这是个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如果一个企业连如此缓慢上涨的工资就接受不了，那就应该转移出去。劳动力成本贵了之后，企业可以向产业价值链两端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还可以通过改善管理和生产工艺，抵消劳动力成本的负面影响。
     2010年6月30日《广州日报》：广东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的一位在劳动薪资领域研究了十几年的劳动关系专家指出，珠三角的企业已经过了产品关、质量关，目前的问题是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上还有待改进。如果永远都只是代工，利润空间就只有那么一点点，企业怎么可能给员工加工资？所以加薪并不仅仅是劳动一个部门就可以搞掂的事情，关键还在于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只有产业升级，企业的利润上去了，而员工又能提高自己的素质适应企业技能发展要求，员工的工资才能持续地增长。
     2010年7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陈季冰指出，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眼下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如果我们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跟不上工资水平的提高，如果我们的经济结构不能在劳动力峰值和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到更高级形态的转型，那么中国经济的前景将会十分暗淡。
     2010年6月11日《财讯网》：有关专家表示，随着转型升级进程加快，不少浙江的制造企业，借助生产和营销渠道的融合，掌握着一定的产品定价权，明显有别于单纯的OEM企业，这也是浙江地区工人薪资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大背景。西湖电子集团新闻发言人张平表示，他们早就看到了工资等成本上涨的趋势，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研发更加新型、附加值更高的电子产品；考虑将制造外包，自身转向利润更高的研发、品牌等领域。义乌琪琳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义乌玩具协会会长楼其进说，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的背景下，转型是必然的。他给自己的琪琳玩具公司转型设想是，逐渐转移加工厂，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新产品的研发和国内玩具品牌的营造上去。
     2010年7月9日《经济参考报》：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世平认为，十多年前，深圳其实就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结果一方面造成东莞的崛起，另一方面也使得深圳的产业结构上了一个新台阶。如今面对第二轮产业升级，价值含量低的代工企业迁走，价值含量高的企业进驻深圳，才能将这次产业升级‘升够’。
    2、反方观点
     2010 年6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泽基文章认为，现有情况下，如果政府非要搞产业升级，做高劳动力附加值产品，做资本密集型产业，那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要发展什么行业就给什么行业拨款，这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还会滋养“权力寻租”的土壤。让最熟悉市场的人做决定才是正确的选择，而离市场最近、最熟悉市场的人，就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们。另外，企业引进技术，就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来运用技术生产，但是目前中国农民工基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要想组织培训，提高素质，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而且培训还是需要资金，企业解决起来不容易。
     王泽基谈到，中国目前有大约5.3亿的农村劳动力，其中有70.8%从事第一产业，而贡献的GDP只占总GDP的11%，这也就决定了农村人口收入只是城市人口收入的三分之一。24%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半数以上是从事第二产业。很多有了家庭的农民工，宁愿留在家乡过清苦生活，也不愿意举家搬迁，因为如果举家搬迁，他们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户口没法解决，子女上学就是个问题，全家也没有社会、医疗保障，成本太高。所以，中国缺的是保障农村劳动力家庭移动的制度。只有健全制度，让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王泽基指出，中国不应该放弃传统产业。不能像有些专家说的那样，“那些靠低层次，粗放型的，仅靠外包，靠劳务费过日子的企业，生产一双鞋赚十美分的，该转移就转移吧。”中国还有5亿农民等着进城、就业，就算是全世界的鞋子和拉链都到中国生产，数量也不多。原料加工有什么不好？解决就业，创造利润，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的就是这些私营企业。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目前还不能转向高附加值、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还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如果中国真的发展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那么在这些行业找到工作的工人和得到政府发展相关行业补贴的商人会有钱赚，但是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47%，城乡贫富悬殊，这种只让一小撮人获利的政策是否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呢？
    加快调整转型的具体方法
     2010 年6月22日《解放日报》：刘锟文章指出，国家必须加快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建立一套完整的技能人才培育机制。企业也应定期对职工进行技能培训，以适应未来转型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其次，在转型过程中，要保证企业一定的盈利能力，为转型提供动力支持。这一方面需要国家在税收及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扶持，同时企业要根据转型的阶段，合理布局。另外，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当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只占销售收入的2%，远低于欧美国家4%的平均水平，只有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才能改变我们“出口8亿件衬衫才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尴尬。
     2010年6月24日《中国新闻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朱力说，转型升级，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导向作用，鼓励和引导企业发展总部经济，将研发和营销留在本地，将生产加工部分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从企业层面上讲，一定要立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避免仅仅依靠产品的低成本优势来参与市场竞争。
     2010年6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发表观点指出，经济发展转型必须社会配套转型，真正的转型，是人的转型。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必须格外重视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在中国，就是要使“中国制造”的制造者们的收入能够支持其正当的、合理的消费需求。要进一步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和壮大中间阶层，改变学界所说“社会结构落后经济发展15年”的状况，使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必须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当作重要的根本国策予以重视。在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的基础上，才能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放开手脚去消费。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俞宪忠认为，劳动密集型战略，看似“以人为本”，实际上却是一个有害无益的伪命题。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加速推动科技集约型战略，能够实现发展转型与充分就业的有机契合，具有长期的战略选择价值和发展优化意义，应置于中国未来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与此有关的战略转型就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事情。
     2010 年6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王泽基认为，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年龄的增加，政府应该实施配套政策，让农村家庭劳动力市场“活”起来，让农民工在消除儿女教育、社会、医疗保障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自愿举家搬迁，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从政策上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小银行，在资金上支持中小企业。而把所有资金都给大型银行、然后再贷给国有企业的做法，并非创造就业和平衡经济增长的好方法。要扩大内需，中国必须要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解决这些新来城市的人口的就业问题，就是经济改革的重点。
     2010年7月8日《上海证券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鑫认为，面对劳动力短缺、成本增加和利润减少，中国企业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加快实现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继续依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保持竞争力；二是努力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两端发展，提高产业的附加价值。为此，首先要加大研发力量的投入，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加快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用工量，缓解用工荒。同时要大力发展处在产业链两端的、用工量少、附加值高的设计和营销服务，以拓展更大的利润空间，最终实现从“制造企业”向“创造企业”、“服务企业”的转变。其次，要更多地注重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安全，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环境、维护职工的各项物质和精神生活权益，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学习知识、培训技能的渠道，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效率来节约劳动力总成本，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中，政府尤其要担负重要的作用。如完善相应的法律，对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提供制度支撑，建立健全劳动保障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使劳动者的权利得到有效落实。加快国民财富分配体制的改革，改善财富分配结构，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格局。加快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建立一套完整的技能人才培育机制，形成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产业大军，缓解就业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在税收及产业政策等方面扶持企业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引领经济结构向合理的国内经济分工格局演变。          （完）
    （摘编：叶红；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0年第55期（总第1074期）                2010年7月14日（星期三）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                      传真：（010）68032473
     下载或查看文档附件